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秦地小说中的民间原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型论文,新时期论文,民间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唤醒了秦地作家的文化意识，对本土民间文化的关注和发掘，为其愈益恢宏的小说构思，注入了一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由此秦地小说显示出了贴近民间，透察民间、翻耕厚土、拯救大地的创作倾向，并与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民间原型”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
所谓“民间原型”，是从外来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体系中推衍生发出的一个概念。神话原型批评旨在探索文学与原始初民的原始经验、原始意象及其传承的历史性联系。由此特别注重上古神话、宗教仪式及其置换变形，认定后世文学是初民神话的移位，或文学世界中的深潜层面总涵容着神话原型，从而体现着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或原始意象〔1〕。 基于“原型”起自初民并主要续存于民间（民心、民生、民艺等）的发生发展规律，我们觉得采用“民间原型”这一概念来进行文学评论，当较神话原型批评中独对“神话”的强调，更顺达一些，也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从历史及其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原型（archetype ）在柏拉图和荣格那里的含意就有明显不同，神话原型也并非是原型的全部，并且原型也在不断增生的过程中。总之，将原型简单归结为初民神话而无视此后民间萌生的新原型，是相当狭隘的看法。换言之，原型并非一成不变或空前绝后之物，原型也在生成和建构之中。试想，无“家”无“国”之前，何来“家”“国”之原型及相应的恋家爱国之情结？秦地关于长城、兵马俑的传说所呈现的奇诡意象，也绝非蓝田人或半坡人能够创构出来。从原型发生发展的规律看，神话原型多由人与自然（包括生命本能）的关系生发出来，尤其是从人对身心内外未知的大自然的神秘体验中生发出来；而民间原型则由此更进一步，既承传着、增益着此前的神话原型，又进而拓展到人与社会的广泛联系，由此生发出更具人类社会意味的原型，诸如家国乡土原型、孟姜女或七仙女原型、节庆民俗原型等等，大都是人类走出原始时代后的产物。因此，“民间原型”这一概念较“神话原型”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不仅包括着时下流行的“神话原型”，而且包括着民间在历史长河中生成的其它文艺原型（如仙话原型、传说原型、故事原型、谣谚原型、戏曲原型、美术原型等），甚至进一步包括着民间的生活原型、民俗原型、人物原型、信仰原型和环境（生态或地理）原型等。这样的迹近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的理解，自然能够拓展原型批评的领域，在较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过分强调“神话”而导致的“泛神话主义”及文学批评上的“考古癖”或“冬烘味”〔2〕。
从这样的“原型”观来看新时期的秦地小说，所见所感必然十分丰富。这里主要就一些有代表性的秦地小说，从几个方面略予陈说。
二
民间原型与人类最本能的生命体验及基于此生成的人生理想是相通的。透过秦地神话传说和延宕至今的民间“话本”（口传文学）或作家笔下再造的“文本”，我们不难体察到民间憧憬、崇拜的最初始也最根本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生命”本身，是对人之生命的无限热爱和执着追求。在民间美术中，也清晰地体现出这种呵护生命的“唯生”的民间文化精神，其恒常的三大主题——祈子延寿主题、纳福招财主题和驱邪禳灾主题——都是民间生命意识的衍生或外化〔3〕。也许， 在民间的生命崇拜及追求中，会伴随着许多苦难甚至是迷误和荒诞，但终难掩没、遮蔽生命崇拜所拥有的那份神圣、神奇和令人怦然心动的感召力。
