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动因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关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宣战的动因，当时的日本统治阶级一再标榜是为了“永保东亚和平”及“维护日英同盟的利益”，这显然是蓄意施放的烟幕；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蓝辛为维护美国在华利益，阻止日本独霸中国，因而指责日本出兵山东是另有野心，此说亦未能全面说明日本对德宣战的动因。日本对德宣战的真正动因在于：出兵山东，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步骤；当时的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为内外交困的日本统治集团提供了一个摆脱困境、扩大侵华的良机。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同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之间为重新分割世界展开了血腥的武力较量。8月23日，远离欧洲的日本也对德宣战，出兵山东，把欧洲的战火引燃到了远东。
日本何故参战？日本的统治阶级在对德通牒和宣战诏书中曾一再标榜是为了“永保东亚和平”及“维护日英同盟的利益”；当时日本的报纸则极力渲染三国干涉还辽以来日德之间的种种新仇旧怨，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也亲自出面发表演说，强调日本参战是对德国鼓动干涉还辽的复仇战，开战时英国的海军大臣邱吉尔亦同此见；引导内阁通过对德宣战案的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在说明参战理由时则强调：协约国必将最后获胜，日本参战不致吃亏，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可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巩固在东亚的势力；美国国务卿蓝辛则认为日本对华怀有野心[①]。除此之外，尚有其它不同的解释。真可谓众说纷纭，持论者立场不同，各执一端。确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探讨。
笔者认为，上述前两种解释，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掩盖其夺取山东的阴谋而蓄意施放的烟幕；后两种解释也有失全面。本文拟依据史实，对前两种论调进行简要的剖析与辩驳，并就日本参战的真实动因陈述一些刍荛之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并非为了“英日同盟”
日本的统治阶级曾一再标榜，日本之所以对德宣战，是“基于同盟的情谊”，“应英国盟友的请求”，为“履行日英同盟的义务”，“维护日英两国在远东的利益”。但只要剖析一下战前日英两国的关系、英国对日本参战的态度，英日同盟条约的内容以及日本参战后的举动，便不难看出，上述说法只不过是日本为达到参战目的而制造出来的借口而已。
1911年7月13日，日英两国为维护各自在中国、朝鲜、印度等地的殖民权益缔结了第三次同盟条约。但两国续约的目的，与前两次缔约却有明显的区别。英国主要是因在欧洲急需对付德国的挑战，在远东尤须依靠日本的力量维护它的既得权益，保持远东地区相对稳定的有利局面；而日本则想利用这一同盟扩大在华影响，谋求在华利益的优势地位[②]。这种不同利害的结合，导致了两国的不和与矛盾。到大战爆发前，日英同盟关系已濒于破裂的边缘。
日英两国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在辛亥革命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武昌起义爆发后，日本力图保持清廷摄政王载沣的地位，以维持清朝的君主制度，而英国则支持袁世凯控制清政权，迫使载沣退位；在中国的政体问题上，日本力主实行君主立宪制，英国虽然也认为共和制度不适于中国，但面对革命党人的强硬态度，为使中国局势迅速稳定下来，后来逐渐转向赞同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共和制，并迫使日本不得不放弃了武力干涉的企图；在辛亥革命后列强争夺中国路权的角逐中，日本加紧向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进行经济渗透，更遭到了英国的强硬抵制[③]。这一切，都使两国的同盟关系处于日趋紧张的状态。事实上，早自1912年初，日本舆论界便已出现了攻击英国、批判日英同盟的言论，认为日英同盟已成为一具“僵尸”[④]，要求政府在对华问题上采取独立政策。到第三届桂太郎内阁（1912.12.21——1913.2.20）时，日本政府一度确定了抛弃日英同盟转向日德同盟的外交新方针。1913年2月，桂太郎会见孙中山时的谈话，充分表达了这一点。他说：“我在日俄战争前，为结成日英同盟竭尽了全力。现在日俄战争的结果既已分明，而日英同盟的效用完全终了。此后日本绝不能联英，而英国更不用联日。在太平洋上，英日两国完全站在敌对的立场上。此后日本唯一之生路、东方民族唯一之生路，唯有极力阻挡英、俄的联结，而且尽力联德，以日德同盟继日英同盟之后，以对英作战继对俄作战之后，必须打倒英国的霸权，而后东方乃得安枕，而后日本乃有生命”[⑤]。桂内阁的这一日德同盟的计划，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上述史实业已表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国的同盟关系已冷淡到难以存续的地步，“要不是欧战爆发，日英同盟也许早已破裂或名存实亡”[⑥]，两国之间已无什么“情谊”可言，日本大可不必为了“同盟的情谊”而大动干戈。
