《浮士德》主题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浮士德论文,新解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指出：关于《浮士德》这部极具歧义性的作品的研究，学界迄今仍显单一。浮士德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人物这一公认的观点，虽是由作品现实内容与时代精神自然概括出来的，但具有抽象化与单一化的严重缺陷。浮士德形象的一个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反映了人类的普遍精神。《浮士德》中具有一个“人性”的主题，它是作品的内在结构，将看似无序的材料贯穿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隐在的整体。
郭沫若翻译了《浮士德》之后，曾对这部作品的艰深晦涩感叹唏嘘，认为难解得惊人。确实，《浮士德》的象征性及其巨大的涵盖面带给了世人无休止的惊奇与困惑。然而，我们对于这样一部极具歧义性的作品的研究至今仍显单一。如果说，随着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各种新理论的问世，各种新的标签不断被贴到《哈姆莱特》等传统作品身上的话，那么，关于《浮士德》，迄今国内对它的研究则显得相对沉寂、缺少突破，基本承袭杨周翰先生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与朱维之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的观点与分析，将浮士德形象聚焦到一点，他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人物。这一概括依据作品中的现实内容与时代精神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它又排斥了浮士德形象的丰富性，忽略了浮士德形象的具体性，肢解了浮士德形象的完整性，具有抽象化与单一化的严重缺陷。在阐释过程中，对浮士德的内心矛盾，灵魂痛苦、人性的全面性与行动的具体性都予以回避，而只选取能适合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内容作泛泛论述，论证的机械、牵强与缺乏说服力，业已暴露出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浮士德是一个血肉丰满的形象，而这一观点框定的浮士德被抽象得如同超人。
将浮士德仅仅看作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图式作用的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马尔库塞对此有所突破。他认为艺术的特质在于超越直接的现实：“艺术的真实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的，可又是这个现实的‘对立物’。”[①]可见，艺术还有其超现实的一面，因而，艺术凭借其超历史、超现实的普遍真实，诉诸的就不只是某一特定阶级的情感，而是超越特定阶级的普遍人性。我们之所以仍然感到希腊悲剧、中世纪史诗伟大，原因就在于它们超越了特定的社会内容与社会形态，获得了普遍性的艺术品质。无疑《浮士德》中除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内容之外，同样也存在一个超越历史现实的人性世界。所以，我认为，浮世德身上有表现资产阶级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则是人类的普遍精神。歌德在与艾克曼谈到《浮士德》时说，其中的“每一行，都铭记着对于人生与现实世界的仔细研究”[②]。也就是说，《浮士德》中，除“现实”内容外，还有一个“人生”的主题，“人”的主题。