《白鹿原》（陈忠实）对白鹿传说的再造，并非仅仅是出于交代地名来由或增加一点“魔幻”色彩的需要，而是为了更好地写出植根于白鹿原大地的生命景观。从白嘉轩先后娶七女而图生子的生命追求中，从他暗谋长有白鹿仙草的风水宝地的行为中，人们看到的应该不仅仅是荒诞和愚昧，其间亦有不泯的生命憧憬和坚如磐石的生命意志。有如大地的生生不息，民间对生命的崇拜就象山野中怒放的山丹丹。作家饱饮民间的生命之泉，也更强烈地意识到民间之生命崇拜的价值和意义。陕北作家高建群说：“悠悠万事，在陕北，唯以生殖与生存为第一要旨。尽管这生存不啻是一种悲哀和一场痛苦，但是仍旧代代相续而生生不息。人类辉煌的业绩之一，恐怕就在于没有令自己在流连颠沛中泯灭。陕北的大文化……落根都在这‘生存文化’上。”〔4 〕民间的生存文化高扬着生命崇拜这一民间文化的主旋律，造就了一种带有原始况味却又通向永恒的大美。这种美感如贾平凹所说：“西北的黄土地是东方硬汉子的美，它美得雄壮，美得深沉，美得不艳，乍而常看常新，愈看愈出醇味。”〔5〕正是出于对民间生存文化的深切体味， 高建群写出了《最后一个匈奴》、《大顺店》等沉郁不俗的“陕北”小说，贾平凹写出了《浮躁》、《天狗》等元气淋漓的“商州”小说，杨争光写出了沉甸甸的莽汉婆姨系列小说……这些小说都将民间生命视境中的景观，给予了极为真实的描绘，并生动地表明，每当秦地小说家深深扎根在民间文化土壤中以及尽其“地之子”的义务时，其创作往往就特别具有活力，并能够成功地引导人们去观赏一幕幕起自民间的神奇而又荒诞，平凡而又复杂的人生活剧。其间无论悲喜、妍丑，也无论会经受多少苦难和狂欢，民间的憧憬总是牢牢地维系着生命的纽带，并激发出征服苦难和死亡的种种冲动和努力。除了冀望于宗教或民间准型宗教的抚慰之外，还易于在现实感应中衍生出英雄崇拜和道德崇拜的心理情结，赖此征服苦难，超越死亡，获取生命的价值。
《平凡的世界》（路遥）所写的以孙少平为代表的“平民化的英雄”，就拥有这样的生命价值。这部长篇小说从一开始写少年艰难求学的少平，到结局写带着英雄的疤痕返归矿山的少平，着意从各个方面完成了对这位“平凡而伟大”的英雄的塑造。他有着惊人的吃苦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力量。当他从死亡线上被救回人间的时候，实际他作为其师傅（救人牺牲者）不死的精神化身，都是作家在无意识当中对民间广为流传的各类英雄神话和传说中“英雄原型”的置换再造。其间透过其英雄行为（绝非自私行为）呈露出来的两大特征——道德完善和精神不死，成为《平凡的世界》最具民间和民族意味的内涵。在路遥的创作体验中，“重返人民大众的生活”而力求“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6〕， 是最值得重视的创作经验。由此才可能贴近、撷取和再造来自民间的一切，从而进入人生和艺术的大境界。应该说，民间生存文化中热爱生命和纯朴神圣之类的“原型”，就可以经由作家的重新建构，造出通向人生和艺术“大境界”的长桥。秦地作家大多热衷于此道。从陈忠实笔下的“最后的族长”白嘉轩、“最后的乡贤”朱先生（《白鹿原》），高建群笔下的“最后的匈奴”（《最后一个匈奴》、“最后的骑士”张家山（《六六镇》）以及蒋金彦笔下的“最后的父亲”（《最后那个父亲》）等一系列形象中，都强烈地表现出了秦地作家通过重建传统而达至“大境界”的渴望。由秦地小说“最后现象”所触发的思考，已经引起了相应的关注〔7〕，其中尤其值得关注和思考的， 应是民间生命文化原型对当今文学精神重建的价值和意义。生命崇拜是超越种种天灾人祸的民间法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挽救现代异化人生和人文危机的一剂良药。
三
