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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素有多士之称。魏晋人常说：“豫州人士常半天下”①，“汝颍固多奇士”。②这些人依靠其才能入仕为官，大多通显于魏晋，子孙得其荫资，累世为官，成为世族。此外，另一部分人在政治上并不通显，但称雄乡里，世为地方豪强。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把西晋司豫兖荆四州河南部分中以上两种类型的家族通称为中原势族。当两晋战乱之时，他们为了自保，或迁往异域借土而居，或留于故地结坞而守，表现了极强的自救能力。南北朝时期所以会有大批的中原势族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并有陈郡袁谢荥阳郑等全国一流势族位冠群雄，都与他们在两晋之际的自救获全分不开。因此，研究这些势族在两晋之际的自救措施显然是有必要的。
一、晋末丧乱是中原势族自救的根本原因
西晋末年，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和阶级、民族矛盾的尖税，最终引起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动乱。这场战乱起于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爆发的“八王之乱”，继之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不仅使西晋王朝在动乱中走向灭亡，而且还造成了“公私磬乏，所在寇乱，州郡携贰，上下崩离”③、“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④的经济破坏和人口减少。当此之时，由于中原地区地处动乱中心，所受的破坏又是全国最严重的。如永宁元年(301)三月，齐王颙纠合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颙起兵讨伐赵王伦，“六旬之中数十战，死者十余万人”⑤，其主要战场阳翟（今河南禹州，以下不注省者皆在今河南省）、黄桥（淇县西）都在中原地区。其后张方二入洛阳，“杀伤满于岖衢巷”⑥、“死者万计”⑦、“大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还长安”⑧。此前不久，长沙王乂与成都王颖数次交锋，“斩获六七万人”⑨。至永嘉中，刘渊、王弥、石勒率兵大掠中原各郡，“贼害百性，流血成泥”⑩。仅在永嘉三年(309)的延津（汲县东南）之战中，一次就“沉男女三万余人于河”(11)。同年十一月，石勒屠黎阳（浚县西北）。次年二月攻陷白马（滑县东）坑杀男女三千余口(12)。不久陷武德（武陟东南），又“坑降率万余”(13)。又次年四月，在苦县宁平城（郸城东）遇东海王越及晋王公百官，以胡射围而射之，“三公已下死者十万余人”(14)。六月，与刘曜等人进攻洛阳，沿途与王师十二战，死者三万余人。(15)。入洛后纵兵大掠，焚烧宫殿，城府荡尽，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及引兵去，又一把火烧毁了洛阳皇宫。
战争的破坏又引起空前的粮荒。早在太安二年(303)张方入洛时，洛阳城中就石米万钱，甚至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次年，惠帝御驾亲征成都王，饥馑无以为食，从官仅能进奉秋桃充饥。其后自邺（今河北临漳南）还洛，也仅得粗米饭为食。至永嘉四年(310)，洛阳再度出现饥荒，皇宫内死亡相继，尸骨交横。皇帝及百官如此，天下百姓的境况可以想见。故《晋中兴书》描绘晋末丧乱饥馑情况时说，是时“百姓饥馑，野无生草，时或掘鼠捕燕而食之”(16)。不仅如此，与战乱、饥馑相伴而来的还有接连不断的天灾，自惠帝至愍帝十余年间几乎每年都有发生。以永宁二年(302)为例，这年七月，豫州（辖区相当于今京广线以东、陇海线以南的河南地区）、南阳发生水灾，襄城、河南（治洛阳）二郡发生雹灾。十月，乂阳（今信阳地区）、南阳再次发生水灾，淹没秋稼。十二月，襄城、河南二郡又发生风、雹灾，“折木伤稼”(17)，而整个中原地区又发生地震。再如永嘉四年；四月，中原大水；五月，地震；六月，大蝗，草木、牛马毛全被食尽；冬，旱，一直延续到次年春天。上述天灾与人祸相交织，破坏着当时的经济，威肋着中原百姓的生命安全。