日本参战又是否“应盟友英国的请求”呢？试看围绕日本参战问题的日英交涉。
战争初起时，英国并无意将战事扩大至远东。英国外相葛雷深恐一旦战事延及中国领土领海，势必引起中国的骚乱，影响英国的对华贸易，损害英国在华的优势地位。因而，当8月1日葛雷以同盟关系通知日本，英国可能对德宣战时曾明确表示，他本人“并未预见到英国因同盟关系有向日本求助的可能性”[⑦]。但日本决意趁火打劫，不顾英国的上述表示，仍主动提出了参战的请求。8月2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宣言，表示“万一时局转变，英国投入战祸，以日英协约目的或濒危境，日本以协约义务，必至执必要之措置”[⑧]。与此同时，则加紧进行对德作战的军事部署，到8月3日，日本第二舰队在佐世堡已作好了随时出动的准备，陆军参谋本部已着手制订进攻青岛的作战方案[⑨]。
对于日本参战的请求，英国心存疑虑，颇为矛盾。它既害怕日本乘机扩大在华势力，侵犯自己的在华权益，又担心日本占领德属太平洋诸岛屿会同澳大利亚和美国引起纷争；但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日本海军的力量，消灭德国远东舰队，保护英国对华贸易，尤其害怕日本倒向协约国，于战争大局不利。这种矛盾心理，决定了英国只能是希望日本在有限范围内的参战。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时通过驻日英使格林向日本政府表示“万一战争波及远东，香港和威海卫受到攻击时，希望日本予以援助”[⑩]。8月7日，又正式要求日本出动海军协助 搜索并击毁正在中国海面袭击英国商船的德国伪装巡洋舰[①①]。英国的目的只不过是希望日本仅在中国海范围内助他一臂之力，却未料到这正中日本的下怀。
8月7日晚10时至8日凌晨，日本连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参战问题。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在说明日本应当参战的理由时颇费心机，他承认“现今日本还没有处于根据同盟条约的义务而必须参战的立场，因盟约所规定的协同作战的事态并未发生。但是，基于英国的请求、同盟的情谊，和帝国趁此机会可以从东洋肃清德国的根据地，在国际上进一步提高地位的利益，所以断然参战，相信乃适合时宜之良策”[①②]。加藤把根据日英同盟的“义务”和“情谊”两者分别开来加以使用，认为即使没有发生德国攻击威海卫和香港这种情况，也可以“情谊”作为对德宣战的根据，以确保日本在亚洲军事行动的自由[①③]。最后，内阁会议决定以“应英国盟友的请求”和“履行日英同盟的义务”为由对德宣战。8日下午6时，又取得了天皇批准和元老的赞同。前后所费不过20小时，就高速度地完成了参战的一切法定手续。
紧接着，日本又同英国讨价还价，谈判参战条件。8月9日，加藤外相通过英国驻日公使递交了一份关于日本对德《开战理由及战争范围的备忘录》。内称“一旦成为交战国，日本的行动则必然不能仅限于击毁敌国的伪装巡洋舰。……为了消灭损害日英利益的德国势力，有必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①④]。很显然，日本不同意英国提出的将战争行动只限于在中国海游弋和消灭德国伪装巡洋舰（英国限定战争范围意味着不许日本染指中国大陆和太平洋上的德国领地），而是要全面参战，以便达到其预定的参战目的。
东京的过份“热心”，使伦敦大为惊慌。英国害怕日本一旦全面参战，将向中国以及南洋群岛扩张势力，进而给予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以冲击，同时又将恶化美国的舆论[①⑤]。因此，8月10日，英国外相葛雷照会日本政府，希望日本“暂勿参战”。日本外相加藤立即以“日本政府既已根据英国政府的要求决定参战，只要情况没有重大变化，就得坚持对德参战，否则将会招致重大的政治危机”为由向英国苦苦哀求。11日，又转而对英国恐吓说，如果英国的确撤销业已要求日本参战的意图，那将会给日英同盟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①⑥]。英国鉴于已难以阻止日本参战，为安抚日本，并通过保持表面上的行动一致以继续抑制日本乘机作过分扩张，被迫于12日同意了日本参战，但仍要求日本声明“不攻击德占区以外的中国地区，不在南中国海及太平洋采取战斗行动”[①⑦]。此时，英国的意图是想靠牺牲中国的胶州湾来换取日本不再南进的保证。但日本什么保证也不给，反而利用英国在胶州湾问题上作出的妥协，慌忙于8月15日以“维护日英同盟”的利益为由，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英国对日本参战始终是怀有戒心的。最初并无意日本参战的英国，在日本的执拗要求下，为避免日本倒向同盟国，其态度经过了一个从希望日本在有限范围内参战—→要求日本“暂勿参战”—→被迫同意日本在限定范围内参战的曲折变化。而日本则利用英国的矛盾心理，通过请求参战—→强硬坚持参战—→自行宣战等步步进逼的狡诈手段，才取得了英国对其出兵山东的承诺。事实表明，日本属主动争取参战，并非应邀参战。