在时代景观愈趋复杂的当代，再次回归民间、走向大众成为一种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文化现象。诚然，“当知识分子加入大众生活行列，共同开始生存的艰难挣扎时，就必须在心理上争取一种从众的姿态，或者说，遵从一种社会的公共性生活准则。”〔8 〕由此消蚀着知识分子（作家）的独异话语，附从大众日常的平凡话语。这确实可以使一些知识分子（作家）趋向平庸乃至堕落，成为玩文字混日子的主儿。然而如果仅仅如此，那就太悲哀了。事实上，无论是民众还是作家，无论是民间还是文坛，都有绝不可忽视的抗击平庸和堕落的力量存在。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的鲁迅那一代知识者曾坚定地认为：民众的爱憎往往是非常鲜明的，民意的向背往往是非常重要的。这在当今之世依然如此。由此，民间生成的批判意向也就成了那些贴近民间的作家所经常关注并加以涉写的内容。作为原本大多来自民间且始终与民间血肉相关的秦地作家来说，在选择“走向批判和民间的文学”〔9〕方面， 自然会有相当突出的表现。
在新时期重获新生的秦地文学，大致也沿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人性文学……的路径走到了今天，其间的交叉反复、潮起潮落，也与全国的文学大格局息息相关。然而无论哪一类文学，都或多或少地从民间汲取了批判的力量。正是由于秦地作家多与民众一起经受了许多苦难，也才会发现那些形形色色的乖谬和黑暗；正是由于秦地作家从感同身受的民间体验中获得了启示，也才会发现与贫瘠土地同在的腐败和罪恶；同时也由于秦地作家多能从“采风”中获得未加粉饰的民间文学或话语，也才会成为忠实的（但并非都是高明的）代言人。路遥《人生》意蕴的丰富是公认的，其中深含的批判意向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从“农家子”高加林经历的人生中，读者实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愤于社会不公、人不平等的民间情绪。弄权者和“出生罪”成了农家子高加林人生道路上真正难以逾越的障碍。悲剧的发生，包括高加林自身人格的扭曲，都透出了来自黄土地深处的沉重叹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来自民间的古老而又常新的求公道求有为的生命冲动，确是一种民族活力的象征，并势不可免地遭遇种种不公乃至残暴的遏制。路遥很自然地将这种民间化的情绪从《人生》带入了《平凡的世界》，在更宏阔的城乡交叉地带上，触及到了历史上的失误、现实中的荒谬，从一定程度的反思和暴露中显现出了批判的锋芒。植根于民间情绪土壤中的秦地小说，已将愤懑不满引向批判文学的升华。那些较有影响的秦地小说，大多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可以说就是这种“升华”的体现。《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人生》以及《女儿河》（赵熙）、《倾斜的黄土地》（沙石）、《水葬》（王蓬）等等，莫不从民意的批判取向中获得基本的立场和观点，从而摆脱或超越政治中心（权力）话语以及书本观念的局限，拥有了某种综合性的批判力度和深度。当然，批判的指向既可顺向升华民间的批判，又可逆向省察民间的污垢，抑或两者兼顾、相互生发，将民间批判的原型意蕴给予更有力的强化和重构。《白鹿原》在对“民族秘史”的剖露过程中，客观上剔抉出许许多多实存于民间世界的丑恶以及这些丑恶与历史的沉重必然存在的隐密关系，以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所应有的战斗精神，与各种僵化的教条或观念抗衡，给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以一个深沉的交代或阐释。是民间生成的历史真实给作家以力量和胆魄，从而消解了某种单一狭隘的历史视角，达到了文化反思和批判的新高度。复杂的党派纷争原本在白鹿原百姓的生命体验中，就有在“鏊子”上备受煎熬的感受。《最后一个匈奴》既写出了陕北野地中生命的强力和粗豪，也写出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愚顽和荒诞；既写出了陕北大闹革命的神圣和辉煌，也写出了其间的土匪传统的根性和弊端。在英国学者贝思飞的视野中，陕北的黄土高坡作为边远地区之一，也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但他概括的当地土匪活动的模式及相应的论说〔10〕，远不如高建群的感性把握来得真实。