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的建设与无为——评《独立评论》关于“无为政治”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难当头论文,独立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独立评论》创刊于1932年5月22日，结束于大规模抗战开始之际。它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继《努力》、《新月》之后刊行的一份专门评论时政的周刊。在创刊“引言”中编者称：“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创刊于“九一八事变”后的这份刊物，虽然不失社会批判之责，但不同的时代氛围却为其赋予了与《努力》和《新月》不尽相同的色彩。《努力》谈政治时，胡适用过“为盗贼上条陈”的说法，《新月》则号召国民起来向国民党讨人权，这些言论所体现的无疑是他们对现政权的强烈不满。而刊行在内忧外患交织之时的《独立评论》，则将“评论”的重心由“盗贼”转向“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本文所评述的关于“无为政治”的讨论，就是他们在关乎国计民生的众多问题上激烈辩论的一场。
一
最早提出“无为政治”主张的是刊物的主编胡适。他有感于政府成立农村委员会欲对农村进行救济一事，在1933年5月7日出版的第49号《独立评论》上发表《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文章首先把对于农村的救济分为积极的兴利与消极的除弊两种，认为在当时的中国，“积极救济决不比消极救济的功效为大”，因为“兴一利则受惠者有限，而除一弊则受惠者无穷”。至于消极的救济，他的建议是：一、裁减官吏与机关；二、停止一切所谓“建设”事业；三、努力裁兵；四、减轻捐税。考虑到这种消极无为的救济主张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骇怪”，胡适特别声明：“读者莫笑这种主张太消极了。有为的建设必须有个有为的时势；无甚时势，无钱又无人而高唱建设，正如叫花子没饭吃时梦想建设琼楼玉宇，岂非绝伦的缪妄？”为了增加其主张的说服力，胡适还特别比较了当时的中国与19世纪以来采取积极有为政治哲学的欧美国家的不同。那时的欧美国家，有雄厚的财力，有济济跄跄的专门人才，有精密强固的政治组织，所以能用政府的工具来做大规模的建设事业。而时下的中国，“只是一个贫儿，一个婴孩”，我们所应做的只是努力抚养这个婴孩使他长大，而不是“妄想”让他“做精壮力士的事业”。基于这些观察，胡适提出：“现时中国所需要的政治哲学决不是欧美19世纪以来的积极有为的政治哲学”，而是“一种提倡无为的政治哲学”，是19世纪后期斯宾塞所谓“要把政府的权力缩小到警察权”的政治哲学，是让政府“只是维持人民的治安，别的积极事业都可以不管”的政治哲学。
胡适提出“无为的政治哲学”主张后之所以能在《独立评论》上形成一场争论，在一定意义上是与胡适本人在“有为”“无为”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分不开的。所有留意胡适著述的人都知道他“平日是最反对无为的政治哲学的”[1]，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其转而鼓吹“无为的政治哲学”呢？尽管胡适在提出该主张时，已特别在意地去消除人们因其态度变化带来的“骇怪”，但巨大的反差还是免不了在人们中引起“惊异”，并进而就“无为的政治哲学”是否适合当下的中国展开讨论。最早向“无为”政治提出“很严重的抗议”的是听过胡适哲学史课的弘伯，身在国外的他给《独立评论》寄来一篇题为《我们还需要提倡无为的政治哲学吗？》的文章，否认胡适所谓积极的建设会加重农民负担的说法。他认为，在国家的支出比例中，建设费是微乎其微的，即使全部取消了，农民的负担也不会减轻多少。况且，名副其实的建设，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在他看来，中国要富强，就必须现代化，要现代化，就必须努力建设。基于这些事实和判断，他做出了与胡适截然不同的选择：“该建设，该认真建设，而不是应该停止建设。”[2]
胡适在阐释采取“无为的政治哲学”的必要性时，曾不惜笔墨地讨论过西汉开国后头六七十年推行的无为政治之于汉武帝“大有为”的意义。这一观点成为辩论中反对者攻击的主要目标。他们指出：“西汉时，四方夷狄的建设事业都不如我，而现在四方夷狄的建设事业却胜我百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难免要受人家的压迫与侵略，我们处在这种建设力量的压迫下，若果自己不努力建设起来，简直无以抵御了”。“在万事落后的中国，建设唯恐不速，还要说‘无为’，‘停止建设’么？现在中国的情形正像在急流中行舟，不往前驶便有一退万丈危险，还想徘徊中流么？还想能息政以养民么？”[3]提倡“无为的政治哲学”事实上被他们斥为自讨覆亡之道。
