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及琴曲《怨旷思惟歌》的产生年代——兼考今本《琴操》的撰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匈奴论文,年代论文,思惟论文,王昭君论文,兼考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范晔《后汉书》所载昭君自请远嫁匈奴之事不见于《汉书》，尽管《汉书》也曾记及王昭君出嫁匈奴的史实。在《后汉书》以前，记录此事的现存文献《琴操》，目前学界多认为是东汉蔡邕所撰，此书并全文收录了所谓昭君所作的琴曲《怨旷思惟歌》。据此，关于昭君自请远嫁故事的记载及其所撰琴曲，至迟应出于东汉末年。然而，今本《琴操》实是一部很成问题的书，它的绝大部分内容——包括记述昭君事的那一则——实出于晋代。因《琴操》的作者问题牵涉到好些琴曲的创作时代，而关于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中实含有自我意识觉醒的成分，所以无论对于研究我国的文学史或思想史来说，都有必要弄清其时代。现对此问题略加考证，并对王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所体现的思想稍作阐发，希望获得学术界的指正。
(一)
中国古代的目录中著录的《琴操》共两部：一为晋代孔衍所撰《琴操》，见于《隋书·经籍志》经部、《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经部乐类；另一部为东汉桓谭所撰《琴操》，见于《旧唐书·经籍志》经部乐类和《新唐书·艺文志》经部乐类。至于蔡邕所撰《琴操》则未被《隋书·经籍志》及唐、宋的有关目录著录过，仅曾被《文选》李善注及《初学记》、《太平御览》所征引。但无论是孔衍所撰《琴操》抑或桓谭所撰《琴操》原本，在后世均已亡佚。今所见之《琴操》均署蔡邕撰，大致有两种版本：一为辑佚而成的一卷本，以王谟所辑、收入《汉魏遗书钞》者为代表；一为来历不明的二卷本，以收入阮元《宛委别藏》及孙星衍《平津馆丛书》者为代表。王谟所辑本虽题蔡邕撰，但其《序》中又说：“诸书有引作蔡邕《琴操》者，考隋、唐二志皆以为孔衍撰。又郭茂倩《乐府》于《梁甫吟》上引《琴操》，下引蔡邕《琴颂》，则《琴操》非蔡邕作明矣。”其态度还较客观。只要弄清楚其所辑各首的依据，自可知其撰者为谁。其来历不明者则较复杂，需加辨正。
今先引收入阮元主编《宛委别藏》本《琴操》提要(据《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如下：
《琴操》二卷，汉蔡邕撰。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事载《后汉书》列传。案，唐史《艺文志》有桓谭《琴操》二卷，无蔡邕《琴操》。然《桓谭传》云：“谭好音律，善鼓琴，著书号曰《新论》。《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今《文选注》引《琴道》甚多，俱与此不合，则非谭书可知。又，隋、唐两《志》有孔衍《琴操》一卷，《宋史·志》作三卷。《崇文总目》曰：“晋广陵相孔衍撰，述诗曲之所从，总五十九章。”《书录解题》曰：“止一卷，不著氏名。《中兴书目》云：‘晋广陵守孔衍以琴调周诗五篇，古操引共五十篇，述所以命题之意。’今周诗篇同而操引财二十一篇，似非全书也。”与此颇相近。兹从徵士惠栋手钞过录，上卷诗歌五曲、一十二操、九引，下卷杂歌二十一章。今《文选·长笛赋》李善注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天真也。”又《演连珠》、《归田赋》注引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弦有五者，象五行也。”俱与此同，则在唐世已然，其为旧题无疑。……①
