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文不为文人——顾炎武的为人与为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为论文,人与论文,文人论文,顾炎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引
上学期（2001年2-7月），我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开设“明清散文研究”专题课，北京的三联书店希望出版讲课稿，于是请学生做了录音整理，然后再由我剪裁成文。这回提供的《能文不为文人——顾炎武的为人与为文》，便是其中的一章。因出版社希望呈现课堂活跃的气氛，保留原先的闲文与穿插，不做过多的修整，故显得不够严谨与丰腴。再加上课堂讲授不同于个人著述，不能不更多考虑听众的接受能力，往往是清晰有余，而深入与厚实不足。但借助明清十五家（归有光、李贽、陈继儒、袁宏道、王思任、徐弘祖、刘侗、张岱、傅山、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姚鼐、汪中、龚自珍）文章，呈现三百年间（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中国散文发展的大致脉络，并引起学生对这一古老文体的兴趣，是本课程的主要目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乃最常见、地位最显赫、边界最模糊，因而也最不容易界定并准确描述的文体。曾经风光八面的古典散文，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急剧衰落，只是由于三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的两次崛起，方才让我们注意到其生命力远未衰竭。相对于诗歌、戏剧、小说，散文之不受学界重视，既有今人文类等级观念的偏颇，也受中外理论资源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古典诗歌的理论阐释，前景相当开阔；而散文的研究，则仍处在体会与感悟阶段。这也是我跨越边界，为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设明清散文课程的缘故。在我看来，千古文脉并未完全断绝，其中的沉浮与曲折，值得认真探究。
选择明清散文，而不是面貌较为清晰的秦汉、六朝或唐宋文章，基于我的个人趣味，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五四新文化人的印记。因强调个性解放而表彰独抒性灵，因批判理学与礼教而排斥桐城文章，因痛恨八股而欣赏小品等，这些五四新文化遗产今日仍在发挥作用。但三十年代周氏兄弟等关于晚明文章的争论，起码让我们对明清之文的复杂性有较为清醒的了解。而今日学界对晚明文人的做派及文章，尤其是对清代堂堂正正的学者之文的理解，已经明显超越五四新文化人的阐释框架。
至于讲述时倾向于针对具体对象，夹叙夹议，而不是预先建立理论框架，然后展开所谓的宏大叙事，乃是有感于当代中国文学教育的流弊。百年西学东渐，“文学史”成为大学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学生们记得一大堆思潮流派以及作家作品，惟独缺乏自家的感受与体会。“不读书而好求甚解”，几成中文系学生的通病。尤其是才气横溢的北大学生（用王瑶先生的话说，有“才气”是好事情，但“横溢”就未免可惜了），喜欢高屋建瓴，指点江山，而不习惯含英咀华，更不擅长以小见大。于是，在教学中，我有意识地逆潮流而动，质疑世人建构体系的冲动，转而强调读书时的个人体味、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以及写作中的论证过程这些所谓的“细枝末节”。
考虑到学生们对明清散文普遍比较陌生，事先我编纂出版了包含长篇导读但不加注释的《中国散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并指定每节课最低限度的研读篇目。讲授时，自然也就必须有所呼应。这一相对低级而且笨拙的教学方式，在以“方法”与“眼光”见长的北大课堂，也算“别开生面”。如此对症下药，虽不具普遍意义，但也隐约可以窥见当代中国文学教育问题之一斑——重理论阐发而轻个人体会，重历史描述而轻文本分析。我担心，长此以往，文学教育这一最具灵气与悟性的课堂，将变得像化学实验室一样严肃精确但枯燥无味。
在我看来，不只研究学术史，即便谈论明清散文，顾炎武也都是个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描述如此生气淋漓的人生与文章，似乎比我用简略的语言，粗线条地勾勒几百年间中国散文发展的脉络，要有趣得多。说实话，我更愿意从具体对象入手，步步为营，抽丝剥茧，将自家对明清散文的感觉与判断渗透其中。
这一课，我准备讲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1613-1682)。讲散文史，一般不会专门讨论顾炎武，而我却特别看重他在散文史上的意义。所以，首先，我会花时间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会在散文史、而不是在学术史中讨论这个一代奇才。
