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现代史学的初步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1999）02－0010－07）
五四时期，时间大体在1915至1927年的十余年间。以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为核心，包括在五四运动前后兴起并不断高涨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解放、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的时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五四时期也成为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就史学而言，五四时期的史学无疑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同时，五四时期史学自身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中国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现代史学在五四时期初步建立起来，五四时期史学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一、摒弃杜撰和编造，重建真实和科学的古史体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的两面旗帜就是民主与科学，“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新青年》第6卷，第1号。）打破思想专制，活跃和发展学术文化，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科学精神和理性观念成为人们所遵奉的信条；推翻偶像、拒绝迷信、摒弃成说，凡事都要问一声“为什么？”用科学方法重新估价中国的史学遗产，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重新看待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史学转向现代史学的前提条件。
中国古史因资料缺乏和观念上的原因，不断地堆砌了大量杜撰和编造的内容，真伪难辨。长期以来，人们对三皇五帝的虚构的古史体系多深信不疑，且视为信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首次对没有可靠材料依据的中国古史的内容采取了拒绝的态度。《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于1919年2月出版， 这部书在叙述古代哲学史的时候破天荒地“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的传说，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这种作法，不仅前人没有过，就是同时代的谢无量、陈汉章等人撰写或讲述的哲学史，也都没有摆脱旧有的思想框架。胡适此举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蔡元培专门为这部书写了序言，盛赞此书有四大长处：（一）证明的方法；（二）扼要的手段；（三）平等的眼光；（四）系统的研究。顾颉刚的感受是：“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注：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冯友兰说：“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5页。）《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所引起的震动，不仅仅是哲学史研究本身，而是中国当时整个的文化思想领域。就史学界而言，这部书除了在使用了证明的、分析的、系统的等研究方法而给予当时的史学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的启蒙作用。人们开始从中认识到，历史学必须建立在有所依凭的、可信的材料的基础上，摒弃杜撰和编造，只有追求历史的真实，才是科学的历史学。因此，后人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具有“示范”、“典型”、“典范”、“划时代意义的书”，也可以说，这部书使中国史学开始具有了现代史学的基本观念。
廓清疑雾，重建真实可信的古史体系，在五四时期发端，并成为贯穿于20世纪的中国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五四时期，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顾颉刚和王国维。
顾颉刚于1923年开始提出了他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创建了古史辨派。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他还提出了判别古史可信与否的四项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疑古思想的提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刻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向深入在史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表现。疑古思想以及由此引发的古史大论战，促使中国史学从观点到方法、从内容到形式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观念上的更新。它较之于胡适对三皇五帝的不可信的古史体系采取“截断众流”的作法更为实实在在地进了一步，以一种严肃审慎的科学态度对其提出了怀疑，进而予以打破。这对于当时学术界的任何人都是一种无法回避的震撼。神话传说毕竟不是客观历史，虚构杜撰和繁琐注疏终究无法取代历史真实，正如顾颉刚自己所言：“研究学问只要目的在于求真，也是斩除思想上的荆棘。”（注：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是安然信奉传统史学所构建的古史体系，还是把“求真”作为历史学研究的追求目标而不惜推翻长期以来几成信仰的旧的古史观念；是为了维持人们对古史的认识不出现突然间的空白而宁愿置真实与否而不顾，还是在怀疑和打破伪史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重建真实可信的历史，古史辨派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在中国，以西方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为基础，扭转历史研究的方向，则以顾颉刚这位中国历史学家的名字为标志。”（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古史辨派“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立了第一块基石”（注：转引自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8页。）。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之所以能在中国史学界发生革命性的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辨伪尽管有辨之太过者，立说也确有不尽可信者，但今天回顾他一生的业绩，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注：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8期。）。
