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观的变化与民族精神重建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民族精神论文,财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6)01-0118-04
研究民族精神的学者很少关注财富及财富观问题，即使涉足也多将两者放在对立面上。其实，从实际情况看，对待财富的价值理解和态度是民族精神的构成要素，把握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离不开对该民族的财富观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财富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客观上把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建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
马克思主义认为，财富本身的形态是物质的，但人对待财富的态度却是精神的；财富的积累本身是自然过程，但积累财富所涉及的关系却是社会过程。财富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物质与精神、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相统一的问题。这里的精神包含人们的道德精神，关系包含人们的伦理关系，社会过程包含人们对财富的价值思索和演示过程。在财富面前，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无不生动地展示出来。
西方主流经济学惯用纯粹物质的方法看待财富，如英国学者乔治·拉姆赛曾将财富定义为“那些为人们所必需的、有用的、适合于他们需要的，而且不是由自然界自发地、无限丰富地提供的物质”。他们一般回避财富的社会过程这一本质问题，但是，当他们分析积累财富的活动时也常常论及所谓“道德上的后果”。① 这是西方人的传统。
管子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② 他在这里所说的“仓廪实”和“衣食足”就是财富，并指出了财富与道德存在某种联系。毋庸置疑，在阶级社会里，普通的劳动者在“仓廪实”、“衣食足”的情况下一般是会“知礼节”、“知荣辱”的，由此出现一种所谓的“太平盛世”。但“仓廪实”和“衣食足”与“知礼节”和“知荣辱”的联系不是必然的，封建专制统治也不可能长久地建造有益于普通劳动者的“太平盛世”，所以管子的这种见解不能入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主流也是理所当然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主流是儒学伦理思想，儒学一般是在与道德相对立的意义上谈论财富问题的(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③ 等)，越是大师越是这样。这是中国人的传统。
从逻辑上分析，财富与道德的联系的真谛在于利益是道德的基础这一定理。利益不是抽象的，其实质内涵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经济的、政治的、法理的、伦理的)，普遍形式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道德的基础就是财富(关系)，不能离开财富讲道德。但需要注意的是，说财富是道德的基础，并不是说财富就是道德，经验证明财富既可以生发和促进道德，也可能生发和固化不道德。管子见解的失误在于把财富与道德等同了起来，只看到财富与道德关系的一个方面。财富与道德的必然联系，是经由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即财富观建立和展现的。所谓财富观，简言之，指的是人们获取、占有和安排财富的方式及与此相关的权力观念、生产观念、交换观念、分配观念等。它在内涵上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层面，即对财富的价值理解、谋取财富的手段、安排财富的方式。
财富是每个人的生活之必须，思量和追求财富是人生的恒常主题。一个人要生存，图谋自身的发展，要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都离不开财富，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然而，正是在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上，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却显示出高下之分，表现出不同的财富观。“鸟为食死，人为财亡”反映的是剥削阶级的道德观和人生价值观；“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反映的是大多数人对金钱财富价值的理解。
如果说，对财富价值的理解属于纯粹的思想观念，不会与他人和社会发生直接的利害关系的话，那么，追求财富的方式则与他人和社会构成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成为典型的伦理道德问题。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追求财富，在获得财富的同时也就实现了社会和个人的道德价值，获得财富越多道德价值实现的范围越广。反之，采取违背道德乃至法律的手段谋取财富，在获得财富价值的同时也就丢失了道德价值，财富越多越缺德。
表面看来，如何安排自己的财富是纯粹的个人自由，“自己的钱自己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与道德无关，其实不然。首先，分配和安排自己财富的观念会影响到个人的道德和精神生活质量，所谓“他穷得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的评价用语，说的就是财富安排失当出现的异常状态。其次，如何安排自己的财富，会直接影响到子女乃至社会上其他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读者》2004年第14期有篇短文《看孩子知老子》，作者说他的上中学的孩子有个“富姐”同学，读书不用功，却挥金如土，一次请四个同学吃饭点四个菜，就花了800多元，相当于时下一个普通公职人员一个月的薪水。不难想见，这个“富姐”同学的不良行为与其富有的家长的理财方式不当是直接相关的，结果不仅不利于“富姐”的健康成长，也给她的同学带来了不良影响。再次，如何安排自己的财富还会对社会风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黄赌毒屡禁不止，显然与一些人安排自己的财富不当是直接相关的。
在社会实践和实际生活中，财富观的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共同展示其道德价值内涵的。其中，对财富价值的理解是思想观念基础，获取财富的方式及手段是主体和核心，安排财富的观念和方式是后果。财富观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道德观念系统，其各个层面在演示过程中会产生道德上的后果。
