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西方心理学史——从“旧史”到“新史”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学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3)03-0062-05
心理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心理学史的研究浩如瀚海。心理学的历史实质上就是时代精神的缩影，心理学史的研究摆脱不了时代精神的影响。但是，许多心理学家理解的时代精神仅仅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伟人的杰出成就。事实上，时代精神的内涵并不止这些，它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以及大众的生活。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们的思想、行为都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而且正是这些被忽视的普通人的生活谱写了时代的主旋律。心理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大众生活的折射，心理学家的研究蕴涵在现实生活之中。可是，以往许多心理学史研究偏重于阐述心理学的思想逻辑，以及心理学家的个人成就，把心理学思想的现实性与日常性割舍了。事实上，心理学的发展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心理学的历史不仅仅是心理学观念的历史，也不仅仅是心理学家的历史，而且还是现实的历史，是大众的历史。
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H·黎黑认为，在当今西方心理学史界，有两种撰写心理学历史与体系的方式，即“旧史”和“新史”。所谓“旧史”，是指“自上而下的历史”，集中讲述大人物和大事件，用编年史的体裁描述个别心理学家的奋斗和成就，主要涉及政治、外交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俗称“伟人历史”；所谓“新史”，是指“自下而上的历史”，它试图描述被“旧史”所忽视的无名群众的生活，集中讨论心理学创立和发展的社会背景、文化渊源和人类活动，俗称“时代精神”（平民历史）[1]。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心理学史的编撰是以旧史的形式进行的，波林编著的《实验心理学史》是旧史的代表，一直是西方心理学专业的标准读本。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新的心理学史，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得很顺利，Laurel Furomoto宣称新的心理学史已经完全成熟，并对新心理学史作了如下的描述：“新史倾向于评论性而非礼仪性，倾向于事件的背景分析而非各种观念的历史，倾向于超越伟人的研究。新心理学史利用第一手资料和档案文件，而不是依赖第二手资料。新史试图深入探讨某个阶段的思潮，从而看到各种问题在当时发生的情况，而不是寻找现时观念的前身，或从该领域的目前背景往回撰写历史。”[2]可以看出，旧史与新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时代精神的不同理解上。旧史更多地关注心理学发展的内在思想逻辑，从历史的大事件和大人物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心理学的发展，而新史则从心理学发展的阶段思潮与背景出发，降低了个人的作用，从一种更加现实的角度来阐明心理学的发展。
从旧史到新史的转变，不单单是心理学史的编写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变体现了心理学对自身的一种反省，这是一种观念的转变，其中蕴涵了心理学家对“心理”的理解，反映了对“心理”的理解上的进步。
一、观念的历史与现实的历史
旧的心理学史是观念的历史，是以心理学的观念或思想为线索展开的，更多的是关心心理学的内在发展过程，强调理性，低估了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文化社会因素。以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1929)为例，该书完全以心理学的思想逻辑为线索，从书的目录就可以看出这一特点。比如，在第一章“近代科学的起源”当中，分别列了五个小标题：科学的出现、新兴的学术、近代科学的开始、生理学的开始、德国科学中的现象学。从这些标题中可以看出，波林在谈到近代科学的发展对心理学的影响时，侧重于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近代心理学产生的科学思想背景，用理性的、知识的和理论的态度看待心理学的发展，很少涉及到当时的整个时代思潮和社会状况。托马斯·H·黎黑所著的《心理学史》(1997)与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不同，尽管托马斯·H·黎黑的《心理学史》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新史，而是旧史向新史的过渡，但已经可以看出新史与旧史的区别了。同样在写到近代心理学起源的时候，托马斯·H·黎黑的视角就不一样了，他的第四章的标题是“世界图景的机械化”：科学革命、重建哲学、哲学与科学和人类事务；第五章的标题是“理性与反动——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怀疑论的危机、道德危机。从托马斯·H·黎黑的标题可以看到，托马斯·H·黎黑更多地介绍了当时的哲学思想与社会文化思潮，在这其中还包括国家的权力结构，人们的生活观念等非思想性的因素。相比而言，后者在叙述近代心理学的发展时显得更为丰满和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而波林则是更多地强调观念或思想的逻辑。两者之所以有着这么大的差别，根源在于对“心理”的不同理解上。