永嘉元年(307)，刘琨自洛阳赴并州剌史任，在途中上表朝廷，描绘沿途所见的情况时说：“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呼哀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达遇掠，开目睹寇。”(18)刘琨这里说的是中原西北与并州交界一带的情况，至于中原腹地，所受灾害有过之无不及。八王之乱时，中原是八王的主要战场，百姓因战乱而死的难以计数；接着发生的永嘉之乱，中原又是“五胡”争夺的中心，“刘元海、石勒、王弥、李雄之徒贼害百姓，流血成泥”(19)，正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故《晋书、食贷志》记载道：“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人多相食，饥疫总至。”同书《慕容皝载记》亦曰：“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当时人虞颅更说：“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此者也。”(20)由上述可知，虞颅的说法一点也不过分。
至于战乱中的中原势族，尽管较一般平民有一定的自救条件，但由于其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也同样遭受了不同的打击。如南阳韩氏，即魏司徒韩暨家族，遭八王之乱，一门七人“并为赵王伦所诛”，从此“韩氏遂灭”(21)；又如陈郡何氏，晋太尉何曾之后，传历三世，一门二公，贵盛无比，但至“永嘉末，何氏灭亡无遗焉”(22)；汝南和氏，即晋光禄大夫和峤及尚书令和郁家族，“家产丰富，拟于王者”，但“洛阳倾没，奔于苟晞，疾卒”，从此和氏便衰落不显。(23)此外，还有一些颇具名望的士大夫及其家族也都因战乱而遭受了灭项之灾。如荥阳潘尼，名士潘岳之子，“永嘉中迁太常卿，洛阳将没，携家属出成皋，欲还乡里，道遇贼，不得前，病卒子坞壁。”(24)尼从子滔，“有文学才识，永嘉末为河南尹，遇害。”(25)又如汝南应绍，魏待中应琚之孙，“永嘉中至黄门郎，为东海王越所害。”(26)颖川庾阐，安北长史庾裈之后，“母随兄肇为乐安长史，在项城。永嘉末，为石勒所陷，阐母亦没。”(27)庾珉，汉征士庾乘之后，“怀帝之没刘元海也，珉从在平阳。……元海因图弑逆，珉等并遇害。”(28)珉弟
，“石勒之乱，与（王）衍俱被害。”(29)河内苟唏，晋末为大将军，“石勒攻阳复，……执唏，署为司马，月余乃杀子。唏无子，弟纯亦遇害。”(30)安阳邵续，散骑待郎邵乘之后，晋末聚众拒石勒，被围，其兄子存“得溃围南奔，在道为贼所杀，续竞亦遇害”(31)；顺阳王豹，为齐王冏主簿，冏骄纵，遂见杀。(32)以上各势族都因战乱的缘故，或被杀，或病卒，或一人受祸，或举族诛灭，对其家族都发生了极大影响。为了少受战乱之苦，保护自己和家族的利益，仅存下来的势族成员不得不行动起来，变被动挨打为积极自救，因此出现了外迁避乱和结坞而守等自救运动。
二、外迁避乱是中原势族自救的重要手段
檀道济《续晋阳秋》曰：“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33)当两晋之际中原大乱之时，中原势族除毁于战乱者外，大都外迁避乱，其方向主要有江左、西北及幽州等地，其中避乱江左又是当时的主流。
1、避乱江左者
晋末动乱发生以后，中原势族大都迁往江左避难。《通鉴·晋永嘉五年》：“时海内大乱，独江左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晋书·王导传》也说：“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从十六七之言，可知中原百姓避乱江左者人数之多。又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曰：“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34)南朝人撰世族谱，也称百家谱，可知晋末南渡的北方势族约百家左右。