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语境下文学理论的书写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下文论文,困境论文,跨文化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西方新的文论观念的涌入，文论教材的编写日益突出了跨文化的特点，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建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核心问题，因而在教材的书写模式上出现了多元化的特点，突破了文论的政治化和审美化的束缚。在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的书写模式中，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和南帆等著的《文学理论》成为了大家争论的焦点。在这里，本文想从跨文化的视野去分析这三本以西方最新理论成果为依据的文论书写模式在中国语境中是否可行这一问题。
一
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是以反本质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所谓的反本质主义是针对本质主义而言的，在哲学上，本质主义思维模式表现在三个维度上：一是在本体论上表现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即相信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一个深藏着的惟一的、永恒不变的、超历史的本质，相信“本质”与“现象”的区分提供了人类观察万事万物的基本概念图式，通过对本质的认知就可以把握现象的全部秘密。二是在认识论上表现为基础主义的认知模式，即相信世界可以被分析为最终的可以做基础性的东西，人类的认识和信仰都可以建立在这样一个稳定而不变的基础之上，人类的知识通过主客观符合论的真理观得到积累和发展；三是在方法论上表现为科学主义的研究模式，即相信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处理，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去发现和描述隐藏在事物后的实在和本质。简而言之，本质主义是一种信仰本质存在并致力于本质追求和表述的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落实在文学上，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总要寻求给文学一个本质的规定，无论是蔡仪哲学反映论或童庆炳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其基本理论模式就是建立一个以此本质为核心的理论体系，然后将文学纳入到这个本质论所规定的逻辑框架中加以阐释，而这种西方古典哲学和美学的观念受到了现代思想的挑战，波普尔的科学证伪主义、维特格斯坦的反本质主义以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都对这种思维方式提出质疑。
在此背景下，陶东风认为：蔡仪的《文学概论》以及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都可以划归于这种本质主义的文艺学，这种文论系统严重地阻碍了文学理论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文学理论无法解释文学界产生的新的现象，文学理论“无用”了，而要在新的时代重建文学理论的有效性，就应该重建文艺学的知识形态，反对本质主义文艺学，建构面向未来的反本质主义文艺学，解构传统文论“四大块”的模式，走文艺学知识“历史化”和“地方化”的道路，建立一个具有历史性和地方性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
从全书的章节结构可以看出，《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反本质主义并不成功，全书分为七个章节，加上导论和三个附录。第一章“什么是文学”对应传统文艺学教材中的文学本质问题；第二章“文学的思维方式”对应传统文艺学教材中的文学创作问题；第三章“文学与世界”则是对第一章“什么是文学”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和阐释，通过对“再现”问题的解析来分析文学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渊源关系，也属于传统文艺学教材中所谈的文学本质问题；第四章“文学的语言、意义和解释”对应传统文艺学教科书中的“文学作品论”和“文学接受论”，只不过这是在现代“意义”理论的基础上所做的作品论和接受论阐释；第五章“文学的传统与创新”对应传统文艺学教科书中的“文学发展论”，探讨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古今演变问题；第六章“文学与文化、道德及意识形态”，这本来是旧文艺学教科书中所阐述的核心问题，即文学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问题，作者引进了新的西方“文化研究”的视角，对文学作了新的意识形态论的解释；第七章“文学与身份认同”，这是从西方“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对文学做出的新的理论推进，属于超越传统文艺学教科书的范围。因而，从编写体例来看，《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各个章节的编写模式并没有体现出主编在导论中所确立的打破传统文论四大块的写作宗旨。传统文艺学中所涉及的本质论、发展论、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中都有专门的章节来加以表述，只是在第七章加上了西方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文学与身份认同”，因而可以说该教材是传统文艺学教科书和文化研究之间嫁接的产物。在具体的编写过程中，也没有体现出主编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并且最终得出了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的结论：“一是，诗(韵文)与文(散文)的文体区别(我们知道这本来是相当差异的概念)。二是，文学与语言、情感、想象有关。从以上的论述中，完全可以得出一条文学本质的定义：文学就是以诗(韵文)与文(散文)为基本文体，以语言、情感、形象、想象相关联的一种文字联合体。”①因而，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导言中主编所主张的“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在具体的章节中得以展现，反而陷入了自己所设定的本质主义漩涡之中。当然这与跨文化语境下文学理论书写有着本质性的关联，反本质主义是出自西方的理论话语，当它嫁接在中国土壤上作为立法原则对文学进行立法时，由于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本身的特殊性，其研究对象在文学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也相对稳定从而形成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这些知识就包含了本质论、作品论、创作论、接受论和发展论。因而任何一种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都无法回避对这些问题的归纳和阐释。《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对传统文艺学四大块的解构并不成功。②
二
南帆等的新著《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在继承了《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开放性的文化研究视野的基本上，对大量的文学事实、文学经验进行了新的概括，这本教材是以西方的文化研究为理论资源的，其书写模式能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得以生长呢?
