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1]2000年在《百姓家庭装饰市场（企业）再发展的思考》文中认为北京市百姓家庭装饰市场（公司名称，以下简称“百姓家装市场”）是全国第一家专业家装市场，作为专业家装市场的开创者，有着辉煌的经历，为家装业的正规化、系统化管理作出了很大贡献，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目前许多规章制度已成为北京市行业的统一标准。从1997年成立至今，在百姓家装市场的影响下，在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的指导下，全国已成立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家装市场50多家；北京市现有家装市场23家，其中具规模的有14家，发展速度十分惊人。现在，作为专业家装市场的龙头企业，百姓家装市场面临着再发展的困惑。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寻求进一步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百姓家装市场在经历了1997、1998年的快速发展后，1999年发展速度明显减慢，这里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既针对百姓家装市场，同时也针对北京的家装行业，有些问题是有共性的。问题的产生，有大环境的影响，也有企业自身的问题，一个新兴行业的企业，在经历了初期的高速发展后，出现了问题，如何寻求突破？企业要再发展，必须找出自身存在的实际问题，并给出系统的解决方案，才能有的放矢，不断改革，寻求发展。本篇论文即针对百姓家装市场再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惑，通过对其实际经营状况的描述，通过对其内外环境的分析，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加以综合分析，最终给出系统解决方案。本篇论文首先介绍了百姓家装市场的背景材料，包括企业背景、<WP=4>组织结构、管理体制以及发展与改革的历程等，对企业整体状况作了充分说明，为下面的分析准备了原始资料。企业在发展中出现了困惑，首先需要找出企业存在的问题，再通过理论分析，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给出解决方案。企业存在的问题如何被揭示？内因通过外因来起作用，企业存在的问题通过企业的经营活动会体现出来，而问题的产生又是企业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分析企业自身问题时离不开企业内外环境分析，只有对企业的生存环境作出充分的分析，才能找出企业存在的本质问题。论文紧接着对企业的内外环境作了细致分析，外部经营环境分析包括对企业宏观环境中人口、经济、自然、政法和文化环境的分析，对企业微观环境中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程度、新进入者的威胁、顾客和公众等方面的分析，对家装行业状况、相关行业的影响以及企业竞争地位的分析。通过外部环境的分析，可以清楚的了解企业在市场环境中所处的地位，百姓家装市场在专业家装市场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一些竞争对手的硬件、规模以及资金实力对百姓家装市场产生极大的压力，如何解决自身的不足，并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寻求更好的经营空间，如何利用在外部环境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是百姓家装市场摆脱困境所要积极努力的方向。在对企业内部环境分析中，重点对企业财务实力、经营实力、服务水平、管理人员和员工素质等方面作了深入分析。百姓家装市场作为家装业的龙头企业，其自身的资金实力有限，在企业寻求进一步发展时，资金实力的限制即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获得企业发展所需<WP=5>资金，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而企业的系统管理制度，良好的客户服务质量以及丰富的市场运作能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管理人员素质需要得到提高，这也是制约企业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本论文还对企业的市场定位、市场供需情况作了介绍，并对企业的市场需求作了定性分析。通过这些分析，可以发现企业本身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通过对市场的进一步了解，也可以看到市场中存在的机会。在这些相关资料准备充足以后，论文对企业的市场状况作了SWOT分析，并深入揭示了企业存在的实际问题，如发展方向不明确、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家族式管理体制的弊端、管理人员素质较低、运作方式的缺陷、资金实力较弱、对消费者心态把握不准等等。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遇到的困惑，是与企业实际存在的问题分不开的，如何有效解决存在的问题，是企业再发展的必要保证，这也是本篇论文所要重点阐述的地方。企业存在的实际问题被揭示了，如何解决？这关系到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关系到企业发展的方向性选择、长期计划的制定、结构调整和企业经营理念的重新确立等方面。本篇论文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从理论上分析了百姓家装市场面临问题的合理性与严肃性，力求从存在的实际问题中发现其根本问题，并从理论上对企业存在的原则性问题作出分析。由于企业处在成长阶段，出现这些问题也是难以避免的，企业需要做到的是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分清主次问题，对重点问题作重点对待。<WP=6>面对企业再发展的困惑，需要揭示企业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制约企业再发展的本质问题，更需要对存在的问题给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本篇论文结合中外企业的管理思想与经营理念、国际性大企业的发展与改革经验，对百姓家装市场的再发展作了对比分析，并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组织设计、人力资源管理、建立企业制度、多元投资主体、企业文化建设、创建学习型组织、领导者需要学习等方面对企业的发展与改革作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解决方案。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的企业，百姓家装市场所体现的问题是带有共?
