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社会有机体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机体论文,思想论文,社会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原理，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原理都是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具体展开。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有机体理论并不存在所谓发展史的“空场论”，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相关范畴都作了某种程度的阐述，尽管侧重点不一样，但就整体而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的一个有机的动态发展历史。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沿着马克思研究社会有机体创设的理论路径，依据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和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社会有机体思想。深入研究毛泽东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对于加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拓展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有机体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定的社会形态总是有自然环境、人口、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阶级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个社会有机整体中，究竟何者是最根本的要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矛盾原理，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明确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范畴，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关系上升到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始终和全面推动社会有机体向前发展的高度，从而凸现了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有机体整体构成和发展中的终极意义，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实质内容和运动变化的根源。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根据自己对中国经济社会形态的认识，深入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明确指出：“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关系相结合，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精神生活的基础。”①因此，“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复杂的社会形势，批评了当时一部分人所认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的观点，指出这是一种“天真烂漫的想法”，强调“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是有的。一个矛盾克服了，又一个矛盾产生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总是有矛盾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有人以为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③。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④并强调这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讲话中，毛泽东还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进一步展开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分析，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⑤
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予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⑥在毛泽东看来，一方面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一基本矛盾及其运动推动着社会有机体向前发展，因此，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我们就会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始终表现为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并且在矛盾的性质和表现形式上与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解决矛盾的方式与方法应不同于以往旧社会解决矛盾的方式与方法。
所以，要引导干部群众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进而毛泽东提出了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必须用社会革命和专政的方法解决；后者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只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并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来解决。
上述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充分展现了社会是一个动态的有机整体的思想，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推动着社会有机体向前发展。
二、社会有机体发展的直接动力
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腐朽落后，使近代中国社会充满了十分尖锐的矛盾，孕育着极其严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和巨大的变革要求。也就是说，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以超稳定结构运转的社会有机系统到了近代发生了深刻的病变，社会机体从结构到功能、从管理到控制都出现了紊乱，生命力极度衰微，无法照常运行，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变革社会，以重建现代民族国家，才能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现代化创造前提、开辟道路。要变革社会，就要有寻找变革社会的理论依据、基本力量和方法路径。毛泽东以过人的天赋和学贯中西的素养，通过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深入探索和分析，破解了推动近代中国社会有机体变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一，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受封建制度压迫；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压迫。这种双重压迫造成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极端落后性和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严重阻碍了近代中国社会有机体的有效运行。因此，中国社会要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进行政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而要进行政治革命，就必须对进行革命的社会历史环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判断，这是为革命胜利而制定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前提和依据。
毛泽东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从经济上看是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存在，而且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与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的优势。从政治上看是帝国主义凭借实力操纵着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并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实施对中国的统治。从文化上看是“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⑦。这是一个严重失衡的社会结构，在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革命，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其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就必须派自己的先锋队到农村去，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第二，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和无法调和的，基本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从本质上看，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和更替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但在阶级社会里，这些矛盾集中体现为阶级的矛盾，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因此，阶级斗争贯穿于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毛泽东强调：“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⑧所以，“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⑨只有经过阶级斗争，社会有机体才能实现从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而社会有机体发展的每一次更替都是通过激烈的政治革命来实现的。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要使近代中国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就要开展阶级斗争，通过政治革命的形式推翻旧阶级的统治，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从而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第三，近代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阶级结构。这一阶级结构为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提供了客观的依据。毛泽东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说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⑩。而且“中国这个社会两头小，但是两头强，中间大，但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无论哪个中间阶层都有它的动摇性。坚决的阶级就只有两个：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11)。
毛泽东还根据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进一步分析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特点和历史作用，指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主义制度压迫和剥削农民的阶级，代表中国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官僚资产阶级(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与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二是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他们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束缚，与其有矛盾，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对于革命的敌人有妥协性，因而这是一个动摇不定的阶级。小资产阶级主要有手工业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小商贩等，他们都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以自己的独立劳动为生，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农民阶级人数众多，他们承担着社会的基本生产任务，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极为悲惨，具有强烈的革命反抗精神。中国无产阶级主要是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等产业工人，他们身受三座大山极残酷的压迫，因而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虽然人数不多，却特别能战斗，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最进步的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
毛泽东采取了阶级分析这一观察社会的基本方法，深刻地解剖了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立体地动态地了解掌握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以及阶级内部的阶层构成与阶层流变状况，从而科学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明确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与目标，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
三、社会有机体的内部结构
毛泽东在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革时，一方面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方法，揭示了社会有机体更替的最根本的动力，另一方面又通过对社会“活的机体”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及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分析，考察了社会有机体保持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2)根据毛泽东的论述，社会有机体的内部结构主要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要素构成，它们是密切相关的有机整体，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并由此形成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内在力量。
