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历史”与“现实”的“失败之书”——格非的《春尽江南》与“先锋文学”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江南论文,之书论文,命运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结束之作的《春尽江南》自面世以来受到了不在少数的“追捧”，我也不断听到业内人士不惜的赞美和热荐。值得注意的是《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的“乌托邦”的说法恰恰是在台湾出版的时候，这其中自然又承担了一种文化政治的想象。尽管格非借助小说人物说出“别跟我提乌托邦这个词，很烦”，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格非这代人的小说叙述都有着一定的精神乌托邦的情结——其差异只是在于呈现的方式和途径不同。实际上作家具有乌托邦精神并非是什么坏事，因为时下的写作者几已丧尽了这种能力。尽管乌托邦曾经被极权年代的时间神话所征用，但是在一个精神丧失和不再屑于谈论理想的加速度拆迁的时代，在文学叙述中葆有这种个人化的精神乌托邦已经成了一种“先锋”的标志了。这种精神个体的乌托邦实际上正是写作者们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想象和进入方式，这在今天看来已经相当重要。当我终于读完《春尽江南》这部小说，我承认这是格非这些曾经的80年代中国“先锋”作家近年来少有的重要小说文本，但是我也不能不坦陈我在阅读过程中的一些小小的失落甚至“不满”。这种“失落”和“不满”并不是针对格非，而是就整个中国“先锋”文学的命运而言具有着一定的代表性。同时，这并非意味着由《人面桃花》、《山河人梦》和《春尽江南》所勾连呈现的格非的“宏大叙事”的企图和“雄心”就丧失了其重要性。“三部曲”的写作情结在中国作家这里一代代接续，但又最终不断堕入了循环的“失败之书”。不仅罕有“三部曲”越写越成功的作家，而且众多曾经的“先锋”的声音如今也几已湮没无闻。而说到格非的《春尽江南》的重要性在于其呈现了1980年代以降中国“先锋”文学的命运。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当下还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写作和“先锋”作家。同时以《春尽江南》为代表的长篇小说的叙述和想象“历史”与“现实”的方法和能力是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换言之，小说(文学)的“中国化”问题以及“先锋性”是否仍然是未竟和尚未“圆满”的话题？
1.叙述历史与“日常化现实”的难度与“不满”
《春尽江南》这部长篇小说的题目曾经长期让我迷恋和充满期待，这具有强烈的诗意化象征的词语让我对其充满了各种难言的想象。江南的春天该是如此的让人向往和迷恋并值得反复的记忆，而江南的春天也有一天走向了尽头——曾经的春意必将枯萎。这显然也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格非《春尽江南》这部小说的精神宏旨。由繁荣到衰败，由诗意葳蕤到理想丧尽，这可能呈现的恰好是中国1980年代末期以降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寓言。“春尽江南”应该是从一个春天里的“诗人之死”开始的——“原来，这个面容抑郁的年轻人，不知何故，在今年的3月26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了。她再次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觉得这个人无论是从气质还是从眼神来看，都非同一般，绝不是自己那乡下表弟能够比拟的，的确配得上在演讲者口中不断滚动的‘圣徒’二字。尽管她对这个其貌不扬的诗人完全没有了解，尽管他写的诗自己一首也没读过，但当她联想到只有在历史教科书中才会出现的‘山海关’这个地名，联想到他被火车压成几段的遗体，特别是他的胃部残留的那几瓣尚未来得及消化的橘子，秀蓉与所有在场的人一样，立刻留下了伤痛的泪水，进而泣不成声。诗人们纷纷登台，朗诵死者或他们自己的诗作。秀蓉的心中竟然也朦朦胧胧地有了写诗的愿望。当然，更多的是惭愧和自责。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如此重大，自己竟然充耳不闻，一无所知，却对于一个寡妇的怀孕耿耿于怀！她觉得自己太狭隘了，太冷漠了。