马丹[2]2014年在《从“百工之术”到现代设计》文中研究说明《装饰》杂志是我国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设计类综合性学术刊物，创刊于1958年2月，曾于1961年停刊，1980年复刊至今。《装饰》的历程与中国设计发展同步，是中国设计从传统手工文化向现代、后现代设计转型过程的直接反映。本论文第一章从手工业经济布局、经济中心的迁移、官营手工业和民营手工业的历史、行会制度以及百工身份的概述出发，对中国传统手工文化作全面的简单性陈述。建国初期为配合经济发展，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催生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成立以及《装饰》杂志的创刊。第二章对《装饰》的历程进行了总结归纳，主要阐述了《装饰》的办刊宗旨、创刊号内容以及停刊与复刊的发展过程。本文的主体部分为三、四、五章，以时间为顺序致力于对《装饰》中传统手工艺向现代设计的转型进行历史性的考量。根据西方对设计史研究的三条线索，转型包括设计的思想转型、形式转型与材料三方面转型。当然，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这种转型又呈现出中国特有的本土化特征。第三章是对1958—1961年间《装饰》所刊登文章内容的提升，这期间的《装饰》中已呈现有反装饰、提倡理性精神的现代设计思想痕迹。在强调意识形态的时代，这些痕迹只能淹没在政治氛围的包围之中，并未迸发出设计革命的力量。第四章、第五章集中阐释的是1980—2001年20年间《装饰》中现代设计观从无到有的形成过程。第四章分为两个部分，从这一阶段的《装饰》可以看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条件下，通过对材料、形式、功能的探索，设计逐渐摆脱政治束缚，面向市场与大众消费，进入了中国现代设计的快速发展时期。以上世纪90年代至2001年第100期《装饰》所刊载的内容为依据，第五章所呈现的是中国设计蓬勃发展的10年。在吸纳西方成果之外，对科学与艺术关系的探讨、对于商业美术之道、对于设计教育的规范化途径以及新兴工艺美术门类的介绍表现出一种认识上的成熟。后工业文明的背景下生态设计观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引入，使得中国设计快速与世界并轨。第六章主要是从消费文化背景下，阐述《装饰》与当代中国设计的关联。以中外同时期设计比较的方式确立《装饰》在中国设计历史中的价值与贡献，中国设计的最终发展要依靠自身的文化自觉。结论中本论文的论点是通过对《装饰》历程的研究，中国设计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从反装饰的思想、简约化的形式、现代工业材料的引入三个方面展开。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线，之前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化反映，之后是工业化、消费文化在设计活动中的反映。同时，反传统并未消除传统，工艺美术在转型过程中依然是与时俱进、求新发展，形成了手工与机器生产协调并进、互为补充的发展格局。
李红云[3]2010年在《南通地区传统民居研究》文中认为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建筑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建筑师们独具匠心,巧夺天工,使中国建筑始终相连相继,完整而统一地发展。精湛的建筑技术,独特的建筑艺术和优美的建筑风格,使中国建筑成为世界建筑艺术宝库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建筑的历史缘起于居住房屋,无论何时何地,住宅都是建筑的主体,在所有的建筑物中占据了最大的数量。南通地处东南沿海,濒临长江,自成陆至今已有五千多年历史,隔江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及苏南地区相依,“据江海之会、扼南北之喉”,处于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带,受到淮吴等多种不同文化的影响。南通建筑历史悠久,自古能工巧匠辈出,南通建筑史是整个中国建筑史的组成部分。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为南通传统民居,以往对于南通的研究比较集中于政治、经济和近代城市规划建设等领域,对于民居方面的研究甚少。而民居作为最广泛的传统建筑类型承载并沿袭了这一地区的地域文化,在建筑风格上既有北方建筑的庄重、浑厚,又有南方建筑的轻快、活泼。如今南通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民居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美学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以及潜在的经济价值都应得到外界的关注。要研究南通民居建筑,必然从其形式与文化着手,在历史的舞台上,民居的形式与文化是互相影响并相互制约从而共同发展的两个方面,在民居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经过经济、文化、生产、生活、伦理、习俗、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综合作用。