《女儿河》对农村女性命运给予了真实入微的描写，将山地女性的悲剧作了新的艺术演绎，张利、蔡葡萄、翠芹等拥有青春却难逃现世潜网的女儿们，仍然要在女儿们的悲剧之河中挣扎、扑腾。作品中暗示女儿河流向的逆转迹象，大抵也只是民女久蓄心中的一种希冀。《倾斜的黄土地》以相当浓烈的批判色彩，表达了对官僚腐败的不满和愤恨情绪，那些清贫化的教师在自身民间化、卑微化的同时，也从民间获得了一种仇恨贪官污吏的文化传统的支撑。《水葬》或可视为《白鹿原》某种精神相通意义上的“续篇”。它在另一时空中描叙着“民族秘史”，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曲折复杂的性际生活描写中，包孕了那么多的愚昧、丑恶和沉重，给社会动荡或颠狂提供了不可忽视的一个注脚。《水葬》中的翠翠较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经受了更离奇的磨难。也许恰如《水葬》结尾感慨的那样：“哪个朝代没一段该被埋藏的历史？”诚然，“水葬”了的多是污垢和罪恶。
即使是贾平凹的《废都》和《白夜》，以写城市嚣乱人生而引人注目，也在某种看似荒诞无稽的笔墨中深蕴着来自民间大地大山的抗拒异化人生的批判力量。《废都》实是一个“山地人”的放诞或白日梦。尽管主要写的是古都和名人，但那深藏的眼光和情感，却与沈从文颇为相似，带有对畸态的都市文化的深切怀疑和反拨的倾向。这从消解都市文化名人“光辉形象”以及穿插的民谣、奶牛、拾破烂者和埙等一系列描写中，便可以看出作家那种迹近歇斯底里的忧愤和绝望的心情。从积极的意义来理解，这其中也的确包涵着与曹雪芹、鲁迅相通的那种酷冷中透热烈的批判精神。这在贾氏同样写都市人生的《白夜》中也有相当深刻的体现。《白夜》所欲表达的，也正是都市中的人们被鬼魅厮缠着的生存困境和灵魂痛苦。《白夜》开篇，便写“再生人”这个有情有义之“鬼”的死亡。其死亡就在于再生人的那把钥匙再也打不开爱情之门幸福之门——永远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归宿。正是这样一把再生人留下来的钥匙，仿佛附上了鬼魂，跟定了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夜朗和虞白，使他们情不自禁地落入了人不人、鬼不鬼的边缘境地，难以把握自我的命运。这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夜郎的生命历程中。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夜郎亦人亦鬼的形象愈益清晰：嫉恶如仇而又捣鬼有术，他与贪官宫长兴的计法就是如此；放诞追求而又漫无目的，其在城市中的种种盲流式冲动或冒险就是如此；渴望爱情而又不知爱情为何物，他在假面美人颜铭和灵异才女虞白之间的徘徊失措就是如此；洞察社会暗昧而又乐在其中逍遥，其混迹鬼戏班而在艺术和骗术之间流连忘返就是如此。《白夜》在置入“鬼戏”（目连戏）这种民间原型方面，重彩浓墨，巧加变形，在把握都市“人鬼”化的生存真相时，较为成功地写出了一部中国式的“变形记”。
从主导方面考察，秦地小说的批判倾向已相当突出，并将在“益民助世”的创作取向上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强化。其努力汲取“民间批判”、再造“民间批判”的创作倾向，较好地与“批判民间”的文人意识或现代观念结合了起来。这作为“陕军”文学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理应引起批评界的关注和深究。
四
“陕军东征”引起的争论及其效应，现在似乎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其中争议较大的一点是，“陕军”的“军纪”不够严明，对中国人尤其忌讳莫深的性爱表现出了过于强烈的兴趣。究竟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确实值得深入讨论。
