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后期“金钱与物质的重量”探析[唐史研究]_新唐书论文](https://www.lw33.cn/thumb/3883ef8e1c7f154276b1befa.webp)
中晚唐“钱重物轻”试探——【唐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唐论文,重物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中唐以后出现的“钱重物轻”现象，与建中初年改行两税法密切相关，不是社会生产发展、产品增加的结果。中唐以后，铸币成本提高，货币材料（铜）升值，引起货币本身价值升高，商品价格下跌。同时，由于货币积藏、销铸货币为器物现象严重，致使大量货币成为贮藏货币或不复存在，加之唐后期货币发行规模大幅度缩减，而货币需求却急剧增加，从而导致货币供需矛盾加剧，通货紧缩局面日趋严重，所以货币价值不断升高，商品价格也就随之日益下跌。“钱重物轻”现象使广大农民深受其害，并加剧了弃农经商之风的盛行。
关键词 中晚唐 钱重物轻 两税法 货币价值 货币流通 弃农经商
大约在唐德宗建中初年以后，在经济领域中出现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即物价急剧下跌，货币不断升值。旧史称之为“钱重物轻”。这次物价波动长达七八十年之久，对唐中后期经济影响甚巨，为此深受唐朝治国者的重视。然而，他们并不明白产生“钱重物轻”现象的根源所在，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对待它，更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几十年来，不少学者对此也有不少研究。有的认为，由于经济发展、产品增加，从而使物价便宜，货币升值；①有的认为，由于缺铜、铜币外流、佛寺大量用铜等引起货币升值；②有的认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起商品价格的跌落”。又由于唐政府“积极整顿币制”，从而引起货币价值升高。所以“出现钱重物轻的现象，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的进程的”。③有人则认为，钱重物轻是一种“物价病态下落”，而不是由于生产的上升。④前辈学者的观点各有其独到之处，有的颇具启发意义。然而，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分歧，有些论点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为此，本文拟从赋税制度、货币价值，货币流通等方面入手，试对“钱重物轻”出现的原因等问题再作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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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在中唐以后产生“钱重物轻”现象呢？笔者认为，要说明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必须注意德宗建中元年所创立的两税法，它是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在许多史籍中，常常可以看到“钱重物轻”与两税法是紧密相连的。例如，史称“建中初，定两税时，货（货物）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旧唐书》卷148）据《资治通鉴》记载：“自定两税以来，钱日重，物日轻。”（《资治通鉴》卷242）《唐会要》亦称：“自建中初定两税，时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唐会要》卷83《租税上》）上述史料充分说明，“钱重物轻”的出现与两税法的实行有着密切联系；建中初年颁行两税法，恰好是出现钱重物轻现象的历史起点。
众所周知，两税法主要是从户税和地税演变而来的，而户税则是以征收货币为其特征的。更重要的是，在制定两税法时，大大增加了税额中的货币比重。一般情况是，“三分之二交纳见钱，三分之一折纳匹段”。（《旧唐书》卷48《食货志》）而一些地区则甚至“尽纳见钱”。（《全唐文》卷78《加尊号后郊天赦文》）由此可见，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以后，从而使货币税额比唐前期空前增加。税制的这种变化，必然引起市场供求关系的剧烈波动。在交纳两税时，农民为了“计钱输税”不得不大量出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如粮食布帛之类）以取得货币。因此，在实行两税法后，市场上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供给迅猛增加，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农产品等供过于求的局面。