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英雄史诗与游牧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论文,史诗论文,英雄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2)02-0101-04
在北方辽阔草原上繁衍生息的蒙古先民，经历了其充满神话色彩的狩错时代之后，象其它北方民族一样，继承了蒙古草原的几千年游牧文化。这一继承，对蒙古社会来说是一次历史的飞跃、文化的飞跃。还不会使用文字的蒙古先民，以自己的方式记下了走过的这一路程，在他们的萨满教、民间文学、历史、考古等各种文化遗产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蒙古英雄史诗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类。
蒙古英雄史诗，好似蒙古先民游牧生活的专题篇幅，从其产生到兴盛，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蒙古游牧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在这一点上，它比任何蒙古历史记录都具体而生动，对蒙古先民史前经济的研究也会提供可贵的资料。
从唐代初期开始，室韦人开始饲养更多种类的牲畜，不仅饲养狗、马，还饲养了牛，却无人饲养羊（注：《隋书·北狄传》中写道：“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分为五部不相总一……无羊少马多猪牛”，另外，在《魏书·失韦传》、《北史·室韦传》等历史书中均有这样的记载。）。这时候，室韦人饲养动物不仅是为了在狩猎上使用，已开始吃其肉、穿其皮，把它们当作一种重要的生产来对待，但家畜在数量上还是很有限的，游牧经济还没到“富以马，强以兵”[1]、“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2](18)的程度。这样的畜牧业属于蒙古人游牧经济的初级阶段，游牧业成为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但狩猎业也是不可缺少的辅助手段。
在蒙古先民游牧经济的初级阶段，蒙古考验婚史诗是否已产生，不仅关系到所具备的经济条件，还关系到私有财产和父权制。这时候，蒙古先民已有了私有财产观念，《魏书·失韦传》中记载，以“盗一征三”的法则来惩罚盗窃别人财产的人，因此“少盗窃”，杀人者责马300匹[3]，出现了保护个人财产或以个人财产来请罪的法典，表示当年私有财产有了一定的势力，争得了其合法地位。同时，他们还有了女嫁到男家等现象，《北史》中记载：“婚嫁之法，二家相许，竟辄盗妇将去”[4]，意思是两个家庭商量，把新娘抢走，表示已经有了妻从夫居的习俗。他们平时可以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去决定某些事情，尽管那些个体家庭还受氏族、部落组织的支配。氏族部落举行集体活动时，如进行征战、围猎等事情，氏族成员均去参加，共同解决重大事件，显示当时氏族、部落等血缘纽带还起着重要作用。这正是史诗考验婚所反映的家庭还未彻底被氏族、部落脱离的，具有一定的群体意义的个体家庭。另一方面，根据《北史》室韦部记载，已经有了世袭制，“余莫费满咄，犹酋长也。死则子弟代之”[4]，世袭制的出现表示原始氏族的民主、平等的组织开始瓦解，为男子特权、父权制家族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
在蒙古考验婚史诗中，也反映与上述游牧经济类似的现象，尽管其数量极少。笔者读到的一篇史诗《胡日勒岱莫尔根巴特尔》[5]中，保留了游牧经济初级阶段的内容。但这并不表示这篇史诗本身有多古老，只说明其包含的某些母题之古老。史诗一开头，介绍无子女的老夫妇是胡日勒岱汗的属民，这篇史诗的英雄不是氏族社会的酋长或酋长的儿子等有显赫的家庭出身，而是一个可汗的属民的儿子胡日勒岱莫尔根巴特尔，显示本篇史诗已经有了后来时代的烙印。史诗接着叙述英雄的家乡：英雄父母只有栗花毛的骒马，后来这匹骒马生了小马驹，那是英雄的坐骑。这里说明英雄家乡虽然经营着游牧业，已经会驯服野生动物做家畜，但其数量少得可怜。并且，那极少数的家畜已经为个体家庭所有。也许，对由狩猎业自然发展出的畜牧业来说，饲养动物的种类和数量的增加，等于财产的积累，随着狩猎技术的发展和经验的丰富，能做到将狩猎物留下来饲养的那天起，也就是说，游牧业一开始便蕴涵了私有制的意义。并且，历史记载证明，在它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时候，已经有了私有财产，而且这个私有财产竟然和我们设想的一样，是家畜。