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的《琴操》虽“不著氏名”，但陈振孙以《中兴馆阁书目》所著录的孔衍《琴操》与之对照，并得出了“似非全书也”的结论，可见他明明是把此书作为孔衍所撰的，只不过认为此本已非孔衍《琴操》之全；惠栋抄本既“与此颇相近”，自也应为孔衍之书，怎么会成了蔡邕的呢？而且，《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之本只有一卷，惠栋抄本怎么成为两卷了呢？尤其重要的是：从《隋书·经籍志》以降直至宋代的公私藏书目均未著录蔡邕《琴操》，惠栋所抄的这部蔡邕《琴操》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惠栋抄本既未交代其来源，那么，这明明是一个来历不明的本子，怎可轻信？至于该本中有两条与李善《文选注》所引蔡邕《琴操》之文相同，就这种来历不明的本子而言，完全可能是将《文选注》中引及的这两条蔡邕《琴操》抄入了孔衍的《琴操》中。在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之前，怎能由此来证明此本为蔡邕《琴操》？又，《文选·长笛赋》注所引《琴操》实为孔衍《琴操》，说见下。
《平津馆丛书》所收题为蔡邕撰的《琴操》，同样没有交代其版本来源。卷首有马瑞辰的序，其证明此本出于蔡邕的理由如下：
《隋书·经籍志》载《琴操》三卷，晋广陵相孔衍撰。《崇文总目》、《中兴书目》并以属之孔衍。而传注所引，及今《读画斋丛书》所传本，皆属蔡邕，惟《初学记》引《箜篌引》为孔衍《琴操》，其文与蔡邕《琴操》不殊。是知《隋志》有孔衍撰者，谓撰述蔡邕之书，非谓孔衍自撰也。②
但《读画斋丛书》(编于清代嘉庆时)所收题为蔡邕撰的《琴操》同样没有交代清楚其版本来源，与《宛委别藏》本同样是来历不明的本子。因此，它把《初学记》明确地题为孔衍撰的《琴操》中的《箜篌引》收入书中，至多只能作为其所谓蔡邕撰的《琴操》中窜入了孔衍《琴操》的证据，怎能反过来以此证明《隋志》著录的孔衍《琴操》是“撰述蔡邕之书，非谓孔衍自著也”呢？而且，“撰述蔡邕之书”是什么意思？如果是为蔡邕《琴操》作的注，自应著录为“《〈琴操〉注》，孔衍撰”；如说是阐发蔡邕《琴操》的书，自是有别于蔡邕《琴操》的另一部书，怎能将其窜入蔡邕所撰的《琴操》之中？至于说“传注所引”“皆属蔡邕”尤非事实，因为类书和包括李善《文选注》在内的传注引用《琴操》而标明为蔡邕的只是极少数；关于此点，将在下文中作重点说明。所以，肯定地署为蔡邕撰的二卷本《琴操》其实皆不可靠，倒是辑佚本《琴操》还值得重视。
(二)
辑佚本《琴操》所收，出于《艺文类聚》、李善《文选注》、《初学记》等书。现将这些书中所收的《琴操》情况作一考察。该书所载，出自《艺文类聚》者甚多。所以，从《艺文类聚》的体例入手，考察其所引《琴操》究竟为谁所撰，就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艺文类聚》共引《琴操》十五条(分别见于卷二“雪”、卷四“五月五日”、卷十“符命”、卷十二“周文王”、卷三十“怨”、卷三十四“哀伤”、卷四十四“箜篌”、卷八十一“兰”、卷八十三“玉”、卷八十九“杨柳”、卷九十“鹤”、“雉”、卷九十二“鸠”、卷九十四“牛”、卷九十九“凤皇”)，均未注明作者。③
经过研究可以发现，《艺文类聚》这部类书的体例是事前文后，引用诗文均注明作者、时代和篇名，但引用书籍时，则除了特别的情况以外，多数都不署作者。如卷一《天部》上的“天”类，引《周易》、《尚书》、《礼记》、《论语》、《老子》、《春秋繁露》、《尔雅》、《春秋元命苞》、《浑天仪》、《黄帝素问》、《庄子》、《申子》、《文子》、《太玄》、《礼统》、《广雅》、《白虎通》等就都不署作者。
所谓“特别的情况”，大致如下：1.同一书名而有不同作者的，则在引用这些书籍时一般均标出作者。例如，范晔、华峤、谢承等人都写过《后汉书》，故而《艺文类聚》在引用到《后汉书》时一般均注明作者(范晔《后汉书》见于卷四“寒食”、卷十二“汉明帝、汉和帝”、卷十六“公主”、卷十七“耳”、卷二十一“性命”等共二十四条。华峤《后汉书》见于卷十二“汉明帝”、卷三十五“淫”、卷四十六“太尉”、卷四十七“司空”、卷四十九“太常、廷尉”等共十条。谢承《后汉书》见于卷二“雨”、“云”、卷五“腊”、卷六“郡部·河南郡”、卷八“洛水”、卷十九“讴谣”、卷二十“忠”等共五十条)。而且书名相同而作者有异的书，《艺文类聚》即使在全书中只引用了其中的一种，也多标明作者。例如《新论》，查《隋书·经籍志》，可知既有桓谭所作，又有夏侯湛所作。