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是在世界学术的新语境尤其是西方主流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来重新思索文学理论范式的，如“实证，体系，逻辑，概念与范畴，规律，定理与公式——启蒙与理性逐渐确立了一套清晰的学术规范。这时，古代批评家笔下的零散短章如一些残缺的边角料。如果没有系统的理论阐释和理论范畴之间的深刻转换，这种文学知识不可能作为主导的文学理论范式持久地存活于现代大学的教学体制和学术体制之中”③。又如“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全球化语境正在将文学问题引入一个更大的理论空间。这时，传统的文学理论模式已经不够用了，一批重大的文学理论命题必须放在现有的历史环境之中重新考察和定位”④。这表明了南帆教材对文学理论与历史语境间互动关系的坚定认同。正是这种认同，使南著的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依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化转向的特点。而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新媒介、女性文学、大众文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催生了南帆先生敏锐的理论触角，他提出了“关系主义”的理论研究范式，即认为文学必须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加以研究，文学性质、典型性格、文学理论史之上的一些著名概念包括文学经典问题都必须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得到多重解释，而不是力图将结论还原到某种单一的“本质”。
南帆新著《文学理论》更加体现了对“关系主义”理论研究范式的自信。“已有的文学积累提供了发轫的起点，文学持续演变的动力来自文学外部的历史环境。”⑤“总之，要回到具体、回到历史也就是考察多重因果关系交织之间的文学，而不是期待找到一把独一无二的钥匙打开文学之门。”⑥正是这种自信，新著放弃了前著在导言部分着力进行的“两条线索”的论证，而直接从体例上将全书分为两大板块：上篇，文学是什么；下篇，如何研究文学。上篇沿着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个方向，既从文学内部各层次对文学自身进行考察，又将文学置入复杂的文化关系网络——文学与意识形态、历史、宗教、民族、地域、道德、性别——对“文学是什么”进行反思。下篇在前者考察和反思的基础上进入了更专业的“如何研究文学”的历史思考，梳理、总结了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史上许多重要概念和批评流派。整部新著体例比旧著更加完善，跨文化研究的思路更加清晰。
跨文化研究的方法把南著引向了一个理论的新高度，它是对自律文论的反驳，也是对旧的中国式文学与政治关联之理论范式的突破。然而，作为一本面向中国高校学生的文学理论教材，无论是前著，还是新著，其结构逻辑中始终贯穿的，却是西方主流文化理论成果，历史文化语境在南帆教材中被折射为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从德里达式的解构到如火如荼的文化研究的西方理论历史演进。对于这些理论，尽管新著已不再如前著将其过于堆砌，而是着力于建构为一个有机体系，如第一部分的许多章节，从作者到文本，从目录上看其体系建构意识更加的自觉，但这种体系建构只不过是对西方各派理论的嫁接，抽取一些核心概念如“作者的个性”、“互文性”作为建构的支点，换瓶不换酒。而第三部分几乎是对前著的照搬，将文学历史的演进置换为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西方文学的发展史。以上做法，无疑忽视了中国文化的接受语境。
格罗斯伯格曾概括文化研究的特点，其一是文化研究是“极度语境化的(radically context)”，他指出“对文化研究而言，语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语境(context is everything and everying is context)”⑦。并说我们最好把文化研究视做“一种语境化的关于语境的理论”，他在《文化研究的流通》中指出“把文化研究付诸实践并不简单地就是采用英国传统中的不同个体或集团提出的主张，这样的占有未能认识到他们的种种复杂的尝试方式是由他们置身的英国特定情景和历史决定的”，“我们面对的任务是在已经占领过的地方重新工作，根据特定的美国语境重新阐发文化研究，在此过程中改造文化研究本身”。这种语境化意味着，我们移植文化研究理论，首先必须廓清这种理论产生的具体社会文化语境，此语境所催生的研究方法、理论范型、价值取向、批判对象。面对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应该相应地作出调整，也就是说，在中国这一文化空间里重新语境化。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中，文化的结构关系是不一样的，决定了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历史、社会等等社会文化权力配制的独特性，从而决定了文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独特性。面对中国的接受语境问题，南著的思索至少有以下几个薄弱环节：
首先是忽视了中国语境接受对象的独特性。南著作为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承担文学专业基础理论课的教学，面对的是文学领域的初学者，而不是专业化的学者。它应当从中外文学经典、中外的文论资源中总结出具有相对普遍性和完备的理论构架、基本观念和研究方法，为学生进入文学领域、解决文学问题提供理论的支持，而不能只是关注理论前沿，发挥学术个性。在探讨具体问题时，往往视西方文学理论为圭臬，这极易误导初学者走入一种相对主义，忽视了中国文论的历史意义，真正的文学观念就很难建立起来，从而无法实现理论教学的目的。