不论是在伦理学还是哲学、历史学的视域里，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核心部分都是该民族关于伦理道德的普遍的价值理解和行为方式，这在中国学界没有多少分歧意见。财富观与道德的普遍的内在联系，决定了财富观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主体部分和通常表现形式，也是评判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实际状态的重要指标。
在传统意义上，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在财富观上的表现可以一言以蔽之：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艰苦奋斗、勤俭持家。这些直接生发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财富观念，经过儒家人伦伦理和政治伦理文化的长期教化，支撑着人们伦理思维和道德生活的实际过程，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崇尚团结友善、诚实劳动、推己及人、与人为善、六亲和睦的道德精神和道德生活方式，营造了整个社会和睦相处和友善交往的伦理氛围，为中国封建社会得以维持几千年的稳定并曾几度赢得繁荣，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生存繁衍、经久不衰提供了最为可靠的思想道德基础。
改革开放特别是大力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以来，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变化的核心正是财富观的变化。财富观的变化给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既带来了多方面的进步，也造成了一些与时相悖的失落。
进步因素集中表现在，通过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我们丢弃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左”的思维模式，在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国方针的引领下，厉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物质财富的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基本上告别了“贫穷的社会主义”，并正在党的十六大精神的指引和鼓舞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发生这种历史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不再谈财色变，不再因为自己要做君子而视钱财为阿堵物；不再因为要恪守和发扬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传统精神，就不想利用开放搞活的社会环境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家致富，不想追求高标准的家庭生活；不再因为要发扬与人为善、推己及人的传统精神，就放弃与人竞争资源和市场的各种机遇，如此等等。总之，人们普遍对财富有了合乎时代要求的正确认识，关心和追求财富，通过合乎法理和伦理的诚实劳动发家致富，越来越被看成是光荣的事情。毋庸置疑，财富观的这种进步正是赢得20多年来的辉煌成就的价值观念基础。如果说，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的灵魂是保障国家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宁的话，那么如今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正在注入力求国家强大、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的新因素，它使我们的社会空前地充满活力，民族精神得到空前的振奋，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希望。
财富观变化的消极因素集中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泛滥成灾，从三个不同又相互关联的层面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道德失范问题。极端个人主义的道德失范，“失”在一些人以自己为本位和中心，只要个人快快发财，而置他人的利益、需要甚至死活于不顾，置集体和国家民族的整体发展于不顾。拜金主义的道德失范，“失”在一些人拜倒在金钱的脚下，甘作金钱的奴隶，为了个人快快发财而无视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的道德规范要求，直至毁损自己的人格也在所不辞，不择手段搞钱。享乐主义的道德失范，“失”在安排个人财富失当，或者挥霍无度，或者越过自己的财富能力追求享乐，或者只想消财不愿谋财。在财富观上，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三者是一种消极的价值观念系统，其认识和实践的逻辑程式是：从个人主义的目的出发，不择手段追求个人财富，贪图个人享乐。
从思想认识上看，这种消极的逆向变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其突出的糊涂认识和混乱的社会心理就是：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成是以搞钱为中心，思想上不能真正理解和接受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科学全面观；一些人以为“天既变道亦变”，视个人与社会的道德精神为过了时的东西，把追逐金钱财富这一人生的基本需要看成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是惟一目的。《今日财富》2004年5月有篇题为“伦理阳光何时普照财富增长之路”的长文章指出，如今“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坑蒙拐骗无所不在，从毒大米、毒酒、毒辣椒到毒药，从股份公司做假账到基金黑幕，从官商勾结到黑社会杀人越货，从私人老板对打工仔打工妹赖账到部门经理带领部下员工集体‘辞职’，为追逐金钱不择手段的‘原罪’已在很大程度上玷污了市场经济的声誉”。无庸讳言，文中所言在财富观与道德观及其同民族精神的关系问题上是切中时蔽的。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些人率先富起来了，但应当看到这类转轨富豪中不少人也是问题富豪，他们的钱来路不明，拥有钱以后或者大修祖坟和小白宫，或者吃喝嫖赌，或者携钱亡命天涯，或者像葛朗台那样守着自己的钱财，不愿为他人和社会做一点点积善成德的事情。他们的财富越来越多，心却离社会风尚、离“穷人”越来越远了。这种变化趋势表明中华民族的明礼诚信、与人为善、同情弱者、济危扶贫的传统精神正在失落，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而那些不会搞钱的人们是什么心态呢？或者自视清高，抱着愤世嫉俗、不愿与会搞钱的人同流合污的对立情绪，或者自视灰溜溜的落伍者，萎靡不振，缺乏进取心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的财富观及伦理思维方式即使是在过去的年代也是与中华民族的精神格格不入的。