此外,还涉及到建筑所处群落空间、城镇布局、整体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史料分析,实地测绘调研拍照,系统性地归纳总结了南通传统民居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各方面原因,归纳总结了南通民居各个阶段的特点,为今后的创作设计提供了传统建筑元素及建筑语汇方面的参考。并对传统民居的价值及保护利用方向、南通特色城市建设之路、新农村建设和基于传统文化的地域创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廖璐琼[4]2010年在《西南山地典型古城人居环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南山地典型古城人居环境研究是赵万民教授主持的国家重点基金项目——“西南山地城市(镇)规划适应性理论与方法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选取了西南山地极具代表性的五座历史文化名城——凤凰、大理、丽江、阆中、镇远,深入剖析其独特的人居环境演变历程,目的是探讨当代城市发展背景下,古城人居环境保护与发展的思路及策略,并为西南山地其他城市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本文系研究体系中的湘西凤凰古城部分。凤凰古城是湘西地域城镇聚居形态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结晶。古城四围青山环绕,沱江抱古而来,至今还遗存着大量的文物古迹,如古寺庙、古楼阁、古宅院、古城墙、古城楼、古石板街和古吊脚楼。“地灵”造就“人杰”,明清以来,人才济济,有田兴恕、郑国鸿、熊希龄、陈渠珍、沈从文、黄永玉、肖继美等,可谓代有才人。古城周边亦有唐代石头城——黄丝桥古城、明清苗疆边墙——南方长城以及民族风情浓郁的湘西古苗寨。2002年古城被公布为第101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业获得迅猛发展,如今与平遥、丽江齐名为“中国三大古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论文拟通过对古城传统人居环境的系统性研究,归纳总结古城人居环境的独特性,旨在为凤凰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传统的有机借鉴,也为西南山地人居环境研究提供典型地域的研究实例。文章以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框架为基础,遵循区域观——聚居观——簇群观——建筑观的系统思路进行论述。首先站在区域视野,以湘西苗疆为研究范围,探讨了区域聚居与古城聚居的相互关系及交叉影响,为古城层面的人居环境研究奠定了区域背景框架。接下来文章针对凤凰古城传统人居环境,通过聚居形态、簇群空间、建筑形态及人文历史节点四大章节的层层剖析,以系统分析的思路为指导详细解读了古城在总体格局、城市设计、建筑形态及文化构成上的特质。在物质层面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其背后的人文历史因素,同时重点关注各部分与人居环境体系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第七章作为承上启下的重点章节,为古城人居环境的独特性研究。笔者归纳提炼了古城的四大独特性:“黛山沱水”的山川形胜、“苗疆戍城”的兴衰态势、“文经武纬”的聚居理念以及“龙凤合鸣”的多元文化。这些正是古城人居环境精华的浓缩,也是城市建设中有待传承与发展的城市特色。最后文章通过古城历年保护发展工作的梳理及国内外名城保护的经验借鉴,以现状问题为导向,提出以古鉴今的保护发展思路,并分别从政府、开发者、居民几个利益方的角度进行了积极的策略思考。同时笔者站在人居环境保护与发展的角度,以规划整合为手段,重点从聚居形态的保护与发扬、簇群空间结构形态的保护与发展、历史建筑及周边环境的保护与更新以及城市独特性的保护与塑造四个方面入手,提出了具体的规划整合策略。
柏传友[5]2015年在《近代沈阳商埠地城区空间与建筑的特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1840开始至民国初年,中国在东西方列强的武力威逼下,先是被迫开放东南等沿海城市,继而被迫开放沿长江两岸的重要城市,最后被迫向内陆开放铁路沿线的重要枢纽城市作为万国通商口岸。在此背景下,作为中东铁路重要枢纽的沈阳,清政府为了能够在商埠地内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行政管理权限,决定自主开埠。自1908年正式开埠以来,商埠地便成为沈阳城市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作为西方列强在沈阳居住通商之地,这里是联系沈阳与西方的一个窗口,先进美观舒适的建筑在这里集中展示,很好地推动了沈阳建筑的近代发展;其次由于商埠地位于沈阳老城区和满铁附属地之间缝隙地带,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老城区的奉系势力和满铁附属地的日本侵略势力的缓冲地带。