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考察——澳大利亚部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史论文,澳大利亚论文,中国论文,国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K 201
1 研究的历史回顾与考察
首任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斯托弗·菲茨杰拉德先生曾将澳大利亚与中国联系和交往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本世纪初期，澳大利亚刚刚踏入列强的行列就派出一支军队赴华，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侵略活动。“虽然到中国迟了一些，……还是在北方伸了一条腿。”第二阶段是1949年之前，澳大利亚曾“向蒋介石政权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对中国的兴趣也由此而生。第三阶段是1972年中澳两国正式建交，中断了23年的两国关系由此恢复。近年来，特别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两国间商业、贸易、文化各方面的交流不断加强。
然而，澳大利亚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并未与两国关系的发展同步。与美苏日等国相比，澳大利亚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起步较晚。至今，尚无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专门刊物，研究范围和研究成果也有限。但总的来看，澳大利亚对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进展还是比较快的。
1972年中澳两国建交之后，随着双方学术交流的开展和深入，中国史的研究也日益受到澳大利亚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大学的历史系开设了中国历史的课程，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被列入课程表，并招收中国史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以C·P·菲茨杰拉德、弗雷德里克·泰韦斯和尼克·奈克为代表的中国问题专家脱颖而出，不断带动中国革命史研究向专题化、正规化发展。
1.1 刊物
197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创办了《远东历史论丛》，它以醒目的汉字“史”书写于封面而引人注目。该刊主要刊登长篇学术论文，范围涉及从古至今远东各国的历史，主要以古代和近现代史研究为主。虽然这不是1份中国史研究的专刊， 但中国史研究的论文占相当数量，其中不乏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如第1卷共收入论文5篇，其中有4篇研究中国史的论文，而革命史的就占2篇。中澳建交更推动了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研究。1979年，澳大利亚第一份研究中国问题的刊物《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封面特书“澳中”两个汉字）应运而生，并普遍被认为是关于中国研究的高水平的国际性刊物。（注：英文名称见参考文献[1，2]。此两刊现分别更名为《东亚史》和《中国研究》。）主办该刊的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中心。该中心的研究范围涉及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设有“研究论文”、“当代问题”、“通讯报导”、“回顾”等专栏，可以反映澳大利亚学者对中国革命史和当代中国研究的进展情况和最新成果。“书评”专栏每期登载评介各国研究中国问题新作的文章。总之，澳大利亚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史的研究主要反映在《史》中，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澳中》。
1.2 资料
目前澳大利亚有关中国革命史研究需备的原始资料尚不充分，有影响的史料集或专著也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唐纳德·莱斯利等三位学者汇编的一本《中国史资料论文集》，共收集25篇研究中国史所需参阅的中西文资料的论文。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有关的占7篇， 尤以“中国共产党史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料”，两篇论文值得注意。每篇论文都分中文资料、西文资料和参考书目三部分。西文资料介绍占多数，有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斯坦佛大学、胡佛图书馆等收藏或汇篇的资料，也有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学者所著的文献资料集。中文的资料都被译成了英文。这本论文集的汇编出版说明了澳大利亚史学家对研究中国史资料的重视。中国史学家也可以通过这本书对相关的西文资料有所了解，可以补充中文资料的不足。此书的缺憾是资料来源有一定的局限性，会对研究质量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所介绍的中文资料中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是港台出版的，而大陆出版的只有《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等较少的几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资料中香港出版物占相当数量。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鸦片战争时代中英外交文件提要简介》是黄宇和博士1972～1974年在悉尼大学编写的。《文件》收藏1839～1860年间中英双方的换文，这些文件原藏于英国驻北京的公使馆内，1958年装运到伦敦，现存于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内。这些文件本是由英国通晓中文的“正翻译官”负责保存的，按时间顺序排列文件。由于当时清政府执意不肯培养自己的英文翻译，所以中英双方的外事交涉、公文往来只好以中文为外交语言。因此，这些文件不但可以考证一些史料的准确性或难译的文字，而且也可以补中文档案之不足。如1857年钦差大臣叶名琛随身携带的私人及官方的文书档案统被英法联军劫去，但其中鲜有外交公文，可能被焚于战火。而这些文件却被藏于英国使馆中，后收入《文件》的外交事务钦差大臣卷内。此外，从《文件》中还可以了解中国翻译发展的历史情况。最初的翻译是受英国公司雇佣的在华欧洲人，中文程度差，由于他们错译、误译公文而加剧两国紧张关系或成为英方寻找侵略借口的事例也有反映。突出的是1856年“亚罗号事件”。
1.3 综合性研究专著和专题论著
1）《中国革命》。C·P ·菲茨杰拉德（费子智）教授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学者中颇有成就者，《中国革命》是他所著的几本书中影响较大的一部。该书于1953年出版，1985年再版。共10章。包括“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革命与西方列强”、“建国三时期”、“基督教与中国革命”、“革命与传统”、“中国革命与远东各国”、“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的前景”等几部分。作者关于“共产党中国”的根本性质的分析曾引起西方学者的争论。他认为，在历史研究方法上，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必须将中国革命与西方的影响结合起来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因为，虽然西方的革命运动无论是基督教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对中国革命产生过影响，但是，真正进行革命的是中国人民。中国遭受的苦难、中国人民的革命和革命的结果都是中国人的。因此，西方人对中国革命研究的兴趣和侧重点在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只能是第二位的。西方人不应以那些自己认为的重点为重点来考察中国革命的历史。一味寻找中国革命发生的外部原因的研究方法，不但不会反映中国历史的真实面目，反而会导致错误的研究方向。