具体到中原地区，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分析，晋末南渡的势族约有三十余家，占整个南渡势族的三分之一强。这三十余家分别来自陈郡、颍川、陈留、荥阳、汝南、南阳等郡，其中陈郡有袁、谢、王、陈、殷、邓六姓，颍川有庾、钟、荀、韩四姓，陈留有蔡、江、范、阮四姓，荥阳有郑、毛二姓，汝南有周、应、李三姓，南阳有范、乐、刘、张、庾、宗六姓，新蔡有干、毕二姓，河内有郭、王、山三姓，义阳有朱抵氏一姓，河南有褚氏一姓，濮阳有吴氏一姓，共计三十三家。此外，唐林谓《闽中记》曰：“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35)据此，可知晋末中原渡江势族三十三家之外又有四姓，虽郡望不明，但亦中原势族。故合此四家，得中原过江势族三十七家之数。诸势族郡望及避乱南渡时间、外迁方式、侨居地等一如下表：
从表中不难看出，尽管中原势族在晋末大乱时为了避乱而迁往异域他乡，但其外迁时间和外迁方式等并不一致：首先，就外迁时间而言，有元帝过江前已避乱江东者，有原在荆扬地区做官、中原丧乱后即受元帝节度、因而留居江左者，有随元帝过江者，有元帝过江后追随而来者；其次，从迁徙方式看，除 绝大多数携家属过江外，也有只身避乱和举族而往者；再次，从侨居地看，有在建康一带者，也有在江陵一带者，但绝大多数是在三吴地区和豫章一带；最后，从迁徙势族郡望看，颍川、陈郡、陈留、汝南、南阳等郡势族较多，其他诸郡较少。这除历史的原因（如家族地位、文化水准、经济水平等）外，主要还是因为地域关系，即上述诸郡距江左要较他郡为近，五胡势力所及较晚，当大乱还没有彻底破坏这些地区时，他们就已经渡江南下了，因而得以保全。
2、迁往西北者
晋末大乱时，凉州剌史张轨在西北发展势力，使其境内较为安宁，故不少人认为“天下方乱，避乱之国唯凉土耳”(36)，因而有许多人迁徙到西北避乱，其中也包括大批中原居民。《晋书·张轨传》载：“及京都陷，……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由此可见，中原居民在当时到西北地区避难的人是相当多的。这些人中，当然也有势族。其可考者，如陈留江氏：《北史·江式传》：“陈留济阳人也。六世祖琼，字孟琚，晋冯翊太守，善虫篆训诂。永嘉大乱，琼弃官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又如河南赵氏：《北史·赵肃传》：“河南洛阳人也，世仕河西。”再如河内赵氏：《魏书·赵默传》：“其先河内温人也，五世祖术，晋末为平远将军，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弥县。”其他势族则不多见。但至南凉秃发乌孤时，被称为“中州之才令”的梁昶、韩建、张昶、郭韶，“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37)，显然不是刚到西北的一般流民，而是久已侨居于此的中原势族。诸人郡望虽不得而知，但两晋十六国时，中原梁氏以陈郡为望族，韩氏有颍川、南阳二望，张氏以南阳为盛门，郭氏以河内为巨族。梁昶等人所在的家族，大概与上述各望有关。而秃发乌孤之后，秃发傉檀又起用“中州令族”裴敏、马辅，更可证中原势族在晋末以后迁居西北的人口之多。
3、避乱幽州或西南者
除江左、西北以外，中原势族也有避难于东北或西南者。其中避难东北者大多投靠称雄冀辽地区的慕容氏，史称“百姓失业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38)、“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39)。为了安置这些流民，慕容魔专门为豫州流民设立了成周郡。至慕容皝时罢郡置县，为魏郡流民置兴平县，说明中原流民入东北者占有相当数量。其中有势族身份者虽不可考，但从其他几个地区的情况推断，应该是不乏其人的。
至于幽州一带，也有中原流亡势族。如河南褚氏：《晋书·褚
传》：“袭爵关内侯，补冠军参军。于时长沙王乂擅权，成都、河间阻兵于外，契内难方作，乃弃官避地幽州。”
西晋末年，中原势族到西南地区避乱者也见于记载。如《晋书·董养传》：“永嘉中，……乃与妻荷担入蜀。”不过，这类的例子并不多见，说明这里并不是中原势族避乱的主要区域。
总之，在晋末大乱时，外迁避乱是中原势族自救的重要手段。其外迁方向主要是江左及荆扬地区。迁往西北、东北、西南者纵然有之，但相对较少，说明这些地区并不是中原势族避乱的主要方向。