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于1929年出版，波林是一位内在论者，他受到近代自然科学精神的影响，坚持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近代自然科学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它努力想使人们认识到在我们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这就是理性的世界，人们服从于理性，一切活动都受制于理性。理性所面对的对象是实体，实体不是现实中的存在，它隐藏在事物的背后，科学的任务就是探寻事物背后的实体，并寻找到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从而为人类预测和控制世界提供理性的帮助。波林由于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认为在人类行为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实体，这就是“心理”，这也是近代科学心理学产生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一设定，科学心理学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实体的心理遵循理性的法则，具有普遍规律性，心理学家的研究目标就是探寻心理规律，进而预测和控制人类的心理行为。既然存在着心理的实体，同时又受理性的制约，因此波林在写心理学史的时候，合乎逻辑地从自然科学的理性角度出发，将心理学史视为一种实体，试图从理性的角度寻找到心理学发展的普遍规律。
旧史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遵循自然科学的实体原则，将心理学史抽象化，把心理学史变成纯思想的演绎，从而忽略了那些隐藏在不同思想流派背后的东西，如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当时科学发展的状况、宗教势力的影响以及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非学术斗争等等因素。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S·里德因此也尖锐地指出：“心理学史家回避了一个本应成为他们重要课题的问题：解释各种与心理学有关的观点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3]旧史虽然关注心理学思想产生的哲学背景，但是没有将哲学思想纳入到整个社会生活的范畴考虑，仅仅是就思想论思想。例如，在谈到有关机能主义心理学的时候，旧史着重谈的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以及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而新史则谈到了被旧史忽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美国化进程”带来的心理适应问题、铁路的延伸带来的大规模移民、进步的中产阶级提倡的改革进步和效率的口号等多方面的社会与文化因素，正是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的产生。这样的解释更具有现实性，同时也更具有真实性。再如谈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产生时，旧史主要论及的是行为主义心理学与机能主义心理学的逻辑关联，并认为行为主义心理学是机能主义心理学惟一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认为从机能主义心理学过渡到行为主义心理学是观念的逻辑延续。新史没有陷入到单纯的观念叙述当中，而是阐述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现状，指出在那个时代科学摧毁了宗教的基础，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在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社区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美国年轻人，他们摆脱了正在逐渐消失的孤立社区的传统宗教价值观，从而转向现代科学，转向能够指导人们如何生活的科学，因此兴起了大众心理学的思潮，社会要求心理学能够为人们所用，人们普遍反对内省主义心理学，认为它对现实生活于事无补，新的心理学必须是可以应用的，可以操作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如果单纯地谈论心理学思想，就思想论思想，而不涉及到心理学思想产生的方方面面的原因，那显然有悖于现实。
旧史是建立在实在论的基础上的，实在论认为在事物的背后存在着一般和共性，一般和共性比个别事物更为根本、更为实在。旧史也由此认为心理学的发展历史一定是遵循着某种普遍存在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具有内在的逻辑性的，而且可以孤立于其他因素之外而存在。因此，要揭示心理学的发展，了解观念或概念的逻辑发展是至关重要，而且是首要的。旧史可以揭示心理学发展的内在思想性线索，但不能全方位地阐明心理学的发展。过分强调逻辑的关系，用心理学发展的逻辑现实代替心理学发展的社会现实，这显然夸大了主体理性的地位，陷入到“主体的自言自语”之中，这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哲学的立场。随着哲学的解释学转向，膨胀的现代主体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同时，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也强调科学思想的时代性与相对性，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现实社会生活，更加关注思想的时代背景，开始意识到“心理”并不是抽象地存在于某处，而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按照解释学的观点，人们的各种思想都不是孤立地产生的，它是在主体与文本的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主体首先受到“偏见”（前见）的影响，这种前见是社会文化生活在个体身上的积淀，是个体无法回避的，主体带着这种前见与文本发生对话，彼此开放，相互平等，最后产生出一种全新的思想。心理学的发展同样经历着这样的过程，心理学思想是在心理学家与时代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旧史可以把这种结果归结于抽象的逻辑过程，但新史将这种结果归结于心理学家与时代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学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心理学家，而是作为一个现实的人与整个时代发生交流与相互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史既不完全属于心理学本身，也不完全属于时代，更不完全属于心理学家。