况且，即使依据“英日同盟”，日本也并没有必须参战的理由和“义务”。1911年的第三次《英日同盟条约》第二条规定：英国无故遭到德国的“攻击或侵略行动”，英国为保护在东亚和印度的权益而与德开战时，日本有义务“援助其同盟，共同作战”[①⑧]。然而，上述事态并未发生。就连日本加藤外相也承认：当时的形势并未发展到可以援引英日同盟的义务而必须参战的地步；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如果愿意，是完全可以守中立的”[①⑨]，正如日俄战争期间，英国并未直接卷入战争一样。
日本在“日英同盟”的幌子下对德宣战，而英国对日本参战的“诚意”始终心怀芥蒂，尤其担心日本会乘机夺取德属太平洋诸岛屿。英国的担心为日本参战后的行动所证实。日本强占了胶州湾和德国在太平洋上的马绍尔、加罗林和马利亚纳诸岛屿后，并无意分担对德战争的重负。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曾多次敦促日本派军队到欧洲作战，日本政府却推辞说：“日本人不习惯欧洲的气候条件”，“日本距离战线太远”，“日本建军的目的是为了捍卫祖国”等等，拒绝出兵。1917年3月，在英法承认它占领德属赤道以北太平洋岛屿的前提下，日本才派出了几艘军舰去印度洋和地中海。另外，还不时作出一种投向德国的姿态来对它的盟邦施加压力，予取予求[②⑩]。由此可见，日本参战是为“履行日英同盟的义务”、“维护两国在远东的利益”之说也是难以成立的。
二、亦非为了“对德复仇”、更非为了“东亚和平”
“对德复仇”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德国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但只要认真剖析一下战前日德两国的关系、德国对日本参战的态度等，便可揭穿其虚伪性。
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历史舞台上，昨日寇仇，今日为友的事例屡见不鲜。俄国本是“三国干涉还辽”的主角、1904—1905年日本的战争对手，但在战后不久，双方出于维护各自在中国北部的利益，共同对抗英美对这一地区渗透的需要，早以冰释仇消，化敌为友，在1907—1912年间，先后缔结了三次协约。对于曾参与干涉还辽的法国，日本为能在巴黎金融市场上举债募款，也于1907年6月与其握手言欢，缔结了《日法协定》[②①]。
当欧战征兆初露之时，日本朝野上下便响起了一片享此“天佑良机”，扩大侵华的叫嚣声。但日本以参加哪一方作战最为有利？统治阶级内部并非完全一致。在日本的政界和军界，特别是在“以德国的军队为范例发展起来的日本陆军中，对德国的实力估计过高，认为德国会获胜者不乏其人”[②②]。但是，由于加藤外相和以参谋本部为中心的陆军中坚层人士认定协约国方面占有军事优势，考虑到“攫取德国的属地要比攫取英法俄三国的属地容易一些，所以日本作出了有利于英法的抉择。但尽管如此，亲德派的影响在日本的对外政策中仍然起一定的作用”[②③]。
当日本为寻找参战借口而积极活动之时，专注于欧洲战场的德国并无意也无力分心于东亚，极不愿在远东与日本寻衅，且为消除日本参战的借口作出了种种努力。德国的用意很清楚，它不让日本有任何进攻德国的借口，同时给英国以东方可以维持现状的希望，以扩大英日矛盾，阻止日本参战，保全德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的殖民地。
其实，日本对德国的态度早已了如指掌。例如：8月8日，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在面见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时，大隈在谈话中便承认，德“与日不表敌意”[②④]。同一天，在东京召开的日本元老和内阁成员联席会议上，元老山县有朋在发言中也指出：“德国也是友好国家，没有充分理由把它当作敌人对待”，“确定对华政策才是决定参战的前提”[②⑤]。这一事实也再次说明：日本对德宣战，并非因为同德国有什么旧怨或新仇，而完全是出于乘机扩大侵华的需要。
至于参战为“永保东亚和平”之说，更属无稽之谈。略举数端，便可使此论体无完肤。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是各以英、德为盟主的欧洲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之间的武力较量，战争爆发在欧洲，交战双方均忙于欧战，无暇东顾，并无意把战火扩大到远东。英国的自治领，特别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坚决反对日本参战，而希望自己能夺取德属太平洋岛屿[②⑥]。法、俄两国为了防止日德联合，出现腹背受敌的局面，曾竭力维持同日本的“亲善”关系，但出于确保各自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考虑，两国都害怕日本在远东“自由行动”。所以，俄国外交大臣曾向英、法大使表示，将来可由英、法、日三国分割德国的殖民地，而不赞成由日本独占胶州湾[②⑦]。尽管上述各国反对日本参战的动机不一，且并非为了中国的利益，但如果不是日本强行参战，远东的战火或许能够避免，东亚的和平何需烦日本代劳。
其次，德国在东亚并无战争计划，其军事活动纯为防御性质，并未构成对日本战争威胁。
