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四家诗》与清朝李调元的《雨村诗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话论文,韩国论文,清朝论文,四家论文,李调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因为韩国和中国之间有着特别的地理、历史关系，所以中国文献中收录韩国诗文是很自然的事。在历史上，韩、中两国之间伴随着外交往来，文学交流也频繁发生，韩、中友人诗文互相酬唱，此类的资料在中国文献中收录得比较多。
朝鲜后期汉诗四家——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李书九，是几位从年轻时就在一起学习的朋友。在正朝时代，朝廷实行优文政策，他们应时而起，容纳北学，志向上进，研习汉诗，在诗坛上形成了汉诗创作的新流派。四家的诗歌选集《韩客巾衍集》（也称《四家诗》），通过柳得恭的叔叔柳琴的帮助，得到清朝文人的序言和评点。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伴随使节团前往燕京，与清朝文人交流，酬唱诗文。后来被清朝李调元赋予“四家”的称号。四家诗收录在《雨村诗话》中，从此，“四家”在韩、中两国的诗坛出名了。
迄今，韩国学术界对四家与李调元关系的研究，大部分依靠《雨村诗话》提供的资料，不能找到更详细地进行分析的论文。因此，需要以李调元为中心，调查收录四家情况的中国文献，并且需要进行与韩国的各种资料互相比较和补充的工作。本论文从文献学的立场出发，集中研究以下的两个问题：其一，《韩客巾衍集》是否曾在中国出版。其二，《雨村诗话》与四家的关系。就研究方法而言，坚持发掘并整理资料的实证性方法。至于进一步分析中国文士评点四家诗的理论观点，分析在中国出版的柳得恭诗文集等等，则准备在另外的论文中进行阐述（注：朴现圭《在中国出版的朝鲜柳得恭诗文集》，未发表原稿。）。
一 韩国四家诗《韩客巾衍集》是否曾在中国出版
从英朝五十二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一月到次年四月，柳得恭的叔叔柳琴随同副使徐浩修到了燕京。他带了手抄的四家诗的选集《韩客巾衍集》，希望得到清朝文人的评定。在物色合适的人选时，他在琉璃厂书肆见到了李调元的《粤东皇华集》，从而看上了李调元。未经旁人介绍，柳琴便亲自访问了李调元的住处。他把这本选集拿给李调元看并求赐序，李调元便欣然地写了序言并加了评语。这时是正朝元年（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四月十六日（注：李调元《韩客巾衍集序》署“乾隆四十二年岁在丁酉元夕后一日”。金柄民以为元夕是元旦，在他的论文里注明李调元在1月2日写成序言。但这是不对的。元夕指元宵节，李调元在序里也写着元旦以后过了十五天。参见金柄民《〈韩客巾衍集〉与清代文人李调元、潘庭筠的文学批评》（《韩国近代移行期文学研究》，127页，国学资料院，汉城，1995年3月版）。）。李调元又给柳琴介绍了另一位清朝文士潘庭筠，潘也写了序言，加了评语（注：潘庭筠在乾隆四十一年（1777年）正月十七日（元夕后二日）写了《韩客巾衍集序》。）。
下面，让我进而探讨《韩客巾衍集》在中国是否曾经出版过。李调元对柳琴说，希望这本书尽快出版。柳琴返国后，将此意转告了朴齐家、柳得恭（注：柳得恭《中州十一家诗选·李雨村调元》：“丁酉春，家叔父随谢恩使，在燕屡造其室。……点定《巾衍集》，大为称赏，许序刻之。”）。朴齐家比柳琴态度更为积极，他给李调元写了一封信。《贞蕤阁文集》卷四《与李羹堂调元》写道：“侧闻弹素之言，曰先生将欲刊行《巾衍集》，云若于一二年内得见其印本，则绝胜于眼前之一杯酒矣。弹素以为有妨于弊邦之耳目，仆则以为其不知者，则虽赏之不见也，但当择其心腹之人于传授之际耳。”这封信由正朝元年四月以进香使身份去燕京的人转给了李调元。对《韩客巾衍集》的出版，柳琴顾虑旁人的耳目，朴齐家则表示，不懂的人看了跟没看一个样，就是说别介意旁人的议论，催促尽快出版。李调元在给朴齐家的回信中，列举了柳、朴两人的看法，而没有说清楚此书究竟出版与否（注：《贞蕤阁文集》卷四李调元《答书》：“刻诗之举，已与弹素言之。弹素兢兢，以见怪为惧。而足下来书有云，不知者虽使之见亦不见也。此言似较弹素更进一解。”这信是乾隆四十二年（正朝元年，1777年）七月四日写的。）。
