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继承中国古代优秀传统道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道德建设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文明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中华民族道德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有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核心。
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其根本目的在于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在于使社会主义道德有更丰富的内容，有更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有更加具有民族特色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于能更好地协调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于使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真正成为我们社会在思想上的主旋律，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
二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必须树立正确的态度。自近现代以来，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曾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古代文化（包括伦理道德）提出了批判继承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同志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宝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又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新民主主义论》）对于历史遗产和一切进步的文化，都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应该“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正确地解决了对待传统文化、包括传统伦理道德的态度和方法问题。
回顾全国解放以来的40多年，在一段时间内，关于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问题，曾受到“左”和右的思想的严重干扰，人们未能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也使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受到了影响。
最初是“左”的思想的影响，即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采取了只强调批判、不注意继承的错误态度。从反右派斗争到批判“剥削阶级道德继承论”，再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批判刘少奇“黑修养”，再到“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形成了一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左”的思潮。这种思潮对传统伦理道德，尤其是对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儒家的道德思想，几乎是不加分析地作了全面的否定。在给儒家思想戴上了反动、保守、妄图复辟旧制度和开历史倒车的政治帽子之后，把孔丘、孟轲、程颢、朱熹、陆象山、王守仁等历史上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统统视为为反动阶级复辟、为反革命制造舆论的辩护士。
之后，大约从1980年以来，由于西方价值观念对一些人的影响和腐蚀，在一段时期内，又出现了一股全盘西化的右的思潮。在一些人看来，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西方化就必须全面、配套、彻底地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全面地移植到中国来，这也就是所谓的“整体西化论”。这种整体西化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用西方的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价值观来反对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整体西化论是一种彻底的民族虚无主义的理论。他们把中国文化传统看作是一个不能区分精华和糟粕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打破就要整体的打破，以对儒家思想的全面否定来达到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传统的目的。整体西化论者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伦理道德，在经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之后，同样是一种抵御西方个人主义伦理道德观的一种重要力量，因而把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否定中国传统道德作为他们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伦理道德观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然，在我们回顾建国以来“左”的和右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时，也应当看到另一种思潮即传统保守主义的存在。自近代以来，有所谓“中体西用论”、“复古派”、“东方文化派”等。产生于20年代后又活跃在港台和海外的新儒家，他们致力于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儒学的研究，是有成就的，但是他们提倡复兴儒学，主张“返本开新”，力图在“儒学”的根本中开出现代的科学和民主，在对待研究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态度、观点和方法上，与我们存在着许多甚至是原则的分歧。
我们应当认真总结40多年来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
三
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大力发展国家的经济，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裕起来，是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独立以后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以不同的文化道德传统和价值观念作为指导的。每个不同的民族，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传统文化，任何一个人都要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包括传统道德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哺育和影响。在实现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究竟怎样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这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传统文化包括传统伦理道德，是积淀在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里的，是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制约和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一个着眼于未来、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作的国家和民族，必然不会忘记自己的历史，更不会抛弃本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从这一点出发，世界各发展中国家20世纪以来在大力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极力倡导和弘扬自己国家的价值观念，保持和发扬本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而实行的现代化。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尤有更特殊的意义。