本论文的主体由五章组成:第一章,先是通过阐释近代沈阳城市与建筑地非进化式的板块来论述此文的研究意义,继而系统地总结了当前的已有研究和诸多不足,最后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有关的创新点;第二章,分别从艰难开埠、分期发展和市政制度化等多角度论述了近代沈阳商埠地的形成与发展;第三章,分别就近代沈阳商埠地城区“四片区——两中心”的非对称空间结构,四界的三种形态模式和其中的典型街区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在综合中国各类型商埠地基础上,对比分析了沈阳商埠地的特征形成之因;第四章,分别对近代沈阳商埠地的建筑形式特征、空间特征、技术特征和细部特征进行分析,并就它们形成的原因从文化、社会和设计施工角度加以论述;第五章,对沈阳商埠地对当代城市建设的影响分析当前的建筑遗产的保护现状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保护与开发相平衡的对策。研究过程中,本文本着严谨的史实态度,大量的论点论据均有史而发,即便是商埠地的建筑遗产保护,本文也是尽量找到其循序发展的历程,并以批判性的角度吸取其有利之面,摒弃其不利之面。并对像商埠地四界界址和面积等在文字方面存在较大争议的史实进行梳理辨析。同时为了尽量避免以往研究中大量存在的单一因果论问题,本文利用系统分析法对类似于商埠地的选址和建筑的发展等多发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研究创新上,本文秉着非求新而新,无论是建设制度化和建筑内廊演变,还是常见的政治、经济等发展影响,本文皆尽量通过具体分析论述其不同之处。
杨传杰[6]2013年在《山东传统织机造物文化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山东民间土织布曾是维系传统乡村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我国传统自然经济社会生活方式下的产物。作为民间土织布的主要生产工具，它是研究我国传统纺织文化的重要实物载体，其结构复杂，操作工艺繁琐，不仅富有传统物理机械原理及工艺技巧等技术内容，还蕴含了更广范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传统人文思想等文化内涵。本文以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相关概念为指导，依循由客观梳理到主观思考的逻辑关系，从自然行为与技术角度分析山东传统纺织行为的构成，由此得出自然环境与文化生态共同构建了山东纺织文化的内容。通过对史料的考究，确定了山东传统织机“原始腰机→双轴织机→斜织机→卧机→互动式综蹑机→提花机→互动式综蹑机”的演变过程，并各具特征。对目前存在的山东传统互动式踪颞机，从工作原理、结构功能等角度分析，并结合实地考察及与古代织机史料的横向比对，确定每个构件的名称与功能特征。织机作为传统纺织文化的载体，对它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工作原理、结构功能、形制演化等的梳理阶段。从山东传统织机形制演变中得出，基于与墨家“实利观”近同的造物观念，山东地区普遍采用了更为实用的朴素织机而放弃了复杂的提花织机。山东传统织机外形无装饰特征，但在纺织生产环境中又别具空间装饰性，生产过程也富有运动美感。朴素的织机能产出极具形式美感的织布，而织布的造型特征则是审美意识、造型观念的物化。
褚海萍[7]2014年在《节俭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节俭，是时代的选择。从理论上讲，本论文对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节俭和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节俭进行论述，希冀能丰富学术界关于节俭研究的理论成果；同时对当前消费领域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严重危害进行理论分析，为倡导节俭消费提供依据。从实践上讲，本论文把以必需消费、可支付能力消费、物尽其用消费为核心的节俭消费作为今后倡导的主要的消费观念，用以引导人们的消费行为。同时，为全社会厉行节俭提出加强节俭消费制度建设、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节俭消费、号召全民从自身做起厉行节俭等建议。文献研究法、矛盾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和系统研究法是本论文研究中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节俭观是人们对节俭的观点和看法。“节俭”一词在古代文献资料中最初以“节”和“俭”两个单音词出现。在汉字演变过程中逐渐融合，形成“节俭”这一双音词。现代意义上的“节俭”属于消费的范畴，是消费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实践中，节俭体现为必需消费、可支付能力消费和物尽其用消费。必需消费，即只进行必需消费品的消费。可支付能力消费，即在可支付能力范围内进行消费。物尽其用消费，即在使用消费品时把消费品的功用充分发挥出来。消费与生产紧密相关，节俭与生产也紧密相关。消费依赖生产，生产为了消费；生产先于消费，生产大于消费。