8月23日，日本天皇在宣战诏书中宣称：德国“在其租借地胶州湾，亦日夜修战备，其舰艇频出没于东亚之海洋，帝国及与国（英国）之通商贸易致受威压，极东之和平将濒于危殆。”故日本“为防护（英日）同盟协约所预期之全般利益，决执行必要之措置”[②⑧]。实际上，日本的上述开战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如前所述，陷于欧战的德国，不仅无意在远东对日开战，且为保存自己在山东的势力，曾努力消弭日本参战的借口。当时德国在东亚的兵力单薄，到1914年8月底，青岛的防御兵力仅有军官143人、士兵3980人，其中预备役1300人[②⑨]。以此数千之孤军，防守环界百里诺大之胶澳租借地，其守备之薄弱显而易见，更谈不上能主动出击。
至于德舰妨碍东亚商务之说，也难以成立。因为，欧战初起时原驻扎在青岛的德国远东舰队的主力便已奉命出巡太平洋各地，停泊在中国领海内的唯一具有威协性的德国轻型巡洋舰“爱姆登”号，于8月初向海参崴进发，曾捕获俄国辅助巡洋舰一艘和商船一二艘，旋即驶向了南洋[③⑩]。所以日德开战时停泊在胶州湾内的仅有已被卸去武装的奥国巡洋舰“凯塞林·伊丽莎白”号、德国驱逐舰“S—90”号以及商船若干艘[③①]。它们一直龟缩在胶州湾内，连防御犹恐不及，更谈不上主动出击，焉能威胁东亚商务。
其实，对于日方的上述论调，当时英日两国的进步舆论便已进行了揭露和反驳。例如，8月18日英文京报的一篇社论便指出：“英德开战乃在欧洲，于远东毫无关系。日本究何所迫而必欲干涉之。如德国无故攻击香港或扰害威海卫，则可认为扰乱和平。然德国并未计划及此。即远东之商务及运输，自开战以至今日，仍继续如前，中国各处商港犹日见英国商船之出入。青岛之为德有，究何碍于远东之现状，而日本必欲自进而取警卫之劳？”[③②]日本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东洋经济新报》在8月15日发表的社论中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奥在东亚的军事势力也不过只有几艘军舰而已。压迫它，加以封锁，以保持东亚海面的安宁，可能只需举手之劳。至于德国在胶州湾微不足道的陆军，即使置之不理，它也无所作为。如果要发动大军把它攻陷，我们必须说，这是超出了日本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范围。”[③③]
三、真意何在
笔者认为，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出兵山东，是其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步骤；同时，也是一次蓄谋已久和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大战爆发后的中国形势，为内外交困的日本提供了一个摆脱困境、扩大侵华的良机。
众所周知，早在明治年间日本政府制定的“大陆政策”中，便确定了具体的侵华步骤：第一步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中国的满蒙地方；第三步征服中国内地[③④]。日本的侵华行动正是按照这一步骤实施的：通过甲午战争，攫取了中国台湾，后又将福建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日俄战争，攫取了中国东北南部的独占权。从南（台湾—福建）、北（南满）两路打进中国大陆，奠定了牢固的侵华基础，接着便是向中国内地扩张了。早在1908年9月25日，日本的第二届桂太郎内阁制定的《对外方针政策决定》中，便已提出了“在中国国内扶植我国势力”[③⑤]的方针。1911年10月24日，西园寺内阁通过的《对清政策》再次明确规定“关于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于对我最有利时机之到来，今后应特别致力于在中国内地培植势力，并设法使他国承认帝国（日本）在该地之优势地位”[③⑥]。为具体实施向“中国内地”扩张的方针，1911年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曾致电外相内田康哉，提出了利用辛亥革命之机，“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③⑦]的方案。1912年间，日本又趁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之机，与之签订了所谓招商局借款、江苏省铁路借款及“合办”汉冶萍公司借款合同等，力图向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进行经济渗透。在1913年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起草的《对华外交政策纲领》中，除提出要确保并扩大在“满蒙”的权益外，仍声称“必须在各省推进我邦人的和平活动，扶植利益，谋求开拓市场。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物质丰富的华中及华南，更要谨慎周到地推进我之步伐，巩固地盘”[③⑧]。