三、结坞而守是中原势族自救的又一措施
《晋书·苏峻传》：“永嘉之乱，百姓流亡，……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这里所谓的“豪杰”，大多是本文所说的势族。其所屯聚的地方，一般是经过认真选择或悉心构筑的临时工事，在当时通称为坞，或者称为坞壁、垒、堡、固，是他们赖以自救的军事据点。
所谓坞，许慎《说文解字》曰：“小障也。一曰：庳城也。”意即象城一样的屏障建筑。在两晋之际的中原地区，由原晋朝官吏或中原士豪出面结成的坞壁随处可见，仅伊洛地区，大的坞壁就达十余个。据《水经注》载，在洛水流域，自西而东，在今洛宁一带有檀山坞，今宜阳一带有金门坞，一合（泉）坞、云中坞，在洛阳市附近有合水坞，今偃师一带有零星坞、百谷坞、白马坞、袁公坞，在巩义境内的盘苦坞：在伊水流域，自西南而东北，今伊川一带有崖口坞、杨亮垒、范坞、杨志坞。伊洛地区原是西晋的中心区域，二水流域又多山林险要之地，因而是势族们率众自保的理想场所。至于平原地区，虽无天然屏障可守，但结坞自保者亦遍及大河南北。如永嘉初，王弥与刘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顿丘，“陷五十余壁，皆调为军士。”(40)石勒与“刘零、阎罴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41)，其后“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末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42)；“魏郡太守刘矩以郡附子勒，勒使矩统其垒众。”(43)“与阎罴攻睹圈、苑市二垒，陷之。”上述这些被石勒等人攻占的坞壁，都分布在中原地区的黄河以北。此外，在永嘉四年，匈奴刘粲等人：率众四万，长驱入洛川，遂出轩辕，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壁百余”(44)，据此可知在中原腹地的坞壁也极多。又据《晋书·祖逖传》载，东晋初年，宋谯一带有流民坞主张平、樊雅、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众各数百，相聚抵抗祖逖。祖逖求救于陈留一带的蓬波坞主陈川，打败张平，又“讨诸屯坞未附者”。除此而外，又有大批动摇于后赵、东晋之间的“河上堡固”，可见坞壁在这些地区的分布之广。
当时，中原地区的坞壁当然不止上述这些。其影响较大者，如庾在禹山、林虑山、大头山所结坞壁已为史家所熟知，此外又有汲郡向冰枋头坞(45)、安阳邵续厌次坞(46)、河内郭默怀坞(47)、河南褚万化台坞等(48)。至于外地人在中原所结坞壁也为数不少。如平阳人李矩为乡人所爱，推为坞主，初屯荥阳，后移新郑(49)；东河人魏浚寓属关中，及关中乱，与流民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今孟津一带）。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归之者甚众。死后，其子子该据宜阳一泉坞(50)；京兆人杜尹为弘农太守，屯宜阳一泉坞，后为魏该所杀，坞亦属该(51)，天水人阎鼎行豫州剌史事，屯许昌，乃晋末乱，乃于密县间鸠合西州流民数千，为坞主。时司徒左长史彭城人刘畴亦在密为坞主。(52)此外，平阳人李洪有众数千，垒于舞阳(53)。这些事例说明，在西晋末，结坞而守具有普遍意义，不仅是中原势族自救的重要手段，而且是全国官僚势族自救的重要手段。
坞壁作为中原势族武装自救的一种依托手段，别然遍及中原全境，其基本性质还是相同的。分布在多山地区的坞壁大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平原地带的坞壁虽无天然优势，但也有人工构筑的土堡保护其生命财产不受侵犯。因此，有险可守也就成了坞垒堡壁的首要特点。如伊洛地区的擅山坞“四绝孤崎”，一合坞“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唯筑西面”；云中坞“迢
层峻，流烟半垂，缨带山阜”；百谷坞“因高为坞，高十余丈”；崖口坞“翼崖深高，壁立若阙，崖上有坞，伊水径其下’。(54)上述这些坞壁，恃险而建的特点都极为明显。至于坞壁其他方面的特点，如坞主多由势族出身的原晋朝官吏或名士担任，坞中成员不仅有坞主的宗族乡里，而且也有相率而来的流民，组成一个临时的联合体；坞壁有一定的作战能力，同时也有生产能力，且战且守，武装自救；等等，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里不再赘述。