节俭能为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物质资料准备，维持可持续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的生命力在于和勤劳、关爱他人、善待生态等众多美好德行紧密相关。节俭以勤劳为基础，勤劳美德和节俭美德相辅相成，实现治生、修身、齐家、治国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节俭与孝相关、与仁相关，为孝顺父母和帮助他人储备了物质力量和精神食粮。节俭体现爱物惜物，按照自然规律发展生产，取用有度。节俭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历史上统治阶级的节俭为社会的再生产提供了充足的人力，整个社会的节俭为再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物力，维持了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节俭备荒增强了人们应对天灾的能力，维持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节俭通过缓和统治者和民众、官员和民众、民众和民众间的矛盾及构建和睦的家庭关系，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节俭使人努力不去破坏生态和谐，推动了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维护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界。节俭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利益，克己节俭，千方百计改善民生。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人民，以身作则，率先节俭，与人民同甘共苦，共同发展。节俭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节俭培养了坚定的革命志士，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孕育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等不朽的革命精神，推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节俭的倡导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了官僚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使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并促成了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改革开放新时期，节俭使得人们坚持和传承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有效地抵御了享乐主义的侵袭，推进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促进了节约型社会建设的进程。与公款、公共权力相关的铺张浪费、特权消费、奢侈腐败是当前消费领域最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背离了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离了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优良工作作风，直接败坏了党风政风；同时误导了社风民风，加剧了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浪费，影响了人们正确思想认识的形成。这些行为还容易使国内社会公众和外部国际公众对我国形成不文明、不和谐的国家形象认知，影响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健康发展，削弱我国的综合国力。节俭消费过时论、铺张奢侈有功论、中国人传统的面子思想、西方消费主义侵袭、社会舆论监督不够等原因助长了浪费现象的日益膨胀。坚持和发展节俭消费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节俭美德，有选择性地借鉴国外消费文明，与时俱进地创新消费文明建设。从理论上为节俭立论，制定具体的消费指导，以说理教育、言传身教、行为导俗等方式培养节俭美德是中国传统消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力量监督制约公款消费、全社会助推节俭意识形成、各种方式促进资源节约等国外消费文明能为我们提供有益借鉴；兼容并蓄、突出实践、注重实效是我们创新消费文明建设的基本思路。完善预防公款浪费的相关制度、推行公款消费全过程监督制度、完善厉行节约绩效考评制度、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调整消费税税率、确立消费行为规范、完善能源资源阶梯价格制度、建立节能设备推广制度等措施从规章制度的层面为节俭社会风气的形成提供保证，领导干部带头节俭消费能充分发挥特殊人群的示范榜样力量，全民节俭意识、节俭思维、节俭动机、节俭习惯的形成能为节俭美德的传承奠定群众基础，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手段宣传节俭消费则能在短时间内高效地推行节俭生活方式。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每个中国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人人节俭，社会就能保持节俭风尚，我们就能给后代留下一个山清水秀、资源丰富的生存环境。
