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三民主义刍议——----兼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刍议论文,中国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义统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中山和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时代的伟人。孙堪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旗手，邓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众所周知，他们各自的思想成果，一种叫作三民主义，一种叫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把这两种理论放在一起命题与研究，主要是鉴于偏安一隅的台湾国民党内一些人，至今仍然夸大国共两党指导思想的敌对性，借“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名，行长期分裂祖国之实，我们很有必要与之辩清事理，昌明大义。笔者认为，虽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三民主义是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说，但它们之间存在着诸多同一性或相似之处，没有理由将二者置于针芒相向、水火不容的敌对地位。也就是说，台湾国民党人拿指导思想之歧异作幌子，拒绝同共产党和谈合作，拒绝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道路，完全站不住脚。
从我党一贯倡导的求同存异的原则出发，重新审视孙中山三民主义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们至少在下述几方面是基本一致的。
强国富民----相通的社会目标
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孙中山由一名医病之大夫变为医国之革命家，其人生转轨的动机，盖出于强国富民的强烈愿望。1894年孙中山创立近代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在该会章程中就首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此后，这个口号逐渐深入人心，化作亿万炎黄子孙的共同行动。过了将近一百年的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谈话中也这样讲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1〕邓与孙强国富民思想之渊源关系，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1905年11月，孙中山明确提出三民主义，标志着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已趋成熟并系统化。分析“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为独立计，为救亡计”，要求推翻清朝政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其民权主义要求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建立平等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其民生主义包含着相当复杂的社会思想。但有如列宁所评价的：“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2〕从以上分析可知，强国富民不仅是孙中山革命人生的目的，也是他三民主义的社会目标及重要理论内涵。
邓小平晚出孙中山一代多，他走上革命道路同样也怀着强国富民之志。所不同的是，当邓小平开始探求强国富民真理的时候，世界已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中国工人阶级也开始登上政治历史舞台。因此，邓小平有幸寻找到一条比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更先进、更科学的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邓小平努力奋斗了一生，战果累累，功勋卓然。而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则是在七十多岁以后，推动和指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在这一伟大实践过程中，创立了科学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明确确定把我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具体提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还特别深刻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更加切合实际的强国富民理论。
鸦片战争以后，“强国富民”一直是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因而也就成为一代又一代优秀中华儿女生死以求的奋斗目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属于强国富民征途上的两座伟大里程碑。尽管它们不是同时代的产物，阶级性质和发展道路也不一样，但在强国富民这一社会目标方面，两者显然是一致的。总结三民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获得崇高地位和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可以看出，它们都以强国富民为社会目标无疑是很重要的一点。三民主义曾为强国富民做出过伟大历史贡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将为强国富民进行后一阶段的冲刺。
古人云：“殊途同归，其致一也”。现在已经到了三民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条“殊途”在强国富民社会目标下“同归”的关键时刻，台湾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却硬要打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招牌逆时代潮流而行。这丝毫不能表明他们对三民主义信仰的坚定，反倒是暴露了他们对三民主义的背叛。因为三民主义追求强国富民的社会目标，一切与这一目标相悖逆的事情，三民主义决不允许去做。从目前来看，只有在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基础上，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道路，才能真正推动强国富民目标的实现。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论”，实际是在维护台湾国民党统治阶层小集团的利益，甚至不惜拿长期分裂祖国作代价。所以，它是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的、祸国殃民的假三民主义，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宽容合作----相似的政治意识
孙中山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但他的三民主义是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提出来的，基本反映了各阶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要求。孙中山说过：“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3〕可见，他的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并非只为资产阶级一家服务，而是要替大多数人谋利益。在1924年的一次演说中，孙中山更明确地讲道：“我们国民党的同志，现在对于共产党生出许多误会，以为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4〕这些论述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在政治意识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宽容合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以共产主义为敌，相反是以共产主义为友。纵观中国革命历史，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取得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胜利，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两度合作。