顾炎武原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号亭林。为什么要特别指出这一点？因为晚清另有一位同样属于奇才的人，由于特别佩服顾炎武，也随着改名——那就是诸位很可能都熟悉的章炳麟。章炳麟字枚叔，改名绛——他早期很多文章署名“章绛”，包括《文学论略》，号太炎，这些都表明了他对顾炎武的推崇。为人、为学、为政都非常推崇顾炎武的章太炎，有一句名言：“提奖光复，未尝废学。”也就是说，在从事推翻清廷斗争的同时，没有停止自成一家的学术思考。而这正是顾炎武、章太炎二位的立身处世最让后人感兴趣之处。有人从政，有人论学，而像章太炎那样兼而得之，而且二者都有功绩的，极少。章太炎的这一思路，其实是从顾炎武那里借鉴而来的。所以，今天就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顾炎武。
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一九九四年在昌平园校区念书的同学。那年的秋冬之际，北大启动昌平校区。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因为，那一年我负责给新同学讲课。早上五点半起床，坐上学校的班车，天还没亮的时候出城，到长城边上的昌平园校区讲课。很累，但很有意境。课程结束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萧瑟昌平路”》，里面专门引了顾炎武的《赠献陵司香贯太监宗》，其中有我特别感兴趣的诗句“清霜封殿瓦”、“空堂论往事”。在十三陵旁边讲中国现代文学，或者倚着长城读《野草》，别有一番滋味。当然，顾炎武入清后六谒明十三陵，而且特别喜欢谒其中规模最小的思陵，就是崇祯皇帝的陵墓，自然是别有幽怀。清初时，从北京城里走到十三陵，路程还是相当遥远的，颇为废时废力。好在顾炎武在谒陵的同时，写了不少相关著作，包括《昌平山水记》和《京东考古录》。读这些书时，我最大的感觉是，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学者，既有政治抱负，又到处走动，在行走时思考学问，在著述中寄托幽怀。明亡以后，明遗民中有修心养性的，有从事著述的，也有奔走天涯，致力于反清复明的。但像顾炎武那样，把政治呀，学术呀，个人情怀呀，全都搅在一起，而且借行程把这些串起来，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顾炎武的朋友王弘撰对此有所概括，这就是我今天首先要讲的“以游为隐”。
第一，“以游为隐”与“读书行路”
诸位都知道，顾炎武对整个清代学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请大家注意，顾同时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到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搞不清楚，其中有些说法，听起来像是文人编撰的武侠小说。比如，明亡后顾炎武四处游荡，为什么游荡？赵俪生先生认为——赵俪生写过《顾亭林新传》，篇幅虽然不长，但有分量——他四处游荡，用的是早年参加复社的线索和联络方式。别人是，既然隐了，就隐在一个地方，不再出来闯荡江湖，而顾却是在浪迹天涯中保持隐士的身份。所以，在赵俪生先生看来，顾炎武的“以游为隐”，是在搞秘密串联。（笑）赵甚至用了这么一种新奇的说法：“他是个做秘密工作的人。”（笑）章太炎《菿汉雅言札记》的说法更好玩。他说，根据他的考证，顾炎武中年以后，到了北方的山东呀、山西呀、陕西呀这些地方游荡，后来得到了李自成的窖金，而且建立了票号。这听起来像红花会一类的故事。（笑）但这一“掘宝传奇”，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足以支持的材料。我有点怀疑，这会不会是太炎先生突发奇想弄出来的一个故事（笑）。
但是，为什么别的明遗民没有这样的故事，惟独顾炎武有？这跟他的思想与气质，跟他明亡以后的整个生存经历大有关系。所以，我想从这个地方入手，讨论这位有政治抱负的大学者，或者说，这个有学问的革命家。
十七岁那样，顾炎武与同乡归庄等一起参加了复社，日后的奔走四方据说跟这个有关系。复社是晚明时一个既议政又论文的重要社团，活跃于清末民初的南社，追慕“复几风流”，注重的正是这一文人结社的新形式。二十七岁那年，顾炎武科考失败，此后再也不想走这条路了，退而潜心读书，从事研究，便萌生了著述的志向。日后的很多著作，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日知录》等，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积累资料的。所以，从二十七岁，也就是一六三九那年，到明亡，是顾炎武全心全意读书，打下整个学问根基的六年。日后“奔走革命”的同时，把稿本带在身边，不断地考证，修改。所以，这几年，对他以后走上治学道路，至关重要。