第二，现代化决不等于西方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更是如此。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必须吸收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西方近现代伦理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但是，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决不能受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应当看到，由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所诱发的自私自利、见利忘义、损人利己和损公肥私的行为，是极端有害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下，在以按劳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局面下，人们必然会面临着多样化的价值取向。但是，社会主义根据其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要求，在价值导向上必然是一元化的，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批判继承中国传统道德，也就是用民族的美德来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道德。
第三，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优良道德传统，对于推动我国当前的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根本上而言，我们的现代化既包括物质方面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更必须保持和发扬强大的精神力量，包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优良道德传统。可以说，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的精神力量。历史的发展说明，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对于中国社会优良道德风尚的形成，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谐与发展，产生过并正在产生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及其周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并正在有力地说明，古老的东方传统文化，不但没有影响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的发展，而且已经成为维持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尚、协调人际关系、增强国家凝聚力的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我们应当使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通过改造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四
从道德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对过去人类一切优秀道德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道德必须植根于民族的传统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对传统道德并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而是弃糟取精。尽管传统道德中含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的内容，但又有其不可忽视的超越时代的可继承的内容。热爱祖国、勤劳节俭、尊老慈幼、惩恶扬善、诚实守信、孝亲尊师、廉洁奉公、团结友爱、律己宽人、谦虚礼貌等，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道德的重要内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乐善好施、反对为富不仁的商业道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宽厚精神；人定胜天，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耻近于勇等等，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哺育了无数英雄豪杰和志士仁人，使他们为民族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发扬中华民族的这些优良传统道德，仍然有其重要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意义。
毋庸讳言，中国传统道德具有鲜明的矛盾性和两重性。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而且在有些情况下，精华与糟粕又互相结合，良莠混杂，瑕瑜互见。
对于中国传统道德，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继承。全盘否定势必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全盘继承势必导致复古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和古为今用的方针。“批判继承”是一个总的原则，即强调我们的继承，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下有批判、有选择、有目的的继承，是以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原则的继承。“弃糟取精”是继承文化遗产、特别是继承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要求，是一种弘扬精华、除弃糟粕的继承，是经过咀嚼、消化的继承。“综合创新”是强调在吸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时，要注意进行一种“综合”和“创新”的工作。一方面，对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的伦理道德思想，要择各家之精华，加以比较、分析和综合，使之形成一种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对全人类的伦理道德遗产进行整理、对比和鉴别，并善于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同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加以综合，以创造出先进的精神文明。“古为今用”是强调批判继承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适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有关伦理道德问题，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保证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五
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继承，是一种批判的继承。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对一个个具体的道德命题，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来弘扬精华、除弃糟粕呢？
一般来说，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从我们今天可以继承的角度考虑，大体上可分几种不同的情况。一些传统道德在今天来看基本上属于精华的部分；另一些传统道德，由于完全同封建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相结合，可以说是全属糟粕的部分；同时，也有不少的传统道德，往往是精华与糟粕交织、融合在一起的。我们在本书中所选取的材料，只能包括基本上属于精华的内容和精华与糟粕相交织在一起的部分。对于那些宣扬封建等级观念的糟粕，则一概予以摒弃。我们还应当清楚地看到，即如说基本上属于精华的部分，也仍然是瑕瑜互见的，需要我们精心地加以琢磨切磋。尽管“瑕不掩玉”，但对于“瑕玉错陈”的情况，古人从来都是强调“持择须慎”的。
批判的继承，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经过选择而吸取的道德遗产，根据当前历史进步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根据千百年来人们在思想中所认同的人际关系的一些准则和规范，根据社会主义社会中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予以加工和改造，从而抛弃其封建的、落后的、消极的方面，吸收其反映人民利益的、科学的、积极的方面。