朱学文[8]2013年在《云南绿春哈尼族习惯法及其教育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的教育,受到举国上下的热切关注。如何规范教育,完善和制定好的教育政策法规,引起了近些年来数次人代会的高度重视。好的法律规章如何顺应民族地区的社会实际情况、文化传统和民族习惯,是教育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民族地区,要探索这些问题,必须从习惯法中寻求启示。本文试图从绿春县的哈尼族习惯法去获得启示,绿春哈尼族地区是否还存在着习惯法,习惯法是不是必然产生,有哪些内容。哈尼族是一个跨境而居的世界性的民族。在我国云南省,哈尼族人口163万,仅次于汉族和彝族。在对云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现有研究中,学者关注的较多的是彝族、白族、傣族、纳西族等,而对哈尼族的研究相对较少。2009年春节刚过,我开始了对红河南岸哈尼族的调查。我首到的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绿春县。绿春县,是哈尼语标准音所在地,哈尼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为88.2%,是全国哈尼族所占比例最高的县。2009年2月13日,我亲身经历了县郊十三个村落联合祭祀的“阿龙欧滨”。古老、庄重的祭祀仪式带有神秘色彩,对祭品顶礼膜拜的同时追求原始的公平和正义,整个县城民间与政府共享过年般的喜庆,整个县郊村落农民被强制要求享受“法”定假日,违规者会受到众人的责备和头人的罚款,等等。这种传统的习惯法规约还有哪些,内在结构是什么?这些习惯法是怎样产生的,对绿春县的民众会产生什么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搜集有关哈尼族和习惯法的研究文献,请教相关领域的学长和前辈。之后,我数次前往绿春、金平、元阳、红河、元江等哈尼族聚居的地方进行调查研究。在昆明,借工作的闲暇时间,以就读于云南民族大学的绿春哈尼族学生为个案进行深度访谈,对毕业的学生进行跟踪调查。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探寻,在调查现存于绿春哈尼族地区的习惯法的基础上,梳理了哈尼族习惯法的内容和内在结构,考察了哈尼族习惯法产生的原因及其教育功能。哈尼人聚族而居,往往一个村落都是一个祖先的后代。一个村落,就有一个寨神“昂玛”,有一个头领“咪谷”,要举行每年一次的祭寨神仪式“昂玛突”。绿春县还存在多个村落因祭拜共同神灵而联合的社会组织,有共同的大咪谷作为头领。多村落每年联合祭祀的仪式神秘又庄重,有一整套习惯法规约和禁忌。哈尼族有自己的历法,有十月年、六月“矻扎扎”节等传统节日,还保留着刻木分水、从开秧门到吃新米饭一系列的农耕礼仪。哈尼族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基本内容是敬仰魂、祈求神、安抚鬼。宗教职业者“摩批”,在哈尼族社会中有较高的威望。哈尼族父子连名,实行幼子继承制,祭家祖时仍祭外祖,舅舅有很高的名望。婚事礼俗中保留着哭嫁的传统,丧事习惯法中又透射了豁达的生死观。哈尼人勤劳、朴实、温和、乐观,能吃苦、不好斗。哈尼人与壮观的高山梯田、秀美的绿色森林和谐相处。哈尼族社会,民族团结,各民族相处融洽。在绿春县,哈尼族习惯法对民众产生了重要的教育功能,这种影响和教育有别于现代教育体系中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在法的功能上,哈尼族习惯法和制定法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对维系整个社会的良好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哈尼族习惯法中也有一些消极的因素,如禁忌过多、男女不平等。习惯法中的消极因素进而也影响了制定法的实施。本文在调查习惯法成因的基础上,继而在绿春哈尼族社会中考察了习惯法的教育功能,得出了有益的启示。一、哈尼族习惯法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其规约已化成民众的自觉性。因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受山地农耕经济的制约,其产生是长期的、必然的。二、哈尼族习惯法的产生历史悠久,被动迁徙时期的流离失所和安居哀牢山区初期开垦梯田的艰辛,锻造了哈尼族性格中的忍让和退让的色彩；进入安土乐居的文明时期后,生活条件的逐渐改善形成了当今哈尼人性格中的礼让元素。三、总体来说,哈尼族的习惯法对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我国现行的民族平等政策是符合哈尼族地区发展需求的,哈尼族社会在和谐的社会秩序中稳步发展。