上述史实清楚地表明：自日俄战后不久，日本便已把独霸“满蒙”，进而向“中国内地”扩张，在整个中国确立“优势地位”的方针作为其侵华政策的基本方向及主要目标。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出兵侵占山东，只不过是具体实施这一计划的又一步骤而已。侵占山东对日本侵华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使日本在已开辟的南北两路之间又实现了一个新的中间突破，并对中国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北京形成了直接威胁，从而在战略态势上完成了独霸中国的部署。当年民国政府外交次长曹汝霖在呈给袁世凯的说帖中称“日本在中国，北有南满，中有汉口，南有福建，若复代中国而居山东之地位，握京津水陆交通之咽喉，其形势最可惊骇”[③⑨]。他所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就连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一书也承认“此次日德战争，则可视为（日本）推行国策的手段而主动寻求的战争”[④⑩]。1914年日本参战与其说是针对德国，倒不如说是借机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更为确切。
如上所述，在日俄战后日本历届内阁制定的对华政策决定中，每谈到向“中国内地”扩张的具体方向时，大多指出华中和华南，并未涉及山东，似乎大战前日本并未有染指山东的企图，日本攫取山东的计划是在武力占领山东后才酝酿成熟的，以致在中日史学界均有人持这种见解[④①]。但征诸史乘，此结论则难以令人苟同。事实表明：日本图谋山东的野心由来已久，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而出兵山东，是一次蓄谋已久和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
早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就曾派出大批特务到威海、烟台等地刺探军事、经济情报，测绘地图等[④②]，为其侵略山东作好了充分准备。甲午战争之际，日本更直接出兵攻占威海，造成中国甲午战败之终局。在1895年1月日本统治集团内部酝酿起草媾和条约时，一些头脑发热的军政要人曾提出了要求割取山东、江苏、福建、广东4省等主张。《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仍以等待清政府偿清赔款为借口，驻兵威海达3年之久。1898年德国捷足先登占领胶州湾，将山东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后，日本十分嫉恨，日本议院“日夜聚议，大有攘臂出头之势”[④③]。但由于当时日本对华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图谋攫取与台湾遥遥相对的福建省，因而当德国表示支持它对福建的要求时，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采取了隐忍待时的态度。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借助本国的私人商业资本加强了对山东的经济渗透，并同德国资本展开了激烈争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商人在烟台、青岛的商业和航运势力已超过或接近德国[④④]。随着日本经济侵略势力在山东的日益增强，特别是随着日本向“中国内地”扩张的野心日趋膨胀，到大战爆发前，德国统治下的山东已成为日本亟欲攫取的重要目标。据《胶澳志大事记》记载，1913—1914年期间，日本政府要人及驻华殖民头目频繁地在青岛出现，这说明日本早自1913年起便已加紧了与德国争夺山东的实际准备。上述史实清楚地表明：日本图谋染指山东，至少可上溯到甲午战争时期，并且一以贯之，从未放弃。大战爆发后，日本侵占山东决非偶然，日本在对德通牒中作出的日后将胶州湾归还中国的许诺，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的伎俩。
转移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也是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的直接动因之一。大战前几年，日本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在国内，财政危机及由此而引发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长期以来统治集团奉行的对外侵略政策，造成军费和海外殖民地开支负担过重，致使日本背上了一身沉重的外债。到1914年，外债总额已达20亿日元，超过了同年租税收入的6倍[④⑤]，陷入了已无法支付外债利息的窘境。在难以借到外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一再增加国内捐税，从而激起了中小资产阶级及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而日本陆军仍逼迫政府再增设两个师团，并于1912年12月搞垮了西园寺内阁，先后组织了桂太郎和山本权兵卫两届军阀内阁。军部的独断专行，无异于火上加油。1912—1914年，日本人民要求减税、废税的斗争与反对军阀政府任意扩充军备的斗争相汇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护宪运动”，一连冲垮了两届军阀内阁。这是自明治初年以来，第一次靠群众斗争的力量打垮反动内阁的事件。因发生在嘉仁天皇大正初年，故日本史上称之为“大正政变”。1914年4月上台的大隈重信内阁仍回天乏术，处于军部期待扩充军备和民众要求废税减税两者夹击的困境之中[④⑥]。