《艺文类聚》并没有引到夏侯氏的《新论》，却依然在所引桓谭《新论》前大多标明“桓谭”、“桓子”(见于卷三“冬”、卷五“热”、卷九“四渎”等共十七条)。不过，对于此类书籍中之在唐初较流行者，在引用时间或也省去作者名，如卷二十六“言志”引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桐”引桓谭《新论》，均不标注作者姓名。2.同样的书名有不同的作者时，最为人熟知的那种便不注作者，其他几种则会特别标明作者。如《魏书》，《隋书·经籍志》有“《魏书》四十八卷，晋司空王沈撰”，而无鱼豢《魏书》，可知当时王沈的《魏书》是常见的，故《艺文类聚》在引用王沈《魏书》时不注作者(见于卷十七“耳”、卷三十九“燕会”、卷五十五“谈讲”、卷六十三“门”、卷六十七“衣裳”、卷八十三“玉”、卷九十“雉”、卷九十五“貂”、卷九十七“螺”、卷六十七“衣裳”、卷七十四“射”等共十一条④)，引用鱼豢《魏书》时则特别注明“鱼豢《魏书》”(见于卷三十五“贫”⑤)。3.有些特别冷僻的书也会注作者名，如徐整《三五历纪》(卷一《天部·天》)。按，徐整《三五历记》虽为《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但不见于《隋书·经籍志》，可见此书在初唐时未必易见。
因为《艺文类聚》共有十五处引用《琴操》，却没有一处注明作者，故根据其体例特点可以作出如下推断：《艺文类聚》是从同一本《琴操》中引录，而这本《琴操》不仅应该在当时最为流行，而且《艺文类聚》的编者在编纂时并没有看到其他种类的《琴操》。按，《艺文类聚》编于唐初，而从唐初所编的《隋书·经籍志》来看，其所著录的《琴操》只有孔衍所撰的一种，《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也著录了此书而无蔡邕《琴操》，可见孔衍《琴操》不仅存于隋代，在唐代也继续存在，而蔡邕《琴操》在唐代则并不流行。《艺文类聚》引用《琴操》皆不标作者，其所指自然只可能是孔衍的《琴操》，而不可能是《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不著录的蔡邕《琴操》。同时，这也说明了在编《艺文类聚》时，蔡邕《琴操》与桓谭《琴操》都尚未出现，所以《艺文类聚》在引这么多条孔衍《琴操》时都不必像引桓谭《新论》时那样注明作者。
关于这一点，还可从唐代另一类书《初学记》中获得有力佐证。该书卷十六有一条孔衍《琴操》的《箜篌引》的记载，其文字与《艺文类聚》卷四十四《箜篌》所引录的《琴操》的《箜篌引》基本相同，今引《初学记》的原文如下，并将《艺文类聚》的异文注入括弧中(《艺文类聚》简称“《艺》”)。
孔衍(《艺》无此二字)《琴操》曰：《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艺》无“里”字)子高所作也(《艺》于“也”字下有“子高晨刺船而濯”七字)。有一狂夫被发侍(按，当为“持”之误。《艺》作“提”)壶涉河(《艺》无此二字)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堕河而死。乃号天嘘唏，鼓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公度(《艺》作‘渡’)河而死，当奈何！”(《艺》无“曰”以下十七字)曲终投河死。子高援琴作其歌，故曰《箜篌引》。提(按，“提”通作“题”)曰朝鲜里(“里”上当脱“霍”字)子高尔。⑥
虽然《艺文类聚》所载与《初学记》的文字略有不同，但古代类书引书往往有删节，所以《艺文类聚》与《初学记》所引当为同书，不过《艺文类聚》略有删节罢了。这就很清楚地证明了《艺文类聚》所引录的《琴操》所载《箜篌引》实出于孔衍《琴操》，只是《艺文类聚》引录时未标《琴操》作者姓名。假如《艺文类聚》所引的《琴操》有些出于孔衍，还有一些不出于孔衍《琴操》，按照它的上述体例是不可能不分别注明作者的。所以，《艺文类聚》所引的《琴操》实都为孔衍《琴操》。
(三)