首先，对那些基本上属于精华的传统道德我们也应当进行分析。通过这些分析，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即如是传统美德，仍然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赋予时代要求的新的意义。例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的名言，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在他的《岳阳楼记》一文中所说的。这两句话中所指的“天下”，在当时，既指整个华夏民族所聚居的广袤土地，又兼指宋王朝所统治的范围。而这两句话中的“忧”“乐”二字，既有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忧乐，又有对宋王朝统治的兴衰的忧乐。范仲淹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是说，在朝廷中身居高位就为人民而忧虑，在山野中隐居为民，就要为君王担心。因而，当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根据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特点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继承这两句话时，我们理解的“天下”就应当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即已经以我们所理解的“天下”，取代了范仲淹所说的“天下”，而我们所应当有的“忧”和“乐”，自然也就和范仲淹所说的忧和乐根本不同了。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在继承时都要注意抛弃其在当时所包含的调和阶级矛盾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方面，弘扬其在今天能更好地调解和理顺人民内部各种矛盾、加强人民之间的团结的积极方面。再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对于其中的“广居”、“天下”、“道”、“志”等，都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以及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原则，进行批判继承。对于这一类基本上属于优秀传统道德的内容，只要我们掌握这种态度，就能够更好地加以继承。
其次，对于那些较为明显的精华与糟粕相交织甚至融合在一起的传统道德，更需要谨慎地加以鉴别和认真地加以消化。以义利关系问题为例，这是中国传统道德所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论语》中提出“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等等，这些思想，应当说基本上是属于精华的部分，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维护封建等级的内容。这就需要正确区分古人所说的义和利与今天所说的义和利所具有的不同的含意，这样我们才能够很好地抛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这里还有另一种情况。例如“君子思义而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道德思想，就可以说是精华与糟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况，我们今天在继承时，更应当仔细地加以批判和分析。在中国古代社会，“君子”一般是指统治阶级的成员或有道德的人，而“小人”一般多指居下位的卑贱者，有时也指只顾私利而没有道德的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总的来看，包含着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内容，即一方面认为，只有统治者才明白大义，而劳动人民只知道小利；另一方面，也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明白大义，而没有道德的人，是只知道私利的。而在长期的剥削阶级占统治的社会内，统治者都只强调第一种理解，把他们自身看作是知道大义的，污蔑劳动人民只知道小利，从而为巩固他们的统治制造舆论。对于这一方面的内容，应当彻底地予以批判，但同时，也可以吸收其强调有道德的人是知道大义的人，而无道德的人是只谋私利的人的合理思想，并加以改造，使其在新的时代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们之所以强调批判的继承，还由于中国传统道德是植根于中国古代以农耕为“本务”、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特殊的自然经济土壤之中的，是在长期的奴隶阶级和封建阶级所统治的社会中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因而，一切传统道德，都不同程度地打着统治阶级的意志的烙印，从本质上来说，是为着巩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稳定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而服务的。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所形成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和德目，从总体上来说，都是为巩固传统的社会秩序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如果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去批判旧道德，否定旧道德中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内容，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继承。
六
对于中国传统道德的批判继承，从方法论上来看，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一般和个别、个性和共性、抽象和具体以及普遍和特殊的关系的问题。
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对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之所以存在着两种认识偏向，究其方法论根源，都是因为没有正确认识伦理道德的个性和共性、抽象和具体、一般和个别以及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而致。彻底否定伦理道德传统可以继承的思想，其错误就在于只看到传统道德形成于某一具体时代、具体人物和具体事物的特殊性，没有看到在其中也包含了超越时代的普遍性因素；主张全盘继承、全盘复古那些人的错误，就在于夸大了传统道德的普遍性，看不到不同时代的特殊性，因而否认了对传统道德进行变革的必要性。
怎样理解批判继承的这种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呢？
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指出，即使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各阶级之间，既有对立的利益，也有共同的利益，“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页）。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们，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不但利用这种共同利益来制定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规范，举着这种共同的、普遍利益的旗帜来抵抗外来的侵略，并根据这种共同利益来开发自然和兴修水利，等等。历代统治阶级的清官，从根本上来说所要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他们都注意到各个阶级所共生共存的普遍的、共同的利益。孔子曾经提出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思想，照今天的解释，就是说要根据老百姓自身的利益，使他们得到好处。从其当时的、特殊的目的来说，这仍然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治稳定，但应当说，这也是对人民有利的。同样，孟子提出“省刑法，薄税敛”，是要缓和阶级矛盾，但也有着在客观上对发展生产有利的方面。
普遍和特殊，抽象和具体，一般和个别，在哲学上本来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在任何一个道德思想中，都内在地包含着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任何特殊的、具体的、个别的道德思想、道德命题、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都是个别的，但这种个别、特殊、具体，又都必然包含着一般的、共同的、普遍的内容。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个别的东西中就包含着普遍的东西，而普遍的东西，决不是在个别之外，而只能是在个别之中。从伦理道德思想的继承来看，我们首先应当承认，任何一般的、普遍的、共同的东西，都是同特殊的、具体的、个别的东西相联系而存在的，它们只能存在于这些个别的道德思想、道德要求、道德命题和道德原则之中。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普遍的、一般的、共同的东西，又往往是扬弃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具体含意，而选择、提炼、积淀和保留下来的能为其他时代所接受的共同内容。
道德命题和道德要求，都具有特殊意义和普遍意义。当一个道德要求被提出来的时候，它总是考虑到当时社会人际关系的要求，考虑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必然要考虑到维护当时的等级制度的巩固，这就是它在当时的特殊意义。但是，由于人们受着社会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当古人根据那时的特殊环境、特殊目的而提出某些道德命题、道德要求和道德准则时，又往往自认为是发现了人类道德生活的永久不变的真理，并把这些道德命题和道德要求看成是可以万古长存、像“天不变”那样永远不会改变的。当然，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这些根据特殊情况、特殊目的所概括出来的道德要求，仍然反映了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人所必须共同遵守的某些道德要求，即反映了一些普遍的、共同的、一般的道德要求。这些要求，也就包含了列宁所说的人类在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公共生活规则，也可以说是在长期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共同的道德要求。正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某些共同的历史背景，就必然会使道德有某些共同之处。这种“共同之处”，就是我们今天所以能够批判继承的理论根据，而扬弃其特殊的、具体的、个别的、时代的、阶级的特性，把握其一般的、普遍的、共同的属性中的能够适用于今天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批判地予以继承的基本内容。