彼得·贝尔纳也指出：“这部悲剧的最重要的特点正是在于：故事情节不仅发生在外部世界，而且更重要地发生在浮士德的灵魂之中……，它是一部充满一连串内心体验、抗争与怀疑的灵魂剧。”[③]所以，将浮士德五个阶段的追求看作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追求与浮士德追求的内在本质相悖逆。资产阶级追求的动力，大多来自对外界、对物质的不满足，或如鲁滨逊对财富的追逐，或象启蒙思想家要铲除封建愚昧，建立理性王国。浮士德的追求却不是来自社会矛盾的感召，也不是有的文章所认为的是来自魔鬼的诱惑，而是来自浮士德本人的内心矛盾与痛苦。浮士德的内心矛盾与痛苦，源于他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不满足，他想追求更符合人性，更高人格的人生境界。浮士德的追求不是去征服外界，而是探寻人的理想的、健全的生存方式，追求完美的人格。因此，浮士德的五次追求，都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与功利性。他的每一次追求都不是寻求社会矛盾的解决，也不象很多文章说的是探求宇宙的奥秘，而旨在对不同生存方式与人生境界的尝试，也就是作品中提出的“遍历人间事”。别林斯基曾因此将《浮士德》称为一部近代人的史诗。浮士德的每一次追求不仅是没有目的的，而且是没有结果的、不了了之的，原因是他的追求不是寻求外部矛盾的解决，而在于寻求种种人生体验。在否定了一种生活之后，他就率直地走向更高的一种人格状态。
要避免偏见与成见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我们切切实实地回到文本，来透视浮士德的五个阶段的追求。
浮士德出场时是位老博士，学识渊博，声望在所有的博士、硕士、法律家和教士之上，可谓功成名就，炫世耀人。然而浮士德出场时值深夜，他中宵倚案、烦恼齐天。他的烦恼是其灵魂痛苦的外显。浮士德此时的痛苦是对书斋生活这样一种生存状态的失望与痛苦，书斋生活的种种缺憾造成他内心的矛盾。
知识分子对知识无止境具有一种灵魂深处的无能为力的悲观，这是浮士德对助手瓦格纳所表示过的“我虽知道很多，却想知道全部”的痛苦。这是知识分子从宏观观照自身，对生命有限与知识无限的矛盾的无奈。浮士德正因为此，才愿将灵魂卖给魔鬼，以增强上天入地的本领。显然，这一矛盾是无法超越的，它是知识分子命中注定的。这是一种理性的痛苦，何以使他“惴惴不安”呢？这涉及到浮士德具体的精神与肉体的痛苦，即书斋生活使人的行动能力受到抑制，人性遭受片面化。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有其优点和缺憾。选择脑力劳动作为终生职业，也就同时选择了它的缺憾。书斋生活的缺憾可具体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缺憾之一是浮士德所感叹的“天主将自然创造给人类，你却避开生动的自然”。缺憾之二是书斋生活的凝滞和与世隔绝，远离社会生活与实际斗争。从万物交织、充满生机的沸腾生活观照书斋，书斋无异于一个“牢笼”。缺憾之三是书斋生活让人享受的只有宁静。缺憾之四，也是浮士德最难忍受的，书斋生活使人缺乏行动。精神劳动排挤了人的机体活动，人的体能得不到舒展，行动能力越来越萎缩，外向发展能力越来越受到抑制。因而人与外界变得愈来愈隔膜。浮士德说“我与世人一向不能适应”。然而，尽管不能适应，书斋中的人，作为社会的人，作为活的机体，他总有参与社会、参与活动的行动的渴求。书斋生活阉割了人的行动能力，却没有熄灭这种天性，也无法熄灭这种渴求；书斋生活使人性片面化，却不能完全扼杀人身上的全面人性的本能与要求。浮士德著名的一段独白是理解浮士德灵魂痛苦的关键。“有两个‘我’居住在我心胸，一个要想同别一个分离，一个沉溺于迷离的爱欲之中，执扭地固执着这个尘世，另一个猛烈地要离去风尘，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跃。”[④]这说明浮士德的精神中存在着知识分子精神追求，“向灵的境界飞跃”的一面，又存在着世俗生活享受，“执扭地固执着这个尘世”的一面。因此，精神追求与尘世享乐是知识分子追求中不能两全的两个方面，书斋生活让人的精神追求无限延伸，而全面人性愈来愈受到抑制，理性思维得到充分发展，而感性生活越来越丧失。全面的人性应该是理性与感性、精神与物质、肉体与灵魂、感官与心灵、精神追求与世俗生活的统一。而书斋生活使人性处于分裂状态，让书斋中的人遭受片面化的痛苦。