其次，中国语境大众文学的独特性。文化研究兴起的一个重要语境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大众文化之中的大众文学，包括网络文学、边缘文学、民间文学均是文学研究的兴趣点。然而，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学与西方的大众文学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性。南著的第十七章是对大众文学的论述。它指出，从概念上看，中国的“大众文学”概念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定义：启蒙语境下的大众文学，是用来启蒙大众的白话文学。革命语境之下的大众文学，则是服务于工农兵的通俗文学。这种根据不同语境定位中国大众文学概念是南著极富意义的尝试，但是很快，在“批判与肯定”一节中放弃了这种尝试，而是用世界范围内的商业文化语境的名义，模糊了中国大众文学和西方大众文学的差异。“在世界范围内，‘大众文学’更多地是在商业社会中得到合法化的定位。”⑧新著还引用了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在大众文学问题上的分歧，此时的“大众文学”，更多是西方商业文化语境下的西方大众文学，这是一种相对于精英主义而言的大众文学的定义。而西方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包括法兰克福理论，都是产生于自身的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之中，随着历史的发展，它自身尚且需要不断地重新语境化，那么在社会文化差异悬殊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分就更加明显了。
再次，中国语境批判形态的独特性。南著的文化研究视角，使其瞄准了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第二部分用一整章(第九章)的篇幅来探讨这个问题。文化研究是对传统自律的、超功利的审美文学观的反叛，文化研究的意义不在于揭示文学具有何种超功利的美学价值，而在于对社会、文化的参与性、批判性。南著在这一章中将文学研究的批判目标主要定位于意识形态批判。“文学阐释的目标就是去发现文本结构中诸范畴的复杂关系，简言之，即是寻绎出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系。”⑨然而，中国语境中的批判形态是具有独特性的，如果完全使用西方的批评术语则无益于引导学生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批判对象的复杂性、多元性和隐蔽性。可以看到，新著在“文学与意识形态批判”一节中所举的文本案例，无非是资产阶级老爷和纯真善良的女仆、中产阶级白种男人，这种批判模式，很难说符合中国当代现实语境，也无法解决中国本土的文化、文学问题。
除以上三点外，中国的历史、宗教、道德、民族等等文化语境，都有自身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如性别问题，女性文学问题，中国女性话语所处的关系网络建构，都值得认真分析，比较。借鉴西方理论前沿，对一本文论教材而言，固然能获得更宽广的视线，但只有结合中国自身语境，才能发挥理论的最大效用。以上这些问题，在南帆新著《文学理论》中仍然没有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
三
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出版，就引起业内众多学者的关注。2011年版，王一川又对该著作进行了修订，出版了《文学理论(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在坚持“兴辞诗学”的基础上，对前著作了大规模的调整、删改、补足和完善的工作。并且在总体的思路上确立了由“新传统现代文论”和“现中传神”原则组成的新思路，从而对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新的认识和反思。
王一川的《文学理论(2003版)》出版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王本《文学理论(修订版)》在坚持中国古典兴辞诗学的基础上，也对西方现代文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在完成自己理论体系建构的同时，在跨文化语境方面做出了自己新的尝试：即走出了一条以中国文论为基础的中西文论融合的道路。这可以从以下两点来看：
第一，“兴辞诗学”体现了中西文论的融合。
王一川的《文学理论》最具有独特性的地方就在于对中国古典的兴辞问题进行了现代阐释。“感兴修辞”中的“感兴”来源于中国古典文论，感兴论是贯穿于古往今来中国汉语文论历程的一个文论传统。“感兴，有时又作兴、兴起、兴会等，如前所述，它原本出自中国古典文论。”⑩在《文学理论(修订版)》中，王一川重点挖掘了中国古代“感兴”传统的渊源以及在现代的历史传承，通过梁启超、王国维、鲁迅、沈从文、宗白华等现代名家的运用以及中西比较文论的相互发现，让“感兴”概念在古典的传承线索变得更加清晰可见，从而为其建构当代的感性诗学提供了历史的支撑。王本《文学理论(2003版)》在“感兴”的举例中就有柏拉图、维柯、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狄尔泰等人。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一川认为，“感兴”主要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但西方文论中亦有相似的论述。“感兴”是中西方文论都极为关注的一个话题。