弘扬精华、除弃糟粕，是我们继承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我们以什么标准来区分精华和糟粕呢？我们认为，在当前，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最根本的标准，就是以是否有利于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否有利于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以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符合上述要求的就是精华，就是对于当前客观现实的正确认识，就具有科学性、进步性、民主性。批判继承就是要继承科学性、民主性、进步性的精华。
在历史上，劳动人民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是孕育、形成、发展社会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由于阶级地位不同，在劳动人民之间，确实流行着同剥削阶级的道德不同的另一种道德。尽管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们往往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劳动人民的道德，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劳动人民被剥夺了从事文化、教育的权利，他们尽管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在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领域，特别是在从人们的现实道德生活去总结、概括道德的思想、理论、要求，并使其形成规范、原则和理论方面，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甚至没有参加、参与制定、形成、确立伦理道德规范的条件。尽管我们也努力去挖掘劳动人民的文化伦理道德遗产，但相对来说，反映他们的道德思想的成果实在太少。
七
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一贯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所谓整体，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也就是指的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可以说，一切传统美德都是围绕着这一整体精神而展开的。《诗经》中提出的“夙夜在公”，贾谊《治安策》中提出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都不断强调着一种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范仲淹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认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颜元力求“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林则徐主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都显示了强烈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献身精神。也正是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先人后己，助人为乐；强调个人对社会尽责；强调自觉地为他人、为社会、为人群。这种整体主义思想，应当说是中国伦理道德传统区别于西方伦理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优点。
历史长河的发展，王朝统治的不断改变，各民族的纷争和融合，一直孕育、形成和培养了这样一种崇高、伟大、朴实的整体主义思想，使中华民族始终没有解体，没有屈服，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世界各国所未有的。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反对分裂，反对内战，成为几千年来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从而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尽管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也曾经历了无数次严重的外忧，也曾经历造成国家的分裂和地区间政权的对立的内患，诸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并峙等时期，但最终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次次地获得了新的生机。
中华民族的整体主义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内涵。在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依靠这种精神无所畏惧地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光照日月、永垂青史的民族英雄，谱写了一曲又一曲高亢激越的整体主义颂歌。今天，弘扬中华民族的整体主义精神，对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地振兴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整体主义思想，在过去剥削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中，又总是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成为维护统治阶级的一种思想武器。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把自己的阶级利益，甚至是把一姓王朝的利益冒充为所谓国家的利益和整体的利益。我们今天批判继承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整体主义精神，就是要批判这种用一己私利冒充国家利益、整体利益的思想，继承那种“夙夜在公”、“公而忘私”的精神。国家、社稷和民族的利益，确实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社会稳定、生产发展、人际和谐等联系在一起。每当一个王朝的经济得到发展、政治清明廉洁、社会秩序正常、道德风尚良好的时候，社会各个阶层、当然也包括劳动人民，都能够从中得到好处，直接感受到经济利益。相反，每当一个王朝日趋衰落、经济凋蔽、政治腐败时，受害最大的又必然是处在最低层的劳动人民。特别是每当一姓王朝处于积贫积弱、日趋没落的境况时，外忧内患的直接结果，必然是使广大劳动人民承受最直接、最深重的灾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能自拔。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历史上的无数志士仁人，英雄豪杰，尽管对某一姓封建王朝压迫人民、倒行逆施的腐败统治的认识程度不同，但他们总是勇于献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民族为国家尽自己的忠心。
例如，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就是一位独具慧眼的有思想的爱国主义者。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认识到明代朱姓王朝的腐败，但又有着强烈的为民族、为人民的献身精神。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特别区分了“亡国”和“亡天下”的不同。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认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在顾炎武看来，“国”既是封建统治阶级一姓王朝的利益体现，因此那些享受到“国”的奉禄的“肉食者”，应当尽力去保“国”；而“天下”则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代表着社会的安定，因此，他以仁义充塞、道德沦丧、世风浇薄、文明衰颓为亡天下，从而极力强调，就是对于每一个匹夫来说，都对天下的兴亡，负有重要的责任。顾炎武所主张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梁启超概括）的爱国主义和整体主义思想，就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精华。我们今天，强调发扬中华民族的整体主义精神，就是要弘扬这种为广大人民利益而献身的精神，并且根据历史的发展，赋予其更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内涵。
（本文是作者为《中国传统道德》一书所写的《编者的话》，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该书分“多卷本”和“简编本”，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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