一本集体撰写的书曾对“陕军东征”给予了整体的否定，特别是对陕军笔下的性描写，更是给予了相当激烈的批判。不过，著者在还搞不清《白鹿原》写的是关中还是陕北的情况下，就滔滔不绝地横加指责，其思路和语词肯定是用熟了老套子〔11〕。其实，如果说秦地小说近些年在性描写方面确有过分之处的话，那么，类似上述的整体否定的激烈批判也肯定有过激之处。在我们看来，“陕军”的确是在憋了好长的时间、承受了许多心理矛盾的压力和鼓了好大好大的劲儿，才猛然地撕开人间尤其是民间实存的情爱世界或性际关系之网，让人们尽情地领略这里的神奇和腐恶，这里的阳刚和温柔，这里的缠绵和粗野，这里的健康和变态，这里的清纯和复杂，等等，于万千风情中特别突出了令人颇不习惯的粗野情态。以往我们似乎过于忽略了这种民间真实的生命样态，压抑太久的神经已很难承受这种“西北风”的劲吹。即使是《创业史》那样的名作，也只是象护士常做的那样，仔细消毒后才小心地给人的后座留下一个不起眼的针眼儿。性际关系的风情万种、纷纭复杂被滤化为枯焦的叙述诟语，远远不足以显示人之生命体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未能有效地显示“民族的秘史”。当陈忠实“决心彻底摆脱作为老师的柳青的阴影”的时候，也是他敢于闯入禁区、铺写性爱的时候。他在《关于〈白鹿原〉的答问》中说过这样一些话：
我决定在这部长篇中把性撕开来写。这在我不单是一个勇气的问题，而是清醒地为此确定两条准则，一是作家自己必须摆脱对性的神秘感羞怯感和那种因不健全心理所产生的偷窥眼光，用一种理性的健全心理来解析和叙述作品人物的性形态性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结构。二是把握住一个分寸，即不以性作为诱饵诱惑读者〔12〕。
陈忠实努力提醒自己要敢于正视民间因性爱而引发的一切，不再回避那些被禁闭、尘封的历史人生，从而取得了更加丰富的民间文化素材，同时也产生了一次艺术经验上的大幅度的跨越。陈忠实上述的“自供状”，大抵也可以看作是秦地小说所共同遵循的文艺性学原则〔13〕，从中也体现出了秦地作家共同期待“跨越”自己和他人的心理愿望。总的来看，陕西作家的这种“跨越”不应视为是“失足”，更不能危言耸听地说“陕军东征”是当代长篇小说的一个不祥之兆，并由它在全国引发了一场“黄色瘟疫”。
即如《白鹿原》中的田小娥这一形象的塑造，从她的偷情和淫乱中，读者看到的恰恰是封建男权中心文化假以礼教的名义“吃人”的具体情景。在作家如此“撕开来写”的努力中，才活生生地展示了民间弱女子未能跻身贞洁牌坊的那一类所扮演的悲剧角色。田小娥是寒窑中的“潘金莲”，不是寒窑中的王宝钏。然而表象上的圣洁所掩藏的悲剧与表象上的淫乱所掩藏的悲剧，却有其惊人的一致之处，这就是女性失去主体自我的悲剧，无论是性压抑，还是性放纵，都不能真正拥有那份属于人的幸福和美好。又如在《八里情仇》（京夫）中的女主人公荷花身上，则既有其圣洁的一面，又有其淫乱的一面，二者的复合似乎给她带来了更多的苦难。她在超越不幸婚姻的性关系中，一种是爱情的奉献（与林生的结合），另一种则是肉体的蹂躏（被左青农玩弄）。小说充分地写出了这两种非法或越轨的性关系所发生的社会背景和心理背景，也在“撕开来写”的过程中展示出畸态性际关系中涵容的真诚和苦难、牺牲和罪恶，以及社会的真相和生活的沉重。
促使陕西作家“撕开来写”民间的性爱情恋的复杂世界的原因的确也是复杂的。其中固然有中外文化、文学思潮的“大气候”的影响，也与本地域的历史、现实中的民俗生活和民间文艺的影响有关。这种紧紧包围在作家四周的“小气候”更能对其创作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即就秦地民间那些流行极广的情歌和“酸故事”而言，健康、清新、直率固然是其主导的方面，但粗野乃至下流之作的存在也是不可讳言的另一面。其中都涵容着相当丰富的民间性文化的信息。人为地删刈往往有碍更全面地认识民风民情、民生民艺。当年的北大“五四”先驱在征集民间歌谣时，就明言：“我们希望投稿者，……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14〕这样做的结果，是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又珍贵的文化遗产。对民间的东西采取围追堵截的办法其实并不高明，要求作家对民间性爱文化原型以及难以避免的粗鄙绕道穿行也不见得明智。如众所知，民间文艺原型的复杂情状早在先秦时代的国风民谣中就呈现出来了，连孔老夫子当年都未曾逃避，不删溱洧之音。处于当今时代的三秦夫子（作家）们，对民间性爱生活“撕”得欢势一点、对民间相应的文艺原型多吸取一点，也大抵是可以理解的。