晚会结束后，她主动留下来，帮助学生会的干部们收拾桌椅，打扫会场。”此后在诸多的写作者的文学叙述中由“诗人之死”开始，中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而这种精神的剧烈震荡、中断和转换不能不在格非等一代人关于历史和现实的想象和叙述中占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与此同时，这种恍惚的历史感和精神的断裂感也成为了其评价当下现实的一个尺度。显然，在格非这里扩充和夸张了1989年海子自杀给诗坛和文学青年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因为海子的自杀带有着中国诗歌和精神的双重寓言的性质，我们能够在这里得以窥见时代之间的差异。这种挽歌性的叙述情结使得格非在《春尽江南》中不断插入各种中外诗人和诗歌文本。这些“精神性”文本显然同时构成了对历史和现实的龃龉和诘问。当诗歌和诗人成为公众心目中的偶像，这个时代是不可思议的！当诗歌和诗人已经完全不被一个时代提及甚至被否弃也同样是不可思议的！吊诡的是，这两个不可思议的时代都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甚至在这种发生过程中众多的普通人和写作者们都感受到了空前的撕裂感和阵痛。那么，可以想见这种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疼痛的体验已经成为诸多写作者们最为显豁的精神事实。所以，对于那些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的作家而言，叙述和想象“历史”和“现实”就成为难以规避的选择。然而，需要追问的是我们拥有了历史和现实的疼痛体验，却并非意味着我们就天然地拥有了“合格”和“合法”的讲述历史和现实的能力与资格。
多年来我们注意到一些作家并不缺乏对历史的想象和叙述能力，但是更多的却是丧失了对“日常化现实”的发现和想象能力。而更为吊诡的是，在一个讯息极其发达的“自媒体”时代，很多写作者自认为在现实生活和写作情境中都不断地呈现了这个时代最为“真实”的一面。我们看看这些年来流行的官场、底层、农村写作已经成为公共写作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但是，很多写作者普遍高估了自己认识现实和叙述现实的能力。实际上，我们也不必对一种写作现象抱着道德化的评判，回到文学自身，我想追问的是当涉及“中国现实”时作为一种“文学和想象化的现实”离真正的“日常化现实”到底有多远？显然，在一个社会分层愈益明显和激化的时代，“中国现实”的分层和差异已经相当显豁，甚至惊讶到超出了每个人对现实的想象能力。这实际上就形成了格非《春尽江南》所牵涉的两个甚至多个“历史”与“现实”文本之间的差异以及叙述上的难以榫结的尴尬和困境。换言之，面对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甚至也涵括了对文革等历史知识的重新认知)格非在小说中能够以清醒的“介入者”和审慎的“旁观者”进行具有个人想象能力的“深度”叙述和“自由”观照。但是，到了对1993年之后，尤其是新世纪以降的更为贴近个体的“日常化现实”(当然这种“现实”也将很快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构件)的时候，叙述者却感到了巨大的犹疑和困惑。曾经的清醒、审慎、反思再一次坠入到了“现实”的涡流之中。我们本应该对更为切近的现实据有不言自明的话语权，但是事实上确实我们不可思议地充当了盲人和哑巴的角色。格非叙述的端午和家玉的身份和命运(比如由诗人和文学爱好者转入到毫无诗意的小职员和律师的工作)具有了对这种“现实”和相关的历史性的象征与思考，也不失其普遍的代表性和深切的寓言性。更具意味的是李秀蓉(曾经的80年代的文学青年)向庞家玉(去诗意化时代的律师)的转换正体现了格非对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两种精神现实”)的认识能力。也正如格非自己所说这个人物的设计“已考虑到上世纪80年代和当前生活的区别，所以我想怎么把这两个人区分开来”。这看似是自然合理的，也体现了格非并未遗失的“先锋精神”。但是这恰恰呈现了众多“当代”作家的集体性的困境。作家们太希望和急于处理“历史”和“现实”了，而在他们看来曾经的“历史”和“现实”之间是有差异和天然的鸿沟的。基于此，体现在他们的写作中就是不断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以乌托邦的意识来看待历史，而处理“当下”的时候又无形中成了怀疑论者或犬儒主义分子。
