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存肝胆 江山阅鬓华——贺绿汀的生平和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山论文,肝胆论文,生平论文,天地论文,贺绿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还有5年半的时间就要走完它的全程。在这前一个世纪的大幕即将落下，后一个世纪的曙光已在向我们贴近的时刻，回眸20世纪中国音乐所走过的既坎坷曲折，又步步空前；既雨骤风狂，又喜报频传的悲壮历程，我们怎能不追昔而抚今，为它之能有今日的辉煌而兴奋激动，为它之将有明日的壮丽而击节放歌！而当我们把视线进一步投向那些播火者、开拓者、耕耘者、先驱者的时候，我们更不会忘了把一份深深的敬意捧献给在这一进程、这一群体中处处都挺身走在前列的我国老一辈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贺绿汀同志。是他，从我国现代音乐发展的早期起，即以《牧童短笛》、《摇篮曲》、《晚会》（原名《闹新年》）等富于民族独创性的佳构力作，丰富了我国现代音乐的库藏；是他，以艺术家的敏感和共产党人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不顾一切阻力和来自同志营垒的误解，一次次地剖析、指出了我国音乐文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和存在的问题，在继承与借鉴、生活与技巧、内容与形式、音乐的创作与批评、音乐工作者的专业修养与一般文化水平等方面，奉献出了闪耀着他真知灼见的耿耿直言40余万字；是他，继筚路蓝缕的萧友梅、黄自之后，全身心地投入与关注在社会主义沃土上得到空前发展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建设与提高，直到今天仍未停止他的操劳；是他，70余年如一日，坚持追寻、探究真理，高扬它的旗帜，纵然是逆风恶浪铺天盖地逼压而来，始终无私无畏、不屈不挠、表现出可贵的革命正气和顽强斗志，为我们树立了文品、人品的榜样。
一
1903年7月20日，在湖南邵阳（今邵东）东乡马王塘一户农民兼商人的家中，诞生了日后成为我国20世纪最重要音乐家之一的贺绿汀。6岁起入乡村私塾启蒙3年。9岁进循程学校始读小学。高小毕业后，先在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机械制图，后入县立中学继续其险遭中辍的学业，直到1921年取得四年制中学毕业文凭为止。嗣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贺绿汀这位刚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就步入了小学教员的行列，成了东乡仙槎小学的音乐、图画、语文、体操老师。但继续升学的愿望并没有因此而在他的心中泯灭。当1923年长沙岳云学校开风气之先设立了二年制的艺术专修科后，他便立即前往报名，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该校。当时的岳云学校办学上相当“开放”，许多教师都是从文化上走在全国前面的上海请来的（如赵景深、邱望湘、郑其年、陈啸空、莫运选、叶鼎洛等）。这些受过新文化洗礼的老师，打开了生长于斯的一拨子萃莘学子的眼前，使他们懂得了艺术与社会、与人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锲而不舍地刻苦钻研才能深入它的堂奥；绘画、作曲不是兴之所至的随便涂抹，必须遵循、合乎一定的规律和法则。这一切，无疑都是洒向这位山乡农家弟子干涸心田的及时雨。
1925年毕业时，他因学业成绩优异而被留校担任音乐教师。这时的他，不但能奏二胡、三弦、笛子、琵琶等民族乐器，而且还初涉了钢琴、小提琴，并对京剧和某些传统器乐曲有着较深的了解和钻研。正当艺术之门向他进一步敞开的时候，大革命的浪潮却更有力地把这位《新青年》和《通俗资本论》的热心读者吸引到了如火如荼的群众斗争中去。他不但由此而于1926年夏辞去了岳云学校的教职回到邵阳，而且在震惊全国的“万县惨案”后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亲自带领30名工友放火焚烧了邵阳英国福记煤油公司的储油库。持续7天7夜的大火熄灭不久，贺绿汀在邵阳城西一所小屋的楼上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他担任了泥瓦工人的党支部书记、邵阳市总工会的代理宣传部长。