据上述分析，游牧经济的初级阶段，蒙古考验婚史诗产生的条件已具备，这个年代也许产生了一批考验婚史诗，或者最起码有了一些考验婚史诗母题，只不过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已甚少。
到唐代中后期以后，蒙古游牧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这时候，他们的家畜中出现了新品种，其数量也猛烈增加。不仅故有的牛和马的数量增多，已开始饲养了羊。据历史记载，9世纪初期开始，室韦——达旦人到唐朝，进贡过羊、马[6]。世界民族中，养羊的记录很早，仅次于狗。“饲养绵羊的最早的证据在公元前七千年左右，阿里库什、贾尔摩、耶利哥遗址都有发现”[7](235)，与此相比，蒙古先民养羊的记载较晚出现，这与他们从原居地往外迁徙或征战有关。据亦邻真教授的研究，蒙古语的khonin（绵羊）这一词是从突厥语khony借过来的。“原蒙古人正是从突厥铁勒人学会养羊，所以在词汇中有这种反映。在蒙古语畜牧业术语中，突厥借词特多。学会畜牧业的过程也就是占有畜群的过程，而原来畜群所有者和生产者有很大一部分是留在蒙古高原的突厥语族居民。他们同畜群一起落在原蒙古人手里，融合在原蒙古人的氏族部落之中”[8]。他还说：“有唐一代，是室韦——达旦人民族学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突厥、回鹘的统治把室韦——达旦人同内蒙古西部和外蒙古高原联结了起来。突厥的覆亡，使室韦——达旦人能向这些地区逐步推进。回鹘的西迁和契丹人的远征外蒙古高原，给室韦——达旦人提供大批涌入外蒙古高原和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机会。9世纪前后，阴山南北出现了室韦——达旦人。外蒙古高原也迁进了许多室韦——达旦部落”[8]。
蒙古先民的原居地（注：《旧唐书·北狄传》（卷199：下）记载：“室韦者契丹之别类也，居猺越河北，其国在京师东北七千里，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于海”。）是“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东西，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两岸”[8]。他们从6世纪中期开始往南、往西渐渐扩展迁徙，公元755年的时候，到了幽州一带（今北京一带），与契丹、奚人一起参加过安禄山反唐的活动[9]。公元788年，室韦人同奚人联合，袭击了唐朝，掠夺了人口牲畜。这时候（即8世纪末9世纪初），一部分室韦人已经到达了阴山一带。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有党项、室韦，交居川阜”[10]（川阜即现今呼和浩特以北的阴山一带），他们经常南下，到唐朝边境掠夺人口牲畜，扰乱唐边境人民的正常生活，让他们日夜不得安宁，可见到了这时候，蒙古先民已有了相当可观的势力，正处在他们的英雄时代，开始进行积累个人财产的活动。他们尽可能多地抢劫家畜、人口和其他财产，在抢劫活动中，显示出超众征战本领的人，就是出类拔萃的英雄，便受到人们的赞扬、佩服及其崇拜。故而，蒙古考验婚史诗的多数应该是这时候创作的。
在蒙古婚姻型史诗中占据相当大比例的考验婚史诗里，反映的是较繁荣的游牧经济状况，即使存在初级阶段的经济描述，那是极少数现象。几乎所有考验婚史诗中，总是以夸张的手法强调五种牲畜繁盛的一片好景。首先，我们看看史诗的序诗部分，在叙述英雄家乡情况的顺便，总是描写那漫山遍野吃草移动的牛马群，这个画面惟妙惟肖，令人神往。如新疆卫拉特人史诗《骑银合马的珠拉阿拉达尔汗》[11](1-2)的序诗里，生动地描写了英雄家乡的五种牲畜：