当我们更为深入到《春尽江南》主人公的以及叙述者自身的“精神现实”却发现了一些不足。换言之，在离叙述者更为接近的“现实”时，我们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与每个生存个体都相关的“现实”，但是仔细深入考量缺少的却是更为深入、凛冽和令人惊悚的“文学的现实感”。在现实和写作面前作家应该用什么“材料”和“能力”来构建起的文学的“现实”？进一步需要追问的是，这些与“现实”相关的文学具有真正意义上“现实感”或“现实想象力”(区别于原生态意义上“现实”)吗？尤其是在一个加速度前进的“新寓言”化时代，各种层出不穷的“现实”故事实则对写作者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当下，试图贴近和呈现“现实”的文学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相应的具有提升度的来自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具有理想、情怀、热度的冷度的文本却真的是越来越稀有了。
再回到格非和《春尽江南》，我实际上很激赏作者的写作初衷和“精神史”的“野心”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空间关系是耐人寻味的，而在一些作家那里这二者之间却呈现了简单化的对立性。实际上，现实与历史更多的时候是叠加和掺杂在一起的，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条河流，我们很难说河的这段是30年代的，而那一段是80年代的。更多的时候，现实和历史之间已经很难被简单化地剥离开了。而格非企图掰开一个个语言的栅栏重新回到“历史”和“现实”交错的空间里，热望于重新还原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命运和时代的诡谲寓言。确实在一定程度上1980年代的“历史”和当下的“日常化现实”以对话和互置的方式进入了小说文本当中，这尤其体现为格非精心设计的每个故事都同时出现了两次。而这两个叠加的“历史”和“现实”文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具有了多个孔道而同时打通了历史和现实。在想象性的精神层面，这些文本能够成为反观中国现实和历史的重要入口。这入口需要你挤进身去，需要你面对迎面而来的黑暗和寒冷。需要你一次次咬紧牙关在狭窄的通道里前行，也许你必将心存恐慌。但是当你终于战战兢兢地走完了这段短暂却漫长的通道，当你经历了如此的寒冷和黑暗以及压抑的时刻，你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懂得你头上的天空到底是什么颜色，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只有如此，你才能在语言的现实和发现性的空间里真正看看你所处的社会现实。
当然，显得遗憾之处是格非处理这两个“现实”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是不对等的。对于已经带有历史性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的“现实”，格非表现的想象历史的能力是非常突出甚至是游刃有余的。而也正是这一部分给《春尽江南》这部小说带来了多年来中国小说所缺少的精神骨力和思想重量。而作为一个“当代”作家，格非在叙述更为切近的“日常性当下”时就不能不“英雄气短”和“笔力不逮”了。换言之，面对着1990年代开始的精神转换，知识分子们集体对此却丧失了应有的回应能力。而到了2000年后的十年，在新一轮的城市化和后社会主义时代知识分子又再次丧失了回应能力。这样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学知识话语的错位和无以置喙。我们在很多的文学文本中听到了作家集体性的抱怨和不满，但除此之外文学似乎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东西。这也不能不是“当代作家”的命运。即吊诡的是我们看似对离我们更切近的“现实”要更为有把握，也看似真理在握，但是当这种“日常化的现实”被转换成文学现实时就会出现程度不同的问题。因为文学的现实感所要求的是作家一定程度上重新发现“现实”的能力，要求的甚至是“高于现实”的能力。所以，处理正在发生的“现实”对于作家们而言无异于一次巨大的冒险和挑战。格非是希望自己能够真正地驾驭日常生活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日常化的现实”一定程度上比“历史”对作家综合能力的要求更高、更严苛。