四、哈尼族习惯法中过多的禁忌束缚了青少年的成长,频繁的祭祀活动对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利的。加快边疆哈尼族地区的发展,需制定更加完备的法律规章和制度,且要融合哈尼族习惯法中一些积极的因素。哈尼族习惯法对制定法和学校教育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本文结合实地调查,在总结哈尼族吸纳汉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多民族国家发展民族教育启示的基础上,对完善哈尼族习惯法的教育功能提出了相应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一、在现代社会,哈尼族地区的习惯法还广泛存在。哈尼族习惯法规约自成体系,其内在结构是：村落以咪谷为核心祭拜寨神、开展梯田耕种,以摩批为核心的鬼魂崇拜渗透在婚丧嫁娶等家庭礼俗中。二、哈尼族习惯法的文化基础是迁徙文化和稻作文明,已内化在哈尼族忍让、礼让的性格元素中,对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三、完善习惯法的教育功能,需制定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加快少数民族教育立法就是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借鉴哈尼族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国外民族教育立法的经验,需进一步重视双语教育的发展和民族地区专业人才的培养,在教育发展的同时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本研究的价值在于：一、围绕习惯法是什么、有什么教育功能,以绿春县为案例,以绿春哈尼族的习惯法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哈尼族习惯法的结构和产生原因。二、将习惯法与整个绿春民族社会结合起来考察它的教育功能。在学术上,本研究对教育法学研究作了有益的补充。在教育法学的研究中,使教育法学的研究视野向下,在研究教育法的文化基础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以期对中国教育法学理论建设提供参考。在实践上,对绿春地区习惯法的教育应用进行了较全面评价,对学校教育的推进和改善,提供一些帮助。
王颖[9]2014年在《历史街区保护更新实施状况的研究与评价》文中提出我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期,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不仅成为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多重问题和危机。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其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其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状况以及出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中西部相当大一部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的保护实情。论文以云南省为切入点,在系统梳理国内以及云南历史街区的保护更新历程和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在基十“历史实证”、“发生论”、“多维度视角”的原则下,从云南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现实情况的角度出发,建立了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状况的实证评价研究体系；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云南“三城四地”的典型案例,从多学科、多维度视角出发,采用“质性和量化”、“回访调研”、“实态研究”等评价研究方法,对街区在一段时期内(10年以上)的物质遗存状态、非物质遗存状态、管理机制状态等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踏勘及社会实态调查工作,在各典型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实态”问题的表象上进行深度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使诸多历史街区取得保护成就、陷入保护困境的三大根源：经济利益、社会生活、管理体制根源；并由此提出“多元的网状保护与管理机制”及相应策略,冀以此来对云南乃至国内其他地区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引导,探索构建共赢发展的长效保护机制。