一六四五年，清军南下，在江南一带受到了顽强的抵抗，其中包括苏州。而顾炎武和归庄等江南文人，都参加了苏州守城，和清军血战。苏州失守了，接下来又有昆山起义，坚持了二十几天，最后也失败了。关于昆山起义时，顾炎武到底有没有参加，学界有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起？顾炎武有一篇《常熟陈君墓志铭》，里面提到了当年他奉母居水乡，距离昆山县城四十里。赵俪生先生出于对顾炎武的一往情深，强调说：顾和归庄等四个好朋友，因苏州守城失败退回来，其他三人都参加了昆山起义，他不可能一个人单独跑掉。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顾炎武奉母住在水乡，距离县城四十里，驾船一日可以来回。这丝毫不影响他晚上在水乡住，白天出来活动，参加守城。这样的论证办法，我觉得有些曲为辩解的意味。
但是，有一位日本学者井上进先生，找到了一则材料，基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条关键性的材料，是黄宗羲《明文授读》卷五十二所收的顾炎武《吴同初行状》。今天我们所用的《亭林文集》，是当年由顾炎武的门生刊刻的。《亭林文集》中的《吴同初行状》，有这样的话：“北兵渡江，余从军于苏，归而昆山起义兵，归生与焉。”归庄参加了，至于顾炎武本人有没有参加，没说。而《明文授读》中的异文，则是这样的：“余从军于苏，亡归昆山为墨守，归生与焉。”诸位知道，等到顾炎武的门生为他刻书时，清代的统治已经非常稳固了。所以，刻书时，不能不刻意模糊顾炎武当初十分激烈的反清言辞。所以，《亭林文集》不说他参没参加昆山守城，可在黄宗羲早期编的《明文授读》里，顾明确无误地自称“归昆山为墨守”。关于顾炎武守没守昆山，有了这则材料，基本上可以定案。总而言之，这是一位于清兵南下时，曾血战苏州、昆山，直到感觉天下事一无可为后，方才开始浪迹天涯的大丈夫。
在这一场战乱中，顾炎武的生母被砍断右臂，继嗣母王氏绝食而死，两个小弟弟也被清兵杀死。清兵南下以后，继嗣母王氏绝食十五日而死，去世前再三叮嘱：“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这段话对于顾炎武以后的进退出入，影响极大，这可是他自己再三提及的。
诸位必须明白，顺治元年，即清兵入关的那一年，顾炎武只有三十二岁。抗清事业失败，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顾炎武一直活到七十岁，这漫长的岁月，借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名《怎么办？》从三十四岁到四十四岁这段时间，因战局未定，志士尚有可图，但又不便轻举妄动，所以，顾炎武主要活动于以南京为中心的大江南北。其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他不得不远走他乡。
顾家曾把八百亩田典当给邻人叶方恒。叶是当地的一个士绅，为谋顾家的产业，勾引顾的家奴陆恩，怂恿他告发顾炎武与南明王朝有联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会被定死罪的。所以，顾炎武亲自赶回家乡，连夜处死陆恩，将其沉到塘里去了。当然，叶也不会善罢甘休，他把顾炎武抓住，囚禁起来，逼他自杀谢罪。归庄、钱谦益等人，都出面为顾炎武说话。最后，案件才转交给官府处理。这样的话，友人就比较容易上下其手了。官府开始给他定的罪名是“杀无罪奴”，后经友人活动，改为“杀有罪奴”。（笑）这个案件，就这样敷衍过去了，但顾炎武也很难再在当地呆下去。于是，在四十五岁那一年，也就是一六五七年，顾炎武毅然北上。
北上的名义是读书求友，所以，归庄等还给他写了一篇《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引司马迁游走天下，最后著成《史记》为例，希望顾氏能访遍名山大川、奇书逸事，最后成为一代大学者。为了避仇，也为了读书，此后的二十五年，顾炎武行万里路，周游北地，结交天下名士，图谋大业。同时，这种广泛的交游，也成就了他大学者的名声。日后归庄写《与顾宁人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使兄不遇讼，不避仇，不破家，则一江南富人之有文才者耳，岂能身涉万里，名满天下哉！”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这二十多年间，顾炎武曾由于文字狱的牵连，在济南蹲了七个月的大牢。幸亏他的几个外甥帮忙——他有三个外甥，都是清朝的大官，其中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徐乾学——才得以出脱。出狱以后，顾炎武到了北京，才与此前“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外甥们来往，住在他们的官邸里。不过，据说始终与他们在思想上划清界线。（笑）但起码有一点是真的，朝廷征聘“博学鸿词”，他拒绝接受，且以死抗争，说如果你们一定要逼我，我就自杀。和傅山一样，作为前朝遗民，顾炎武始终保持高尚的气节。
顾炎武最后转到了陕西的华阴，准备在这里定居。可惜，死前不久，又受到威胁，不得已迁离。他住华阴，据说大有深意：此地扼守天下咽喉，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失利可以入山守险，得势则高屋建瓴，一泻千里。到晚年，顾还保持这么远大的志向！