这种惶惑与痛苦使浮士德走向反抗。他的反抗首先是消极的。他无力行动，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浮士德想自杀。后来复活节的音乐传来，这使浮士德的反抗走向了积极，即走向了全面人性的回归。因为复活节的音乐，使他想起了他青少年时期全面人性的生活。过去有的研究文章认为是复活节的音乐因而也就是基督拯救了浮士德。实际上，是复活节音乐唤醒了他对少年时代全面美好人性生活的回忆，他感动得泪流满面。所以，实际上是人性的复活使他走向了积极的反抗。浮士德否定了书斋生活，他要“冲向人间去”。他参加了民众熙熙攘攘的复活节，这使浮士德彻底完成了思想的转变。他翻译时，将“泰初有思”改为“泰初有为”，认为“为”比“思”，即“行动”比“知识”、“思想”更重要。
那么，书斋生活之于浮士德已不是一朝一夕，他为什么一直到垂垂老矣，才想走出禁锢，“冲向人间”呢？这里存在着一种契机，即文艺复兴还我人性，享受世俗生活的大潮的冲击。当浮士德与瓦格纳走出书斋，参加复活节，“城门外”一节描写的正是这一时代的“世俗世界”。各式各样参加复活节的人们，有姑娘群、学徒群、学生群等，谈论的话题是“漂亮的姑娘”、“漂亮的小伙”、“啤酒”、“烟草”与“约会”。人们熙熙攘攘，毫不掩饰世俗生活的享受与快活。这样一个时代自然对书斋中的浮士德也产生强烈的诱惑，它引发了浮士德身上的人性部分，因而他对书斋生活爆发出强烈的不满与反抗。当靡非斯特与他签约时，他说“思想的线索已经断头，知识久已使我作呕”。过去有人认为浮士德卖身靡非斯特，是为了进一步探究知识与宇宙的奥秘，实际上，浮士德在此却否定知识，认定了“大丈夫唯有活动不息”，他想投身到活生生的世俗生活中去。另一个原因是，当浮士德还没有修炼成大学者时，精神追求对他还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人性遭片面化的程度抑或还不深。可当他成了大学者，完成了学者使命之时，也完成了他的片面化，其人性的扭曲与痛苦也就达到了极端，物极必反，因而，浮士德对人性产生一种回归。他走出书斋，参加复活节，看到的是“解冻的大河小溪”，“斑斓掩映的绿野”“太阳的光辉”“盛装的人们”……到处看到奋发和繁荣，听到村民的喧嚷，浮士德感受这是民众的真正天堂，他感叹：“这里我是人，我能做个人！”与书斋生活的非人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这一契机诱使浮士德彻底否定了书斋生活。借助靡非斯特的帮助，浮士德走入了世俗生活，进入爱情生活阶段，尝试与体验另一种生活。
浮士德先来到一个“酒吧”，返老还童后，立即在大街上追逐少女玛甘蕾。我将此概括为，浮士德先走入“酒”，后走入“色”。这又被称作“官能享受”阶段。要说浮士德对玛甘蕾有爱情，那是后来才产生的。开始一见到玛甘蕾，浮士德就对靡非斯特说：“你给我把那个小姑娘弄来”，“如果我今夜不能搂抱她，我们在午夜就分道扬镳。”甚至靡非斯特都责备他：“你开口象登徒子之流”。所以，浮士德走出书斋，他走入了对官能享受的追求，实际上是对人的本能、基本人性的回归。由于书斋生活使浮士德疏远了这种基本人性的生活，所以，他很自然地走入了“酒”与“色”的官能享受。靡非斯特尽力向浮士德展示这种生活的欢娱，让他看酒吧里的小伙们的恶作剧，并强调他们没有学问，也不动脑筋，却过得非常开心。小伙们自己唱“我们多么快活，就象五百只猪猡”，浮士德最后的反应是“我想离开此地”。即使在玛甘蕾的怀抱中，他也没有感到全然满足。与玛甘蕾的悲剧发生后，浮士德又结束了他的爱情生活阶段。他在百花如锦的草地上醒来，感到大自然在鼓励他“追求最高的存在”，“要从多彩的映象中省识人生”。因此，浮士德又告别了官能享受阶段，向往一种更健全、更合理的人性生活。