再看“修辞”，王一川在《文学理论(2003版)》中这样写道：“中国古代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学‘修辞’论传统。《易经·文言》就有‘修辞立其诚’的表述。尽管这里的‘修辞’是否是它的现在用法还存在争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魏晋南北朝时刘勰在《文心雕龙》里频频使用‘修辞’时，它已经与今义大体一致了。”(11)，王一川在这里提到的“修辞”主要是指中国古典文论中的词语用法问题。西方的修辞观念主要来源于西方的语言论传统，讲的是文学的语言特性。“修辞，英文作rhetoric，源于希腊文rhetorica，拉丁文rhetorike(tehne)，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说话的艺术，可译为‘修辞’；二是指研究说话的艺术的学问，可译为‘修辞学’。这两个基本含义显示了修辞一词的主要内涵：有效地运用语言。”(12)在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博克、布斯、德曼、伊格尔顿等西方学者对修辞的论述以后，王一川认为：“修辞一词，在极简化的意义上，可以说是语言与社会效应相加的结果。”(13)从《文学理论(2003版)》的布局和叙述中，不难看出，“修辞”一词虽然古已有之，但其主要内涵和相关论述都是出自西方。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知，王一川的“感兴修辞”中的“感兴”和“修辞”两者本身就包含有东西方文论的精义。不仅如此，在王一川看来，“感兴”和“修辞”两者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应当强调指出，中国古典文论家并不愿意孤立地谈论感兴，而总是习惯于把它与文学的具体修辞环节联系起来讲：人感物而兴，兴而修辞，从而生成感兴修辞即兴辞”(14)。“感兴与修辞在文学中实际上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感兴修辞即兴辞。感兴修辞，意思是说感物而兴、兴而修辞，也就是感物兴辞。换言之，感兴修辞就是富于感兴的修辞，是始终与体验结合着的修辞。文学正是这样一种感兴凝聚为修辞、修辞激发感兴的艺术。”(15)“作为一种感兴修辞，文学中的感兴与修辞当然是相互渗透和难分彼此的。”(16)而“感兴”和“修辞”涵义的东西文论各有侧重的结合，无疑是在昭示一种当代意义上的中西文论的融合。
第二，从书中注释看中西文论在《文学理论(修订版)》中的融合。
作者在一本书中的注释，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者思想理论的来源。在王一川的《文学理论(修订版)》中，据笔者统计，其注释大致近400处，比《文学理论(2003版)》多了近110处，《文学理论(2003版)》引用西方的相关文论注释共122处，中国的相关文论131处，自己的相关文论47处。而在《文学理论(修订版)》中，西方文论注释为140处，中国文论注释200余处，自己相关论文60余处，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大量地阐释了中国现代的兴辞诗学思想并加强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文本分析，从而引证中国文论的注释大大增加。这样看来，在《文学理论(修订版)》中，王一川更加自觉地从中国民族文论出发去建构自己的兴辞诗学，但是对西方文论的影响王一川也比较关注，西方当代的文化研究与批评理论也是其着力思考的问题。由此我们看出《文学理论(修订版)》在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也实现了中西文论的融合。
《文学理论(修订本)》作为中西文论融合的成果，其意义何在呢?我们可以认为，王一川的《文学理论(修订本)》在中国当代文论已经深受西方现代文论影响的时代背景下，其在文学理论的跨文化语境书写方面，在寻求中国文学理论迈向现代性的进程中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理论书写要重视中西文论的融合，在实现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完成文论体系的建构是当前文学理论书写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如果不重视中国文化语境而生搬硬套西方当代文论成果，其文学理论的跨文化书写可能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
注释：
①张法：《走向前卫的文学理论时空位置》，《文艺争鸣》2007年第11期。
②该段参考了胡友峰《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知识空间的重组》一文，见《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
③④南帆等：《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第2页。
⑤⑥⑧⑨南帆：《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页，第215页，第239页，第127页。
⑦L.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modern logic and the theory of globalization,见Back to Reality? Soc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ed by Angela McRoddi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P8。
⑩(11)(12)(13)(14)(15)(16)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第52页，第53页，第61页，第80-81页，第84页，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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