再来看李善注《文选》引《琴操》的情况。李善注引“《琴操》”而未标明作者的二十七条(见于卷十《西征赋》、卷十二《海赋》、卷十五《思玄赋》、卷十六《长门赋》、卷十七《舞赋》、卷十八《长笛赋》两条、《琴赋》、《啸赋》、卷二十一《张子房诗》、卷二十二《反招隐诗》、卷二十三《忧愤诗》、卷二十四《又赠丁仪王粲》、卷二十五《重赠卢谌》、卷二十七《王明君辞》、卷二十八《扶风歌》、卷二十九《古诗十九首》、《与苏武诗》、《诗四首》、卷三十《拟今日良宴会》、卷三十一《羁宦》、卷三十四《七启》、卷三十八《荐谯元彦表》、卷四十二《与从弟君苗、君胄书》、卷四十五《思归引序》、卷四十九《晋纪总论》、卷六十《吊屈原文》)；引“蔡邕《琴操》”六条(见于卷十五《归田赋》、卷十八《琴赋》两条、《长笛赋》两条、卷二十一《览古诗》)。⑦假如李善所引未标明作者的《琴操》也是蔡邕的《琴操》，就必然会引起如下疑问：
第一，他引用的《琴操》标明为蔡邕所作的，始于卷十五的《归田赋》注，而在《归田赋》之前的卷十《西征赋》、卷十二《海赋》和同属于卷十五但列于《归田赋》之前的《思玄赋》注中也引过《琴操》；如果这些也是蔡邕《琴操》，李善为什么不在前几篇赋中标明其作者为蔡邕，却要到《归田赋》注中才予标出？
第二，如上所举，李善在《琴赋》注中引了一条未标作者的《琴操》和两条蔡邕的《琴操》，这未标作者的《琴操》和一条蔡邕《琴操》同被引于《琴赋》的“王昭楚妃，千里别鹤”句下，形式如下：
《琴操》曰：“王襄女，汉元帝时献入后宫，以妻单于。昭君心念乡土，乃作‘怨旷之歌’。”……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欲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叹别鹤以舒其愤懑，故曰《别鹤操》。”
如果未标明作者的《琴操》也就是蔡邕的《琴操》，那么，在同一条注中两次引用同一部书，按照常理是应该在第一次引用时就标出作者的，他为什么在第一次引用时不标，反而在第二次引用时才标？
倘若上述两个疑问无法回答，那就不能说《文选》李善注所引的未标明作者的《琴操》也是蔡邕《琴操》。尤其重要的是：上文已经证明《艺文类聚》所引的《琴操》实是孔衍《琴操》。而在李善《文选注》所引的未标明作者的《琴操》中有六条(见于卷十八《琴赋》、《啸赋》、卷二十五《重赠卢谌》、卷二十七《王明君辞》、卷二十八《扶风歌》、卷三十《拟今日良宴会》)是与《艺文类聚》所引的《琴操》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李善《文选注》所引未标明作者姓名的《琴操》确非蔡邕《琴操》而为孔衍《琴操》。
当然，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李善《文选注》卷十八引蔡邕《琴操》的《别鹤操》，与《艺文类聚》卷九十所引《琴操》文字差异不大，那是否能证明《艺文类聚》所引《琴操》就是蔡邕《琴操》呢？按，古人著作中记同一事情而文字类似者不少。就以李善《文选注》卷四十六《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下所引王沈《魏书》来说，其文字与《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现分别引录如下：
王沈《魏书》曰：东夷矢用楛，青石为镞。(李善《文选注》卷四十六⑧)
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⑨)
王沈《魏书》与《三国志·魏书》当然不是同一种书，但却不妨有同样的内容和几乎一致的文字。然则在蔡邕《琴操》与孔衍《琴操》之间有类同的内容与文字当然也不能作为两者是同一部书的证据。又，王沈《魏书》在《三国志·魏书》之前，古代严谨的注释者注释出处，应根据最早的记载，故李善在此处引王沈《魏书》而不引《三国志·魏书》。而因为蔡邕的时代在孔衍之前，故李善在此处引蔡邕《琴操》而不引孔衍《琴操》。至于《艺文类聚》的编者则如前所述，根本不知尚有蔡邕《琴操》，自然只引孔衍之书了。
第二，李善《文选注》引用书名相同而作者不同的书籍时，对最习见者不标作者，这种情况是否有先例呢？回答是：是的。李善在引臧荣绪等人的《晋书》时皆标作者名，而在引用当时最著名的房乔等的《晋书》时即不标作者，如《文选》卷七潘安仁《藉田赋》的“伊晋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亲率群后藉于千亩之甸，礼也”句下注：“《晋书》曰：‘丁亥藉田，戊子大赦。’”即见于房乔等所撰《晋书》卷三；又，《文选》卷二十三王仲宣《赠士孙文始》的“悠悠澹澧，郁彼唐林”句下注：“《晋书》曰：‘天门有零阳县，南平郡有作唐县。’”即见于房乔等所撰《晋书》卷十五《地理志》的“荆州”。