这说明，具有“向灵的境界飞跃”与“固执着这个尘世”双重灵魂的浮士德，让他简单地回归人性的原始，回到“猪猡”般的官能享受，是不可能使他感到全然满足的。这是因为他在官能享受的同时，又会感到精神的贫乏，因此，他的追求不能停留在回归原始，注定要追求“更高的存在”。所以，书斋生活与官能享受，都不是浮士德所认为的最健全、最完美的人性生活，因此，它们先后为浮士德所扬弃。
然而，无论对书斋生活还是对官能享受，在《浮士德》中都没有单纯地被否认，而是被辩证地观照。《浮士德》充满辩证思想，辩证法是歌德的思想核心。歌德通过浮士德否定书斋生活，指出了书斋生活的种种缺憾，但同时，他又通过浮士德的助手瓦格纳对知识的追求，来肯定“沉潜于精神生活的快乐”，他认为“这种乐趣也很浓”，“一翻开珍贵的羊皮纸古籍，整个天国就会降到你身边。”当浮士德走出书斋，走入世俗生活，去作各种人生探求的时候，瓦格纳始终沉潜于书斋，最后还研制出了人造人何蒙古鲁士。因此，歌德借瓦格纳又肯定了书斋生活值得肯定的方面。歌德利用靡非斯特与酒室小伙们的饮酒作乐肯定了官能享受的欢愉，同时又用浮士德的满足对他进行了否定。他利用玛甘蕾肯定了爱情的无私与纯洁，又通过靡非斯特，将爱情看作是一种官能享受。浮士德之所以既不满足于书斋生活，又不满足于官能享受，恰恰也正是由于在他身上存在着辩证的两种精神、两种要求。他对瓦格纳说“你所知道的，只是一种冲动”。而浮士德有两种冲动，有两个灵魂居住在他的心胸。他感叹“我们精神的翅膀真不容易，获得一种肉体翅膀的合作，可是，这是人人的生性”[⑤]。浮士德的痛苦，来自两种需求不平衡的痛苦，浮士德的追求，正是对两方面人性完美统一生活方式与人生境界、人格完美的追求。他在官能享受阶段之后，又经历了政治生活阶段与对古典美追求的阶段。政治生活这一部分，是全书对现实批判性最强的部分。它描写了专制的政体，揭示了腐朽空虚的宫廷内幕。人在这里没有鲜活的个性与追求，他们有的只是专制制度、等级制度下人的奴性与空虚。那么，在此，浮士德看到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不健全，人格的不完美。紧接着浮士德来到了素以人性和谐著称的古希腊。他逃离现实，追求人性完美的古典美。可见，远离现实的古希腊被写进《浮士德》，目的仍然是浮士德追寻完美人格。18世纪德国古典美学家将近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归咎于人性分裂。因此，他们希望让人性重新回归到古希腊“和谐”与“静穆”的境界，以克服人性分裂、克服矛盾。席勒甚至设想过这样的方案，将婴儿从母亲怀抱中攫走，带到辽远的希腊明朗的天空下养大。等他长大成人，就不再是一般的普通人，而是更为纯洁高尚的人。他再回到祖国来教育和清洗他的时代。浮士德与海伦结合，生下欧福良，也无非是探寻现代精神怎样与古代精神结合，以共生出更完美健全的现代人格。可欧福良很快就陨落在父母脚下，海伦飘然逝去，只留下衣服与面纱于浮士德怀中，这表明企图用古典美来陶冶现代人以求实现完美人格的理想以幻灭告终，也表明了浮士德对这种虚幻的、远离现实的人格理想的不满足。最后，浮士德在填海造地的事业阶段中获得了满足。在这一事业中，他找到了和谐、完美的人格理想。他身上的两种需求在这里都得到了满足，他灵魂的痛苦化解了、消失了。“填海造地”创建理想社会，建造人间乐园，这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它包含有人的精神追求的特质，浮士德在开拓、创造中获得了“享受”。创造性的特质是浮士德精神追求特质中的一部分。填海造地，招募千百万民工，轰轰烈烈，这种沸腾的现实生活满足了浮士德走入人间，走入世俗生活的人性需求的部分。这一事业使人的精神与物质、感性与理想、感官与心灵得到了统一，因此，浮士德感到这是一种理想的人格。这种生活也契合当时的时代思潮，契合浮士德“活动不息”的思想，浮士德扬弃了对精神的单纯追求，扬弃了对肉体享受的单纯追求，扬弃了对世俗生活享受的单纯追求，也扬弃了对古代至美人性的单纯追求，最后达到了更高层面的精神追求与物质创造相结合，理性与感性相结合，从自我走向全人类，投入时间的洪流、事业的洪涛，浮士德感到了满足，因为他觉得体验了理想的人格，实现了理想的生存状态。