很显然，这种供过于求不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产物，而是新的赋税制度的产物。既然市场上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供过于求，由于受供求关系的制约，那么就必然引起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价格的迅速下跌，而货币价值则相对升高。胡如雷先生把这种物价下降现象称之为“物价病态下落”⑤，这一看法是颇有见地的。其实，对这种物价的“病态下落”，唐人已有所觉察。白居易就曾尖锐地指出：“今田畴不加辟而菽粟之价日贱，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轻。”（《白氏长庆集》卷30《问进士》）可见唐人也认为，中唐以后的物价日益跌落并不是由于生产发展所造成的。所以，那种认为生产发展、产品增加从而使“物价便宜”的观点并不能解释中唐以后的“钱重物轻”现象，其说难以成立。
同样，“铜币外流”等说法也无法解释钱重物轻出现的真正原因。在中外交往中，唐朝货币往往被唐人或日本、新罗等外国人带到国外。这一点不容置疑。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外流的货币是否很多，以至于引起唐朝的物价波动？纵而观之，在宋代以前，中外经济交流还不够发达，货币外流的数量和规模仍然很有限。货币大规模外流从而导致中国经济波动大致是宋代以后才有的现象。（参《宋史》卷186《食货志》）。更何况唐代的货币外流与近代的金银外流简直不能相比。而且，当时唐朝周围的国家如日本、新罗等，其经济发展程度还很低，实物经济的色彩相当浓厚，并不需要从唐朝大量输入货币。总之，唐后期货币外流的规模十分有限，它不足以引起唐朝物价的剧烈波动。
显然，佛寺用铜与钱重物轻的出现亦并无多大关系。因为，其一，尽管唐代是佛教的极盛时期，但佛寺用铜还不至于达到严重影响唐代货币发行的程度。其二，唐代的几次崇佛高潮分别在中宗、睿宗、武则天、元和、咸通时期。在每次崇佛高潮中，的确都会消耗不少铜，但在德宗建中年间却并无这样的崇佛高潮。如果说佛寺大量用铜能够使币值升高、物价下跌的话，那么，为什么在大力崇佛的武周年间而没有出现“钱重物轻”现象呢？
由于唐王朝赋税制度的变革（即改行两税法），人为地造成了市场供求关系失衡，商品供过于求，从而导致物价持续下跌。“钱重物轻”根本不是社会生产发展、产品增加的结果，而是建中初年改行两税法的产物。“铜币外流”说及佛寺大量用铜说也都不能解释“钱重物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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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钱重物轻”现象，从表面来看是一个物价持续下跌过程。如果仅仅把它归之于市场供求关系失衡，则未免失之于简单化。因为，物价的上升或下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现象，往往不是某一方面的原因。马克思曾经指出：商品价格的上升或下降，有时是商品自身价值升降而引起的，有时则是货币价值尺度本身升降造成的，也可能二者同时起作用。只有进行多方面的分析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所以，我认为，仅从两税法来考察“钱重物轻”产生的原因是远远不够的，还应从货币价值量的变动去考察。
引起货币本身价值升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或由于制造货币所需的劳动量的变化（如造币技术提高会使货币价值下降，反之亦然）；或由于新矿山的发现（新矿山的发现也可导致货币贬值）；或由于货币流通手段量的变化等等。从文献记载看，唐后期铸币技术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因而唐后期的货币价值决不会下降；中唐以后倒是开采了一些新铜矿或增加了一些钱监（铸币点）。例如，建中元年以后，在商州增开红崖冶和洛源钱监。元和三年（808年）李绛又建议增开郴州平阳等铜矿。但是，唐政府也废止了不少钱监。例如，唐政府在建中初年一次就废止江淮地区七个钱监（《旧唐书》卷48《食货志》）。尽管唐后期铜矿和钱监有废有兴，但可以肯定新矿山和新钱监不会有多少增加。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唐后期货币价值也决不可能下降。