2）《澳大利亚与中国——朦胧的关系》。1985 年由墨尔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E·M·安德诺斯专门从事外交政策史研究。全书共8 章，试图概述自19世纪40年代至1983年弗雷泽政府倒台期间的澳中关系史，包括“19世纪淘金热”、“移民与革命（1901～1903）”、“中国与日本（1931～1939）”、“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1945～1949）”、“解放与50年代的中国”、“解放与60年代的中国”、“怀特兰·弗雷泽时代的中澳关系”。归纳这本书的主要特点有三：首先，这是澳大利亚第一本全面论述中澳关系的书。但由于条件限制，书中引用的多是西文资料，中文资料的搜集与引证明显不足。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尽量利用了从堪培拉、墨尔本和伦敦等地搜集到的资料；并将一些社会学者、公共时事评论员和社会活动家对中国及中澳关系分析收入书中。其次，这本书侧重于从外交史的角度分析中澳关系。作者认为二战期间中澳两国曾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友，澳大利亚在冷战时代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策略，对1949年诞生的新中国未予以外交承认，至使中澳关系中断23年。再次，作者对当代两国关系及两国关系史的研究充满信心。他认为中国人对澳大利亚的了解要多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历史书写久远，而澳大利亚则历史短暂；中国是世界上头号人口大国，而澳大利亚人口稀少；中国人的生活条件比较贫困，而澳大利亚人一般都过着比较富裕和高标准的生活，澳大利亚经济的现代化程度高于中国；中国是世界的政治中心之一，而澳大利亚的地理环境则相对孤立，只是个中等能量的国家。然而随着世界交通信息的发展，两国关系会日益密切起来。即随着中国经济的进步和澳大利亚华人团体的渐渐扩大，双方会共同编织美好的未来。由此可言，澳大利亚、 中国和中国人的历史是有无限益处的研究课题。 ”（注： E M Andrews.Australia and China—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Melboune:Melboune University Press,1985.12）
3）毛泽东思想研究专题论著。自80年代以来， 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中心从欧美渐移到了澳大利亚。特别是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论战（第一次是在《史》上开展的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心理因素的论战；第二次是在《澳中》开展的如何区分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的争论），澳大利亚毛泽东思想研究及其代表人物尼克·奈特脱颖而出。目前他已发表有关专著7部， 参与合作研究毛泽东的专著中部分章节写作的30多部，论文几十篇。（注：参见：1996年10月16日尼克·奈特给的信及其发表论著的目录。）主要成果有1985年出版，与格里菲思大学近代亚洲学院的科林·麦克罗拉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亚洲》，1997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评论》，1996年出版的《李达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几部专著及《评毛泽东研究中的经验主义》《论毛泽东的社会变革因果观》《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文章。尼克·奈特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有启发性的观点。如毛泽东是在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能将产生于19世纪工业化欧洲条件下的这一原理应用于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而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再如，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研究应能跳出经验主义的研究蕃蓠，从重视史实考证，即从读毛本人的原文得出是否是“正确”的解释，转到重视理论研究、分析毛泽东思想的本质上来，才能使这一研究领域在学术上达到一定程度的成熟。又如，应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放入20世纪中国革命与建设史中研究，才使这一研究有深广价值意义可言。他在《毛泽东思想评论》一书中，收入了近年来西方学者在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中一些有争议的观点。尼克·奈特本人也被一些欧美学者视为当前认真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学者之一。
W·H·端纳曾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和国际问题专家，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数十年，参与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他先后为孙中山、张学良和蒋介石担任过私人顾问，使他更被视为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由他口述，美国记者E.A.泽勒帮助整理的回忆录《中国的端纳》于1948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时出版，披露了一些国民党政坛的秘闻。但从出版至今对其可信度一直有人怀疑；有些关键性的事件如西安事变也因端纳不愿伤害其中重要的当事人而未予以披露，使这本书的价值受到影响。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曾任《泰晤士报》驻印度记者，1967年入伦敦东方和非洲学院从事中印边境历史和冲突的研究，他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引用了若干印度官方未发表的资料，从历史的演变和印度的边境政策形成过程的角度研究中印边境冲突，“在当时不少书报盲目偏向印度的情况下，提出了客观的看法”。（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出版者序第1页。 ）但也有对《艾奈时条约集》版本置疑的问题。
2 各时期的研究