在国际上，日本同列强争夺在华“权益”的形势同样令统治阶级忧虑。在东北，日俄战后日本虽将东三省南部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以“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相标榜的美国却联络英、法等国，一直在东北同日本争夺对铁路的控制权；而且，旅大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经营期限10余年后即将期满。这一切，都使日本统治集团深感在南满的统治地位并不巩固。因此，在1911年10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对清政策》中，便提出了要求“延长满洲租借地的租借期限，解决有关铁路的各项问题，更进一步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以根本解决满洲问题”[④⑦]的方针。在关内，日本虽将福建省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在辛亥革命后列强争夺中国矿权和路权的角逐中，财力薄弱的日本却力不从心，节节失利。例如，对汉冶萍公司，日本虽通过借款及预付矿石和生铁货款等手段，确立了对该公司的财政控制，但它在1912年策划的中日合办该公司的阴谋却未能得逞。为扩张在长江流域的努力，1913年8月，日本曾向英国提出合作修筑湘宁铁路（由南京经南昌、萍乡到湖南）；1914年2月又请求英国提供资金援助，以修筑福州经南昌至汉口的铁路，但结果都因遭到英国的拒绝和反对而未能得逞[④⑧]。日本一面同英国争夺长江流域的筑路权，一面又向竞争对手请求资金援助，这就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而又实力不足的矛盾。1914年7月号的《中央公论》无可奈何地哀叹：“贫困之日本此时不能在中国大力扩张利权，乃天数所使然，只能隐忍暂时，等待再度发展之机”[④⑨]。
恰在这时，欧战爆发了，意想不到的“良机”突然降临日本。它使日本统治集团不仅可以借参战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借战争动员，满足军部的扩军要求，通过向交战各国供应军需品，促进日本经济的繁荣，使日本从政治经济的危机中摆脱出来；而且可以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夺取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和德属太平洋诸岛屿，甚至有一举而独霸中国的可能。无怪乎日本的统治者都把这次“欧洲的大祸”看作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并不顾英、德等国的一再阻挠，迅速作出了参战决定。
此外，大战爆发后的中国形势也有利于日本侵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中国基本上是处于英、俄、美、法、德、日六大强国的联合控制之下。大战的爆发，则使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力量对比和争夺权益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英、俄、法、德等国忙于在欧洲厮杀，无暇东顾，且英日之间有三次同盟，日俄之间有第三次密约，日法之间也签有协定，可以料想三国为保住各自在华的既得权益，并防止日本倒向另一方，均不会过分为难日本；美国虽未立即参战，但其视线也集中于欧洲并忙于军火生意，而且也缺乏足够的实力与日本在华较量。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成了亚洲唯一强大的力量，摆脱了欧美列强的牵制和强大的竞争对手。
当时统治中国的袁世凯政府虽已控制了全国多数省区，但根基并不巩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日本为活动基地，决意倒袁；为解决财政困难而进行的对外借款谈判也由于欧战爆发而无所进展。加之，袁世凯权欲熏心，正酝酿自立为帝。对内既多所顾虑，对外自然无法全力以赴。欧战爆发之初，为逃避日本的侵略，袁政府也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始而宣布局外中立；继而提议限制战区；又曾秘密同德国谈判收回胶澳；后来还与虎谋皮，要求中日共同出兵攻打胶州。但这些势力，由于得不到其它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在日本的威胁利诱之下，无不被迫撤回原议。袁世凯的软弱无能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总之，世界大战造成了欧美列强从远东后退，削弱了依靠外国资本和列强在华相互制约而维持其表的袁政权。从而，“欧美列强的牵制、中国的抵抗、日本经济的脆弱性，这些制约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都大大缓和了”[⑤⑩]。加上近便的地理条件和相对的军事优势，就“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⑤①]。
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名，拉开了疯狂侵华的帷幕，演出了一幕幕企图攫取山东并进而独霸中国的丑剧。
注释：