再从铸币成本来看。建中元年（780年），户部侍郎韩洄上奏指出：“江淮钱监，岁共铸钱四万五千贯，输于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倍利也。”（《旧唐书》卷48《食货志》）由此可见，唐政府每铸造一贯钱（1000文）所需的成本（即工用转送之费）居然高达2000文。据载，开元天宝时期铸造货币的成本则是：“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新唐书》卷54《食货志》）以此计之，建中初年铸造货币所需成本比开元、天宝时提高了2.67倍。如此高昂的铸币成本，恐怕是任何一个政府也不愿承担的，所以唐政府关闭了江淮七个钱监。但是，据韩洄奏章所说，唐政府后来在商州所开的红崖冶和洛源监，其铸币成本也高达每贯900文，（《旧唐书》卷48《食货志》）仍然比开元天宝时提高15%。总之，唐后期发行货币的成本比安史之乱前大大提高了。正因为制造货币所需的劳动量（在此体现为成本）大幅度提高，从而导致唐后期货币本身价值的不断升高。而货币本身价值的提高，则必然引起商品价格下跌。这就是唐后期出现钱重物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民间常常将唐政府发行的铜币销熔成铜，然后再铸成别的器物出售。贞元九年（793年），张滂上奏称：“兴贩之徒，潜将销铸，钱一斤为铜六斤，造写器物，则斤直六百余。其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间，钱实减耗。”⑥到唐文宗时，这种现象仍然很严重。时人李珏指出：“今江淮已南，铜器成市，市井逐利者，销钱一缗可为数器，售利三四倍。”（《旧唐书》176《杨嗣复传》）唐代铜币1000文（一贯）的法定重量为6.4斤（《唐会要》卷89《泉货》），而从上述记载看，贞元年间一斤铜则高达600多文，那么，销钱者将1000文钱销毁铸成器物后，则可得到：6.4×600=3840（文），其利润高达3倍以上。而唐人李珏亦称销钱者可以“售利三四倍”，与笔者所计正相吻合。由此可见，唐后期货币材料（铜）的价值比安史之乱前也大大提高。马克思指出，在商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会同金（货币材料）本身的价值一起变动，金的价值降低，商品的价格会相应地提高；金的价值提高，商品的价格会相应地降低。”⑦根据马克思这一理论，货币材料的价值提高，商品的价格则会相应地降低。如前所述，在中唐以后，货币材料（铜）的价值已比安史之乱前上涨了数倍以上，这就势必引起货币本身价值大幅度提高；而货币本身价值的提高，则必然引起商品价格持续下跌。概言之，中唐以后货币材料价值的大幅度提高，无疑是产生“钱重物轻”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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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重物轻”的出现，还与当时的货币流通状况有密切关系。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中唐以后的货币流通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1.中唐以后，货币积藏现象十分严重，京师长安在此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据记载，“京师里闾区肆所积，多方镇钱，如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唐会要》卷89《泉货》）当时，“钱多留城中，逐时收贮，积藏私室，无复通流。”（《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为此，唐政府一再严令禁止蓄积现钱。由于大量的钱被积藏于私室，成为贮藏货币，从而使不少货币人为地退出流通领域，它们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几乎完全丧失，因而必不可免地降低了货币平均流通速度，导致通货紧缩。此其一。唐政府拙劣的货币政策也加剧了通货紧缩趋势。贞元初，唐政府规定：“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新唐书》卷54《食货志》）而且，当时诸道州府也往往“禁止见钱，不令出界，致使课利有缺，商贾不通”。（《唐会要》卷89《泉货》）禁止现钱出境流通，也必然导致货币流通速度降低。本来，中唐以后出现的“飞钱”（即便换）有利于加快货币流通速度，缓解钱重物轻趋势。然而，在元和六年（811年）唐政府竟禁止商人便换，从而引起“家有滞藏，所以物价转轻，钱多不出”。（《唐会要》卷89《泉货》）可见唐政府的货币政策也造成了货币“滞藏”，加剧了通货紧缩。此其二。另外，前文已经指出，中唐以后有不少货币被销铸成器物，从而使流通中的货币被大量“耗蚀”，丧失其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了流通中的货币量急剧减少，导致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的结果必然是物价下跌。唐人也似乎认识到这一点。宪宗就曾在诏令中指出：“近日布帛转轻，见钱渐少，皆缘所在壅塞，不得通流。”（《唐会要》卷89《泉货》）。
2.大量史实表明，在中唐以后，执行流通手段的货币量与货币供给量之间有着极其尖锐的矛盾。据记载，天宝时，唐政府每年发行货币达32.7万贯（《新唐书·食货志》）。但在安史之乱以后，货币发行量却急剧减少。详见下表：
唐代后期每年发行货币数量表 （单位：万贯）
时期年发行量 指数 史料来源
天宝32.7 100
《新唐书》卷54
元和13.5 41.2
同上
长庆1546《资治通鉴》卷242
大和
不足1030.6
《新唐书》卷54