那雪白的绵羊群啊， 遍布在广袤的草原上；
那朱红的牛群，
移动在高山峡谷间；
那灰褐的山羊群啊，徜徉在漫山遍野上；
那枣红的马群呀，
奔走在深山野岭里；
那铁青的马群啊，
驰骋在戈壁、杭爱间；
那花斑的马群呀，
飞腾在阿尔泰山上；
那棕黄的骆驼群啊， 漫步在芨芨草滩上。
这段序诗中，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牲畜的颜色，河谷间或草原上放牧的竟是一群群同一样颜色的牛、马、羊、骆驼，这样的描写不仅仅是文学手法的夸张。据日本学者莲见治雄的研究，蒙古英雄史诗中存在的这种描写，有其实际生活的根源。他在《关于〈史记·匈奴列传〉一件事情》[12]一文里解释，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蒙古英雄史诗里描写的一群群同一样颜色的牲畜放牧在一起的情景，不是演唱者顺口而说的修饰语，而是当时的一种放牧习俗，按照牲畜的颜色、岁数及其性别来分开放牧，对牧民来说较方便一些，这个习俗是从匈奴时代传下来的，是北方民族所共有的游牧生产方式。根据中国历史记载，匈奴、鲜卑、拓拔及回鹘人均有这种放牧习俗。有的在征战的时候，以此表现其军队势力和牛马的肥壮膘情，如中原汉朝刚刚完成立国业绩，与匈奴发生冲突，匈奴单于冒顿将汉朝的军队包围在白登城，这时候匈奴骑兵阵队部署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军马的颜色配合别具一格：在白登城西边的军队均骑着白马，东边的均骑着青龙马，北边的均骑着乌骊马，南边的均骑着ｘīｎｇ騂马。这样可以表示他们的军阵秩序井然，同时亦显示其牲畜多而肥壮，进行征战的势力极为强大。
像这样以牲畜的颜色来表达其数量和膘情的描述，在蒙古考验婚史诗里简直多不胜数。如史诗《汗车辰珠日海其》和史诗《嘎拉珠哈尔胡胡勒》[13]序诗里的棕毛花斑、乌黑毛马群，红褐毛、乌黑毛驼群，雪白毛羊群，红斑毛山羊群，朱红毛牛群等。史诗《好汉占扎鲁岱》的序诗里的淡黄花白毛马群，史诗《额仁亲莫尔根》[14]中，英雄额仁亲莫尔根的葡萄色牛群和覆盖山北草地的马群，布满峡谷间的青色沙驼群等。
蒙古考验婚史诗中，不仅以牲畜的颜色来显示其数量和膘情，有的史诗中直接以数目来象征其数量多。如在史诗《阿斯尔莫尔根汗的故事》[15]里，一开始就叙述古老时代英雄家乡丰美的山水，接着说英雄有“满戈壁吃草移动的三千匹马群”，还有阿斯尔莫尔根汗的弟弟阿里亚莫尔根夫为婚事出发，路上遇见“万头雪白羊群”，这里的三千和万头像征着数量多，而不是真有三千匹马和万头羊群。在史诗《十岁的阿勒莫尔格勒岱》[15]中，英雄有布满原野的十万匹马；在史诗《陶迪莫尔根汗》[5]中，陶迪莫尔根汗有十个二十万马匹；在史诗《额金腾格里汗》[5]中，西尔古勒吉汗的如灰尘一般多的马群；在史诗《骑银合马的珠拉阿拉达尔汗》中，描述的珠拉阿拉达尔汗的两个小英雄到那边的一万匹马群中、这边的十万匹马群里等等。
在蒙古考验婚史诗中，游牧经济的繁荣情景不仅表现在家畜的颜色与数量上，还表现在其它方面。如英雄亲自出马放牧的现象在蒙古英雄史诗中是少有的情节，很多史诗中，英雄已经有专门的放牧人员（如：马倌阿格萨哈拉岱老头）。有的史诗里，英雄与其他人之间的冲突是由牲畜的抢夺而引起的，尤其是那些征战型故事情节中，叙述的均是牲畜与属民的争夺。考验婚史诗里也不乏其例。还有，有的蒙古英雄史诗中，均存在英雄抓马备鞍的情景，出现蒙古民族较发达的游牧生活所有的马赞词、备鞍工具、抓马技术等现象。马赞词中，有马身的赞词与其飞速奔跑的赞词，英雄骑上坐骑飞快驰骋的赞词等比比皆是。史诗英雄不仅对马了如指掌，抓马技术也是相当高超的，英雄的坐骑从未有人驯服过，相当于野马，英雄套住坐骑的行为就是驯服野马的过程。英雄即使他不是从事马倌的职业，也已掌握了其本领。在某一种程度上讲，英雄是在一个氏族、部落中，或当年的社会上应属最出色的马倌。
据上述分析，蒙古英雄史诗考验婚，是蒙古先民在原居地还过着初级阶段游牧生活的时候已经产生，其最好的发展阶段也是游牧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同时又是蒙古先民开始往外进行频繁战争的年代。
收稿日期：2001-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