即如《丝路摇滚》（文兰）写西北莽汉狼娃与海风的“香头会”野合，颇带有劳伦斯的笔风，但那根源，系于秦地的民俗。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类似周公庙祈子会带有‘野合’性质的祈嗣庙会，在关中一带并不独此一处。同周公庙地理位置同处岐山之阳的西观山祈子会，凤翔县的灵山祈子会，宝鸡钓鱼台庙会，临潼骊山娘娘庙会中，均有这一习俗。”〔15〕在尽可能涵容更多的民间真实生活和文化的努力中，秦地小说家大多都寄寓了深切的人生感受和严肃的思考。这在写文人“民间化”后的躁动与困窘的《废都》、《热爱命运》（程海）等作品中，也存在着。即使是《骚土》（老村）这样的从民间神话原型出发而竭力张扬性爱的作品，也有一定的严肃内容〔16〕。当然，这些作品中或多或少的粗鄙笔墨，对那些心理承受能力差的读者来说，的确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秦地某些作品中的性描写确有失当之处，这也是不必讳言的。
五
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上，曾围绕着民族形式创造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有一种观点是“民间中心源泉”论”〔17〕。那也许真有些言过其辞。但无论如何，民间的文化原型民间的日常生活总是文学的一个重要源泉，这是无法否认的。在较大的意义上可以说，“五四”文学先驱者正是在深切或比较关注地体察了民间疾苦和反叛意向的基础上，在长期实际生活中多少领略了来自民间大地的呼唤和启迪的前提下，包括在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艺术的渗透影响和近代文学通俗化、白话化的影响下，才能够与外来的人文主义思潮产生广泛的共鸣，并创造出崭新的现代文学，从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接近了人民大众。来自“引车卖浆之流”的民间口头话语，在“白话文学革命”中彻底撼动了古代贵族文学的文言的正统地位，这就是文学在形式上趋向民间化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此后，民间话语形式在新文学的语言艺术中取得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支配性的地位。
继承新文学的这种重视民间话语及形式的优良传统，新时期的秦地小说在发掘和利用民间文化艺术形式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近年来那些叫响的秦地长篇小说，在积极化用或重构民间形式方面，大都有相当自觉的追求，文学的地域色彩也由此浓厚起来。
这首先表现在对秦地方言土语的再造和利用上。《白鹿原》在小说艺术上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这在较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方言的恰当利用。陕籍评论家何西来指出：“陈忠实可谓得关中方言之神髓者，方言字词的选择是无可替代的，准确而富有诗意。柳青对方言的运用也未及于此。这原因在于柳青是陕北人用关中方言，而陈忠实是从儿时母语中提炼出来的，凝重、浑厚、幽默、活灵活现。”〔18〕贾平凹在他脍炙人口的“商州小说”中，也成功地再造了商地的方言土语，加重加浓了那种醇厚的民间情味。此亦多有论者述及，如陕籍评论家阎纲曾说：“……读贾平凹《美穴地》，突然发现说‘避！’我不禁乐起来。这个字平时听来粗野，其实是‘躲避’、‘回避’之‘避’。”〔19〕来自陕北的作家，乡土方言也是他们娴熟的工具。路遥、高建群、赵熙和老村等，都较好地利用了陕北方言，颇能传达出信天游和陕北道情的语言风味。他们的语言同样引起了论者的兴趣。比如陕籍评论家白烨，就曾这样评说老村的方言运用：“老村长于运用方言俚语叙述作品，并常有画龙点睛、妙趣横生的效果。……我读《骚土》就感到一些方言的运用是生动而适当的，另一些方言的运用则是生涩而失当的。”〔20〕白烨各举了例子来说明这两种运用的情形。这或许也可说明作家在语言上还欠成熟。文兰在《丝路摇滚》中大量运用了方言，有效地传达出了那种“土处掉渣”却又美得奇异的地域文学的审美效果。