以上依据文本，阐释与论述了《浮士德》中“人”的主题。从歌德本人的创作思想来看，这一主题与歌德的美学理想也是一致的。
歌德在早期小说《威廉·麦斯特》中就曾探讨过理想人格、健全人性的问题。歌德强调内心的满足与宁静是人生的理想，而不在于客观现实是否完美。主人公威廉说如果他的内心荒芜，外在美好的花园之于他又有什么用呢？《欧洲文学史》将浮士德的追求视为资产阶级的追求，那么资产阶级为什么要遵循这一顺序追求，各阶段的追求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持这一观点者对此缺乏基本的论证，只是割裂开来谈五个阶段的追求，因而缺乏整体性。这是不符合歌德本人的意图的。歌德说“艺术家应该通过整体向世界说话”，而这一整体“他在自然中是找不到的，是他自己心灵的产物”[⑥]，他还说“人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的内在联系着的能力的统一体”[⑦]。尼采在谈到歌德时说“他要的是整体；他反对理性、感性、情感、意志的互相隔绝；他训练自己完整地发展”[⑧]，可见，割裂地论说浮士德五个阶段的追求是不符合歌德的意图的，对人性的关注，寻求种种对立感情的统一，正是歌德的主观倾向。
“人”的主题的提出，不是任意的。如果回到歌德生活的18世纪，我们会 发现它有着一个广阔的背景。《浮士德》中“人”的主题，与当时18世纪德国古典美学所探讨的主题是完全一致的。歌德也是18世纪德国古典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古典美学的特点是逃避现实，与封建政治妥协，因而逃避阶级矛盾，将阶级矛盾的分析转变为对人性分裂的分析。把人性的分裂看作是现代社会的固有矛盾。在他们看来，德国社会之所以是一个“粪堆”，不是社会矛盾造成的，而是人性造成的。所以，克服人性分裂，克服内心矛盾就成了他们的最高理想。蒋孔阳先生曾提到过“《浮士德》事实上是一部戏剧化了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⑨]。后者是专门阐述宇宙魂，论述宇宙魂如何发展自己与完成自己这样一个主题。可见，蒋先生这一提法是较为贴近浮士德形象的实质的。
综观前述，我们可以看到歌德的伟大作品《浮士德》中具有一个“人性”的主题，它是作品的内在结构，将看似无序、散乱的材料贯穿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隐在的整体。郭沫若先生曾称《浮士德》是一部关于人类灵魂的历史[⑩]。《浮士德》之所以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与感召力，正是由于它含有“人性”这一超现实的普遍性的主题。
注释：
①马尔库塞《美学方面》，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二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445页。
②《与艾克曼谈话录》，第70页，转引自《德国古典美学》第162页。蒋孔阳著，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③《歌德》，第189页，彼德·贝尔纳著，李鹏程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2年版。
④⑤引自《浮士德》第67—68页，第66页。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⑥⑦⑨引自《德国古典美学》第248、248、23页。
⑧尼采《悲剧的诞生》第327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⑩引自《浮士德》序言，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