第二年开初，他又在家乡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直到1927年5月反动军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由于党组织遭到破坏，国民党要去抓他，才被迫转移到武汉，后来又到广州，在广州，他随在第四军教导团任职的三哥贺培真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以后，又跟随新组织的红四师向东挺进到了海丰。当时的海丰，在澎湃同志广东省委东江特委的领导下，农民运动热火朝天。被分配在特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的贺绿汀，目睹群众干柴烈火般的革命热情，不禁“情动于中而形于声”，写成了我国工农革命音乐萌芽时期的第一首革命战歌《暴动歌》：|兵工农，兵工农，起来大暴动！|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大成功！
国民党反动势力向东江地区猛烈反扑时，党组织给贺绿汀作出了“转移疏散到上海”的安排。可是当他取道香港风尘仆仆抵达上海后，上海却没有给他以安身立命的一席之地。一是几经努力，组织关系始终没法接上；二是囊中空空，生活难以为计。为此，只得离沪去宁，投奔他的同令侄子贺涤心。他侄子将他安顿在信府河玄帝庙。无巧不成书的是当国民党前来抓捕一名邵阳国民党左派人物贺民范时，竟把贺绿也捎带上了。贺绿汀把党组织关系的介绍信吞到了肚里以后，与敌人周旋和较量了起来。他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奈何他不得，只好抓住有案可查的他曾经担任过邵阳总工会代理宣传部长的事实，以“加入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团体”的罪名，判他徒刑11个月。由于宣判之日他已被关押一年又九月有余，按当时两天折一天计算，13天之后他就走出了牢门。
出狱后，又是靠了贺涤心的资助，贺绿汀再次来到上海，并在度过了一段在私立小学教书和勤奋复习和声、苦练钢琴的清苦日子后，于1931年春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成为和声、钢琴两门课程的选科生。“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音专被迫停课。趁此间隙，贺绿汀去武昌艺专教了一阵子书，又于8月回邵阳举行了与音专同学姜瑞芝的婚礼。1933年秋，上海的局势恢复平静后，他随黄自先生学习作曲的课业才得顺利继续下去。
二
在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专勤奋学习的那些岁月，对贺绿汀来说无疑是继岳云学校之后音乐业务和文化、艺术修养上更高层次的一次飞跃和升华。从美国奥柏林大学、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学成归国的理论作曲导师黄自，系统、全面地教给了他当时与国际接轨的和声、对位、曲体、配器等专业作曲技术理论。同时，又通过音乐史和音乐领略法等课程，使他得到了历史和美学的滋养。而国际一流水平的钢琴家鲍里斯·查哈罗夫为他所上的钢琴副科，也使他获益匪浅。因而当他牛刀小试，以自己所学到的技法写出了《离思》、《恋歌》、《渔父》等独唱、合唱曲后，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1934年俄国著名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来沪举办的“征求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比赛中脱颖而出，以《牧童短笛》荣膺头奖，以《摇篮曲》获得名誉二奖。
时隔60年整，这两首钢琴曲的艺术魅力丝毫不减当年，特别是《牧童短笛》，当时《新晚报》上的一段话：“最重要最值得纪念的，是他打通了中国音调与西洋乐理的界限，他那作品的成功是鼓励了我们为复兴改造中国音乐而研究西洋乐理的技术，给与一般绝端保守古乐者和主张完全欧化者以同样的警醒”，确是非常热情但又十分中肯地道出了这一作品的价值、影响和意义。
在《牧童短笛》中，作者“打通中国音调与西洋乐理的界限”的地方相当多。从乐曲的一开始就可以看到他在复调写法上的求索创新：对比复调、支声复调兼而用之，并在声部结合上吸取民间音乐的成功经验。
例1.