五四时期与顾颉刚一样对中国史学作出重要贡献并对以后的中国史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王国维。王国维在古史研究方面的建树已为世所公认，被誉为“新史学的开山”。娴熟地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古史考证深有心得的王国维，并未直接参与因顾颉刚提出的疑古学说而导致的古史大辩论。但是，王国维在1925年将他在清华学校研究院任经史小学导师的讲义经重新编订出版时，命名为《古史新证》。在《古史新证·总论》中，王国维这样写道：“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段话，表明了三个意思：一、承认古史确是传说与史实不分，但传说中也包含有史实的成分在内；二、肯定了对古史的怀疑态度和批评精神，但疑古过分，也不可取；三、应当充分利用可信的古史材料，去建立可信的古史体系。王国维的观点，应当可以看作是对疑古学说的一种比较平实的看法，同时也指出了在疑古的基础上进而释古与证古的前进方向，即“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使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注：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顾颉刚亦同样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注：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第51页。）但他“毕竟出于专长及兴趣所在（先生早年对其祖父的文字学书籍便未感兴味，祖父终日钩模古铭、推拓古器的工作从未引起他模仿的热忱），主要还是在载记上致力，对于地下的发掘只是利用其成果而已”（注：顾潮：《顾颉刚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0页。）。
怀疑和摒弃伪古史，利用地下发掘的、真实可信的材料建设真实的古史，从五四时期开始明确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真实出发，使历史学成为“科学”的历史学的现代史学观念，也在五四时期开始建立起来。
二、史学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向西方学习、输入西方学理在五四时期达到高潮。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西方思想观点，如何甄别、借鉴和使用，是当时思想文化领域所面临的、也是引起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这是一个中西文化在相互碰撞中追求理性交融的过程，也是在西方学术的刺激下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尽管西方史学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开始传入中国，并在戊戌维新思潮中出现过一个高潮，但在五四时期，“无论就规模和系统程度，都迥非前者可比，且已明显展示出一种自觉超越传统学术旧囿而日趋融汇于整个世界潮流的态势。”（注：胡逢祥：《“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史学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反映出了现代史学在五四时期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其具体表现可大致概括如下。
（一）历史观的进步。
“20世纪中国史学有两个重大的转变，一是从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向近代进化论的转变，一是从进化论向历史唯物论的转变”（注：瞿林东：《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论纲）》，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五四时期， 正是前一个转变的发展与后一个转变的形成时期。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民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史学总结了五个方面的特征，其中，“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来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现。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3页。）。进化史观始于19 世纪后期严复译述的《天演论》而传入中国，经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宣传逐渐深入人心。进化史观在五四时期不仅成为猛烈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武器之一，而且已经成为许多史家自觉信奉并加以使用的基本观点。从梁启超到胡适、顾颉刚，都在不断强调进化史观对他们的深刻影响。如顾颉刚说：“吾意无论何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历史进化观念，以事物不能离因果也。”“读胡适之先生之《周秦诸子进化论》，我佩服极了。我方知我年来研究儒先言命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进化学说”（注：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了中国古史”说，即是基于历史进化思想而来。
五四时期是唯物史观开始传入中国的重要时期，《新青年》、《东方杂志》、《史地丛刊》、《学灯》等杂志上都刊载过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的文章，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李大钊。1919至1920年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相继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并于1924年出版了《史学要论》。《史学要论》一书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阐述历史观的发展，对什么是历史、历史学和历史观作了科学的论述。唯物史观较进化史观更进一步，在肯定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同时，指出了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系统传入，使之迅速在当时的中国史坛占有一席之地，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随着西方思想的大量引入，现代西方的各种史学观点也在程度不同地影响着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家。如梁启超游欧归来，受到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的影响，把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学方法对立起来，进而怀疑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引出了历史学是否是“科学”的讨论；胡适师承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而在史学界倡导的所谓实验主义史学，力求联系中国传统的考证学方法，成为“整理国故”运动的思想基础之一；何炳松把美国人鲁宾逊的新史学理论，结合法国瑟诺博斯等人的史学方法和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加以融合沟通，也成为融会中西史学的一个有效的尝试。
从传统史学中占主要地位的复古倒退的历史观和一治一乱的循环的历史观，到近代以来进化史观的传播和流行，再到本世纪以来唯物史观和其他历史观点的引进，历史观的进步反映了中国史学带有根本性质的变革步履，也反映了中国史学向现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进程。需要指出的是，接受了新的历史观进行史学研究，并不一定在研究中都能够获得正确的结论，但是，持有正确的历史观，却是现代史学中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五四时期所表现出的历史观的进步以及对多种历史观的探讨，在更深层次的基础上积极促进了历史学的进步和史学科学化的进程。
（二）历史考证学的新发展。