另一方面，潘庭筠也在《韩客巾衍集》序言里提出了，让四家诗集与金在行诗集（潘与金曾于乾隆三十一年在燕京见面）、洪湛轩弟弟的《葆光诗集》一起出版的意见（注：潘庭筠《韩客巾衍集序》云：“忆余丙戌春获交洪湛轩、金养灵两先生。”按：金在行，号“养虚”，这里的“养灵”可能写错了。）。后来，潘庭筠在给朴齐家回信时，还提出了扩大收录范围的方案，即把洪湛轩早就给他的《海东诗选》与《韩客巾衍集》合并，以流传后世（注：《贞蕤阁文集》卷四潘庭筠《答书》：“曩承湛轩选寄《海东诗》，洋洋大观，诸家小传可订传闻之讹。拟合诗综诸选及《巾衍集》为一书，以永其传。”这信是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四日写的。洪大容的《海东诗选》完成于英朝四十三年（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后来转寄给潘庭筠。）。
以此为根据，金柄民推测《韩客巾衍集》曾由李调元和潘庭筠出版（注：金柄民意见，见注[2]所举论文，127-129页。）。进而，郑锡元也根据李、潘的序言，断定此书正朝元年在燕京出版（注：郑锡元《朝鲜时代对清使行（燕行）与文化东传之关系研究》，339页，私立东吴大学博士论文，台北，1991年5月版。）。
然而，仔细地看李调元和潘庭筠的序言和书信，并没有出版的证据。他们虽然表明过希望《韩客巾衍集》出版或扩大编纂范围的意见，但并没有具体地说要负责出版。
《韩客巾衍集》的正式出版，在没有其它明确证据的前提下，1917年4月在翰南书林用新式活字版印刷的恐怕要要算是第一次（注：金柄民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笺注四家诗》有1916年翰南书林初印本，但笔者还没有看见。）。书名叫《笺注四家诗》，1921年10月再版。该书的版式是：4卷1册。版框为17.6×11.5厘米，无界。每页13行，每行28字，小字双行。版框上写着小字诗平，无版心，左右写着著者与文体。在该书封面上写着“笺注四家诗”，吴世昌署。下钤“吴世／昌印”和“韦／沧”藏书印。封二有“翰南书林”圆形牌记。卷首有岁在丙辰（1916年）尹喜求定的《笺注四家诗序》，乾隆四十二年岁在丁酉（1777年）李调元写的《李序》，潘庭筠写的《潘序》。正文注释由朴济永、校勘由白斗镛分别担任。卷尾也有“翰南书林”牌记。
二 李调元《雨村诗话》的种类
在认识四家诗与李调元《雨村诗话》的关系之前，首先需要调查《雨村诗话》的种类。
李调元编写的《雨村诗话》一共有三种：《函海》丛书收录的两卷本；乾隆六十年（正朝十九年，1795年）出版的十六卷本；嘉庆六年（顺朝元年，1801年）编写四卷本《雨村诗话补遗》。
李调元的《函海》丛书原来计划分为40函编纂（注：李调元《函海总序》：“书成，分为四十函。”这序是乾隆四十七年（正朝六年，1782年）写的。），从乾隆末年开始，到他去世的嘉庆七年（1802年）一直刻版而没刊完。嘉庆十四年（顺朝九年，1809年），由李鼎元接着出版了152种，分30函。道光五年（顺朝二十五年，1825年），由李朝夔补刊5种10函，并且把旧版中残缺或模糊的按照原本重新刻版。这套丛书现在台湾大学、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北京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等有藏。道光本《函海》在25函以《诗话》为书名收录《雨村诗话》两卷本。《函海》丛书在光绪七年至八年（高宗十八年—十九年，1881年—1882年）广汉钟登甲乐道斋有重刻本，这次在第29函收录《雨村诗话》，也是两卷本。两卷本的《雨村诗话》第一卷论述上古到六朝的诗歌，第二卷论述唐朝到明朝的诗歌，最后谈到的是明代的杨慎。
