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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62(2007)01—0025—04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价值内容丰富，它以人类普适的基本价值观为背景，又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价值内容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有诸多的分类方法，如果按照价值本身的层次，可以把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价值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基础性价值，二是工具性价值。
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基础性价值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基础性价值，是指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本身意义上的价值，也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区别于其他政党制度的本质所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基础性价值包括三个部分：
（一）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的首要价值是它为政治主体选定的共同目标价值，即所谓的“终极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首要价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的国家性质、各政党的性质以及政党制度的社会责任所决定的。
首先，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人类通向自由王国的必经阶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设计、发展和完善都紧紧依靠着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其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党和主要依靠力量，中国各民主党派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因此，中国各政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社会主义价值的存在。第三，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各自联系了一部分社会群体，基本囊括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拥有这样广大社会基础的同时，也承担了几乎全社会的责任。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党与整个社会民众的联系上有个明显的断裂，政党所能承担的责任对全社会来说是不均衡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下的各政党可以全面承当起社会的责任，而为全体人民谋利益，正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二）和谐与公正
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和谐制度”与“和谐社会”的构想。魏特林则干脆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向和未来理想社会的本质要求的角度阐述了“和谐”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把共产主义称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直接提到“社会和谐”的概念，并阐述了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谐观，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所体现的和谐价值，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党际和谐；二是政党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的和谐；三是政党制度与社会的和谐。
公正是人类普遍公认的崇高价值。公正包括公平和正义两个方面的含义，在汉语里，公平的同义词是公道、公允、平正、意味着没有偏私；正义意味着公正的道理，与公平、公道、正直、正当相关联。在西方，柏拉图以正义问题贯穿《理想国》全书，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公正’，它的真实意义，主要在于‘平等’”。近代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平等论”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了古希腊的正义思想。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公正就是公意，“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1]。罗尔斯则把正义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真正体现公正所要求的制度，是公正的真正实现和现实。恩格斯指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2] 公正本身内含了对平等的要求。马克思强调：“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3]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几个方面体现了这种公正的价值。一是权力分割的公正。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没有独占胜利的果实，而是基本按照对革命贡献的大小，在保证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分割了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和民主党派的“一个参加，三个参与”都是这种原则的贯彻。二是政治和社会待遇的公正。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依靠自己的领导地位，而干涉民主党派组织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工作中也没有党别的差异，只有工作分工的不同。三是保证了“多数统治”。多数统治是国家的政治意志反映出的是大数国民的意见，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确保和实现正义的一种手段，甚至是最佳方法。这样，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是自愿的和从内心服从的。
（三）有序与自由
只要是群体活动，必然就会有一定的程序和规范。但是，美国学者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一书中提出了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两难：“人类老是在两个交替办法之间翻来覆去。有时候他要想建立秩序，有时候他渴望自由；把秩序和自由合而为一，似乎在他们的力量之外”[4]。建立和维持政治的有序性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除了规定了政党活动的基本原则外，还规范了国家与政党的关系、政党之间的关系、政党的地位，等等。也就是说，中国各个政党是在一个有序的规则下进行政治活动的。这种有序性从一个方面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有序性。
当然，强调“有序”，并非否定自由，自由是竞争的前提，而竞争又是政治所必须的活力源泉。当我们追求秩序的时候，千万不可忽视了政治的活力，不能以牺牲政治的活力来获得秩序的井然。因为那样的秩序不仅有悖于追求秩序的初衷，而且由于政治缺乏活力，最终获得的秩序也只能是僵化的秩序而不是自由的秩序。正如弗格森所指出的：“我们看到臣民死气沉沉就断定文明社会秩序井然，这一思想往往是错误的。”因为“社会成员秩序井然在于他们各适其位、各尽其职。前者是由死气沉沉的部分构成的，后者是由生龙活虎的成员构成的。当我们只是在死气沉沉、安居乐业的人们中寻求井然的社会秩序时，我们忘了臣民们的本质，我们获得的秩序是奴隶的秩序，而不是自由的秩序”。[5]
马克思主义把自由与人类解放联系起来，不仅将其作为个人发展的尺度，而且将其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马克思指出，自由以人们对自身生存条件的拥有和支配为前提，“生产者只有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而共产主义就是“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6]。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最基本内涵。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保证民主党派的自由是很重要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各党派有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正如周恩来曾经指出的那样：“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天地很大，可做的事很多，个人活动范围也很大。合乎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在统一战线范围内，就有很大的自由。”[7]
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工具性价值
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人造的工具，作为一种“人为事物”，它的价值的直接体现应该从它的功能或者它所实现的目的入手。这种目的的抽象化就是工具性价值。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工具性价值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发展的价值
政治制度具有崇高的普遍性和权威性，对价值的生产或分配也影响最大。从根本上说，政治制度为社会的存在预定了一个基本价值目标框架一样，它也为社会的发展预定了一个创制的可能性空间。这种创制功能是政治制度最具生产性的功能。这里的生产性不仅意味着它生产了一些新的制度，而且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它通过这些制度促进了社会中它所鼓励的价值生产。作为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工具性价值的首要方面就是促进中国的发展，因为发展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