例中，上声部活跃、跑动时，下声部以对比式复调相伴衬；当上声部出现间歇或停顿时，下声部即“咬”着上声部的结尾音顺势跑动。后面这种做法，颇像江南丝竹中的“嵌档”。
B段换为主调的写法。音乐始于与A段G徵同名的G大调。右手是神采飞扬的五声音阶的曲调；左手是右手的伴奏，由低声部的G长音、中间声部三度音程的平行级进下行及搏动、跳跃的节奏型构成。出于音乐情绪发展的需要，有两次五度关系的移调(G-D-A)，到情酣意畅后再由A转回到G。
例2.
A段再现时，不是简单的“旧调重弹”，而是采用了我国民间器乐演奏中常见的“加花”手法，赋予旋律以新的意趣。
例3.
《摇篮曲》显然有外来的影响，但精神和气质上完全是东方的、中国的。它的旋律宛似民歌而并非哪首民歌的套用或照搬，一字一句都是熟谙民族音乐语言的作者的创造。在和声、复调的运用上，作曲家也注意和考虑到了民族风格的问题，并作了一定的尝试和摸索。例如在A段中，贺绿汀就将位于主旋律下方、对主旋律进行烘托的3个声部层次：右手上的切分和弦、左手上的低音长音和分解和弦，统统赋之以五声性的特点，并使它们的节奏各有个性，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
例4.
B段中的“动机式模仿”由于是以“对答呼应”（“联接”）而不是“紧接”的方式出现，使人更多联想到的是：“应对”、“唱和”抑或“回声”的情态或意韵。
例5.
《牧童短笛》获奖后，贺绿汀的著名度提高了，长期来经济拮据的窘况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当时有这样几件喜事几乎同时涌到他的面前：
因《牧童短篇》荣登榜首而得到一百大洋的奖金；
在萧友梅校长的提议下国立音专通过了给他以公费待遇的决定；
商务印书馆在拖了几年后答应马上发排他的译著《和声学原理与实用》（[英]普劳特著）；
百代公司决定尽快灌制和出版《牧童短篇》的唱片；
……
而由于同聂耳的交往和通过聂耳的介绍，贺绿汀进入了电影界，担任明星影片公司作曲股股长。从此，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便有了一段电影音乐的旺盛期。从1935年春为影片《风云儿女》谱写音乐开始，紧接着又与黄自、赵元任一起为袁牧之编导的我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和沈西苓编导的故事片《乡愁》、《船家女》创作配乐。后者中的主题歌《摇船歌》1956年曾收入他自编的《贺绿汀歌曲集》，这首歌在写法上虽借鉴了西洋的“船歌”（复拍子、旋律富歌唱性、节奏律动感强等），有外来的风格影响，但人们仍然可以从它那五声性的旋律和具有前冲力的节奏中，感觉到这是位中国的船家女在咏唱。
例6.
此后，他又陆续完成了《狂欢之夜》（史东山编剧）、《生死同心》（阳翰笙编剧）、《清明时节》（欧阳予倩编剧）、《压岁钱》（夏衍编剧）、《十字街头》（沈西苓编剧）、《马路天使》（袁牧之编剧）、《古塔奇案》王铭勋编剧）等影片和话剧《复活》（田汉编剧）、《武则天》（宋之的编剧）的配乐。同时，又在1935年“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参加了音乐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的“词曲作者联谊会”，并创作了救亡歌曲《心头恨》、《谁说我们年纪小》等。其中，《十字街头》的插曲《春天里》（关露词，贺绿汀改编），《马路天使》的插曲《四季歌》、《天涯歌女》，《古塔奇案》的插曲《秋水伊人》等，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身处社会低层的小市民的痛苦、烦恼和挣扎。《春天里》歌词中的那种幽默、自嘲和不失希望、憧憬的乐观精神，贺绿汀不但通过特色鲜明的音调、节奏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而且还发挥衬字的表情作用予以烘染。《四季歌》和《天涯歌女》则甩开“托腔色调”的一般化做法，用两声部的复调织体扩展其艺术表现力。《秋水伊人》由于在影片中必须是首女声独唱的缠绵悱恻的思念之曲，因而除了注意旋律的感情含金量外，又通过富于特性的音进行——徵调式三音的级进下行，增强其空茫，寥寂、失落的悲凉气氛，这一手法在他同期所作的女高音独唱曲《神女》中也可见到。话剧《复活》的插曲《怨别离》，他先谱了一首中国风味的，后又根据作者田汉的意见谱了一首俄罗斯风味的。捧读这两个稿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驾驭不同的音乐风格和细致地处理语言的。
例7.