坞壁是中原势族在西晋之际自发组织的自救团体，一个坞壁也以一个势族及其结成的团体为单位，这一特点在当时也具有普遍性。颍川势族庾衮所以能团结一大批宗族乡里保聚禹山等地，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势族出身的乡里名士，不仅有一定的号召力，而且在他周围还有一个势力很大的宗族组织。如他出身颍川鄢陵，是后汉著名征士庾乘之后，魏晋之时，其家族成员或为当世全器，或至三公九卿，族中常同时有近十人出任中外要职；又联姻当世名族颍川荀氏、南阳乐氏、河东母丘氏等；而他本人又有“父母诸弟”、“诸父兄”、“诸父”、“弟子”、“门人”、“群子”、“诸子侄”、“同族及庶姓”等社会关系，无不说明他有一个极为庞大的家族势力。至于其他出任坞主的势族名士，也莫不如此，如向冰的枋头坞有众数千，而他是当年“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宗人；怀坞坞主郭默虽出身寒微，但晋末进入仕途，成为政府官员，其家族也自然能够提高到足以号召乡里的地位；褚的万氏台坞有众数万口，其中不少人也是他的亲戚及“同志”(55)。正因为坞主们出身势族，有一定的家族势力和号召力，才能招合部曲、结坞而守，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利益。
西晋之际，中原势族充任坞主的临时性质也至为明显。他们在西晋灭亡后有武装自救抵抗异族入侵的意向，当东晋王朝建立后又大都在政治上向往东晋，甚至放弃所建立的坞壁，陆续渡江事晋，其作为坞堡主的地位也随之失去。如河内郭默初屯怀坞，与刘渊、石勒周旋，元帝遥授以颍川太守之职。后来中原战事吃紧，乃率部南奔，在明帝时到达建康，即被用为征虏将军。他在这时所统帅的部曲虽有不少是随同南奔的坞壁成员，但其性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不再是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武装，而是封建国家正规部队中的一部分。又如河南褚在晋末大乱时招合家族，保于万氏台坞，有众数万口，后亦辗转过江，被元帝任命为淮南内史，他的身份也由坞堡主变为东晋的官吏。至于留居本土而未南下的坞堡主，也有不少人因“五胡”所迫而接受羁靡，成为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官员。如安阳邵续初为泌水令，晋末大乱时辞官还家，纠合乡党数百人，受大司马王浚节度讨伐石勒，及王浚为石勒所败，他以孤危无援，也投降了石勒。又如黎阳桑虞家族强盛，诸兄在石勒陷黎阳后为了生存，都先后为石勒所用，而他尽管当初不肯“臣非类”，但为了脱身，也就任了石勒所授的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令一职，从此也失去坞堡主的地位。
总之，结坞而守是留居本土的中原势族自救的重要措施。在“晋末饥乱，奔控无所”的情况下，坞壁起了“保合乡宗，庶全老幼”的作用。(56)
四、中原势族自救的作用及其意义
中原势族在两晋之际的自救运动，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就外迁避难者而言，他们外迁以后不仅自身得以保全，而且在其所到之处，又都继续发挥其在政治等领域的优势，促成了东晋、前燕、前凉等王朝的建国和中兴。如在晋末随元帝渡江者，渡江以后即被元帝吸收到新的统治领域。东晋建国初期所谓的“百六椽”，其中的很多人都是中原势族成员。而显于东晋初年的陈頵、庾亮、庾冰、庾翼、周顗、周嵩、蔡谟、褚裒、殷浩、谢鲲、周谟等等，无不出身于中原势族之家。此数人除陈頵仕不得志，后人无闻外，其他人或为宰相或为公卿，都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后人也都贵显于东晋南朝，并形成宠大的中原势族群。东晋时期有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五大名族，中原势族即占其二；南北朝时期有王谢袁萧四大侨姓和崔卢李郑王五大郡姓，中原势族或占其二或占其一，足以说明中原势族在全国所处的特殊位置，而这些又是他们在两晋之际自救的结果。