反对者中，虽有人表示理解胡适提倡无为的政治哲学的初衷，但却不赞同使用“无为”两字。比如署名“永分”的人就在《独立评论》第100号上以《话不是这样说的》为题发表文章，对此提出批评。他说，稍为明白中国情形的人大都会赞同胡适所谓“兴一利则受惠者有限，而除一弊则受惠者无穷”的看法，问题是，为什么不干脆叫它“除弊的政治”，却非要用“无为的政治”来提倡不可呢？他认为中国在过去两千年来不间断地运用无为的政治哲学所得的成绩，已经证明了它的一无是处：“在盛世不过是上下得苟安于一时而已，而一至政治衰败的时期，则必然产生国无法度，民不聊生的现象。”因此，他不仅否定了采取无为的政治哲学的合理性，甚至批评胡适提倡这种政治哲学，“有迷惑世人耳目与帮助政府作恶之嫌”。
当然，赞同胡适主张的也大有人在。如区少干在《独立评论》第76号发表的《无为与有为》一文，就明确表示，要复兴各地农村，最要紧的是给他们一个复苏的机会，只有他们得到“能够继续呼吸”的机会，才可以“继续工作”。没有无为政治的“抚育培养”，就谈不上农村的真正复兴。而何会源在《独立评论》第89号上发表的《论田赋附加》一文，则以大量的事实否认了反对者所谓建设费用构不成对农民的负担说。在他看来，从民国元年以来，特别是1927年以后，附加税随着新政一天一天增多。例如，办党要钱，办自治要钱，修路、修衙门要钱，甚至复兴农村也要钱，而“这些钱只好先向农民要”。既然农民的负担如此之重，所以他希望“地方新政，得减便减。不能减时，中央政府应予以补助。各省政府应立即着手调查各县新政，看看其中有无可以不办的，可以缓办的”。[1]何氏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无为的政治哲学”主张，但他基于新政扰民害民的事实所提出的建议却让胡适感觉“不知不觉地也走上了我们所谓无为政治的路”。[1]
《独立评论》第88号上发表的常燕生的《建国问题平议》，是争论中比较有分量的一篇文章，也是给予胡适支持最力者。文章认为，与民休养不仅是当时最可行的政策，也是日后“有为”不可缺少的预备环节。在当时的中国谈建设，必先经过两个预备时期。第一是休养的时期，这时期的工作是裁兵、裁官、减政、减税，澄清吏治，铲除盗匪，“使人民的负担逐渐减轻，能够自由吐口气”；第二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一切自由”，使社会“把不平之气放出一点”。待人民的能力逐渐恢复后，再进入第二个小规模培植的时期。最后，才能进入第三个大规模建设的时期。与胡适在提出无为政治时着意强调应该把政府的权力缩小到警察权的论证思路一样，常燕生也详细讨论了“休养”期间领袖应该扮演的角色。他承认，休养期间确实需要一个领袖，“但这个领袖不是好大喜功，神武英明式的领袖，而是心平气和，开诚布公，使大家不至于畏忌他的”。领袖的实力不宜过大，“只以维持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为限”。为使地方实力派安心，领袖“应该正式给予地方势力派以完全自治的权利”，“应该自己承认是一个封建时代的盟主，而不是天子，他的责任是保障列侯的势力平衡，制止强凌弱众暴寡的地方争夺战，讨伐野心无道的暴徒，做一个公平的经纪人”。把政府的权力缩小到警察权，把政府领袖的角色定位为公平的经纪人，这虽然是针对所谓“无为”政治时期而提供的建议，但却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权力保持高度警惕的固有意识完全吻合。
二
关于“无为政治”的讨论，一时间进行得很是热闹，不仅《独立评论》有大量的文章发表，特别是它的第93号，“差不多成了‘讨论无为政治’的专号了”[4]，而且《大公报》等一些有影响的报刊也有这方面的文章发表。胡适从相关的文字中看到许多批评其主张的议论，遂感觉“不能不再写一篇文字，申明我的立场，同时解释一些误会”。于是，在94、95号《独立评论》上，他先后发表《建设与无为》和《今日可做的建设事业》两文，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建设与无为》首先是针对有人批评其“没有把事实详细研究，而为‘立异’的心理所影响”做出的回应。在这个问题上，胡适的态度可谓针锋相对：“我的无为论是研究事实的结果。”其次是针对蒋廷黻的《大公报》星期论文而作。蒋廷黻担心建设的前途会因无为政治的提倡而被堵塞，所以他以《建设前途不可堵塞了！》为题发表文章，一方面替其时的建设进行辩护，另一方面则对批评建设的人们提出“严厉责备”。他主张建设的理由有二：一是对内不可不建设；二是对外不可不建设。