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体制的动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体制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体制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出现的。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才使这个概念逐步形成并出现在党的报刊和文献中。对于它的含义，包括内容、界定，迄今为止，国内外理论界还未形成一个确切的规范的理论概括和表述，众说纷纭，商榷的观点很多，但不必在此一一赘述。现将见之于报端的比较通用的一种，用比较简洁的文字概括如下：政治体制属于社会上层建筑，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范畴，是指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总和，是政治制度运行的具体模式，是管理社会政治事务的规范体系。这里所说的“总和”、“具体模式”、“规范体系”，进一步讲，包括国家政治组织、机构设置及其结构形式和运行规范。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使这三个方面的组成和关系科学化，即在自我完善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就目前来讲，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许多有待于探讨的领域还是空白。限于笔者的视听范围，对于政治体制的动态分析，还未见有人涉足，本文愿就此问题，为引真理，抛点“悖谬”，以飨读者。
政治体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从空间上说，它是一个由若干要素有机构成的整体（有机到人们对它的改革是这样的困难）；从时间上说，它是由内部矛盾推动的过程。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政治体制系统进行静态和动态两方面的分析。
静态分析（又称共时性分析）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要素分析，第二层是结构分析。要素是系统的组成成分，结构是要素的结合方式。由于结构不同，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政治体制的质和量都不会相同，功能也不会相同。
政治体制的组成成分，在我国主要是指政党组织、权力机关、各级人民政府、人民团体、群众组织及各种生产者集体。这些子系统（相对于政治体制系统）是政治体制系统的物质基础，是政治活动的载体。它们在运行过程中主要表现出的是人的要素和机构的要素，这种要素是有形的实体，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政治体制系统的硬件。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着政治体制各要素的质的变化。
政治体制系统除了硬件，还有软件。职能就是政治体制中的一种软件。科学知识不能直接充当职能，但它潜伏和渗透在人、机构、职能三要素中。科学知识通过教育作用于人，发展人的体力和智力，提高工作效率。科学知识还可以催化三要素的性质，创新三要素的内容，将三要素科学的物化。所以，科学知识也可以是政治体制系统的一种软件。
对政治体制系统的结构形式分析，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是指组成一个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的排列组合方式。在这里，实质上就是指政治组织结构在政治体制系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由于地位、作用决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我国，这种结构的基本形式是：共产党是政治核心和领导力量，人大是权力机关，政府具体管理国家事务，实现国家权力，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则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不难看出，这种结构形式是由不同层次的很多子系统所构成的统一体。各个层次中的各个子系统之间，既存在着相互作用和影响，又存在着相互制约和合作，这样便互为依存、协调一致的以一定的规律发展着变化着。这种结构形式中，包含着人——机构结构，机构——机构结构，人——人结构等。在这种结合过程中，用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进行讨论，人、机构和职能是政治体制系统的主要内容，政治体制系统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但内容决定形式并不是说同一个内容只能由一种形式来表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同一个内容可以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譬如，像金刚石和石墨一样，都是由碳元素构成，但因组合方式不同，他们的性能相差很大。这就是说，构成要素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主客观条件可以有不同的结构，不同的性能。所以，我国的政治体制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要有中国特色，才能建立中国式的最优结构。
动态分析（又称历时性分析）也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研究政治体制系统的流动和循环。第二个层次是探讨政治体制自身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动态性的要求，是要我们把系统理解为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的系统，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和解决有关系统的问题。动态系统的整体结构、系统功能、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也在历时性过程中变化演替。
政治体制系统的空间效应，是这样一种结构形式的过程：
这是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运行系统的整体结构。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把每级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节点（后面解释），那么这个系统有七个节点有机构成。根据节点“容量”的大小，分别负责着政党组织、权力机关、人民政府、人民团体、群众组织和各种生产者集体。整个动态过程中包括各种过程性因素：物质流（各种硬件的流动如机构和人等），信息流（各种软件的流动如职能、路线、方针和政策等），能量流（广义的权力流动，狭义的资金流动等），风流（党风、政风、官风和民风等的流动）以及节点的质的变更。整个政治体制过程中又包括了若干个循环。每个节点既可以是源又可以是流，所以循环可以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节点中循环，也可以在七个节点中循环。每个循环都是一个反馈的过程，或像埃舍尔的版画中的怪圈体系。这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系统工程。维护这个系统正常运转的控制因素有两个：一个是驾驭系统的党，它像舵手一样，驾驶着政治体制系统的运行；还有一个是系统内部自身矛盾运动推动着政治体制系统的运转。两个因素的关系，就像轮船在航行中，内部机器是动力，人是舵手的关系一样，一齐控制着轮船的运行。在整个政治体制动态体系中，节点内部诸因素之间，节点与节点之间（包括相邻点和不相邻点之间），都在相互作用和影响着，互为条件，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动态的网络结构。
政治体制系统的网络结构“类似”于物理学中电路的网络结构。我们可以用类似于解释复杂电路网络的方法对政治体制系统进行粗线条的分析。在政治体制系统中，中央是这七个节点中流量最大、功率最大的节点，所以应当以它为研究对象。这种分析的结论，就是中央是政治体制系统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从空间结构上首先应从中央开始。网孔线路的选取，除同节点相配合之外，要根据解决问题的范围和系统的大小而定，可以是一个节点，也可以是两个节点，甚至可以是全部节点。这里的结论就是讲改革的配套工程和协同效应。