会搞钱的不择手段，不会搞钱的萎靡不振；富了的不会安排自己的财富，没富的牢骚满腹混日子，这正是财富观逆向变化引起道德失范、造成中华民族传统精神部分失落的主要表现。审视这种逆向变化，我们没有必要非得说清楚它是主流还是次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正膨胀着一些人的私欲，麻痹着一些人的神经，腐蚀着我们民族的灵魂，制约着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
面对财富观的变化引发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变化，我们需要围绕中国人究竟需要树立什么样的财富观思考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建问题。
合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要求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财富观，首先应当包含以富为荣的观念。而要如此，就应当注意纠正两种落后的思想观念。一是为富不仁的观念。这一思想观念由来已久，实际上是阶级对立和对抗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都是富人，被剥削阶级都是穷人，富与贫的对立在一般情况下正是阶级对立的代名词。这种情况使得历史上的中国劳动人民长期存在一种轻富、贬富、仇富的心理，认为富人都是为富不仁的人、“问题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左”的思潮的深重影响，这一心理不但没有得到化解，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出现过强化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一些人对党的富民政策缺乏应有理解甚至存有抵触情绪，加上一些富人自身存在着不仁为富和为富不仁的劣迹，以及贫富差距不应有地不断增大，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健全，在全社会形成了新的富人与穷人的对立，使得普通劳动者的轻富、贬富、仇富的心理依然存在。二是“不患寡，只患不均”的小农平均主义思想观念。这一思想观念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在小农经济社会里，人们的生产资料和手段差不多处在一个水平线上，除了地主官僚，人们占有财富的多寡相差无几，这种获取财富的方式和安排财富的可用资源，必然养成了人们均贫富的思想观念，谁家若是稍微富了一些就难免会遭受他人的妒忌直至诋毁和诽谤，所以在旧中国人们普遍存在怕富的心理，这种心理在改革开放之初随处可以感觉到，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存在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为富不仁和均贫富的财富观都是消极的，它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不利于人的能力特别是潜能的发挥和增强，同时也为缺乏社会责任感、不思进取的懒汉懦夫提供了心理土壤和舆论环境。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不能因为有人为富不仁就提倡甚至赞扬以富为耻的思想观念，因为存在不合理的贫富差距就默许甚至主张均贫富。我们需要的是在全民族中倡导以富为荣的新的财富观。
其次，应当包含诚信谋财的思想观念。诚信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做事的根本。作为一个道德范畴和价值标准，它强调的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实话实说、实事实做。体现在谋财的手段上必须是：谋财不违法、谋财不缺德、谋财不伤人、谋财不害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这句古训并没有过时，相反，应当被立为搞钱的路标、会搞钱的人的座右铭。因此，要加强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以为当前应当特别注意加强对从业人员尤其是企业主的职业法规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中国现在的企业家真是形形色色，他们搞钱的手段真是五花八门，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是受过专门的教育和培训的，基本上都是自生自长或自生自灭的淘金者，偏爱和擅长搞钱之技而漠视以至厌恶搞钱之法与德，这是不正常的。从树立新的财富观的客观要求出发，应当像重视教育和培育党和国家公务员那样重视对企业家的教育和培训。为此，国家应当设置相关的专门教育机构。
再次，应当包含合理理财的观念。一个人安排自己的财富应当合理。如前所说，个人的消费不能给个人带来伤害，不能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不能给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除此之外，合理理财还应当包括关心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善举。从人的全面发展观看，物质财富的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在这种需要得到基本满足的同时应当追求高层次的精神需要，这样的人生对社会和自己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用自己的财富扶持贫困的人们，帮助弱势群体，不仅解决了他人的危难，也使自己得到一种道德和精神上的愉悦，可谓一举两得。关心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传统美德，也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果说一个并不富有的人都能做到助人为乐，那么富人更应当如此，因为富人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到过华西村的人都知道，村头偌大的宣传牌上有两行用仿宋体赫然书写的大字：“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房子豪华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那是吴仁宝为富有的华西人题写的，反映了当代中国富人在安排自己的财富问题上正在形成的优良品性。
综上所说，财富、财富观与道德的关系值得重视，财富观的变化引发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变化更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面对新时期的世纪挑战，我们需要重建自己的民族精神，而要如此就不可忽视研究和倡导新的财富观。
注释：
①[英]乔治·拉姆塞《论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页。
②《管子·牧民》。
③《论语·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