考证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种比较常见的研究方式。表现在史学方面，对历史文献的考证（或称考据）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的乾嘉时期，考证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历史考证学同样如此。清代考证学的研究方法已经包含有近代科学方法。五四时期，历史考证学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学术环境下又有了新的发展，并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主流。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特别强调“科学方法”，其内容主要是将实验主义中的实验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存疑的方法与清代考证学的方法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著名的学术口号。这其实可以看作是他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号召的具体实践方针。胡适的“科学方法”不仅是借“输入学理”来“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更重要的是，使得胡适悟出现代科学法则与古老中国的考证学在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注：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胡适所张扬的清代考证学“暗合科学的方法”确为晚清以来一直盛行未衰的历史考证学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而在经学考证已经式微的五四时期，历史考证学则出现了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的契机。
五四时期崇尚“求真”的学术风气，是历史考证学能够得到新发展的又一个原因。中国史学一直有着强调实录的“求真”精神，但这是囿于传统史学范畴之内的。现代意义上的史学“求真”，始于本世纪初以来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和对学术研究自身的“尊重”。梁启超指出学者应是“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学问的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王国维也同样指出：“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载《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96、97页。）顾颉刚则声称，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注：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传统的历史考证学是以实事求是和无徵不信为基本准则的，这与五四时期要求为学术而学术、视学术为目的而把“求真”作为首要目标的治学宗旨相符合。不同的是，新的历史考证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五四时期以来的历史考证学与传统的历史考证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不再把考证的对象放在文献史料的狭小范围内。取得突出成就的，如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等地下出土的实物史料，证实了殷王室的世系，写出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1917年）；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1923年）以丰富的材料、精审的考证获得了高度评价，被誉为“石破天惊”（注：蔡元培语，引自王明译：《陈垣事迹著作编年》，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0页。）， “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注：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9页。）等等。新的历史考证学扩大了研究领域，涉及到了民族史、宗教史、思想史、历史地理、中西交流等方面，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文献考证的局限。
值得一提的是本世纪初以来新史料的发现，也为历史考证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今日之时代，可谓发现之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注：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载《学衡》第45期，1925年9月。）甲骨文、敦煌文书、秦汉简牍、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以及各地金石铜器的发现和整理，使得历史学研究豁然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也更加促进了历史考证学的发展。
（三）历史研究与撰述的多元化。
本世纪初以来，与“新史学”的主张相呼应，已经有人采用新的观点与方法撰写中国历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1904—1906）是我国第一部使用进化史观和章节体的形式写成的中国通史。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1906）对古代的田制、农器、财政、商业、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等都列有专课论述。柳诒徵的《历代史略》（1902年）根据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增改而成。这些新式的历史书，在当时受到了社会的欢迎。
五四时期的历史撰述，受到西方历史观点和研究方法的直接影响，不仅摆脱了以教科书的面貌出现的形式，而且在撰述范围上趋向多元化，在研究内容上趋向专业化，逐渐与现代史学的要求相接近。这里首先应当提出的仍然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这是第一部成功地用现代学术眼光撰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是中国现代治哲学史的开山著作”（注：耿云志：《胡适与五四后中国学术的几个新趋向》，载《浙江学刊》1999年第2期。）。胡适在这部书中， 以哲学方法为中心来叙述中国古代哲学史，并注意到各派思想间的相互联系，突破了传统的“经学史”或“学案”的窠臼。胡适在此书《导言》中提出研究哲学史的方法是“明变”、“求因”和“评判”，这其实也是现代史学研究中应当遵循的基本方法。30年代以后出现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热潮，不能不联系到胡适的这部开风气的哲学史著作，尽管他一直没有写出《中国哲学史》的中册和下册。直到今天，这部书依然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产生着影响，最近就有人提出，“一部理想的中国哲学史，应包括释义、明理、求因和评判四方面”（注：朱伯崑：《在中国哲学与易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载《国际儒学研究》第5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两者间的关系显而易见。
学术史方面的撰述，以梁启超最为突出。梁启超认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求之焉。”（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同时，五四时期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独立的要求也是人们重视学术史的内在原因之一。梁启超在学术思想史方面的两部名著是《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年）。两书所论都是清代学术史，但侧重不同，前者重在“论”，即从整体上考察清代学术的发展过程；后者重在“史”，即对清代学术纵横论列、详细叙述。梁启超的学术史撰述，重在勾勒学术发展的基本线索，尤其注意从各派学术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学术背景进行分析，而且善于用新的观点看待学术领域，将语言文字、地理、美术、音乐以及自然科学均视作学术史的研究范围。这两部书是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具体实践，至今仍是治清学史的必读书。