其次，让我来叙述在乾隆六十年出版的十六卷本《雨村诗话》。这本书卷首有李调元在乾隆六十年六月底写的序（注：六经堂刊十六卷本《雨村诗话》署“乾隆岁在乙卯六月下浣绵州童山老人李调元雨村撰”。而暎秀书屋刊本把编纂年错改为“岁在道光丙年”。道光丙午是道光二十六年（宪宗十二年，1846年），当李调元过世后24年。上述两种《雨村诗话》都为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藏。索书号：800616、93131。）。另外，在《雨村诗话补遗·序》里，也提到乾隆六十年六月《雨村诗话》出版（注：李调元《雨村诗话补遗·序》：“乾隆乙卯六月，余已著有《雨村诗话》刊行矣。”）。该书的六经堂刊本的附有嘉庆元年（正朝二十年，1796年）张怀溎写的《恭题雨村诗话后》。此外，日本还有十六卷本的九经堂藏版《雨村诗话》（注：九经堂藏版十六卷本《雨村诗话》，8册，唐小本。索书号19-252。见《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汉籍分类目录》，371页，东京，1994年12月版。），但笔者没有实地查阅。十六卷本《雨村诗话》的收灵内容主要是评论从清初到李调元同时代的诗人诗歌。柳琴请李调元评点韩国《四家诗》的过程以及四家诗选，记载在第十六卷中。对此，下文再作研讨。
最后来看李调元在嘉庆六年编写的《雨村诗话补遗》。卷首有李调元在嘉庆六年四月底写的序言。《补遗》四卷，主要是收录李调元的故乡四川地区的诗文。那是在乾隆六十年《雨村诗话》出版以后，许多诗人投寄的诗文，加上嘉庆五年（正朝二十四年，1800年）二月，李调元因家乡绵州遭盗贼侵入在成都逃难时得到的诗文，选入的大约有110篇。
三 四家得到《雨村诗话》的过程
《雨村诗话》的著者李调元于正朝元年（1777年）在燕京住处通过柳琴跟四家发生关系。他没有直接与四家见过面，而是通过朝鲜使节团来传递信件和诗文（注：许多学者写道李德懋或朴齐家曾与李调元见面，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李调元在李德懋、朴齐家来燕京的乾隆四十三年夏天，已经担任广东学政，不在燕京。乾隆四十六年（正朝五年，1781年）任期满以后，在燕京担任直隶通永道，不久因永平知府事件罢职，回家乡绵州去了。）。他离开燕京后，依靠亲戚和友人的帮忙，继续与四家保持联系。他们之间的媒介是堂弟李鼎元、李骥元和文人何云峰、黎简等（注：《李调元诗注·答何云峰》：“竹林喜共阿戏语，闻道鸡林问雨村。漫把诗名传海外，为言寂寞老柴门。”自注：“云峰自京师归，言朝鲜正副使者入贡，俱能背诵予诗，并问余消息。”参见罗焕章主编《李调元诗注》652-653页，巴蜀书社，成都，1993年3月版。）。
正朝二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夏天，李德懋、朴齐家来到了燕京。李德懋带来了收集、介绍自己诗歌与清朝文人诗篇的《清脾录》，并委托潘庭筠、祝德麟等校正并撰写序言，通过李鼎元寄给了李调元（注：李德懋的《清脾录》是正朝二年一月写完，当年夏天带去燕京的。《雅亭遗稿》卷十一《李雨村调元》：“鄙人携来自著《清脾录》，皆古今诗话，颇多异闻。但其随腕漫笔，编次乖当，已经秋
删订，芷塘弁卷。因嘱墨庄，遥寄先生。先生亦为之序之，因便束寄，有足不朽。”）。