详而论之，对内方面，“现在我们得着科学和机械，我们初次能有积极的解决生活问题，一方面能改良农业，一方面又能发展工业，把单轨的（农业）经济变为双轨的（工商业）经济”。他认为，对于这样的机会，我们理当充分利用，若怀疑踌躇，岂不是自暴自弃吗？对外方面，“在最近几年之内，我们外交活动的能力及我们的国际地位，大半要靠我们建设的成绩”。[5]针对这些说法，胡适反驳道：蒋先生所言的道理谁都能懂，问题是今日的所谓建设只是“为军事用的公路，为学时髦的公路，为准备增加田赋收入的清丈”，没有哪一项够得上叫做“改良农业”或“发展工业”。他批评“蒋先生的辩护是错认了题目的”，并表示不能理解蒋为什么会替这种“害民”的也是“盲目”的建设进行辩护。胡适的《今日可做的建设事业》则旨在回答朋友提出的“你既然不是根本的反对建设，那么，你看现在有什么不盲目的建设可以举办吗”的问题，为可做的建设事业确立标准：第一，有了专家计划，又有了实行的技术人才，这样的建设可以举办。第二，凡没有专门学术人才可以计划执行的事业，都应该先用全力培养人才。第三，在创办新事业之先，应该充分利用专门技术人才，改革已有的建设事业，使他们技术化，使他们增加效率。其实，胡适自提倡“无为政治”始，就反复强调“我不反对有为，但我反对盲目的有为；我赞成建设，但我反对害民的建设”。这里只是联系诸如公共卫生、农业改良、交通事业等具体事项，对可做的建设事业做了更为具体的阐述。
紧接着胡适这两篇文章发表的是陈序经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该文对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颇有微词，认为“除了青岛的工作与方法比较差强人意外，其他各处的工作与方法好像都不能名实相符”。作者表示：“我个人对于今日一般所谓乡村建设运动的前途，颇感觉悲观。”[6]胡适在编辑后记中称，南开大学教授陈序经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是一篇很悲观的观察。我们颇嫌他太悲观了，很想请一位乡村建设工作的朋友写一点商榷讨论”，同时“欢迎各地做乡建运动的朋友们参加讨论”。关于“无为政治”的讨论原本是由农村委员会的成立引发的，该文的发表遂将讨论的重心最终指向了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是否合理的问题上。
表示不能认同陈序经观点的人，一是认为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并不像陈序经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二是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搞任何建设都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旁观者既不应简单地以成败来论之，更不应一味地批评指责。最早撰文回应这个问题的是杨骏昌，他通过对乡村建设项目的逐一讨论，指出陈氏的悲观态度是“过分一些”。他强调不能为乡村建设赋予太多的内涵，不能以苛刻的条件来测评之。在他看来，乡村建设是国内各种建设中的一项，不是特殊的建设，也不是万能的建设，其成功与失败，不单是办法与人员的问题，而是由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决定的。他强调乡村建设运动本身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国是落后的国家，各种建设只怕没人肯去做，既有人肯卖力气，我们站在旁观地位的人，除加以善意的指导与谏议外，更应给与勇气，鼓吹前进，免得这微弱的一点曙光因受多方面的摧折而消减，这样才是我们正当的态度。否则，在兴头上给浇一盆冷水，前途不知更要受多大的打击呢！”他提醒人们决不能因为工作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就“因噎废食”，更不应对乡村建设运动“抱悲观的态度”，对于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人则应给予足够的尊重。[7]有的讨论者，一方面强调“乡建运动本来是一个最困难的社会运动”，它“还在试验研究的时期中”，“尚谈不到成功与失败”，社会人士不应对它“期望太殷”；另一方面则指出，“我们总以为从事乡建运动的人们应当早点把工作成绩拿出来给大家看”。[8]