与孙中山先生相比，中国共产党人更不是狭隘的阶级论者。她最大公无私，最富有宽广的胸襟及彻底的牺牲精神。回顾历史上的两次国共合作，皆由共产党以革命大义与民族利益为重而首倡，并竭尽全力最后促成之。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又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统一祖国的建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为切实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科学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一国两制”构想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宽容合作的政治意识。所谓”一国两制”，就是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和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构想一经提出，立即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国际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认为，饱含宽容合作精神的”一国两制”构想，为解决世界其他重大问题打开了一条新思路，其意义决不可低估。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宽容性，还表现在与国内其他经济力量及国际资本的和平合作方面。邓小平根据我国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存在与发展，并且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大多数人共同富裕。同时，邓小平非常重视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他为我国制订了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主张打开国门，大力加强我国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如上所述，宽容合作是三民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共同具有的政治意识和特点，也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所实行过的政策和策略。因此，在三民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没有必要无休止地斗争下去，非搞个你吃掉我、或者我吃掉你不可。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两次合作经历，那就完全能够再一次进行新的合作。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现在，海内外广大炎黄子孙都企盼着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基础上，早日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如今世界已步入文明开放、各种政治思潮交互影响融汇的新时代，宽容合作应是新时代精神的当然内容。台湾国民党人为什么还要不识时务地宣扬“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论”，丝毫不表现出一点宽容的精神和合作的诚意呢？说到底，其“统一”是假意，搞台独分裂祖国才是真心。但他们应该明白，共产党的宽容合作是讲原则、有限度的。对任何搞台独的人，共产党必定会毫不留情地同他们斗争下去，并团结全世界炎黄子孙，决不让他们的罪恶企图得逞。
革新求变——相近的人生经历、相近的理论风格
孙中山思想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能跟随时代潮流前进，从不固步自封。他一生经历过两次大的思想转变，一次是19世纪末从改良主义向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这两次转变充分体现了他为民族利益与祖国的前途命运，敢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也反映出他力求冲破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尽可能弥补自己世界观与革命理论缺陷的良好愿望。尤其他的第二次思想转变，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新帜于晚年，更加难能可贵。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数历十分困难、十分复杂的局面。通过同袁世凯、段祺瑞等新老军阀的战斗及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他深感对以往理论、政策进行变革势在必行。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果断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泽东高度评价孙中山的这次思想转变，说实行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5〕正是有了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转变，才使孙中山一生的革命业绩达到最光辉的顶点，并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非常崇敬、尊重孙中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每逢国庆节日，天安门广场都要悬挂孙中山画像。这既是对孙中山赫赫革命功绩的褒扬，同时也是对他的革新求变的三民主义思想的肯定。
如果说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勇敢变革者，那么，邓小平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更是一位勇于变革的伟大理论家。邓小平亲自经历了缔造和建设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整个过程，并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这使得他对中国国情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邓小平曾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发祥地法兰西勤工俭学，寻求真理，这又使得他具备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以上两方面结合起来，再加上邓小平具有最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无比坚韧的战斗意志，他便具备一切条件与能力，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大胆革新求变，成功地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曾是人类千古之梦。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使它由空想上升为科学。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开辟出一块崭新的实验园地，使它从理论变为现实。社会主义中国就是在这样的思想与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毫无疑问，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但不可否认，由于我们曾经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机械地照抄照搬别国经验，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度遭受了严重挫折。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担负起领导重任。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成功地找到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理论风格，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革新求变。无论在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等重大理论观点上，还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现代化建设等重要现实问题上，邓小平都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阶段。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证明，任何伟大理论都是人类认识革新求变的产物。而每一种理论自身想要发展和完善，也离不开革新求变。囿于成见，不思变革，无异于自缚手脚，断绝理论的生机和活力。台湾国民党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论”，从内容上讲，不敢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所包含的合理内核上前进一步，相反却往后倒退甚至反动。从形式上讲，它又完全抛弃了孙中山思想不断革新求变的风格，一味保守僵化。因而，这种所谓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论”毫无新意和生气，注定没有前途。今天，祖国大陆繁荣稳定，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而台湾国民党则众叛亲离，日益孤立。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他们痴人说梦般地讲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无非是为自己搞台独找一块遮羞布罢了。但我们要奉劝台湾国民党人，台独的道路是绝对走不通的，及早放弃幻想，改弦更张，是他们唯一明智的选择。
通过以上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粗浅探讨，以及对“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论”的初步批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与主张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完全应该发扬“两大主义”革新求变的理论风格，增强两党宽容合作的政治意识，在强国富民的社会目标下携起手来，实现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5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2〕《列宁选集》第二卷4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
〔3〕〔4〕《孙中山选集》86页和834页、83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35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