除了政治上的宏图大业，后二十五年，顾炎武的骑驴走天下，最让我感兴趣。表面上只是到处访古寻碑，吟诗作文，似乎很潇洒。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就像我们今天的“行走文学”。（笑）今日的旅游观光，与他为图光复而游走四方，当然很不一样。一方面，顾炎武是迫不得已，为生计而远走他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印证自己的学问，所以才需要不断地访问遗老、搜寻古碑。同时，还可能隐含了某种政治目的。但既然是秘密活动，又是失败者，没有留下可供查阅的档案，后人只能根据蛛丝马迹加以猜测。还是把这种猜测留给历史学家，我关注的是“骑驴走天下”这一行为方式，对其学问和文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据他自己说，开始是一身孤行，并无仆从；过了几年，才有人赠给他仆从三人，马骡四匹，这样走起来比较方便。但是，一年之中，仍旧是“半宿旅店”，也就是说，生活相当动荡，很辛苦的。关于这点，请大家看一下《中国散文选》中的这则《金石文字记序》。文章提到，他每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碰到一块前代学者很可能未曾见过的残碑，把上面乱七八糟的东西扒开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然后抄录下来——这么一个过程，既有访古的艰辛，也有探索的快乐。顾炎武感叹自己“身不逢时”，等到他来访古的时候，“名门旧家大半凋落”；再加上自己乃“布衣之贱，出无仆马，往往怀毫舐墨，踯躅于山林猿鸟之间”。关于搜书访古的艰辛，顾炎武有不少自述；这些文章，描述的是其二十五年间大半“在路上”这么一种生存状态。
全面地考证金石文字，其实宋人已经开始了，包括这篇文章里提到的欧阳修和赵明诚。顾炎武的特异之处在哪儿？在于他把田野考古的方式带进来了。前代学人只是在书斋里做碑帖的考证工作，而顾炎武是亲自到荒山野岭去寻找新的资料，印证或修正已有的结论，重新理解和阐释历史。
一般认为，清代考据学的鼻祖是顾炎武。但是，后人很难有顾炎武那种生气淋漓的气象。其原因有二：一是后来者大多没有田野考察风餐露宿的经历，而只是在书屋里面做研究；二是后人一般没有像顾炎武那样强烈的欲望和痛苦。比如，乾嘉学者所做的专精研究，确实是沿着顾炎武的路子走下来的，但缺少压在纸背的东西。正因为有了压在纸背的欲望和痛苦，顾炎武的这类著述文章，与后人相比，可能显得粗疏，但大气。这是一种只有在乱世之中、在天崩地裂之际，才能形成的情怀和学问。这就难怪，像顾炎武这样有才华、有节操、有胆识、有心计的学者，真的很难模仿。
顾炎武在《与戴耘野书》中，称自己“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百家之说，粗有窥于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于后代”，这信很有意思，诸位有空时不妨读读。我还想建议诸位读他的《与人书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读书人如果足不出户，单靠冥思苦想，是很难成就大学问大事业的。所以，顾炎武再三强调，读书必须游走四方，广交益友，学问才不会“终无济于天下”。可以这样说，古人所追求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顾炎武这里，既落实为一种生活方式，也体现为一种生命境界。把学问、人生和政治抱负扭结在一起，然后借助一系列“旅行”来展开，如此“以游为隐”，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读书行路”。
第二，“文须有益于天下”
刚才的简要介绍，目的是让诸位对顾炎武的为人有初步的了解。这是一个讲求经世致用的大儒，而且身处战乱以及社会变革的年代。上节课我讲过，顾炎武认为，“亡国”和“亡天下”不一样，明亡是天崩地裂，是“亡天下”。身处这样的年代，文人的想象方式与审美趣味，自然不同于太平年代的枯藤老树、小桥流水。因此，你不难理解他与后世纯粹文人不太一样的一点：那就是固执地认定文章的社会功能。《日知录》中有一则，题目就叫“文须有益于天下”。
在《与人书三》里面，他说：“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这里的“文”，泛指一切著述，而不只是通常所说的诗歌或文章。顾炎武特别欣赏白居易，尤其喜欢他“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态度。这可是我读大学时背得很熟的批评术语，因当时作为通用教材的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对这两句话评价极高。这种文学观念，八十年代后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到了九十年代，古典文学界的专家们，也对白居易把诗歌的功能理解得如此狭隘，表示某种程度的质疑。但是，这一文学观，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却是占主流地位的。至于清初的顾炎武，为什么如此立论，以及由此带出来的几个理论问题，在这里，我想稍作介绍。