正朝十四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八月，柳得恭和朴齐家一起访问李鼎元在燕京的家，从而加深了友情。由此他们才知道了自己的诗歌收录在李调元《雨村诗话》里的事实。柳得恭《滦阳集》第二卷《李墨庄、凫塘二太史》条有一条注释：“是年春，自燕还者藉藉言彼中学士多求《四家集》，集中之人即某也、某也。余颇疑之，问于墨庄。墨庄云：‘雨村兄撰刻《涵海》（注：“涵海”是“函海”的笔误。）一部，凡一百八十五种，二十套。中有杨升庵四十种，雨村亦四十种。其诗话三卷，李君《清脾录》及柳公佳句“别来几日非吴中”（注：“吴中”，《笺注四家诗》、十六卷本《雨村诗话》皆作“吴下”。）、“和者无人又郢中”之类，皆收入。甫刻就，以事罢去，版已入川。惜此处无其本，即我辈逢人便说，故知之者甚多，而未得睹全集。’所以，求之耳传者之说，果有所因。”这里引用的柳得恭诗是《韩客巾衍集》里面的《芙蓉山中话旧述怀》（注：《笺注四家诗·芙蓉山中话旧述怀》：“东小门东更向东，新兴萧寺旧栖同。别来几日非吴下，和者无人又郢中。还似寒号得过鸟，偏怜琐
寄居虫。寒山蠹笈悲今夜，绕屋霜鸣
红。”李调元评语：“笔头变幻，如云如龙。”潘庭筠评语：“属对生动。”）。柳德恭说《韩客巾衍集》在韩、中两国出名是因为《雨村诗话》的表彰，特别谈到了李德懋的《清脾录》和自己的两句诗。
李调元在燕京时即着手编纂《函海》丛书，但中途因罢官而停止，把书版移到四川。按照柳得恭转述李鼎元的说法，《函海》丛书原来计划是包括明杨慎的40种、李调元自己的40种，一共185种，分为20函。其中收录的《雨村诗话》是三卷本，不巧李鼎元的住处没有这本书，柳得恭没能亲眼看到。据此说，《雨村诗话》的三卷本在燕京已经刻版完成。
以副使的资格去过燕京的徐浩修在《燕行记》里也写着听到李鼎元说过这样的话。但在这书中只能看到徐氏和李调元之间交流的情况以及李书九的名字（注：徐浩修《燕行记》卷一《七月九日》条：“余到燕后，闻诸雨村从父弟鼎元，则雨村著刻《函海》一部，凡一百八十五种，二十套，而中有杨升庵四十种，雨村所著四十种。其诗话三卷，详记与与往复事，且载李侍郎书九、柳得恭、李德懋之佳句。刻讫，雨村因参罢去，携板归四川云。”）。
顺朝元年（嘉庆六年，1801年）四月，柳得恭再度拜访李鼎元，得到一部四卷本的《雨村诗话》。柳得恭《燕台再游录·李墨庄》条记载：“《雨村诗话》四卷，携归馆中，见之，记近事特详，李懋官《清脾录》及余旧著《歌商楼稿》亦多收入。中州人遇东士，辄举吾辈姓名者，盖以此也。”在这里柳得恭也指出了他们之所以在中国文人中出名，与《雨村诗话》有密切的关系。在上举正朝十四年柳、李谈话时，提到的《雨村诗话》是三卷，柳得恭没有亲眼看到；这儿却指出他带回住处亲眼看过的《雨村诗话》是四卷，书中记近日的事情特别详细。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
再者，柳得恭在古芸书屋抄录的《并世集》（《泠斋数种》本），在台湾中央图书馆有藏。在卷一《李调元》条解题下有小字抄录的一段话，写着他从李鼎元处得到的《雨村诗话》不是四卷，而是两卷（注：古芸书屋抄本《并世集》（《泠斋数种》）卷一《李调元》条追记云：“辛酉入燕，访墨庄，始得《雨村诗话》二卷，《函海》中一种也。李懋官《清脾录》及余诗集多采入。”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古芸书屋本《泠斋数种》的索书号是贵—118，han-90-4。）。
柳得恭和徐浩修听到或看到的《雨村诗话》卷数很不一致：开始是三卷，后来变成四卷或两卷。今存收录四家诗的乾隆六十年（正朝十九年，1795年）刊本《雨村诗话》是十六卷。在正朝十四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来到燕京的柳得恭、徐浩修听说收录他们诗文的《雨村诗话》已经出版，但时间是在十六卷本刊行之前。
由此推测，柳得恭从李鼎元处得到的《雨村诗话》也许不是刻印本，而是抄录本；也可能是柳得恭写错了。否则，也许李调元在《函海》丛书中收录的原编本《雨村诗话》本来记入四家诗文，后来在修订的过程中删除了。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找到柳得恭从李鼎元处得到的原编本《雨村诗话》。这本书刚传入朝鲜时收藏在柳得恭家里，真可惜现在没法知道所在，以后需要特别调查。