二、心理学家的历史与大众的历史
旧史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伟人历史”，着重叙述心理学家的个人奋斗经历和杰出的成就。同时，编写旧史的大多也是心理学家自己。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受过史学编撰训练的学者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有的人曾经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而有的则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这样，在编写新的心理学史的时候，视角就不一样了，可以超越心理学家的视野，可以包容更多的内容。
以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为例，它强调了心理学家在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实验心理学史》中，全书的安排是以人物和思想为线索的，例如在写到美国心理学发展的时候，它的标题是“美国心理学的先驱”：威廉·詹姆士、斯坦利·荷尔、詹姆士·马克·鲍德温、詹姆士·麦基恩·卡特尔以及其他先驱。主要描写他们的个人奋斗经历以及他们在心理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而新史则降低了个人在心理学发展中的作用，更多的是对心理学家生活的时代的描写，例如，托马斯·H·黎黑所著的《心理学史》对美国心理学发展的描述就与波林不同，他的标题是“自然主义的谋划——从意识到行为”：原理的建立—意识的动作理论、从哲学到生物学—机能心理学、对心灵的重新思考—意识的争论等。在这些标题中几乎没有涉及到心理学家的名字，心理学家被湮没在时代的大潮之中了。
旧史与新史的不同在于两者遵循的哲学观不同。旧史的编写实际上受到了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确切地讲，是自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启蒙思想的一个理想就是追求知识，试图获得关于世界的永恒真理，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便应运而生，它们的使命就是揭示外在客观世界和内在主观世界的真相，发现关于它们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主义哲学坚持“本质主义”，认为人的目标就是追求对世界本质的准确反映，心灵反映的知识必须同外在世界相符合。基于这样的前提，“本质主义”要求以理性的、知识的和理论的态度看待一切问题。而要实现永恒真理的理想，依靠的是作为知识英雄的认识主体。在启蒙思想之后，作为主体的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变得至高无上。同时，启蒙哲学把人构造为“单子”式的主体，突出了人的个性与独特风格。但是，这样也使主体脱离了社会和历史，成为理性的表征。心理学家在编写心理学史的时候，同样遵循着“本质主义”的原则，而心理学家本人则成为了理性的化身或代表，心理学家的作用被夸大。理性是至高无上的，现实世界只不过是理性的外部表现，并不具有必然性，真正的必然性是理性。在夸大理性的时候，就夸大了作为主体的人的地位，因为理性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理性。因此，在旧史的编写中，一方面，心理学家坚持用理性的态度来分析和说明心理学的发展，寻求在心理学发展背后存在的普遍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当心理学家本人融入到这种理性的分析与说明中时，心理学家也成了心理学思想（理性）的象征或代言人。因此，旧史的编写以观念的逻辑与心理学家为线索就顺理成章了。
随着对现代主义的深刻反省，人们开始意识到理性主义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理与科学并不完全独立于现实社会生活，海德格尔指出：“此在”对知识和真理拥有一种优先性，“此在”首先是指人的实践、工作和生存活动。也就是说，真理和理性取决于作为历史性存在的人的实践活动，包括社会生活方式等。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函数”，因其社会存在不同，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心理学家首先是社会的存在，是社会决定心理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决定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时代精神的涵义就不单单是指重大的事件、伟人的杰出成就了，而是一切社会存在，如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生活方式、大众的观念与理想等综合因素。心理学家首先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在他们身上蕴涵了时代的意义，因此可以从心理学家身上折射出时代的特点。但是，心理学家作为独立的个体，由于各自的生活经历、知识结构以及兴趣取向的不同，必然产生各自不同的见解，他们的见解显然是不能完全替代其他人的：但是在旧史中，心理学家的思想的确代替了社会大众的思想，大众的思想被忽视了。之所以忽视大众的思想，是因为心理学史家认为大众的思想是常识性的，不具有科学性。