2.1 晚清至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前后至辛亥革命的研究目前尚欠全面。主要有晚清军事改革引起的社会反应；义和团运动；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1895～1945）；英国在华租界（1844～1900）；《水浒》对19～20世纪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中国的民主制与地方自治运动；海外华侨等问题。其中赖奇空以轮船招商局为个案，深入分析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实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作者指出：国策可以在推动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1873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是中国历史上一项积极和成功的革新举措。这类官督商办公司最初的成功，是政府财政的支持与商人管理企业的自治相结合的结果。它们的成败更取决于招商局是否成功。当政府干预加大，公司的管理被官僚政治把持后，私人投资受压被挤，商人们从政府得到的支持减少，他们的事业由此走上了失败的命运（注：Chi- kong Lai.Li
Hung- chang
and
modern
enterprise.The
ChinaMerchants'Company,1872～1885.In:Samael C Chu, Kuang- ChingLiu.Li Hung-Chang and China's early modernaziation. M ESharpe Inc,1994.216～258）。颜清湟侧重研究华侨史， 发表了多篇有关著述。他在《1893后清政府对归国华侨的保护问题》（见[新加坡]《南洋季刊》1983年6月号）一文中分析到：1893 年后清政府废除了陈旧的限制移民政策，华人移民权利首次受到政府的保护。清政府此举的目的本是想利用在海外臣民的经济潜力。但由于政府官吏的观念陈旧，也由于机构的不健全等多种原因，最终这一新政策没能得到有效地落实。而保护归侨新政策的失败，使清政府在海外臣民中失去了信誉，影响了他们的投资信心，使他们在响应政府号召时踌躇不前。（注：见：[新加坡]《南洋季刊》，1983年6月号。 颜清湟还著有：《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保护：1851～1911》《1899～1911年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孔教复兴运动》等。参见：《中外关系史译丛》（1～5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
2.2 辛亥革命前后
澳大利亚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相当重视。1979年《史》第18辑是辛亥革命研究专辑。论文内容涉及：南北议和；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海外华人与辛亥革命；西康与1911年革命；日本对辛亥革命的态度；辛亥革命在内蒙、上海等地。如M·埃尔文认为， 辛亥革命爆发前几个月，上海已发生了政府更迭，故革命的主要进程只是当地新掌权者与革命派暂时合作的过程。而这些与金融界、商界有联系的新当权者对联盟的分裂又起了重要影响。此外，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及其他问题的研究有：1890～1900年中日战争前后的造党运动；1900～1911年间中国在日本的革命者与中国外交使团；革命与中国军队（1911～1913）；唐才常起义；云南的鸦片贸易（1917～1937）；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华侨张
南投身潮汕铁路建设过程中与外国资本竞争的重重困难等。
2.3 五四运动前后至中国共产党成立
对这段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只有几篇文章。L·J·洪先生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注：L J Hong. The introduction of Marxism in China.参见：文献[2]，1998，（37）：1～14）一文中指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始于介绍西学。他从李提摩太的《万国公报》依次比较和评价了梁启超、朱执信、李大钊、陈独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以及他们之间的异同：1 ）梁启超是最先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虽然他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找到共同点，但他却在中国应选择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之间动摇不定。2）梁启超主张以鼓励国内自发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救国， 而朱执信提倡社会革命。朱执信认为中国社会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但阶级斗争永远不会产生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能在中国实现“均贫富”。因此，私有制在中国最终不可能被消灭。3 ）五四前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反应就相当迟钝，从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许多方面都说明李大钊当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4）十月革命之后，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界将注意力投向俄国，但是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许多党员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5 ）洪的结论是“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们至少是列宁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只是用它作为进行实际斗争的思想武器。这也正是他们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乔斯林·切将马克思主义对近现代思想家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胡适、冯友兰、孙冶让、蔡元培、杨荣国、毛泽东等人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对他们的哲学思想的影响逐一进行了分析。 （注：Jocelyn
Chey. Mrxistinfluence on the writing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modernChina.参见：文献[2]，1996，（14）：123～141）苏外超在分析陈公博的哲学观和历史观时指出，陈公博1922～1924年留美期间大量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哲学观和历史观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他在许多时候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言词和分析方法。如果撇开他不光彩的历史角色，“我们可以视他为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民党理论家”。（注：So Wai chor.Chen Kung- po:a Marxist-oriented Kuomintang theoretician.参见：文献[2 ]，1987，36：55～70）本杰明·杨提出了应该根据新公布的档案重新评价李立三的问题。（注：Berjamin Yang.Complexity and reasonability:reassessment of the Li Lisan adventure.参见：文献[1]， 1989（21）：111～145）