第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革命的核心是夺取国家政权，其最终目的是为经济服务的，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通过政治革命变革社会形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毛泽东指出：“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3)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4)。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发展最终是由经济发展决定和推动的，应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环境变化而不间断地向前发展。毛泽东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因此，我们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15)。但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整体上看，毛泽东过多地强调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使政治活动一直处于对经济活动的超前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经济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规律，最后使社会有机体内部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出现了不平衡，极大地阻碍了社会有机系统的高效运转。
第二，经济是政治的基础，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决定着自身的政治态度，政治生活斗争依赖着经济的保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6)。所以，一切政治领域的冲突、斗争、变革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应当到一定时代的经济领域中去寻找，理解社会的有机结构及其活动，必须考察社会的经济结构。首先，毛泽东从近代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事实中，深深地懂得经济技术落后是中国挨打的主要原因，因此，发展经济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两大任务之一。他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17)因此，“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18)其次，毛泽东根据对近代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在生产关系中占有生产资料状况的分析，认为无论什么阶级和阶层，“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19)。如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仍可分为“余钱剩米的”、“可以自给的”和“生活下降的”三个不同的部分，因而他们对于革命采取的是怀疑、中立和支持的态度(20)。再次，一切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还依赖着经济的发展与支持。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针对当时有些同志只顾军事斗争而忽视经济建设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他说，这些同志“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21)。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从保卫和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角度，多次强调要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充分说明，社会的政治变革与进步需要经济为其提供物质基础，否则新的社会政治系统难以长期有效运行，直至崩溃。
第三，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首先，由于历史过程中决定性的因素是经济，它最终决定着社会的政治与文化，同时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一定的文化只能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对此，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22)。其次，文化具有阶级属性，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23)，任何超阶级的思想文化观念是不存在的。再次，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一经产生与形成，便作为一种超越社会存在的现象和力量而存在，具有自身的运行系统和特殊的发展形式与规律，并对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因而具有相对独立性。毛泽东认为：“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24)在革命战争年代，“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25)。因此，“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26)。
四、社会有机体发展的根本目的与基础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强调，一方面社会作为人们活动的产物，是由一定的人及其活动构成的，个人是社会的细胞，个人的自由与发展是社会有机体生命活力的体现；另一方面，社会有机体的发展需要内部自身各个部分、各个系统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以及社会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只有保持这种平衡，才能使社会有机体健康发展。因此，毛泽东在推进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非常重视人本身状态的改变，以及人与变革社会和改造自然的关系，这是把握毛泽东社会有机体思想不可忽视的方面。
第一，变革社会必须把人民群众从长期的受压迫和剥削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改变其生存状态，发挥其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毛泽东认为，近代中国灾难深重、贫穷落后，要变革这一社会，必须要动员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起来革命。这一方面需要解放人民群众的个性，使民众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中解放出来，获得个性自由和独立权利，另一方面需要给人民群众以物质利益，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就前者而言，毛泽东指出：“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27)。“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28)。就后者而言，毛泽东从人的物质需要出发，强调要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29)。这是调动人民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关键因素。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党要“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30)，这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和政策。
第二，处理社会有机体内部矛盾必须从中国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如何正确处理与经济建设相关的各种社会内部矛盾是党和各级政府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其目的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对此，毛泽东指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这就是说千万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31)即使是国民经济内部也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以“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32)。
第三，社会发展进步必须解决好人与物即人与自然的矛盾。毛泽东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一个中心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而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以此推动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既然生产力是人与工具的辩证统一，因此，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解决好人与物即人与自然的关系。
尽管在生产实践中包含着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的。对此，毛泽东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提出了“向大自然开战”、“敢教日月换新天”、“人定胜天”的思想，认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其主要的方面来自人自身，只要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就能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从而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毛泽东对人民群众通过奋斗改天换地的业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他曾为山西昔阳县大寨人靠勤劳双手开山凿坡、修造梯田换新天的动人事迹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为江西余江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靠自己双手送走瘟神而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挥毫写下“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壮丽诗篇。毛泽东改造自然的雄心壮志，一方面来自他要尽快改变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面貌、巩固新政权和建设新国家的迫切心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另一方面，他坚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只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毛泽东这种运动、变化、斗争的自然观对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战胜自然灾害，发展生产力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更多地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与斗争，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导致了人们在向大自然进军的过程中只讲“改天换地”和“人定胜天”，而忽略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结果造成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的粗放式的开发，破坏了生态环境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事实上，社会是整个世界中的一个有机系统，社会有机体本身是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又与自然界发生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是相对独立于自然界的，“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33)。另一方面，社会又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我们对待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34)。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平衡关系，人对自然的获取不能超越社会与自然的平衡，否则社会有机体的运行就会受到自然的报复而失去平衡。因此，只有当人们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时，他们才能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才能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五、推动社会有机体向前发展的重要途径
社会发展虽然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它又是一个人们有意识地参与过程，这与自然发展是根本不同的，也是生物有机体系统不具备的特性。这一特性就是社会有机体的主体——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之所以是一个有机性程度极高的生命机体，就在于它具有自我意识，总是力求掌握自己赖以生存的世界，并且通过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去构建一个更加美好、充满和谐的对象世界。因此，毛泽东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始终重视人民群众这一主体在变革社会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5)。
第一，人民群众通过生产实践创造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社会的变革提供了物质前提和思想武器。毛泽东认为，没有人民群众进行的或参加的革命斗争，任何社会有机体的变革都是不会成功的。所以，“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36)在革命战争条件下，毛泽东反复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37)他还认为，人与武器相比，人是决定的因素：“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38)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毛泽东仍然坚持这一观点，认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发挥人的作用。他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39)又说：“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40)这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巨大作用。