然而，新世纪以来如此寓言化的现实已经超出了中国作家们想象和叙述现实的能力极限了。尽管格非在处理这个“迫近”现实时频频出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标志性词语、情境，让我们初步感受了这个时代具有“特色”的体温和味道，比如楼盘、巨大的房地产广告牌、高档社区、中产阶级小区、拆迁、动车、中国移动、农村、自焚、UJJ翻毛皮靴、兰蔻、古奇、香奈儿、PSP、婚外恋、学术会议出场费、《三联生活周刊》、养生经、环境污染、垃圾填埋场、化工厂、食品安全、古董市场以及一些真实的作家如海子、唐晓渡、周晓风、郑渊洁、曹文轩等的“串场”等等。但是这并没有从最为本真的意义上锤炼出我们所“陌生”的属于中国的“精神现实”场域。我不认同一些研究者将《春尽江南》看作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这种说辞只能再次证明中国批评者们命名能力的可怜。文学中的现实和日常的现实能划等号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只需要摄像机而不需要那些码字者。实际上，作家和现实的关系有时候往往不是拳击比赛一样直来直去，而更多的时候是间接、含蓄和迂回的。显然中国当下的文学更多是直接的、表层的、低级的对所谓现实的回应。“足不出户”并非与现实不发生关系，“出户”的作家却并非就一定能与现实发生言说的关系。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希尼的授奖词中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换言之，在我看来作家在处理日益复杂和多层次化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时需要的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是一种在时代和写作中并非解决问题而是扩大、加深问题的手段，也是到达历史真实、个人真实和想象真实的有力和有效的途径。这种想象力显然是将历史在联通当下之后的生命化、家族化和日常化。诗人不断用真实的巨流冲刷惯性知识虚幻的尘埃或宏大历史叙事虚假的色彩，还原出与生命、生存更为直接的历史记忆与生命体验。尤其是面对正在进行和持续中的“现实”还有刚刚远去的已经具有了“历史感”的“现实”，当它们一起进入作家的视野这无异于一场巨大的挑战。这其中存在的叙述的难度和危险甚至是难以想见的，而正是这种难度成就了文学自身特有的品质——在司空见惯处发出“陌生”之音，在不可能的难度中挑战语言和想象的极限。面对“糟糕”的现实，我们很容易发出不满，在不自觉中充当了愤青的角色——“我还记得八月中旬，临行前和朋友们坐在北京世贸天阶，谈论着中国现实的种种，一种空前的庸俗感，让我们倍感窒息”，“我厌恶那无处不在的中国现实，是因为它们机械地重复、毫无个性……它们一方面无序和喧闹，另一方面又连结成一个强大的秩序”①。我想这种对“中国现实”的不满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而我想说的是我们除了“厌恶”和厌倦之外是否还需要在文学中呈现更多其他的声音(尤其是“异质”的声音)？我想就这些“现实性”的题材而言(包括《春尽江南》)在一定程度上都呈现了作家对“现实”的诸多“不满”和“冒犯”，甚至对历史也有诸多“微词”。但我们的文学如果只是充当了简单的“挽留”和“排斥”的排队式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那么我们的文学就真正地丧失了诸多可贵的质素。布罗茨基所说的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而小说亦如是。
2.“中国化”与“先锋文学”的命运及“失败之书”
就格非的《春尽江南》说到小说写作的“中国化”问题，实际上自然会牵涉到“先锋文学”的命运。