2.4 大革命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这是中国社会动荡异常激烈的年代。对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研究较集中于国共两个政党，其中以对国民党研究的成果更为突出些，主要反映在约翰·菲茨杰拉德编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社会论文集（ 1923 ～1937）》中。（注：约翰·菲茨杰拉德编：《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社会论文集（1923～1937）》。墨尔本大学，1989年。）该书集中分析了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1926年上海帮会和军阀以及他们与鸦片贸易的关系；1925～1927年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关系；南京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史量才与《申报》等问题。这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集。马丁·威尔逊在首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1923年国民党提出了反帝反军阀的目标，而它自己却在运动中充当了它要反对的角色。”
相对于研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研究显得不够充分。除里格比所著《五卅运动》一书外，仅有关于川陕根据地、长征、苏联与西安事变等问题的文章若干篇。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三大起义、井冈山斗争、遵义会议等重要历史事件研究者极少。
2.5 抗日战争时期
这是澳大利亚史学家研究相对集中的一段时期，主要是在外交、敌后根据地的土改、共产党军队建设几个方面。这时期中外关系研究的成果论及中俄、中英、中日关系。K.C.Chan的文章《中英贷款协定（1941～1944）——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英关系研究》（注：K.C.Chan.The Anglo-Chinese loan negotiations（1941～1944）— a Study of Britain's relations with China during the Pacific War.参见：文献[2]，1974，（9）：106～136）是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文章虽是分析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英关系，实行上围绕珍珠港事件前后英国是否向中国贷款问题分析其间中英美三国的三角政治关系。同时对国民党政权的财政状况和四大家族对中国经济的垄断也有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是澳大利亚学者研究较多的一个问题。对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时期，解放后的农业合作化以及现今农村改革问题都有研究。其中对抗日战争的研究是较集中的。《远东历史论丛》第36、38期刊登了波林·基茨廷分析1937～1940年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和农村互作合作运动的文章。作者认为，抗战期间中共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是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一种策略，对其它的抗日政策也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是对1937年以前中共土地革命政策的一个发展，为新的社会准备了新的模式和政策基础。他称赞陕甘宁边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前景。”
Kyoko Tanaka在《中共军队的政治角色（1937 ～1945 ）》（注：Kyoko Tanaka.The political ro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1937～1945）.参见：文献[2]，1974，（9）：35～36 ）一文中指出：西方的一些学者对中共军队的分析虽承认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但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军队的政治领导、党与军队的关系和士兵问题，而没有把注意力集中于研究军队在革命中所起的政治作用问题上，或者说军队是如何在政治上动员民众，及怎样使这一作用服务于中国共产党要变革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任务的。作者认为军队第一和基本的任务是军事，而军队的政治工作正是其生存的基础。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在抗日战争期间，尤其是1940～1942年敌后极度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军队的政治工作在创建根据地、宣传鼓功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以及新政权的管理工作中都扮演了“最早的共产主义者的角色。”
2.6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外关系和土改问题。中外关系主要研究的是中澳关系和中美关系。澳大利亚学者对1949年澳大利亚政府未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相关的诸多历史原因，如冷战问题、香港问题、澳大利亚政党之间的矛盾、朝鲜战争等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做了较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利用新公布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档案，分析了澳大利亚1949 年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问题上外交政策的失败。 （注：Eric Audrews.Anstralia and China, 1949:the failure to recognise the P R C;Edmund S K Fung.Australia's China policyin tatters 1971～1972.参见：文献[1]，1985，（13）：19～25 ；1983，（10）：39～60）
一段时间中，关于中共是否能在40年代末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研究较热。声—麦克在《美国在中国“失去”机会的再评价》（注：Michael M Sheng.Americas lost chance in China? A reappraisal of Chinese Communist policy to ward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1945.参见：文献[1]，1993，（29）：29～50 ）一文中谈到：中共和美国的意识形态根本不同，因此，中共必然与苏联站在一边。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比日本在战后对中国的威胁更大。战后美国如有可能介入中国内战，接蹱而至的是中共与美国的直接交战。因此，“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实际“在抗战结束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就是说“美国在1945年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可失去的机会了，更谈不上1949年失去中国的问题”。“美国是把中国丢给了共产党。”