通过为电影、话剧配乐，贺绿汀在管弦乐创作上积累起了不少经验，也收获了一批曲目，如由话剧《武则天》中的《佛曲》改编而成的《序曲》、影片《都市风光》中的《夜曲》、根据影片《春到人间》中的一首木管二重奏加工完成的管弦乐《荒村夜笛》以及影片《马路天使》中的器乐段《大世界》等。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绿汀立即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一队，于8月21日离沪西行，辗转南京、武汉、开封、郑州、洛阳、陕州、西安等地宣传抗日。一路上，亲眼目睹了数不清的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情景。那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逃难的人群，那大敌当前而仍不怒、不争的一部分人的麻木状态，使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肩上所担负的责任。于是，他更坚决、更响亮地发出了他的呐喊。他不但号召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同胞拿起刀枪走上杀敌的战场（《上战场》，原名《干一场》），而且还用日语歌词的《日本的兄弟》向日本侵略军中有良知、有人性的士兵们喊话，要他们放下手中的杀人武器，制止这场战争。
1937年11月演剧一队由潼关过黄河经风陵渡到晋南重镇临汾演出后，曾在临汾城西八里地的刘庄八路军办事处休整，办事处主任彭雪枫既热情接待了这批有觉悟的文化人，又向他们宣传、讲解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甚至还组织他们到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武器所装备起来的炮兵团访问。全新的火热斗争生活，点燃起了他的创作热情，使他在熬过了约一个月的寝食不安的日子后，完成了以全队名义敬献给八路军全体将士的《游击队歌》。1938年初，在山西洪洞县高庄八路军高级将领会议的晚会上，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同志聆听了这首歌的第一次演出后，一致称赞这首歌写得好！
《游击队歌》的成功，使人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阐发它的成功之道，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它的成功绝不仅仅因为有良好的创作愿望及题材为当时所急需，而是由于它确确实实做到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此歌的词、曲是同时产生的，词、曲都非常精彩。从歌词看，它语言生动、节奏铿锵，通篇没有一个可有可无的字，头既开得点题、形象，尾也收得干脆、有力。而音乐上，它那鼓点似的节奏、明朗上口的音调、变化有致的字音安排、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结构以及6次出现的性格鲜明的“核心动机”等，反映出作者的艺术匠心。在受到人民群众半个多世纪经久不息的欢迎后，《游击队歌》早已与贺绿汀的名字连在一起。时间是艺术作品的试金石，《游击队歌》无疑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不朽名作之一。
例8.
1938年春，贺绿汀从晋南西折到武功，投宿在西北农学院他三哥贺培真处，并在那里写出了他的另一首著名抗战歌曲《保家乡》。这首歌原先只有一个声部，它下面的那个用自由模仿手法写成的声部是作者后来添加的，用这样的办法来丰富、扩展一首民歌风格的单声部歌曲的艺术表现力，贺绿汀是首创者之一。
例9.