从上表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后，年货币发行量仅仅只有天宝时期的30.6～46%。也就是说，唐后期年货币发行量还不到天宝时期的一半，可见当时货币发行量已大规模缩减。
然而，中唐以后的货币需求却有增无减。安史之乱后，货币需求的巨大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军费。在唐前期实行府兵制的情况下，军费支出并不多。但是在府兵制破坏、改行募兵制后，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战乱连年的情况下，唐政府的军费支出空前增加，而且军费常常是以货币支付的。例如，如，安史之乱后，“岁发防秋兵三万戍京西，资粮百五十余万缗”。（《新唐书》卷51《食货志》）建中年间讨伐李希烈，“诸军月费钱一百三十万贯”（《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宪宗时，一次就“赏三军钱二十万贯”。元和十二年（817年）又“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供军”，次年又出钱30万贯“付度支供军”。（《旧唐书·宪宗纪》）穆宗时，仅赏赐将士的钱动辄就是100万贯，甚至有时达到数百万贯。（《旧唐书·穆宗纪》）其二是官俸。安史之乱后，各级官吏的货币俸禄也大为增加。这里仅以一品官为例。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一品官货币俸禄每月为31贯，到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则猛增到120贯（《唐会要》卷91《内外官俸料钱上》）；到德宗贞元四年（788年），又增至200贯（《册府元龟》卷506《邦计部·俸禄》）。以此计之，德宗时的货币俸禄比玄宗时提高6.5倍。更有甚者，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列郡刺史无大小皆给千贯”。《旧唐书·宪宗纪》）而郭子仪甚至“岁入官俸二十四万贯”（《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上述史实说明，在安史之乱后，以货币支付的军费和官俸都较前大幅度增加了。这种趋势无疑意味着，唐政府财政支出的货币部分空前增加了。这就迫使唐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大力增加货币收入。因此，唐政府便力图征收货币税以增加货币收入。这一点在代宗、德宗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代宗大历四年（769年）重订户税额，规定上上户税钱4000文，下下户税钱500文，并规定“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税，九品准下下户税”。（详参《唐会要》卷83《租税上》）据笔者估计，仅此一项全国每年即可收入500万贯。代宗时，又增征青苗钱和地头钱。大历元年（766年），仅青苗钱收入就达490万贯。（《新唐书》卷51《食货志》）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创立的两税法更使货币税额空前增加。据唐人记载，建中初，“每岁天下共敛钱三千余万贯”（《通典》卷6《食货典》）。可见唐政府货币收入之巨。总之，唐政府的货币收入也比安史之乱前有了大幅度增加。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后，唐政府的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都有大幅度增加。在唐后期货币流通速度降低的情况下，这就必须要求相应增加执行流通手段的货币量。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当时唐政府的货币发行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比安史之乱前大幅度减少。这就使得货币流通需要量与实际流通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避免地加剧了通货紧缩局面。由于通货紧缩，货币价值不断升高，商品价格也就自然会下跌。这就是德宗以后“钱重物轻”现象得以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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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唐后期的“钱重物轻”现象呢？它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错觉，即由于生产的发展而使物价日益低廉，以至于“钱重物轻”成为值得赞扬和肯定的现象。这个错觉应该排除。