首先，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一个能够体现和实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三大特征和内涵的政治制度，二者持久和有效的互动关系，证实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促进作用。其次，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保证了各民主党派团结各自联系的那部分社会群体，反映他们的呼声和利益要求；同时，把各阶层代表人士纳入政治视野和权力体系当中，本身就是增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第三，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有利于实现我国社会一致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发展。
（二）保障性价值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从制度层面上规定了中国各社会主义政党的行为方式和规则，这种规定具有根本的政治制约性，体现了其保障性价值。
首先，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明确了中国的政党结构和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各政党的作用，保障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格局当中，只有这九个政党是合法的、并具有政治地位的，其他一切政党都是不合法的，也不可能得到政治地位。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就是从制度上保障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法性和政治地位及其作用，从而保证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独有的排他性。此外，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均衡，“制”即是规制，“度”即是一种限度，无论规制抑或限度，都是为了谋取某种平衡。没有平衡，就没有制度，一项新的制度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形成一种新的权力或利益的平衡。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强制而巧妙地让中国各政党以及它们背后的政治势力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各党有分工，有合作，有领导，有参与。而且这种平衡也不是僵化的和静止的平衡，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制度本身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得到调整。其次，保障了中国发展所必需的稳定环境。制度本身具有稳定性，一旦制定下来，在一定时期内，就不能朝令夕改。它的制定、修改和终止只能由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做出决定，不能因领导人的更迭而无效，也不因领导人的个人看法而改变，更不因领导人个人作风而废止。这样，制度被赋予了政治和体制的双向稳定性。最后，政治制度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就是限制有害价值生产的各种活动，这也是对制度本身的一种保障。
（三）规范性价值
制度的规范性价值就是指制度及其相关法律规定给了社会中的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以行为的指南，它或明确、或鼓励、或暗示、或禁止主体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并说明了行动的大致后果。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制度的这种价值，他认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里主要说的就是制度的规范性价值。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对于各个政党来说，是规范了各政党的行动。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民主党派，都必须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体制内行动，应该遵守制度所规定的各种原则和机制。各个政党必须勇敢面对各自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在占有和使用权力的同时，各个党派同时还要意识到权力和责任是统一的，没有不负责任的权力，更没有可以滥用的权力。
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行为的规范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对中国民主党派和普通民众的规范性可以比较容易得到实现，而作为领导者的执政行为的规范性，则是很容易被执政党所违反。因此，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必须遵循政党运作的基本原则，最大限度地体现制度的规范价值。概括起来，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严格政党运作规则。政党运作是依靠政党运作的制度化来保证的，而要真正有效发挥制度的规范价值，离不开严密的运作体制和机制。因为政党的执政活动能否正常进行，以及效率如何，往往取决于其体制和机制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精致，运转是否顺畅、灵活、高效。二是政党决策民主原则。在我国政党制度下，执政党担负着用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的任务；也需要通过发展社会民主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在于充分发展党内民主。三是政党权力制约原则。中国共产党有了执政的权力，无疑是拥有了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极好条件，同时也有了被权力腐蚀的极大危险。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自我监督非常重要，但完全依靠自己监督肯定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外部的监督，其中，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是很重要的监督。
（四）整合的价值
政治制度的整合性价值就是指政治制度具有调节社会个体或集团之间的冲突以促进合作的功能。任何社会都需要一系列的整合机制才能防止分裂，维持生存。政治制度是最重要的整合机制之一。它通过对政治参与渠道的安排，通过对调节冲突的政治程序的制定，把互相冲突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整合在一个统一的体制和秩序之中，使冲突和合作得以交汇，使社会的生存得以维系。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四个方面实现其整合功能：
一是整合全社会意识形态，形成相对稳固的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目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存在着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格局。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今中国社会从社会层面而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为大部分社会成员所接受、认同的价值导向[8]。中国政党制度本身的结构特点就决定了比其他的政党制度在发挥整合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
二是整合政治资源，扩大中国先进政党的群众基础。政党在实现政治控制中起中坚核心作用。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指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9]。但是，任何一个阶级的成员在政治参与的程度和形式上都是有差别的，有的积极争取政治权利，有的像一个“搭便车”者那样持观望态度，还有的甚至消极对待。这是符合政治集体行动的一般特点的。作为中国的先进政党，为了维护执政或者参政地位，就必须着眼于社会现实的权力结构而不是意识形态目标等非权力性因素，以权力最大化为追求目标，最大程度地获取权力支持，即“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不断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在增强党执政的群众（权力）基础问题上进行考量[10]。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原有的社会阶级阶层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新生阶层逐渐涌现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虽然他们参与政治的机会虽然有所增加，但其在政治上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管道还很有限，而对于这个阶层中的一部分成员运用的非法管道，在法律和制度上也没有明确的限制。这个阶层在形成伊始既无足够的稳定感，在行为上也多有不规范之处。因此中国的先进政党必须有现实的紧迫感，不断提高政党的政治整合的能力，及时有效地把各种新生社会力量吸引过来，使之与现存政治秩序达到高度的整合状态[11]。
三是突出社会发展整合，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社会的发展是合力的结果，激发社会各阶层的创造活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是一个社会减少内耗，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的是全社会的一个积极向前的社会发展认同，大家对未来都充满了信心，而不是对未来进步没有信仰。中国的各先进政党应该发挥各自的政治和社会优势，实现对中国社会人力和人心的有机整合，从而主导社会发展，确保社会发展的和谐。
四是加强社会利益关系整合，维护社会稳定。在当今中国，阶层分化日益加快，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利益群体互相矛盾、互相冲突，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各种利益诉求愈益强烈。我国社会的这种发展趋势，要求政党比从前更有效地发挥利益表达、利益整合的政党功能。一方面，政党通过切实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赢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就能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政治舞台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各利益集团通过政党活动在政党制度的框架内参与政治，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甚至不满和愤怒，使得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得到合理的整合，可以避免一些利益集团由于要求无法得到满足而出现极端形式的参与造成的混乱。总之，完善政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机制，充分发挥政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功能，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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