动态分析的第二个层次，是探讨政治体制自身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如果和经济基础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就必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先进生产关系的建立。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
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初步形成的，其主要特征是党政军合一，权力高度集中，实行军事命令式的领导方式。建国以后，这种战时体制基本上沿袭下来，又由于教条式地照搬苏联高度集权的那种模式，逐渐形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对经济、政治、文化和其它社会事务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领导制度。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这种体制尽管有不少弊病，但基本上适应了指令性计划经济的需要。对于创建和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对于恢复国民经济，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都起了较好的作用。
我们的错误就是在1956年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应该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并应及时转变政治体制。但很遗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工作重点不但没有转变，反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不断强化阶级斗争，片面强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结果是权力更加集中，政治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就更加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如不对其进行自我完善和更新发展，就会严重地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二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三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四是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五是干部制度不完善，存在着重大缺陷；六、权力机构的内部制约机制不健全，人民参政的法律和机制不完善。这些弊端的集中表现仍是我们系统分析中，政治体制系统三要素（人、机构和职能）组合方式和要素本身的质量问题。因此，我们提出一些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树立的指导思想。
1.党政分开是突破口。系统工程中，突破口是系统中处于枢纽和关键的环节。由突破口入手，可以使其它矛盾随之展开，迎刃而解。党政分开把党从运行的政治体制系统中解放出来，使党不再是直接运行的主动轮，而是驾驭政治体制系统运行的舵手，作为系统流动和循环的一个控制因素。使党的领导真正成为政治领导，而不必纠缠在政治体制运行过程中。使党的领导从硬件内容变成软件内容，总揽全局，居高临下，将政治体制系统的运行看的更清，监督的更明，并能充分发挥协调和控制的职能。
改革的方法可以从上到下。中央是政治体制系统七个节点的中心节点，它是整个系统运转的源泉。中央机构挖去了病灶，铲除了病根，具有了更大的输出功率和更高的效率，其它的节点也就随之而更协调地运行起来。
2.人是中心。在政治体制系统三要素中，人是中心，是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要素。但人既有主动性，又有被动性。一旦人的观念（这里我们主要强调观念的问题）和改革的浪潮契合了，那将有无穷的创造力。令人悲观的是也存在着一半相悖的概率，这就是我们的艰巨任务——做人的工作，这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从目前来看，我国恐怕还没有一半人进入改革的轨道，这种病根的关键是观念的落后。而观念的土壤又是政治文化。要更新和建立新的观念，这是既艰巨，又复杂的任务。政治文化研究中有这样一个结论，即一个社会即使表面上有现代政治体系的结构，若其基本政治文化仍为传统型，则其政治现代化的速度便大为缓慢。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如封建迷信、道德伦理、生活习惯惯性还很大，反复性也很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实现政治文化的普遍变革。这是因为：一方面，没有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先进的政治体制是难以建立的，即使建立了，也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往往成为空架子。另一方面，虽然体制改革有利于打破旧的政治文化，可以帮助确立新的政治文化，具有突破性意义，并且新体制本身就包含着新的文化，但是政治文化的变革并非随着体制改革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因此政治文化的变革是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提，它可以改变观念、改变人。
3.踩行石过河。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目的的过程，被改革者本身又是改革者。用控制论的理论来讲，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控制者和受控者，都是系统内的因素，没有“世外高人”给我们指出一条直线型的道路。这种系统本身就需要动态的调节系统，而这种调节系统就是负反馈系统。这是事物具有控制过程的稳定和发展的内在机制，也就是踩行石过河的内在机理，即认识的发展是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不断反复和向前发展的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过程的科学论述，也是我们改革的具体方法。
4.建立权力制衡体系。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套权力互相制衡的体系，作为政治体制运行的有效机制。西方的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又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在政治体制系统的七个节点中，我们可以既建立节点与节点之间的权力制衡体系，又可以建立节点内部的权力制衡体系。这就是对党的政治领导职能特别是协调、监督职能，行政、立法、司法进行综合考虑，建成一个以法律为准绳的，各权力总体互相平等、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行之有效的新型政治体制。
5.长期性和阶段性相结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告诉我们，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是同时并存的。政治体制系统也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我们对它的改革是长期、艰巨和复杂的任务，但这并不排除阶段性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性就是掌握从量变到质变的契机，洞悉普遍联系的运行机制，驾驭自我完善的运动规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抓住这个闪光点，可以取得突破性成就。但也不能产生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想法，因为那是不现实的。只有将长期性和阶段性相结合，才能使政治体制系统日臻完善，向着永远靠近而又永远靠不近的完美努力。
不仅政治体制是个动态系统，经济体制、文化体制以及各行业相对独立的体系都是动态系统，而且由于事物的普遍联系，使整个社会也成为一个更大的动态系统。所以对政治体制系统的研究不能孤立进行，必须同环境结合起来，这就是把政治体制系统放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进行研究。但目前政治体制系统的研究还是一个起步阶段，更广阔范围内的研究，将是趣味无穷的。本文仅就政治体制系统内部进行了粗浅的探讨，渴望着通过这滴水能够引出一片五彩缤纷的汪洋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