作为仁人志士，顾炎武有志于恢复，所以，其最大愿望，或者说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反省明代何以会灭亡。因为，面对如此天崩地裂的严峻现实，你不能不思考；而且，首先想到的，必定是明代为什么亡，而且亡给异族。不只是顾炎武一个人，清初的许多思想家，都是从这里出发，思考中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与制度。顾炎武的文学观念，必须放在这个基点上，才比较容易体贴。传统中国学者，喜欢把一切问题最后归结为文化与学术，即所谓“学为政本”。这样一来，政治制度的建设也就成了学者必须自觉承担的责任。从这个思路出发，强调实学而反感玄想的顾炎武，会对晚明文人的“空谈心性”有相当苛刻的批评，而置他们在哲学史、文学史上的贡献于不顾。当然，这也是因为，顾炎武主要不以哲学思辩见长。在我看来，他在哲学方面的修养，不如黄宗羲和王夫之；他的长处在史学、声韵学和地理学，而这一特点，对清代学术的发展影响很大。顾炎武对清谈无根的晚明文人特别反感，有很多指责。另一方面，对李贽那样肆无忌惮地批评传统，顾炎武也特别愤怒，有很多嘲骂的话，诸如“狂徒”、“小人”这类。这都是在反省明朝为何灭亡：读书人有的无心世务，一味空谈；有的无所顾忌，动摇了整个传统的根基。这样一来，国家不亡，那才怪呢。
第二，顾炎武嘲笑那些只知“注虫鱼命草木”的经生，以及那些“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的文人。认定这样的经生与文人，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没有什么“用”。所以，《与人书二十五》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假如做学问、写文章而不能明道救世，可以洗手不干。太平盛世的悠闲文人，以及主张玩学问者，很难理会这种心境，很可能会觉得他特别苛刻。
第三，顾炎武的基本思路是，“士当以器识为先”，并对纯粹文人表示特别的蔑视。《与人书十八》引了《宋史》中刘挚的话：“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诸位大概都知道这句话，念中文系的听了，难免胆战心惊。（笑）顾炎武称，他读了刘挚的这句话，告诫自己千万“不堕于文人”；并说以后“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的文章，一概不为。甚至说，韩愈虽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功绩，也写了诸如《原道》、《原毁》这样的大文章，但因文集中有很多一看就是应酬文字的墓志铭，还是有弊病。希望说的每一句话，撰写的每一篇文章，都能有用于天下，这里强调的，主要不是言说的社会功用，而是文人的道德修养。为什么把文人的言说看得这么重？那是因为顾炎武认定，正是因为读书人的自我放纵，没能担负起“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才导致今日局面之不可收拾。
从这一立场推演开去，顾炎武强调，“纪政事”、“察民隐”这样的好文章，多一篇就多一篇之益；假如你写的是“怪力乱神”、“无稽之言”，或是阿谀奉承，那么多一篇就多一篇之损。为文不但无益，而且有损，这可是对于喜欢舞文弄墨者的严正警告。
如此铺陈，很容易让人误以为，顾炎武是一个没有诗情、不讲文章趣味的人。事实并非如此。顾不是不讲修辞，而是更强调文章的社会功能。在《日知录》的“修辞”一则中，顾炎武对现在的讲学先生从语录入手，不会做文章，表示不以为然。他希望做到的是什么呢？《与人书二十三》所说的“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才是他的最大愿望。不是不能写一手漂亮的好文章，只是不愿意以文章自限。
另外，在《日知录》里，还有一则“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顾炎武认为，在这四维中，“耻尤为要”。他引了《颜氏家训·教子》中的一段话：齐朝一个士人告诉颜之推，他教儿子弹琵琶、学鲜卑语，将来可以更好地侍奉贵人，以换取优厚的待遇，颜之推表示十分蔑视这种做法。顾炎武说，你看，颜之推身处那样恶劣的环境，还有这种骨气，我们现在更应如此。在沧海横流之际，风雨如晦之时，难得有清白坚贞之士。所以，他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耻尤为要”。对士大夫来说，这可是关键的一着。因为士大夫有志向，也有智慧，懂得怎样去表现自己，借此谋取较好的生存条件。而且，士大夫有能力把不好的说成好的，（笑）把本来是耻辱的事情，说成是一种光荣。顾炎武对文人的看法相当悲观：文人无行，文人不讲器识，文人能够巧辩，缺少耻辱感，诸如此类。而在易代之际，最重要的不是智慧，而是气节。因此，最大的危险是少廉寡耻。所以，顾炎武才会把明天清初众多错综复杂的问题，最后归结为士大夫的无耻，并希望世人守住“知耻”这个底线。
关于顾炎武的“文须有益于天下”，我不知道诸位感觉如何，会不会觉得相当迂腐？所有的文章都讲“有用”，这样的文学观念，今天很难入时人眼，实在是过于陈旧了。但是，我提请大家注意，他考虑的主要不是“文学”，所谓“必须有益于天下”的“文”，是指所有的著述。还有一点，如此立论，与其所处时代特殊的心理需求有关。最后，他针对的是当世文人的不讲气节。