格非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与余华、马原、苏童、叶兆言、孙甘露等人一起成为了显赫一时的“先锋”写作的代表。平心而论，那一时期这些先锋作家的小说确实具有着美学和历史学上双重的重要性。这种“先锋”的写作潮流曾经在时代转捩点的早期具有不可忽视的诗学价值和思想文化史的意义。而那时正在兴起的文学批评的“方法热”也对这一带有“异质”性的方兴未艾的“先锋文学”予以了不吝任何赞誉之词的“热捧”。这无形当中丧失了批评者和写作者的“问题”意识和自审姿态。换言之，当时的“先锋文学”所存在的问题几乎被头晕眼热的时代同行们集体性地忽视或搁置。这些先锋作家们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学历史和社会语境，他们的写作不一而足地是学徒于“西方”。换言之在格非、余华等这些先锋作家的身后都曾长时期地站着一排西方的文学“大师”。但是，随着写作自身面对的挑战以及时代境遇的再次转换，很快这种带有明显的对话性、互文性、技术性、修辞化和仿写化的贩运式的“先锋”写作方式其弊端越来越明显。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使得其“及物性”和“中国化”的程度大打折扣。“异域”作家们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本土的作家心像对位和重新寻找精神对应物的努力过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这一时期的先锋文学的“自信缺乏症”的精神征候。换言之，80年代中国的“先锋”作家因为一定程度上的集体性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营养不良而导致了这种写作的不够纯粹性和个体主体性的丧失(当然少数的几个“先锋作家”的一些文本除外)。所以，后来关于“先锋”和“伪先锋”的论争也不是没有来由的。不可否认格非等这些“先锋”作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其文学观念、写作趣味和修辞学上的努力也都使得这一类型的写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坐标的性质。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些先锋作家在80年代以及此后的写作中都普遍缺乏处理和叙述甚至想象“中国化”的历史和现实的能力——换言之他们的一些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置换为其他的异域也都是成立的。正是一定程度上的仿写和“自力更生”能力的缺乏，在中国不断加速度前进的时代转捩点上，在不断分层和分化的极其“不可思议”的“高铁”般速度的现实面前，那些还骑着自行车的作家不能不被历史和现实的高速列车甩在身后。而他们写作中的“历史”尤其是“现实”就不能不与真正的历史和现实进程相脱节。正是这种惯性的“脱节”导致了长时期以来中国作家处理“中国化”历史和现实能力的数度缺失。无论是格非的《山河入梦》还是余华后期的一些小说之所以引起了业内的争议甚至“不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至于说小说家和出版商以及市场化写作之间相互“染指”的不争事实也是近年来中国小说水平不断下滑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本来处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能力就先天不足，又加之近年来的“消费现实和历史”成为写作的风潮，那么其现状和未来的堪忧状况是毋庸多言的。而之所以中国名重一时的“先锋小说家”们往往写出一两部作品就结束了写作生命其根本原因仍在于自身写作能力的不健全。换言之，当修辞、技巧和叙述方式以及“先锋pose”不再新鲜，那么一些“先锋”小说也整体性被掏空了。
放眼看过去，当年80年代的先锋小说家们还有几个真正能够处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我们自然看到了一些还在坚持的当年的“先锋”写作者们的努力，也不断看到他们在叙述中国化的历史和现实的文本中所体现的集体性焦虑甚至“担当”的“后启蒙”姿态，但是不无遗憾的是，这些进入文学文本中“注水”的现实已经不足以对抗真正意义上阅读的口味和审美的诉求。当然吊诡的是“先锋”作家们仍然有着一定的主流文学的青睐和市场的号召力，但是当我们最终认清了中国先锋文学的命运，那么我们(尤其是一些作家)就应该接受“失败之书”的集体性命运！