若非他们在当时积极自救，得以保全，中国历史上也就不再会有颍川庾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荥阳郑氏等名门望族；在东晋的琅邪王氏、谯郡桓氏当政以后，分别出现了颍川庾氏、陈郡谢氏的当政局面，控制东晋政局累计达三四十年，并且率众北伐，开疆拓土；大战淝水，安晋社稷，……这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无不说明他们在两晋之际的自救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留居本土的中原势族结坞而守的意义和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在西晋末年的中原大地上结成一个个战斗堡垒，抵抗着“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首先保护了自己，同时保护了自己家族和家人的利益，也保护了相当数量的中原父老。在东晋南朝时颇具影响的河南褚氏家族和颍川庾氏的一部分，都是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坞堡主的后代。如果没有他们祖先在晋末的武装自救，也就没有他们的后来，两大势族以后的历史也就无从谈起；而中原势族在晋末所结成的坞壁，大者有众数千家，次者也有数百数千人，这些人在坞主统帅下结成一个且耕且战的武装团体，都能因之免于战乱。尽管十六国北朝时期各割据王朝不断从外地移民中原，但这些移民数量毕竟有限，中原地区的基本居民还是晋末幸存下来的坞民们。
总之，晋末丧乱引发了中原势族的自救运动，而自救的结果又对他们本身和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这便是我们的结论。
注释：
①《晋书》卷71《陈頵传》。
②《三国志》卷14《郭嘉传》。
③《晋书》卷59《东海王越传》。
④(20)《晋书》卷82《虞颅传》。
⑤⑩(19)《晋书》卷28《五行志中》。
⑥⑧《晋书》卷60《张方传》。
⑦(14)《晋书》卷4《惠帝纪》。
⑨《晋书》卷59《长沙王乂传》。
(11)《通鉴》卷87晋永嘉三年。
(12)(13)(41)(42)(43)(45)(53)《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15)(44)《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16)《北堂书钞》卷156引。
(17)《晋书》卷29《五行志下》。
(18)《晋书》卷62《刘琨传》。
(21)《三国志》卷24《韩暨传》注引《晋诸公赞》。
(22)《晋书》卷33《何曾传》。
(23)《晋书》卷45《和峤传》。
(24)《晋书》卷55《潘尼传》。
(25)《世说·识鉴》第7注引《晋阳秋》。
(26)《晋书》卷92《应贞传》。
(27)《晋书》卷92《庾阐传》。
(28)(29)《晋书》卷50《庾峻传》。
(30)《晋书》卷61《苟唏传》。
(31)(46)(56)《晋书》郑63《邵续传》。
(32)《晋书》卷89《王豹传》。
(33)《世说·政事》第3注引。
(34)《北齐书》卷45《颜之推传》。
(3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8引。
(36)《晋书》卷86《张轨传》。
(37)《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
(38)(39)《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40)《晋书》郑100《王弥传》。
(47)《晋书》卷63《郭默传》。
(48)(55)《晋书》卷77《褚传》。
(49)《晋书》卷63《李矩传》。
(50)(51)《晋书》卷63《魏浚传》。
(52)《晋书》卷60《阎鼎传》。
(54)以上并见《水经注》卷15《洛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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