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和撰述，从五四时期开始兴起并得到重视。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1923年）中指出“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并论列了一个中国文化史的“总系统”（注：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 月。）。张荫麟在其翻译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一文中就写道：“斯宾格勒论中国文化亦颇有卓见，然终嫌所知不多，深望吾国宏识博学之士，采用斯氏方法，以研究吾国之历史及文化，明其变迁之大势，著其特异之性质，更与其他各国文明比较，而确定其真正之地位及价值。”（注：张荫麟译：《斯宾格勒之文化论》，载《学衡》第61期， 1928年1月。）1921年秋，梁启超应邀在南开大学举办“中国文化史”讲座，所讲内容是他早就计划撰写的《中国文化史》的第一部分，即《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出版）。梁启超晚年对文化史研究的兴趣一直不减，他立志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化史》，但只写成了“社会组织篇”，发表有《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等文章，发起创办文化学院。这一系列举动，对梁启超个人来说，是他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反思所作出的表现；而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而言，则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史的重视，还与贯穿于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对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的西方文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对中国以及所谓东方文明又应如何认识，尤其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一书出版后，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讨论成为热点，这也很自然地引起人们对中国文化史的关注。除了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1924年）、陆懋德的《中国文化史》（1926年）、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1928年）等文化史著作外，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有较大影响。柳诒徵从1919年起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文化史，其讲稿从1925年开始在《学衡》杂志逐期登载。该书《绪论》称：“盖晚清以来，积腐爆著，综他人所诟病，与吾国人自省其阙失，几若无文化可言。欧战即辍，人心惶扰，远西学者，时或想象东方之文化，国人亦颇思反而自求。……欲知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虚心探索，勿遽为之判断。”（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载《学衡》第46期，1925年10月。）这表明作者对于中西文化采取的是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至少是在避免肯定与否定的简单回答。反映在书中，“对待史料的态度比较严肃，并以学术文化的陈述见长，因而流传颇广”（注：朱维铮：《中国文化史小史》，载《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五四时期历史撰述的多元化，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1924年，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出版，该书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指导，介绍和论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动因和规律。同年，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出版，该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唯物史观，也对流行于当时的种种唯心史观进行了批驳。上述两书虽非专门的历史研究著作，但在当时对学术界非常有影响，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其他尚有朱谦之的《历史哲学》（1926年）根据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论述他所理解的历史哲学，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1927年）采自德国伯伦汉、法国朗格诺瓦和瑟诺博斯的有关著述以及中国史学的一些内容综合而成等。
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通史是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1923年），全书分为4册，共约60万字，上起远古时代，下及民国初年。 作者称此书“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注：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绪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因而可以看作是受到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在观点和方法上都呈现了全新的面貌。书中既有重要史实的叙述，又有必要的考据和议论，作者曾在书中指出中国秦汉以后的周期性治乱兴衰是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的原因，“在20年代初能有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注：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白话本国史》出版后不断重印，“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长期以来被用作大学的教本，并作为青年‘自修适用’的读物，对当时的史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注：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五四时期的史学还在断代史、考古学、中外交通史、科技史等领域开始了初步的研究。五四时期史学的多元化发展表明，中国史学已经实现了由旧史学转向现代史学的质的飞跃，无论在内容和观点上都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史学的因素和要求。五四时期的史学发展还表明，在西方思想和学术大量传入的情况下，中国史家一方面积极地吸取和借鉴，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寻求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途径，力求在中西史学交融的背景下使中国史学得到积极的、健康的发展。
三、现代史学规模的初步建立
现代史学规模指的是建立以培养史学人才为主要目的的教学和研究机构、设置新的教学讲授课程、创立和出版以发表史学研究成果为主要内容的学术刊物、成立历史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性的研究所或研究院等现代史学所要求的相应规模。五四时期的史学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