反正，从此以柳得恭为首的四家诗歌在韩、中两国文坛广泛传播。后来许多清朝文人或朝鲜人寻求《雨村诗话》，希望再现韵事。朴齐家写了要了解李调元，应该寻求《函海》来看的诗句（注：《贞蕤诗集》卷三《怀人诗仿蒋心馀·李雨村调元》：“羹堂罢官去，多作成都游。猖狂意殊得，绝似杨用修。欲闻二三子，须从函海求。”此外，朴齐家的第三个儿子朴长馣编辑的《缟紵集》收录了《函海》里面谈卍字的段落。朴长馣可能阅览过《函海》。参考《缟紵集》下卷一《附函海一则》。）。后来，李璋煜在道光七年（1837年）写给金命喜的书信中，表示希望得到金的诗文，再现李调元把李德懋的《清脾录》收入《函海》的韵事（注：藤冢邻著、藤冢明直编《清朝文化东传的研究·嘉庆道光的学坛与李朝的金阮堂》，347页，国书刊行会，东京，1975年4月原版；朴熙永译本，Acaderny-house，汉城，1994年4月版。）。
四 李调元《雨村诗话》收录四家诗的情况分析
由上可知，收录四家诗的《雨村诗话》是十六卷本。在《雨村诗话》第十六卷里有关四家的记录可以分成两个部份：一段落收录柳琴与李调元见面的过程，以及柳琴、四家尊敬李调元的故事和诗；另一段落选录四家之诗。收录的诗情况如下：柳琴《今夕是何夕》，柳得恭《腊月五日几何室》，朴齐家《岷峨碧天下》，李书九《松山道中怀柳惠风》二首、《松京杂绝》二首，朴齐家《东潞河见山东督抚何裕城船》、《宿李光锡复初心溪草堂》、《次李宜庵韵》，李德懋《广州途中》、《柳琴见示李雨村所馈落花生》。
根据《雨村诗话》的记载，正朝元年初月柳琴拜访李调元的动机与《粤东皇华集》符合黄庭坚、陆游的诗风有关。这是在《韩客巾衍集·序》里省略的部分。并且柳琴还要求李调元赠送别的书，李调元便托人送给他了。同年秋天，李调元在广东通过门下生黎简与张锦芳的图画，得到了东海人寻求他的最近作品的消息。几年后，东海人画李调元肖象，祝贺生日，并把四家诗送给他。接着，介绍了一些柳琴、柳得恭、朴齐家在祝贺李调元生日时写的诗。这些诗是在正朝元年十二月五日李调元生日这天，诸人聚在柳琴的家里写的。柳琴和柳得恭的诗在韩国已失传了。
李调元在《雨村诗话》的另一段中，收录了李书九《姜山小稿》里的一首、柳得恭《歌商楼小稿》里的三首、朴齐家《暂游集》里的五首、李德懋《青庄馆小稿》里的一首，同时还收录了一首柳琴的诗。柳得恭在《叔父几何先生墓志铭》中写道，叔父柳琴有若干首诗记在《雨村诗话》里，便是指此而言的（注：《泠斋集》卷六《叔父几何先生墓志铭》云：“夫李调元著《雨村诗话》选入公诗若干首。呜呼！此可以传于天下也。”）。然而，在《雨村诗话》里收录的四家诗并不能够在《韩客巾衍集》中全部找到，并且即使《巾衍集》收录的，字句也有不同。因此，李调元除见到柳琴带来的《韩客巾衍集》以外，还得到了另外的四家诗集。这个判断跟一般人推测《雨村诗话》里面的四家诗即是从《韩客巾衍集》摘录的很不一样。
为了理解韩国四家诗，我以在清朝学术界与其首先发生关系的李调元为焦点，从文献学的角度作了分析。李调元谈到的四家资料大多数失传，仅存的也没有整理好。尽管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也许这些记载还不够详尽。在研究韩、中学术交流史时引用的两国文献资料，一般都存在着这种情况。然而，对韩国而言，这些资料极可宝贵，因为它们给韩国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资源，给韩、中学术交流史与韩国学的世界化，奠定了研究的基础。
以后需要进一步分析本文中尚未论及的中国文士对四家诗的评论，更需要全面调查分散在韩、中两国文献中的有关交流情况和诗文。为了阐明历史上韩、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希望更多学者对韩、中学术交流方面的问题加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