实际上，“钱重物轻”是从逐渐变化的角度讲的，它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德宗建中初年。所谓“钱日重，物日轻”（即物价日益低落），则显然是以安史之乱后万物凋敝、物价腾涌的险恶状况为参照物的。唐人对此讲得十分明白。权德舆在贞元时指出：“大历中，一缣直钱四千，今止八百。”（《新唐书》卷165《权德舆传》）元和时，李翱则说：初定两税时，一匹绢值钱4000文，一斗米值200文，而到元和时“绢一匹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李翱：《习之先生文集》卷2《疏改税法》穆宗长庆时，韩愈则指出：“初定两税时，绢一匹值钱三千，今绢一匹值钱八百”。（《韩昌黎全集》卷40《论变盐法事宜状》）上述史料说明，唐人所述的“钱重物轻”都是以建中初年以前的超高价格为参照物，而不是以贞观或开元时期为参照物的。如果稍加对比就可发现，建中以后的物价并不低廉。据载，贞观四年（621年），“米斗四钱”（《新唐书》卷51《食货志》）。至十五年，“米斗值两钱”。（《通典》卷7《食货典》）而元和时期“米斗不过五十”。可见元和时的米价比贞观时高出10倍甚至20余倍，这种价格显然并不低。贞元时，每匹绢值1600文，即使元和时也达到800文，而在开元、天宝时，“绢一匹，钱二百”。（《新唐书》卷51《食货志》可见，贞元时的绢价比开元时高七八倍，元和时也要比开元时高4倍。所以，建中以后“钱重物轻”所显示出的“物价低廉”，并不是真正的低物价。它的“低”是针对安史之乱后米斗千文、匹绢数千文的超高价格而言的。
“钱重物轻”持续七八十年之久，而且作为一种经济波动，它在建中至长庆年间表现得尤为剧烈。因而它对唐后期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首先，“钱重物轻”使广大农民深受其害，加重了农民的赋税负担。史称：“自初定两税，货（物）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以至于“输一者过二，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因矣。”（《新唐书》卷54《食货志》）元和二年（807年）宪宗在诏书中承认：“钱贵物贱，伤农害工，权其轻重，须有通变。”（《唐会要》卷89《泉货》）武宗在会昌六年（846年）诏中也说：“比缘钱重币（物）轻，生民坐困。”（《唐会要》卷89《泉货》）由此可见“物价愈下”致使百姓“所纳愈多”。这说明，“钱重物轻”现象对百姓非常不利，因为它“伤农害工”，加重了百姓的赋税负担，从而使“生民坐困”。为什么“钱重物轻”会“伤农害工”呢？因为，在实行“计钱征税”的两税法以后，随着货币的升值和物价跌落，百姓的赋税负担必然日益增加。如前所述，建中元年制定两税时，一匹绢卖3200文，至贞元时降至每匹1600文。如果某户农民按规定要向政府交纳两税钱1.6万文，那么，建中元年时他卖5匹绢即可得到1.6万文，从而完成纳税义务；而到贞元时，他就必须卖10匹绢才能得到1.6万文，完成纳税义务。这样，从建中初到贞元，由于“钱重物轻”而使百姓赋税负担增加了一倍。所以，史称：“自建中初定两税时，货（物）重钱轻，是后货（物）轻钱重，齐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矣。（《唐会要》卷83《租税上》）而且随着钱重物轻现象的持续和加剧，农民的赋税负担也就日益加重。至穆宗长庆时，由于“钱日重，物日轻，民所输三倍其初”。（《资治通鉴》卷242）农民赋税负担比建中初已增加了3倍。也正因为如此，宪宗和穆宗曾先后召集群臣“议钱货轻重”，试图革除此弊，然而始终未能奏效。其次，“钱重物轻”还加剧了农民弃农经商之风的盛行。李翱在《疏改税法》中指出，由于“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全唐文》卷634《疏改税法》）可见，在钱重物轻影响下，农民日益困穷，从事经商（末业）者日趋增多。在策问进士时，他更加明确地指出：钱重物轻致使“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全唐文》卷634《进士策问二道》）农民弃农经商已达30%～40%。白居易也曾指出：“懋力者轻用而愈贫，射利者贱收而愈富。致使农人日困，游手益繁矣。”（《全唐文》）卷669白居易：《进士策问五道》）晚唐人姚合亦作诗云：“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全唐诗》卷498姚合：《庄居野行》）。上述史实说明，农民“尽去作商贾”与钱重物轻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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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及“钱重物轻”出现的原因时，有一种意见认为：安史之乱后，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而降低了单位商品的价值量，由于商品自身价值量的降低，从而导致了商品价格的下降。⑧这个意见从理论上讲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实际上，“钱重物轻”作为特殊的物价波动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并无关系。根据前文所述，从大历到贞元年间，每匹绢的价格从4000文降至800文，跌幅达5倍；从建中初至元和年间，米价从每斗200文降至不足50文，粟价从每斗100文降至20文以下，帛价从每匹2000文降至800文以下，跌幅均高达3～5倍以上。物价下跌如此剧烈，显然不可能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所造成的。因为，从大历到贞元仅有30余年，劳动生产率根本不可能提高3～5倍以上。所以，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解释钱重物轻是很勉强的。