顾炎武的其他一些文学观念，也有值得大家关注的。晚清以后，胡适之引入了文学进化的观念，成功地重写了中国文学史。诸位马上会联想到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即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各有擅长。今天的学生，不用念中文系，也都知道每个朝代有自己的文体特长，不能用唐诗来衡量宋词，也不能用元曲的辉煌，来褒贬明清小说。后来我们发现，这个话，清代的焦循早就说过了。我这里想再往上推，在《日知录》卷二十一里面，有一则“诗体代降”，讲的也是大概的意思。“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也就是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文类和体式，并不存在跨越古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体要求。
章太炎《文学论略》中有一段话，我怀疑是从顾炎武那里学来的。章太炎的文章古奥得很，一般人自然会以为，他肯定以先秦两汉之文为雅，到了唐宋就俗了，到了明清那就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了。可实际上不是这样，章太炎强调，每个文体有每个文体的特殊要求，符合这个要求的，就是“雅”。而不能说哪一种文体是雅，哪一种文体天生就是俗。举例来说，小说有小说的要求，合小说文体要求，就是雅。所以，章太炎会说《水浒传》是“雅”，而且主动给章回小说《洪秀全演义》写序。古人一般认为，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章太炎说，不过，“小说自有雅俗”。小说既然自成一体，就有其特殊的要求，合这个体的，就是雅。
第三，古朴深沉的论学文字
一般人都承认，顾炎武首先是大学者，而后才是诗人、文章家。他的诗，我不想细说，这里只涉及他的文。作为典型的“学者之文”，顾文自有其独特的魅力：不以抒情叙事、而以议论见长。比起黄宗羲，你会发现，同样是“学者之文”，顾文更加古朴、深邃，较少才子气，不追求辞藻华美，而是博学于文，敛华就实。
明清易代之际，出现了许多慷慨赴义的仁人志士，为这些人写墓志、行状，容易成就激动人心的“大文章”。如傅山的《汾二子传》、黄宗羲的《思旧录》以及全祖望撰写的诸多神道碑等，都是这一类文字。本来，伟大的人格放在那里，只要你能体会、善描摹，不难写出大文章。顾炎武这方面的文字也有，如《吴同初行状》，但并不是他所最擅长的，这跟他做学问讲究“实事求是”有关。他做的不是思辩性的哲学，而主要是实证性的史学，尤其是典章制度、天文仪象、河漕兵农等。因此，他的文章风格内敛，很少锋芒毕露，也不太热情洋溢，再激动人心的事，到他笔下，都是点到为止。我想，如果标点顾炎武的文章，最好只用逗号和句号，而不要滥用感叹号。黄宗羲的文章不一样，可以多用感叹号，他的激情澎湃和顾炎武的深思熟虑，就是不一样。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概括顾炎武的文章风格，我想，那就是：干净利落。有古朴之风，而无轻佻之病，这可是典型的中年文字。黄宗羲到老，笔下依旧有青春和激情；而顾炎武写文章，始终显得很冷静。
清末民初，最推崇顾炎武的章太炎讲了一句话，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顾文特色。他说，写文章最好出于名家，而不要出于纵横家。名家讲逻辑，步步为营，没有花把式；而纵横家才气横溢，中间有很多本该直接面对的关卡，竟用瞒天过海的手法，一跃而过。他认为，这不是写文章的好办法。章氏甚至主张，“以疏证之法，施于一切文辞”。以注疏考证这样的笔法来写一切文章，方能做到一笔也不苟简，这自然是把事情推到极端的说法。文人多少总有点才气，写文章自然喜欢摇曳，章太炎主张将这些做作的东西去掉，有新意，汰华辞，并且不枝不蔓，这才可能呈现理想的大文字。
大家知道，写文章，史学家和文学家不一样。史学家的考证之文，如果没有新的史料与见解，别人写过的，你不应该再写。而批评家的文章不一样，同一件事，同一个道理，换一个角度，换一种表达方式，不妨再写。所以你会发现，文士之文——包括文章家以及批评家——容易“水”。比如说，讲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论鲁迅的《阿Q正传》，何止千人千面。但考证文章不一样，一旦有人考对了，你就不要再白费精力。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日本学者已成功地证明顾炎武确实参加了昆山守城，你还在那儿辩，没这个必要——除非你发现了足以推翻旧说的新材料。所以，写考证文章，能不能“每下一义，泰山不移”，那才是关键；写批评文章不一样，能有自家面目，且能自圆其说，那就行了。我们都知道，“有新意”和“有己见”，很可能是两回事。所以，章太炎认为，以疏证之法来写文章，你会对自家的“新意”是否雷打不动十分在意，而不会只顾发抒才情。
第二点，汰华辞，即把那些华丽的外衣统统拿掉。看看你除掉穿靴戴帽、花拳绣腿，到底还讲了些什么。写文章，把你所要表达的意思讲清楚，这就行了。如此“辞达而已”的文章，也能产生美感。学古文献或语言学专业的同学，对文学论文的评价历来不高，他们经常说，你们的文章太多修饰语，是故意摇曳出来的东西。