随着讨论的进行，不少人开始把乡村建设运动作为当时开展的众多运动中的一种加以评论。如贺岳僧就提出，在最近这几年中，因为国难日趋严重的缘故，使得全国人士起了一种新的觉悟，觉悟到中国所以积弱的根本原因是组织的松懈，文化的低落，生产的不发达，以及智识与道德的落伍。“总而言之，是样样都不合于现代国家的条件，样样都不够在生存竞争的今日取得一个立足的地位。”许多新的改革运动，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兴起的。作者认为，这些改革运动，不论是由当局提倡的，还是社会名流发起的，其动机都是值得人们敬佩的，其所揭示的病症亦确乎是一针见血的。遗憾的是，这些运动“实际的成绩是看不见的”。究其原因，他认为有三：一是没有估计自己的力量究竟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二是内容太空虚；三是缺乏循序渐进的精密的计划。[9]这里，贺氏虽然不像陈序经那样从根本处否认开展这些运动的价值，但对其成绩却同样的“悲观”。针对这些观点，郭子韶提出不同看法，他虽然承认贺氏所列改革运动失败的三个原因“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却并不认同改革运动的“失败”说。在他看来，一切改革运动理论上“实在都具有牢不可破的基础”，每一种改革也都是“针对着中国今日的病态处方”。例如，由于旧道德的沦废和新社会秩序的不易建立，于是发动了新生活运动；由于国民经济的日益困穷，于是发动了国民经济运动；由于民间的愚、弱、贫、私的滋蔓，于是发动了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由此可见，“这些改革都是迫不及待的”。他表示：“我以为贺先生的见地固然不错，但他用‘失败’一词未免煞风景，抑且短人志气。我以为这种运动没有一种已告失败，只是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一定便是失败。”[10]
表示支持陈序经的人非常有限，且探讨的角度也有所不同。涛鸣认为乡村建设在中国根本就是“此路不通”，中国的建设只应从“工业与移民”着手。陈志潜也认为乡村建设的路在中国走不通，但却并不因此认同所谓发展工业与移民的主张。在他看来，这些“只是理论上动听，事实上仍然是一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的建议，假如成为运动的目标，仍然不会使人满意的”。相比之下，他更看重“主权”对国家建设的意义：“中国今天是一个半殖民地，是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是一个配不上谈任何建设的民族。今日唯一的急务，就是恢复主权。”[11]这种观点事实上彻底否定了乡村建设的可能性。
有必要指出的是，《独立评论》在发起讨论乡村建设运动的时候，由王新命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而引发的关于“本位文化”的争论已经展开，在这种氛围中，讨论乡村建设运动的人就有意无意地把这个话题与所谓“复古”和“西化”联系起来。对乡村建设运动多有批评的陈序经，是彻头彻尾的全盘西化论者，事实上，他对于包括乡村建设运动在内的所有问题的阐释，都是以“全盘西化”为理论支点的。“中国文化根本上既不若西洋文化之优美，而又不合于现代的环境与趋势，故不得不彻底全盘西化。”[12]这样一来，当他在探究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少有成效”、“渐呈枯萎”的原因时，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了由理论上的“复古的趋向”导致的结论。[13]如同乡村建设派的领袖人物梁漱溟欲通过乡村建设运动来为中国的整个复兴打基础一样，陈序经是欲通过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否定而将中国的发展路向引向全盘西化。
在关于乡村建设的讨论中，主编胡适除在编辑后记中提议“做乡建运动的朋友们参加讨论”外，没有发表过专门讨论的文字。个中原因，笔者以为有三：一是胡适因发表《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①而“引起了各方面各种不同的反响”，不得不花一些时间予以回应或做进一步的解释。②二是开始讨论乡村建设运动的时间正值《独立评论》创办四周年之际，作为主编的胡适也得费些心思为它做个纪念。③三是胡适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并不真正具备在乡村建设运动问题上发言的资格。胡适历来主张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十分证据说十分话，没有证据就不说话的原则。乡村建设运动的成效到底如何是需要以事实来说话的。既然自己不是搞乡村建设工作的，那就少说为宜了。
三