①田村幸策：《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参战》，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斐阁1963年版，第1—2页；《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02页；林明德：《近代中日关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59—60页。
②、③、⑥详见夏良才：《1911—1914年日英对华政策之比较》，《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④、⑤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译本，第83—84、86页。
⑦植田捷雄：《东洋外交史》，下，东京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423页。
⑧、②④、②⑧、③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40、44—45、77页。
⑨、①③、①⑥、①⑦、②①、④⑧、④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中译本，上册，第397、393、395、395、350、390、391页。
⑩、①①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3册，第95、103页。
①②伊藤正德编：《加藤高明》，下卷，东京1970年版，第78—79页。
①④、③⑤、③⑥、③⑧、④⑦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册，原书房1976年版，第380、306、356、373、356页。
①⑤、④⑥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中译本，第84—85、82页。
①⑧第三次英日同盟条约全文，见褚德新等编：《中外约章汇要》，黑龙江人民1991年版，第410、411页。
①⑨爱依杜斯：《日本近代现代简明史》，中译本，第96页。
②⑩王绳祖等编：《国际关系史》，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页。
②②日本外务省监修：《日本外交百年小史》，山田书院1963年版，第75页；池井优：《日本外交史概说》，庆应通信1982年版，第117页。
②③、②⑥（苏）耶·马·茹科夫主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中译本，第245、247页。
②⑤、⑤⑩北冈伸一：《军部与第一次大战中的对华政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辑，第28、206页。
②⑦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第550页。
②⑨青岛市档案馆编：《帝国主义与胶海关》，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
③⑩、③①（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册，中译本，第547、548页。
③②转见1914年8月25日《申报》。
③③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中译本，第3册，第144页。
③④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8页。
③⑦邹念之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113页。
④⑩《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102页。
④①例如：日本学者久保田次在《袁世凯的帝制计划与二十一条》一文中便主此见。详见米庆余对该文的质疑，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我国学者王芸生先生在分析“二十一条”的历史渊源时也认为，“除山东问题外，其余各条，自民国二年以来，类有迹象可寻，非偶然也”，“纵使当时无欧战发生，类似二十一条性质之要求迟早亦必提出，惟其范围不至及于山东耳。”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8—69页。
④②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④③《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51卷，第5页。
④④参见拙文：《欧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经济侵略》，《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④⑤、⑤⑦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中译本，第318页。
⑤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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