第三，关于不枝不蔓，就是尽量用最简单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就像做数学题一样，最简短的途径就是最好的。而文学专业不一样，往往是把简单的问题说得特复杂。有这么一种说法：能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说得很简单，是一种本事；而能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说得很复杂，也是一种本事。（笑）相对来说，做考证文章，应该用最简捷的途径来达到目的地。假如承认这一点，你读章太炎的文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写。同样，你再来读顾炎武的文章，也能明白它好在什么地方。当然，顾炎武、章太炎的好文章，大都是述学之文，也就是论学的文字，而不是叙事或抒情文章。叙事的文字有个诀窍，必须肯说多余的话，而且说得不让人讨厌，文章就显得生动，水灵灵的。假如就这么两句，干干巴巴，直奔主题，那不是好的叙事或抒情文章。也就是说，我们表彰顾炎武的文章，主要针对其“述学之文”，而且必须明白这种文章自有其边界。
述学文字，在顾炎武那里，主要落实在书札和序跋。诸位知道，古人写信，不仅仅为了沟通彼此的感情，往往还是一种发表意见的绝好途径。日后入集，变成了《与人书一》、《与人书二十》等，不但删去了收信了，连原先谈日常事务的部分也都被删除了，最后留下来的，往往只是作者自认为最有心得的部分。顾炎武的论学书札，好处是朴实无华，准确明了，一点没有玄虚繁冗之弊。
准确而不是优美，坚实而不是想象，此乃论述文字的主要特征。这样的话，你来读顾炎武的文字，会别有会心。十年前，我曾经为顾炎武的两段话而感动，并因此写了一篇文章，有的同学可能读过。《日知录》卷十九有一则“著述之难”，称写文章“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也就是说，必须是古人还没来得及做，而后世又非常缺乏的，才值得写；这样的文字，才可传。八十年代，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说过，学者写书，最好提前五年。提前十年，没人懂，不可能热销，甚至不可能被关注；与大家同步，那也不行，没有一点新意，会被淹没的。这当然是经验之谈，可太多功利的计算，我不大喜欢。顾炎武之强调“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书是不是好销，而是读书人如何“为万世开太平”，这才是大志向。在座很多人，会跟我一样，将以读书与著述为生，所以，请诸位记住这两句话。当然，话也不能说得太绝，诸位将来要评职称，（笑）还会有世俗方面的考虑。我只是希望诸位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永远记得这两句话。
与这相对应的，是《与人书十》里提到，著述之于古今，意义不同。同是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笑）改铸的新钱，本就粗恶，更何况又把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岂不两失？下面又说，承蒙你问我《日知录》最近又成了几卷，我可不愿意像改铸“废铜”那样写作。“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这是因顾炎武将自己的职责，定义为“采铜于山”。诸位读了这么多年书，对目前学界的状态应该大致有所了解。我们现在批量生产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大部分是以“废铜”充铸“新钱”，极少“采铜于山”的努力。达不到顾炎武那样的境界，起码也应该知道，哪些是真学问，哪些只是谋生的手段；然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早夜诵读，反复寻究”得来的十几条札记，既是学问，也是文章。一般将《日知录》作为一部专著看待，这自然没错。可这是用一则一则笔记集合而成的著作，每则札记本身，很可能也是可诵读的文章。一般人写考证文章，很容易枯燥乏味，得不好读。《日知录》不一样，可作文章读。诸位不信，可在床头置一册，得便时随意翻翻，翻到哪儿读到哪儿，不但学问上时有所得，而且对培养自己的文章趣味也有好处。
老一辈史学家教人做学问，都主张从读《日知录》开始。新一辈史学家教人做学问，则是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说起——当然，因专业不同，作为描红对象的，很可能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或者游国恩等人的《中国文学史》。我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这一点，那就是从通史入手读书做学问，流弊甚大。读通史，编教材，发空论，是五十年代以后，中国人文学者治学的一大歧途。说严重点，过早地“编教材”，会把人的学术感觉全部破坏，尤其是在读大学或读研究生阶段，如果还有志气的话，千万别做这急功近利的事。教材发行量大，流传也广，很多人趋之若鹜。能编出一部作为教材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国通史》，是很多学者梦寐以求的事。可在我看来，这是个很大的误区。几年前，《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风行一时，其中一个观点我不能同意——作者特别感慨，陈寅恪这么伟大，可惜没能写出一部中国通史。现在这思路依然很流行，北大校方说，我们在科研上要造大船，于是计划组织专家集体撰写《中华文明通史》、《世界文明通史》。（笑）我当然很高兴北大能出“标志性的科研成果”，但依我浅见，写“通史”，尤其是教材式的“通史”，在一般情况下，不应该是第一流学者努力的方向。