第二，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彻底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是在既定的社会客观环境中进行的，要受到社会客观规律的制约。但由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社会发展的规律需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才能形成和实现，所以，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41)并且，毛泽东还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自觉能动性甚至可以起决定的作用，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强有力的自我确证。特别是在革命战争中，这种人所特有的自觉能动性表现的更加突出。
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42)正是从人的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这一理念出发，面对强敌，中国人民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觉能动性，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战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使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第三，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发动民众投身到社会变革的洪流中去。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政治动员对于发动民众进行革命战争以变革社会的重要意义。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讲演中，详细分析了政治动员的重要性、目的和途径，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认为，政治动员就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并“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这样，“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同时，要用口说、传单布告、报纸书册、戏剧电影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方法进行政治动员，“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43)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标志着中共已形成了一整套有关政治动员的科学体系，有力地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以后的政治动员和发动民众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发动了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改造知识分子等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并建立健全像青年团、妇联、工会、农会等各级全国性群众组织。同时，充分利用国家机器，通过全国性的宣传和政治教育来动员人民群众。所有这些，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热情，培养了自身的自主意识，为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当然，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把阶级斗争、群众运动作为政治动员的主要手段，使得政治动员出现了偏差，进而中断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生长过程，造成了社会有机系统运行的无序和混乱，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总之，毛泽东的社会有机体思想是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有机体思想。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在直接继承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运用唯物辩证法从两个维度深刻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发展规律。
一是从时间维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有机体的变革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系列社会变革和发展，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又符合社会有机体形态的更替是历史决定性和人的选择性的辩证统一，而推动这一历史过程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其他方面如政治、文化等等的变迁都是这一矛盾运动的反映。毛泽东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包括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的基本矛盾一直是存在的，它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始终，推动着社会有机体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是社会有机整体的实质内容和运动变化的根源。但由于推进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主体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44)，所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主体可以在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中作出自己的能动选择。同时，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阶层依据自身利益、意志和行为而相互斗争，并作用于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而阶级斗争、政治革命并不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它只要在统治阶级不能再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而社会历史发展又有新的突破口，这时就会爆发社会革命，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正因为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科学地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进而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武装斗争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走向了社会主义社会，使中国社会越过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一历史选择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适合中国国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选择和创造。
二是从空间维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有机体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这些构成要素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与发展等多方面。毛泽东认为，社会有机体内部这些构成要素并不是杂乱无章和偶然地结合在一起的，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断生成的有机整体，它们之间的辩证运动和发展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进步。
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在社会有机体众多的构成要素中，由于人是最活跃的要素，因此，从客观现实出发，发挥人的主体力量是变革社会有机体重要路径。在这里，毛泽东为我们变革社会有机体形态，改革社会不合理的各种制度和结构，调整不利于维持社会活动和人们之间交往的秩序与规则，促进社会有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的途径和方法。
以上时空两个维度，毛泽东都紧紧围绕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历史的主体——人，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来揭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有机体演变的原因、动力和规律，强调社会是一个有生命活力的有机体，必须从多个层面全面系统地分析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深刻认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规律，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现象与矛盾，从而为我们今天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自然、人、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高人对制度体制创新的自觉能动性，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协调，以实现社会有机体的健康、有序、充满活力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毛泽东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告诉我们，在分析考察一个社会有机系统及其运动时，还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决定性与选择性、历史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这是我们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历史依据和哲学基础。
当然，毛泽东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一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环境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惰性，使得毛泽东在考察社会有机整体时过分关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忽视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进而也就忽视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二是在分析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有机整体时，过分突出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忽视了人民群众正当的物质利益需求，并用政治灌输、思想斗争和道德约束等意识形态的手段来最大限度地消除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因而使人们丧失了来自个人利益方面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有机体的运行处在失去动力的状态，有机体的生命力在不断地萎缩。三是在强调人的主体力量发挥时，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在强调社会政治动员时，不分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一律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革命和建设，忽略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推进社会有机体不断发展和进步时不可忘却的教训。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2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5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35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7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8页。
(11)《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7页。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17)《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147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8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120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4、695页。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3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4页。
(25)《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9－110页。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126页。
(2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8页。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0页。
(29)《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5页。
(30)《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7页。
(3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7－228页。
(3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8、55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
(3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36)《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2页。
(3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页。
(38)《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9页。
(3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3页。
(40)《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7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7页。
(4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7页。
(4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0－481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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