魏闽[10]2006年在《思南路47-48号街坊的整体性保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思南路47-48号街坊成为上海市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重要试点项目，希望以复兴工作的成功来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并从中获得上海新一轮历史中心区保护的新策略与新方法。自“365项目”(365万平方米危棚简屋改造)后，大拆大建的方法势必将退出历史舞台，面对着当前社会经济结构深刻变化所提出的深层次要求，我们将如何保护并继承这些历史建筑?如何维护历史中心区的功能并作出积极的调整?如何安排原生居民并延续城市的生活形态?新的保护策略也就意味着新的运行机制、运作方法和实施主体。 本文将思南路47-48号街坊视作一个全息元，以“整体性保护”的方法探讨上海历史中心区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其中的得失，并展望未来。目的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结合其它学科领域的知识与内容，力图更广泛、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上海历史中心区的历史、现状及其面临的问题，并试图寻求解决问题的措施与方法。贯穿全文的是两个问题——“保护为了谁?”和“怎样保护?”因此，本文在选题与所用实例的组织上，都尽可能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力求解决实际问题。 本文研究框架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思南路47-48号街坊的历史与现状，其中先回顾了解放前该街坊所经历的第一次城市化进程(1910-1940年代)，以法租界由东向西的城市化进程为背景，具体介绍了该街坊的建筑特征、居住形态以及人文精神，展示其浓厚的历史与文化底蕴。在经历了新中国解放、公私合营、文革等特殊历史时期后，该街坊迎来了第二次城市化进程(1980年代-2000)，着重分析了建筑特征、居住形态以及人文精神的变化。 第二部分是关于思南路47-48号街坊的实践与反思。首先介绍了上海正在加大对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力度的时代背景，然后具体描述了思南路47-48号街坊当前的实践情况。然后是对该街坊阶段性工作的反思以及对近期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重新审视。最后通过实例研究、借鉴欧洲的相关案例、并分析经验与教训，指出“整体性保护”对历史中心区保护的重要意义。 第三部分提出建立历史中心区的“整体性保护”体系，并探讨其中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先是关于“观念”层面的探讨，提议在全社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普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改善相关的教育与培训机制。其次是关于“立法与政策”层面的探讨，提议应当以立法、政策为核心，健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再次是关于“资金与管理”层面的探讨，提议引入历史文化遗产经营理念，广泛拓展经济筹资渠道。最后是关于“规划”层面的探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城市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规划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内容。需要在城市保护规划中建立“整体性保护”模型，建立保护工作的多方合作体系与保护信息网络。 结语部分归纳了上述三个部分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对在上海历史中心区展开“整体性保护”的一些具体建议。
参考文献：
[1]. 百姓家庭装饰市场（企业）再发展的思考[D]. 柏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0
[2]. 从“百工之术”到现代设计[D]. 马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3]. 南通地区传统民居研究[D]. 李红云.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0
[4]. 西南山地典型古城人居环境研究[D]. 廖璐琼. 重庆大学. 2010
[5]. 近代沈阳商埠地城区空间与建筑的特征研究[D]. 柏传友. 沈阳建筑大学. 2015
[6]. 山东传统织机造物文化探究[D]. 杨传杰.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013
[7]. 节俭观研究[D]. 褚海萍.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8]. 云南绿春哈尼族习惯法及其教育功能研究[D]. 朱学文. 西南大学. 2013
[9]. 历史街区保护更新实施状况的研究与评价[D]. 王颖. 东南大学. 2014
[10]. 思南路47-48号街坊的整体性保护研究[D]. 魏闽. 同济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