但有些方面的运用也有生涩之嫌，不利异地读者的阅读。从总的方面说，秦地小说中的方言运用是成功的，能够传达出那种纯朴、梗直、爽快而又粗犷的美感，并成为其小说语言魅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秦地作家多为乡土作家，人物多系“乡党”。这除了民间生活原型的生动启示之外，还有民间文艺的人物塑造模式的影响。世间很多大作品在人物塑造上都得益于民间文化艺术的滋养。已经跻身于“大作品”之列的《白鹿原》也不例外。如对白嘉轩形象的塑造，就得益于民间故事传说的启示。陈忠实自述曾听过一个老人讲述过这样的人物。自然，对这类严正而又古极的族长类人物，民话文本中多有描述，而作家也不会满足于此，照搬照抄。过去我们受到某种政治话语的支配，习惯于将族长类人物的残暴和虚伪进行夸张描写。《白鹿原》则受民间话语的影响，相对淡化了“残暴和虚伪”，突出了“严正和古极”，反倒新颖别致，并有很强的感染力。秦地小说中形象的“精髓”和“气性”来自民间原型的生动启示，由此即可略见一斑。《白鹿原》中的黑娃的匪型形象、小娥的妓型形象、朱先生的圣贤型形象、孝文的浪子兼奸贼型形象，等等，也都有民间原型的强有力渗透。在秦地众多作家的笔下，人物的塑造都多有民间人物原型可以寻觅。当年柳青笔下的梁生宝有活生生的原型在，如今的秦地作家群创造出的众多人物，也是如此。路遥笔下的少平、少安，就有其弟弟和他自己的影像；高建群笔下的“匈奴”式人物和唐吉诃德式人物，都与其熟悉和采访的人物有关，甚至小说出版后，还因为逼近生活中人物原型而引发了官司；贾平凹的一些小说，是他从故乡劳动者的口中诱来的或挖来的，那些活灵活现的人物早在成为小说人物之前，就成了民间文学的创造物——尽管作家进行了更高明的提炼和再造；京夫也在故乡的寻寻觅觅中，唤起了丰富的记忆和感受，才在《文化层》和《八里情仇》中塑造了一系列感人的形象。在其他秦地小说家（如王蓬、蒋金彦、峭石、李小巴、李康美、杨争光、王观胜、王晓新、杨岩等）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非常本色的秦地人，而他们，莫不与实际生活中的“老陕”及民间文艺中的“老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在叙事方式上，秦地小说受民间故事传说的影响也相当明显。由于秦地作家对民间文化艺术濡染甚深，对民众传统的审美趣味了如指掌，所以在叙述方式上都能顾及大众的接受习惯，重情节、重故事、重现实主义、朴素、诚实、不事浮华、不一味求所谓“先锋”“前卫”或“现代”、“后现代”。因此，他们的小说大都好读、易读，引人入胜。不仅那些特别引人注目的秦地作家是如此（如被人目为新时期秦地小说“三大家”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绝大多数作品就拥有大量的读者，尤其是普通的民间读者），而且那些不太引人注意的秦地作家，也是如此。如峭石、方英文、莫伸和邹志安等等，都极善于讲故事，质朴诚实的叙述中，显出幽默和智慧。特别是峭石，仿佛是秦地的“赵树理”，那种“大众化”的叙述方式已达到了非常浑融畅达的境界，即使是高建群刻意求取通俗的《六六镇》也未能及此。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秦地作家都或多或少地汲取了民间故事原型，使之成为结构故事的重要元素和手段，并营造出能够涵容集体无意识的感人意象。比如，民间故事中普遍存在的难婚原型及相应的情恋三角模式，就对秦地小说的叙述方式产生了很深切的影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四大民间故事——孟姜女故事、白蛇传故事、牛郎织女故事、梁祝故事——中，就存在着深具魅力的难婚原型及情恋三角模式。在这些凄艳的民间故事中，都有广义上的“第三者”（或为社会政治的暴力摧残，或为宗教禁忌的肆虐，或为天国嫉妒者的干涉，或为凡间腐儒礼教的束缚或奸佞者的捣乱等等）插足其间，使相爱者总难顺利地发展并维持其爱情或婚姻。在情场中，情恋三角可以叠加、交叉、变形或置换，但很难被取消；不期而然的错综的“多角”关系，实质上是“三角”的变式。与难婚原型相应的三角模式诚为把握人类性际关系的基本方式，但庸俗低能的作家只会据此写出低级庸俗的故事，而那些高明成熟的作家，却能在情场三角中，展示出极为丰富的人生及文化的内涵，使之真正成为人们审美观照的对象。