还有一点，进入学界，一开始入手就编教材，很容易把“编”等同于“撰”。关于这一点，五十年代的做法，给我们留下很深的教训。让大家生集体编教材，怎么编？还不是把“旧钱”买过来，锤碎了再重新改铸。不能说里面没有年轻人新鲜的见解，包括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眼光，问题在于，这种采旧铜而后改铸新钱的论述策略，日后贻害无穷，许多当事人很可能一辈子都改不了这种读书习惯。我问过吴组缃先生和李镇淮先生，北大中文系五五级编教材的情景。据他们说，学生确实很努力，热情很高，可毕竟只是大学本科二三年级的学生，读书不多，许多大的关节，主要还是依靠老师们。学生们的优势在哪儿？在政治立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两方面一结合，一部文学史就出来了。（笑）这当然只是时代的错误，可这种靠读文学史来编写文学史，靠读研究著作来写研究著作的风气，至今没有完全消歇。所以，我开玩笑说，第一个写文学史的人不容易，到了第十个、第一百个，写文学史其实并不难。做学问达到了一定境界，自家格局已定，为通俗起见撰写教材，便于学生接受，这是好事情。但如果一开始就从教材入手，很可能一辈子写不出像样的论文或专著，因其很可能永远逃不出铸旧钱的思路。
老一辈学者常说，读书要从做札记学起。为什么，读书做札记，只要有所得，一点也行，两点也行，日积月累，大小总有所成。我曾经说过——后来有人对我说，这道理本不应该说穿——做学问其实不一定非第一流人才不可。大才子不见得做得好，太笨的当然也不行。（笑）就假定是第二流吧，或者说中等之材，如果方法对头，日积月累，就能做出学问，而且是比较大的学问。大才子不屑于这样一步一步走，觉得太艰苦，老想找捷径，老想找到一种特别特别好的方法，然后“多快好省”地做学问。（笑）这样，很容易走弯路；走了弯路折回来，发现落后，于是更急，更想寻找简捷的路径。一辈子就这么转来转去，浪费掉了。诗人和学者不一样，没才气肯定写不了好诗，但没才气不一定做不了学问。当然，学问做到某个层次，没才气或者缺乏想象力，还是上不去，那是另一回事。换句话说，做学问对方法、对心境、对积累等，要求得比较多。明白这一点，诸位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老一辈学者会主张从写札记入手。读书做学问，需要一点一点地“抠”，札记多了可以做成论文，论文多了可以做成专著。而现在的时尚是，大学阶段就开始构建涵盖人类全部知识的框架或体系，（笑）然后再从上往下做。别的专业我不敢说，对于讲究涵养与体味的文史学者来说，这不是一个好路子。
刚才所说的，比较接近顾炎武等清儒做学问的方法。清代学者会告诉你，要随身带个本子，有心得就赶快记下来，能做成一条考据就做成一条考据，一年中，能有几则得意的考证，那就很不错了。自从流行阅读与撰写“通史”，才气大者，都已经不屑于就“小问题”撰写“小文章”，更不要说“不登大雅之堂”的札记了。直到最近，我还在学术会议上听到这样的议论：外国学者只会写小文章，不像我们那么善于通观全局。其实，我们今天以“通史”写作为中心的论述，是晚清以后编教科书落下的毛病，既背离清儒治学的方法，也与当今西方学界的著述方式迥异。
这两段文字之所以让我大发感慨，除文章风格外，更重要的是顾炎武治学的路数，以及他所追求的学术境界。至于《金石文字记序》和《与友人论学书》，或许更能体现其述学之文的风格和趣味。《金石文字记序》前半部分所写，主要是“喜”，即二十年间周游天下，看到各种各样的材料而“喜不自寐”。后半部分则突出“难”，以一布衣走天下，“踯躅于山林猿鸟之间”。讲清楚了这访求古人金石之文的“喜”与“难”，再把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带进来，说明自己的学术承传与发展路径，思路非常明确。既是介绍写作过程以及学术源流，同时也表达作者的心境与趣味。
在《与友人论学书》中，针对明代学者的空谈心性、无补于世，顾炎武称，先儒并没有那么多神秘玄妙的东西，论学其实很平易近人。所谓的性呀，命呀，天呀，都是孔子、孟子所不谈的。孔孟谈什么？不外“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这既是日常生活，也是安身立命之处。如此注重现实人生，贬抑思辩和玄虚，与顾炎武对明清易代之际文人立场的深刻反省密切相关。也就是他说的：“愚所谓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天下事，以士大夫的立身为根本，因此，羞耻感的浮现，是最为重要的。文章最后说：“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整篇文章基本上沿用《论语》、《孟子》的思路，以之对照明儒的喜欢空谈心性，得出这样的结论：道不远人，圣人之学是平易而且可以遵循的。落实到明清易代之际，则是讲那么多玄虚的东西有什么用，最关键的是，在大转折的时代，你如何把握住自己，如何守住自家的信仰与立场。这样，把“行己有耻”和“博学于闻”二者结合起来，既“成人”，也“成学”。我想补充的是，对于顾炎武来说，这更是“成文”的必要途径。下课。
2001年5月讲授，2001年10月29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