《独立评论》就国难当头的中国究竟是该建设还是无为展开的热烈讨论，一方面记录了其时中国所面临的困窘，另一方面也将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极其鲜明地展现出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之于国家兴衰存亡的意义无与伦比。自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西方势力的侵入以及种种天灾人祸的发生，农村生产力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由各色人等参与的旨在救治乡村的建设运动就在全国多个地区展开。但若干年过后，农村的破败景象并没有得到明显改观。因此，当国民政府的农村委员会成立并宣布要对农村进行救济时，作为《独立评论》主编的胡适就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率先向所谓救济或建设的合理性提出挑战。问题一经提出，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进而形成一场激烈的学术论争。这一事态的发展足以反映出选择建设还是无为，确已成为当时比较棘手的一大问题。
从论争中各方阐发的观点看，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种说法都有其成立的事实依据。但一旦设想其进入实际的政治过程，则又都很难落在实处。对于“无为”论者而言，他们呼吁叫停建设的目的，除了要救护业已破产的农村生产力外，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要“堵塞”官僚们的贪腐通道。不难设想，这样的主张会遭遇既得利益者怎样强烈的抵拒。实际上，提倡无为政治的胡适对此是了然于心的：“我也明白，在这个时代高谈无为的政治，真有点像朱熹对宋孝宗高谈正心诚意一样的迂阔。”[14]同样，如果按照“建设”论者的主张积极推进建设的话，那么，濒临破产的农村生产力完全有可能因不堪重负而将仅存的一线生机毁灭，致使救济不幸反成破坏。造成这种两难结局的原因显然不是各自设计的方案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中国的实际处境使然。从逻辑上讲，有破坏，就要有建设，有内忧外患，就要有必要的经费支持去解决，没有建设，所有这些都无从谈起。但建设本身是需要投资的，在人力、物力、财力因长年战乱早已衰竭的特定情形下，又能靠什么来启动呢？如果再加上官僚们肆无忌惮地盘剥这个变量，百姓闻建设或救济而色变绝非耸人听闻。
国难当头的中国已经不幸陷入“建设”不能、“无为”也不是的抉择窘况中，除了时间，恐怕没有什么绝佳方案应付之。知识分子是社会上最为敏感的人群，他们深知“建设与无为”是当时国人面对的一道无解的难题。之所以还十分投入地进行这种口舌之争，用胡适的话说就是：“如果这种讨论可以减少一点点盲目的有为，或者减轻一点点人民的苦痛，我是不避迂腐的讥笑的。”[14]像《独立评论》开展的所有讨论一样，关于“建设与无为”的讨论，也是知识分子借以表达其社会关怀的重要途径。通过这种讨论，“无为”论者不仅对百姓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也揭露和批判了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拥兵自重、贪腐成性等弊政，并提醒人们警惕盲目建设的危害。而“建设”论者则既让时人对中国“万事落后”、面临任人宰割的现状有了更多的领悟，也以对“无为”论者“有迷惑世人耳目与帮助政府作恶之嫌”的谴责，表达了对当局懈怠责任的不满。此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还借机阐发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像“要把政府的权力缩小到警察权”、领袖只应“做一个公平的经纪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缺乏限权思想熏陶的中国人很少听到过的，它们之于当时的思想界不仅是新颖的，而且也是可以启迪人们对政府权力究竟该如何行使做出更多思考的。
注释：
①该文先后发表于1936年4月12日《大公报》和《独立评论》第197号。
②如《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一文就是为此而作的，载《独立评论》第200号。
③胡适在第201号《独立评论》上特发表《〈独立评论〉的四周年》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