《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1946～1948》一文提出了值得注意的问题：在反美斗争中除共产党起作用外，“城市受教育的非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是起主要作用的成份”。（注：Jon W·Huebner.《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1946～1948》。参见：文献[1]， 1987，（17）：115～126）作者一方面将抗暴运动的原因归结为一些在华美国士兵个人所为引起，一方面又认为美国在这时期卷入中国内战，模糊了“民主”和美国全球政策的界线，从而给中共的反美斗争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使其在内战期间的反美斗争中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民族主义情绪是反美斗争的凝聚力。
Kyoko Tanaka 研究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土改的问题。 他强调1946年中共改变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为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的政策，（注：Kyoko Tanaka.The Civil War and radicalization ofChinese Communist agrarian policy.参见：文献[2]，1973，（8）：49～114）这符合中共一贯的反封建的政治主张。 实行这一政策不仅是为了党的生存与发展，更带有希望通过分土地给农民达到依靠群众废除封建的生产关系，将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带入新的社会制度的目的，这项政策使中共在抗战胜利后很快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2.7 建国以后
1949年以后部分的研究从数量和研究涉及的面讲都不少于对1949年以前的研究。主要有关于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彭德怀和庐山会议、澳中关系及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等，特别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及其带来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方面的研究尤为多些。因建国后部分不是此文研究范围，暂不多叙，仅提两部较好的著作。其一是M.E.Sharps公司东门书局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了《当代中国论集》一套三部。笔者仅见到其中一部，即由乔纳森·昂格尔主编的《用过去服务现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学与政治》。编者曾是《澳中》的编辑，在这本书中他选录了9位学者的论文， 其中有蒂姆·怀特的《中国资本主义的精神传统：中国企业管理史近年来的趋向》；麦克尔R ·戈德利的《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孙中山与中国的国际化发展》。蒂姆·怀特曾在中国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做企业史的研究。他通过对20～30年代、60～70年代和现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里中国民族资本家和现代企业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以及社会变革对他们的压力和新概念的提出几个方面的分析指出：确切地说，中国的发展不纯是国内因素的作用。相当数量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企业家们在中国式的管理（从国家到省级）实践中形成和积累了很好的组织传统，对当前市场体系下中国经济的变革和企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引伸出的这方面的新理论是可以被作为有积极意义的模式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中鼓舞当今的企业家们。因此，1949年前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成为了中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的新方向，麦克尔·R ·戈德利的文章论及四个方面：孙中山主义是变化中的主义；孙中山与外国投资；孙中山与帝国主义；孙中山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作者认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始终没有被人们完整地理解，而它又是两次国共合作的基点之一，且仍可能成为两岸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因为两岸的发展都将长久地凝聚于孙中山的思想之中。特别是当今这个经济飞越发展的时代，对民生主义的重视尤为重要。
另一本书是墨尔本大学出版的、由加雷思、埃文斯和布鲁斯·格兰特编辑的《90年代澳大利亚对外关系》此书对东北亚关系一章中包涵了澳大利亚对中国、台湾、香港的外交政策。作者指出：由于参与美国在冷战期间打中国牌，使中国市场没有能够全方位对澳开放。但是其间中澳贸易和文化交流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一个有意义的事例是帮助中国创办了大型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两国建交后，特别是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双边贸易进一步发展，到1993年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在澳与台湾和香港的经贸往来中，尤与曾同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关系更加密切。作者预言，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澳大利亚政府定将继续鼓励发展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投资及文化交流。
总之，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队伍的人数、资料的搜集、研究成果都比不上美俄日等国。但仅20多年，他们将研究范围基本深入到了中国革命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史》和《澳中》虽然不是中国革命史研究专刊，且都已改版，但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最新情况仍可以通过它们及时地反映出来。由于起步晚，澳大利亚的史学家们思路较活，对国际范围的中共党史、革命史研究的最新动态掌握及时，对当代中国的情况和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问题更为倾心。因此，对澳大利亚这类后起的劲旅我们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收稿日期：1999—01—20 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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