所以，以上两点其实都不成问题。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李善《文选注》所引《琴操》凡不标作者的都出于孔衍《琴操》。此外，在《初学记》和《太平御览》引用《琴操》时，也是有的标蔡邕，有的不标作者姓名，但其佚出于《艺文类聚》及《文选注》所引者不多，其基本原则则与李善《文选注》相同——不标姓名者均出于孔衍《琴操》。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论证了。
总之，今本《琴操》中除了古书引用时标明蔡邕《琴操》者(那只是少数)外，大部分都是孔衍《琴操》。关于王昭君的那一条，也见于孔衍《琴操》。《晋书》卷九十一有孔衍的传记，他至广陵为官是在东晋元帝时，故《隋书·经籍志》著录为“晋广陵相孔衍撰”的《琴操》乃是东晋初期的作品。
(四)
今本《琴操》的作者及时代的复杂情况既已考辨如上，就可对孔衍《琴操》中关于王昭君的事情稍加考辨与阐发了。先引《汉书》中两条关于王昭君的记载：
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向慕礼义……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应劭曰：“郡国献女未御见，须命于掖庭，故曰待诏。王樯，王氏女，名樯，字昭君。”文颖曰：“本南郡秭归人也。”)⑩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11)
再引《琴操》原文如下：
王昭君者，齐国人也。颜色皎絜，闻于国中。献于孝元帝，讫不幸纳。积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旷，伪(按，这里是特地的意思)不饰其形容。元帝每历后宫，疏略不过其处。后单于遣使者朝贺，元帝陈设倡乐，乃令后宫妆出。昭君怨恚日久，乃便循饰善妆，盛服光晖而出，俱列坐。元帝谓使者曰：“单于何所愿乐？”对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备，唯妇人丑陋，不如中国。”帝乃令后宫欲至单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备在后宫，粗丑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诚愿得行。”帝大惊，悔之。良久，太息曰：“朕已误矣！”遂以与之。昭君至单于，心思不乐，乃作《怨旷思惟歌》曰：“秋木萋萋，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苞桑。养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云，游倚曲房。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抑冗，不得颉顽。虽得
食，心有徊徨。我独伊何，改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12)
《琴操》这一段文字有三个明显的问题。
第一，《汉书》颜师古注引文颖注曰，王昭君“本南郡秭归人也”。而《琴操》以她为齐国人。孔衍生活在两晋之际，而文颖是东汉末年人，较孔衍为早，所言当有依据。故范晔《后汉书》也以昭君为“南郡人”。当以“南郡”为得实。
第二，《琴操》说，匈奴单于派遣使者来到汉朝，元帝主动问使者单于有何需要，并据使者的回答，最终把王昭君嫁给了单于。然而这与《汉书》单于自请赐婚根本冲突。《汉书》记此等事当有官方档案作为依据，《琴操》所记显为小说家言。
第三，《怨旷思惟歌》中说：“翩翩之燕，远集西羌。”昭君是嫁到匈奴去的，不是西羌。所以这首歌不可能是昭君所作。
从这三点来看，《琴操》之王昭君事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只能是一种传说。《后汉书》虽然对《琴操》的记载有所修改，但仍说昭君是因不满自己在汉宫的处境而自请远嫁匈奴，就这一基本点而言，《后汉书》关于昭君的记载，实滥觞于《琴操》。