当然，一定程度上在叙述的“中国化”和“先锋性”上就《春尽江南》而言，格非还是做出了诸多可贵的努力的。起码，在“当下”的日常化的生活面前格非仍持有了一定的戒备、反思的能力和历史化的个人情怀。显然，在一个加速度飞奔的时代让写作“慢”下来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奔途中，很多作家丧失了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而全球化和城市化正是以取消地区特征、文化区域和地理景观甚至个体思想方式的“地方性差异”为前提和代价的。格非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的老家早已经被拆掉了。我们在这个“去地方化”的社会，已经看不见“像样的村庄”了。这也是格非在《春尽江南》中反复出现这些句子的动因——“他几乎看不到一个村庄”、“乡村正在消失”、“不管怎么说，乡村正在大规模地消失”。与此相应，格非在小说中给曾经的80年代的诗人谭端午设置的工作环境是非常值得注意和玩味的——地方志办公室。显然，在一个“地方”被不断拆迁和挤压的时代语境下，知识分子形象和“地方”一样其命运不能不是尴尬而荒谬的。这不仅呈现了格非不断恢复和强化“地方性”知识的努力，而且也呈现了知识分子的隐忧、焦虑还有无边无际的失落甚至彷徨感。我们早已经目睹了差异性的“地方”在这个新的“集体化”“全球化”时代的推土机面前的脆弱和消弭。据此，“地方志办公室”已经不再只是主人公的生存场景，而是更多作为一种精神地理学场域携带了大量的精神积淀层面的历史性、想象性和挽歌性的心理能量。“地方志办公室”也成了“诗人”连接“历史”与“现实”一个不可或缺的窄仄而昏暗的通道。实际上“地方志办公室”这个经过语言之根、文化之思、想象之力和命运之痛所一起“虚拟”“再生”的景象实则比现实中的那些景观原型更具有了持久的、震撼的、真实的力量和可以不断拓殖的创造性空间。这恰恰是写作的先锋精神的显现。在一个日益复杂、分化以及“去地方化”和“去乡村化”的时代，文学该以何种方式予以介入或者担当？这是否正如一位异域小说家所说的“认识故乡的办法就是离开它；寻找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的心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寻找它。”这是必然，也是悖论。
当格非在《春尽江南》中不断让海子以及当下的诗人们“现身”并几乎耗了一个多月的精力在小说的结尾也是“三部曲”的完结部分以一首60行的诗歌《睡莲》作为结束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想象曾经的一个时代真的已经远去了。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任何时代都不可能远去，因为它们已经以化若无痕的方式在“当下”不经意间现身甚至给你以响亮的提醒。只有小说家们同时在历史中看到当下，在现实中反观历史，我们才能同时用两只眼睛来观看这个世界以及同样深不可测的内心渊薮。只能说曾经的理想的诗意的年代确实已经结束了，正如庞家玉所说的——“如果说二十年前，与一个诗人结婚还能多少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那么到了今天，诗歌和玩弄它们的人，一起变成了多余的东西”。而我们的小说叙述该如何完成“当下”和“历史”相交错的“中国化的故事”，这才是关键所在。《春尽江南》以“当下”和“日常化的现实”结束，而《睡莲》又恰好是对二十几年前写于破败的招隐寺的旧作《祭台上的月亮》的“改写”。无论是诗歌、还是人物以及历史都已经被强行“改写”了。无论是试图重归过去还是企图超越现在一定程度上都不能不是痴人说梦。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说出我们真实的感受和个人创见，只有这样写作才是可靠的。哪怕我们最终续完的也只是——“失败之书”。
我们所见太多，遗忘也更多。我们在隔着车窗高速度前进的同时，我们的双脚和内心都同时远离了大地的心跳声。我们在城市化的玻璃幕墙里只看到同样灰蒙蒙的内心，我们最终离那些“远逝之物”越来越远，直至最终遗忘。
也许，“先锋之死”至少是个伪命题，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众多的“失败之书”。一则我们的一些写作是无效的，再有就是在一个频频转捩的时AI写作作和生存一定程度上也注定是“失败”的。这是否如《春尽江南》里格非借助人物之口所说的那样——“竭尽全力地奋斗，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无用的人，一个失败的人”。但可以肯定，我们需要这样的“失败之书”。因为，我们都曾经在历史的雪阵中阵痛，在物欲的现实迷津中走失。
还是记住格非所说的——“假如作者一定要代表什么人的话，我愿意代表的或许仅仅是失败者而已。正如我时常强调的那样。文学原本就是失败者的事业。”
①许知远：《失语》，《单向街002》，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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