五四时期各地有条件的大学里面陆续设立了史学系或史地系，开设一系列新的课程，其中以北京大学具有代表性。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对北大学制进行改革。1919年，废去文、理、法科之名，改门为系，建立了史学等14个系，朱希祖任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主持的“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注：罗香林：《朱逖先先生行述》，载《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 充分反映了他对历史教学的眼光和见识。北大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也进行了改革，分别设基本学科（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人种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史学的辅助学科、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中外通史及断代史、专门史、外语等6个部分。 朱希祖广为延聘学有所长的著名史家来史学系任教，并十分重视史学理论方面的教学工作，积极在教学中引进有关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授课内容。他请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请刚从美国回国的何炳松以美国学者鲁宾逊的《新史学》为课本讲授“史学原理”、“历史研究法”，还建议学校当局选派优秀学生去国外留学。这些措施对我国的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五四时期的另一个学术中心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改名为东南大学后，各学科重新划分，设有历史系，柳诒徵等知名学者在此任教，讲授中国文化史、东亚各国史、印度史、南亚各国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南开大学历史系在20年代属文科门下，开有中国历史及史家、日本通史、美国通史、英国通史、清史、欧洲近代外交史、中国外交史、欧美政治哲学史等课程。中山大学的史学系也在文科门下，1927年在朱家骅的主持下改革学科设置，著名史家顾颉刚任史学系主任。
在本科一级史学教学的基础上，一些学校仿西方大学制，开始筹建更高一级的研究所或研究院。时值“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凡中国学术与文化领域皆以“国学”统称，故这类研究所或研究院也纷纷冠名“国学”，但是其实际的研究对象多以史学、文学等为主要内容。1922年12月，北大的学校评议会第三次会议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正式确定了预科、本科、研究所三级的学制方式，计划在研究所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4门。至1922年， 已率先成立了国学门，研究对象包括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方面。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长由蔡元培兼任，委员有顾孟余、沈兼士、胡适、马裕藻、钱玄同、李大钊、朱希祖、周作人等，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受聘为国学门导师的有王国维、陈垣、钢和泰、伊凤阁、陈寅恪等人（注：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1925年，清华学校建立国学研究院，其《研究院章程》称：“今之施高等教育专门教育者，不过与以必要之预备，示以未来之途径，使之他日得以深造而已。故东西各国大学，于本科之上更设大学院，以为毕业生研究之地。近岁北京大学亦设研究所。本校成立十有余年，……故拟同时设立研究院。”（注：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载《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吴宓任研究院筹备主任，聘请王国维、梁启超、 赵元任、陈寅恪为研究院导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完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史学人才和史学成果，为现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除此之外，其他一些高校也成立了研究院，如1926年林语堂任厦门大学文科学长，召沈兼士、鲁迅、顾颉刚等人同办厦大国学研究院（注：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中山大学于1927 年七八月间筹备、1928年1月成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设考古、语言、历史、民俗4个学会（注：梁山、李坚、张克谟：《中山大学校史》，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五四时期现代史学规模的建立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学术期刊的纷纷出现。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是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重要形式。学术期刊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学术相对封闭的治学方式，是现代学术发展的基本要求。学术期刊既为学者们提供了及时发表和了解研究成果的机会，也为学者们提供了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辩论的园地。某一种学术 期刊可以吸引学术旨趣大致相同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切磋，进而形成某种思潮和学派；某一时期的学术期刊则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该时期学术研究的状况和走向。五四时期的学术期刊在史学研究方面均有所涉及，综合性的学术期刊多以史学研究为主要内容之一，如《国学季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办，1923年创刊）、《学衡》（1922年创刊）、《清华学报》（清华学校主办，1924年创刊）、《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主办，1919年创刊）、《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北京大学主办，1922年创刊）、《学灯》（《时事新报·副刊》，1920年创办）、《燕京学报》（燕京大学主办，1927年创刊）等等，另有一些非学术研究性的期刊也十分重视对学术论文的登载，如《新青年》、《东方杂志》等。五四时期还出现了专门性的史学研究期刊，如《史地丛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办，1920年创刊）、《史地学报》（南京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主办，1921年创刊）、《史学与地学》（中国史地学会主办，1926年创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主办，1927年创刊）等。
现代史学规模在五四时期还仅仅是开始建立，存在着许多粗疏和不完善之处，但是却有力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现代史学规模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也是吸收西方文化后的产物，但是经五四时期初步建立以后，逐渐向着更加适合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方向而改进，逐渐趋于专业化、科学化。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和变化表明，这个时期是中国现代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次真正高峰。
收稿日期：1999－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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