如将《汉书》关于昭君的记载与《琴操》的作一比较，就可知《汉书》中的王昭君是一个完全听凭统治集团安排的人物。而《琴操》所记的王昭君，却是一个具有反抗性的人物，在她遭到汉元帝的冷落后，她敢于“伪不饰形容”，说明她已决心拒绝汉元帝；而到汉元帝要她们陪同接见单于使者时，她虽然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但却不是希望由此获得元帝的宠幸，所以在元帝征求自愿到匈奴去的人时，她就“喟然而起”，并借此对元帝加以讥讽：“(妾)粗丑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这其实是当面骂元帝有眼无珠。尽管她知道远嫁匈奴后她的前途将很悲惨，但她宁可以后半生的更悲惨的命运为代价来作这一次惨烈的抗争。这当然不可能是西汉时期所发生的事实，而是个人意识已经开始觉醒的魏晋时代作家的文学性想象。就此点言之，《琴操》中的王昭君乃是建安时期开始的文学自觉氛围下的创造。
注释：
①(清)阮元著：《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揅经室外集》卷一，《四部丛刊》集部，上海：涵芬楼影印原刊初印本，第18页。
②(清)马瑞辰著：《平津馆丛书琴操校本序》，见《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丛刊〈琴操〉(两种)》，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第58页。
③(唐)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2、74、185、223、538、595、787、1390、1428、1530、1563、1570、1599、1628、1709页。
④其前九条全部或部分见于《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魏书》(分别见于《三国志》的卷十、卷二、卷五、卷一、卷三十、卷一注引《魏书》；《三国志》裴注在此诸条中所引《魏书》虽不标明作者，然其于卷一《武帝纪》注中第一次引用《魏书》时即标明其为“王沈《魏书》”，故以后引王沈《魏书》都不再标作者)。
⑤《太平御览》卷四八四引鱼豢此条改做鱼豢《魏略》。按，《御览》所收，凡已见于其以前类书者，多据以转引。此当是因鱼豢《魏书》未见《隋书·经籍志》等著录，故疑《艺文类聚》此条原作《魏略》，作《魏书》系后人传抄之误，因而臆改。但《艺文类聚》于引此条鱼豢《魏书》后，紧接着又引鱼豢《魏略》。据《艺文类聚》体例，引某人某书后，若紧接着又引此书，均标作“又曰”，而不再举作者名及书名。若其所引本为鱼氏《魏略》，则其下一条不当再举作者名及书名。可知其原作《魏书》，非后人传抄之误。
⑥(唐)徐坚等编：《初学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影印南宋绍兴四年余十三郎宅刻本。
⑦据韩国1983年9月影印出版的奎章阁所藏六臣注《文选》，第260、297、368、369、379、414、420、421、426、434、434、442、503、507、522、573、604、667、693、697、702、703、742、764、839、916、1033、1111、1205、1448页。
⑧据韩国1983年9月影印出版的奎章阁所藏六臣注《文选》，第1126页。
⑨(晋)陈寿著：《三国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21页。
⑩(1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元帝纪》，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21、578页。按，“樯”为后出字，当从同书《匈奴传》作“墙”。
(12)(唐)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第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