为了分析“钱重物轻”产生的原因，金宝祥先生也曾从货币价值的角度去考察。应当说，金先生这一研究思路颇具启发意义，而这正是他比其他前辈学者有所进步的地方。不过，金先生在探讨中晚唐货币价值时仍有一些不妥之处。其一，他认为，“至于货币价值的提高，是指安史之乱后至代宗大历年间长安政府的积极整顿币制而言”。当时，“恶钱的流通渐趋消失”，而且铅锡钱“已基本绝迹”。⑨在此基础上，他把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唐政府规定的“以五恶钱酬一好钱”的兑换率“作为唐代好钱、恶钱的标准比价”，并进而推论说：“那么，自两税法推行以后，货币价值和昔日恶钱流通时相较，就高出四倍。这样，商品价格也便跌落四倍。”⑩我认为，这样推论实欠妥当。首先，用五文恶钱兑换一文好钱的比率，仅仅是显庆五年的一项临时性规定，它并未实行多长时间。另外，唐代300年间绝没有在好钱与恶钱之间规定一个所谓“标准比价”。即就是显庆五年所规定的5比1的兑换率，也仅仅实行一个月即被废止，而改用2比1的兑换率。《唐会要》对此记载得十分清楚：“显庆五年九月，以天下恶钱多，令官私以五恶钱酬一好钱。至十月，以好钱一文博恶钱两文。”（《唐会要》卷89《泉货》）由此可见，这个5比1的兑换率仅仅实行了一个月便改为2比1。从两《唐书》、《唐会要》、《通鉴》、《册府元龟》等史籍看，我们可以断定，从大历至建中年间，唐政府也始终没有在恶钱与好钱之间规定一个“标准比价”。金先生所谓5比1的“标准比价”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唐政府积极整顿币制从而使货币价值提高，商品价格跌落”的说法不符合中晚唐实际，“钱重物轻”并不是唐政府“积极整顿币制”的结果。其二，金先生认为，安史之乱后到代宗大历年间，“当时一方面严禁恶钱，使恶钱的流通渐趋消失”。而且在“两税法推行后，作为恶钱的铅锡钱，已基本匿迹”。实际上，恶钱并未“渐趋消失”，铅锡钱也没有“基本匿迹”。据记载，德宗时，“江淮多铅锡钱，以铜荡外，不盈斤两”。（《新唐书》卷54《食货志》）而且，贞元、元和、长庆、大和年间都曾下诏严禁铅锡钱流通。例如，元和二年（807年）四月，宪宗就曾下诏“禁铅锡钱”。（《唐会要》卷89《泉货》）至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中书门下还在讨论如何制裁使用铅锡钱者。他们上奏建议：“自今已后，有用铅锡钱交易者，一贯已下，以州府常行杖决脊杖二十；十贯以下，决六十，徒三年；过十贯以上，所在集众决杀。其受铅锡钱交易者，亦准此处分”，并采取措施重赏纠告者（《唐会要》卷89《泉货》）。由此可见，当时流通领域中铅锡钱仍然很多，根本没有“匿迹”，否则，何必采取如此严酷的惩治手段？建中二年八月，诸道盐铁使包佶甚至奏称：“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钱，交下粗恶，拣择纳官者，三分才有二分，余并铅锡铜荡，不敷斤两，致使绢价腾贵，恶钱渐多。”（《唐会要》卷89《泉货》）这说明，建中初年实行两税法后，恶钱的流通并未“渐趋消失”，甚至有“恶钱渐多”之势，铅锡钱亦未“匿迹”。总之，建中以后货币本身价值的提高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种提高决不是唐政府“积极整顿币制”的结果。
收稿日期：1994-12-28
注释：
①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7页。
②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4-405页。
③金宝祥：《安史之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
④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214页。
⑤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214页。
⑥《旧唐书》卷48《食货志》。按：此处所言与《新唐书》卷54《食货志》相同。但《唐会要》卷89《泉货》则作“斤直六千余”。“六千”之说显然数字太大，恐难近情理，故不取。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章《货币或商品流通》第137页。
⑧金宝祥：《安史之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
⑨⑩金宝祥：《安史之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