秦地小说中那些优秀的作品，大都能够达到这种艺术的境界。这里仅以《八里情仇》略作说明。这部长篇写的是汉江岸上八里古镇两个家庭三代人的恩恩怨怨、喜怒哀乐，其中的主干情节是荷花与华生的难婚经历。他们深深相爱，却由于极左政治及左青农这种投机家的插足破坏，使其备受磨难。这就在叙事层面上进入了三角模式及其变体的叙述，并穿插了许多人间纷纭的事象，突出地呈现了爱的真诚和苦难，也展示了兽性在权钱庇护下对人性的亵渎和摧残，从而对民间难婚原型进行了成功的艺术再造，使作品具有了切入潜意识深层心理世界和人之命运底蕴而来的艺术魅力，同时也显示了反思和批判的创作意向，契入了民间故事常见的命运循环的叙事模式。
秦地小说中对民间原型和民间诗意的体认、消纳和再造，显示出了某种独特的创作优势，使地域特色也格外鲜明亮眼，同时使“陕军”群体也显示了带有文学流派意味的风格特征。即或一切还都不尽如人意，也没有必要灰心丧气。只要立足三秦大地，血脉与民间文化原型息息相通，同时放眼环宇，多方借鉴，拥抱大地、亲近民间的秦地作家，就会有更大的作为。
* 收稿日期：1997—06—25
注释：
〔1〕参见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译文集）， 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
〔2〕原型批评思维既应注意“上溯”，又应注意“展开”， 不能一味溯古。只盯着原始初民那一点文化遗产的细胞构成，而忽视了民间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建构的民间原型体系，这对更深入、全面地认识文化和文学是不利的。
〔3〕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 年版，第4—7页。
〔4〕高建群《东方金蔷薇》，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5〕《平凹文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
〔6〕参见《路遥文集》（一、二合卷），陕西人民出版社，第261、427页。
〔7〕参见肖云儒等：《文化视野中的“最后”景观》， 《上海文学》1996年第4期。
〔8〕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意消解》，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第49页。
〔9〕参见拙文：《走向批判和民间的文学》，《小说评论》 1995年第5期。
〔10〕参见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章至第10章。
〔11〕参见陈传才、周忠厚主编：《文坛西北风过耳——“陕军东征”文学现象透视与解读》，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总论及第二编第四节。
〔12〕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
〔13〕参见拙文《文艺性学初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 年第2期。
〔14〕转引自王显志编：《中国民间文艺》（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页。
〔15〕刘宏歧、王满有：《周公庙祈子会“野合”习俗》，《陕西文史》1996年第3期。
〔16〕〔20〕参见白烨《老村之谜与〈骚土〉之
》，《小说评论》1996年第2期。
〔17〕参见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18〕《一部可以称为史诗的大作品》，《小说评论》1993 年第2期。
〔19〕阎纲：《神·鬼·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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