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怎样看待常识。现代主义无视常识的思想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表面上承认常识，把常识捧得很高，但却根本拒绝围绕常识的思考——无论证明还是证伪。心理学家习惯于这样指责大众，你的某某说法符合于常识，因此是多此一举的；你的另一些说法则违背了常，识，因而是荒谬的。证明常识是不必要的，而证伪常识是大逆不道的，于是关于常识的任何思想都不必要了。第二种类型就是公然藐视常识，认为在科学与常识之间存在着永远无法弥补的鸿沟。实际上，科学与常识并不矛盾。C·B·Kelly提出了“每一个人都是科学家”的命题[4]，他认为，在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像科学家一样，运用自己的语言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进行归因、判断、得出结论。这一得出结论的过程与科学家进行研究的过程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常人对生活的判断往往胜过科学理论的预测。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约定俗成的生活规范和原则，这些都是常识水平上的，正是这些常识判断构成了实在的心理生活。科学的理论是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的，科学来源于常识，它的最终目的也是满足常识，以常识的形式来满足常人的需要。“实际上，所有的心理学家都在他们的科学思考中运用常识的观念。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通常并不分析它们和使它们明确化。”[5]科学心理学家往往在建立理论体系的时候忽视了他们自己身上的常识观念在影响着他们的理论。每一个社会，每一种文化都对其中的个体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归根结底是通过一些常识来实现的，所谓的潜移默化就是这个道理。心理学家本身也是某种文化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他们的观念必然首先来自于耳濡目染的常识。常人可以运用大量的常识见解来准确地解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并能很好地预测行为的发生和结果，尽管他们得出的结论没有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但是实效非常好。每一个人每天都戴着常识的眼镜，用它来解释、体验生活，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心理学家的研究首先来自常识，而常识是大众化的产物。旧史的编写是建立在否定大众常识的基础之上的，过分突出了心理学家的个人作用，这显然缺乏社会生活的现实性。
新史重视大众的生活，关注心理学思想产生的大众背景，因为任何个体都是大众的一员，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大众的影响。而且，历史恰恰是由默默无闻的大众的生活所构成，正如Peter Stearns所说：“在老百姓眼里，女孩初潮的历史与君主制度的历史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当我们以无名群众的生活背景来分析历史学时，我们新史学工作者将获得成功。”[1]在这里，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理解“心理”。旧史理解的“心理”是实体性的存在，因此探寻实体心理的任务便交给了心理学家。而新史理解的“心理”并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是在个体与社会、文化以及心理学家与社会、文化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按照解释学的观点，这是主体与文本的对话，所谓的“心理”就存在于这种对话的过程之中。“心理”并不抽象地存在于某时、某地，而是具体地体现在大众的现实生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史就是大众的生活史，旧史恰好忽略了这一点。
从观念的历史到现实的历史，从心理学家的历史到大众的历史，其中体现了心理学的时代精神内涵的变化，心理学的历史不再单纯是心理学思想和心理学家个人经历、成就的历史，而是现实生活中大众的历史。这表明，心理学的发展正经历着回归现实、回归日常的转折，这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对现代主义的反省是分不开的。现代西方哲学是从笛卡尔的“我”出发的，从“我”演绎出庞大的现代西方哲学体系。从语言学角度分析，“我”是相对于“他”来使用的。假如“我们”属于一个话语共同体，那么“他们”显然是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因此，当“我们”宣布一种普遍的人类历史的时候，同时也就意味着要把“他们”变成“我们”的一部分，而“他们”要变成“我们”，就必须接受“我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这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专制和霸权主义。心理学家属子一个话语共同体，在旧史的编写中，心理学家充当了“我们”，以理性的名义剥夺了“他们”（大众或现实）的思想，用“我们”的历史替代了“他们”的历史，用属于心理学家的话语系统替代了大众的话语系统。而新史的编写则充分考虑到了“他们”的思想，时代的思想，没有用“我们”取代和压制“他们”。
心理学史从旧史到新史的转变，本身就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反思现代性。这种转变使心理学的研究回归现实，回归日常。心理学的时代精神不是单向度的，不仅包括了“我们”，而且也包括了“他们”，只有这样，心理学才会健康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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