1938年5月贺绿汀到达武汉，入政治部第三厅中国电影制片厂任“中国合唱团”总干事。8月随厂内迁重庆后，作为文化界的名人，经常得到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同志的关心和帮助。翌年，转“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任职。当陶行知先生的“育才学校”在重庆远郊的乡间古庙里创立后，他便立即脱离电台而应聘担任了该校的音乐组主任。
在武汉和重庆期间，他曾为中国电影制片厂所摄制的《中华儿女》（沈西苓编剧）、《胜利进行曲》（田汉编剧）、《青年中国》（阳翰笙编剧）等影片谱写音乐。在这当中，影片《胜利进行曲》的插曲《垦春泥》是他这一时期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这一无伴奏的混声四部合唱曲，表现的是地处湘北的抗日军民并肩春垦的劳动场面和团结抗日的必胜信心。为了体现地方特色、“描绘”好这动态的集体“画面”，作曲家采用了湖南花鼓调的调式，吸收了民间歌曲中劳动号子的因素，加上风格清新的动听旋律，脱胎于歌词语言韵律的主题节奏型，由主题节奏型的连贯发展构成的二段式结构以及有意识地多用三度关系的和声进行等，使这首乐曲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早期无伴奏合唱曲中的经典曲目之一。下例是它的1～4小节。
例10.
在重庆，贺绿汀还创作完成了他的艺术歌曲杰作《嘉陵江上》、扬琴伴奏的笛子独奏曲《幽思》（后改成钢琴伴奏的长笛曲）、管弦乐《晚会》（据1934年所作的钢琴曲《闹新年》改编）、钢琴曲《二部创意曲》（后更名为《小曲》等）。《嘉陵江上》的歌词一唱三叹、很有激情，那失去田舍、家人的悲愤，那江边月夜形单影只的踯躅，那誓死要打回老家去的壮烈情怀，贺绿汀对之都曾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体会。但怎么用音符来将这句子长短不一的散文化诗歌铺缀成曲呢？他尝试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案，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否定，最后终于从对歌词一遍遍的朗诵中找到与之相契合的音调，从对西洋歌剧朗诵调和咏叹调的借鉴镜中获得梳顺乐思、构妥全曲的钥匙。
例11.
管弦乐《晚会》是与《嘉陵江上》在同一场音乐会中首次演出的作品，这是首热闹、欢快的乐队小品，其节奏很有民族特点，与民间打击乐有一定的联系（1934年齐尔品就注意到了原作中的这一特点）。曲中，大量应用了八度、五度、四度、三度的平行进行，又不时以从主要旋律中分化出分支旋律来的办法，形成此曲独特的复调效果。法国大雕塑家罗丹说过：“艺术就是要去掉不必要的东西”，《晚会》确有以少总多的特点。
例12.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收紧了它的迫害之网，贺绿汀决定离开这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到延安去。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他的妻子、女儿可以化装成八路军的家属先走，他本人则必须绕个大弯，走由重庆到湛江，经香港、上海，从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转往延安的路线。
四
三个多月后的5月13日，贺绿汀从上海乘小火轮抵达苏北盐城，当晚，他就在新四军军部见到了代军长陈毅和刘少奇同志。鉴于当时日寇的“扫荡”正紧，敌人的封锁线很难通过，贺绿汀暂被留在新四军鲁艺工作团及音乐训练班工作。他把自己的创作经验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联系实例的分析，一一传授给求知若渴的学员们。有时，他也会拿出小提琴来拉上一段，再结合着说一说乐理上的问题。知识的传授当然不能全仰仗了这种方式，因而他还一字一句地编写过《和声学初步》的教材，并为了讲解合唱写作技法、提高学员们的演唱水平而创作了一首大型合唱曲《一九四二年前奏曲》（后更名为《新世纪的前奏》）。在这首乐曲中，灵活运用了和声、复调两种织体写法，有多种人声音色的穿插、对比（混声四部、女声三部、男声四部、男声的朗诵体独唱），有和声及调性的丰富变化，有由4个大段落组成的严密结构。
应该说，这是一部思想内容进步健康、合唱手法丰富多采、在当时达到了较高艺术水平的合唱作品。遗憾的是由于此曲较多吸取了欧洲古典音乐的旋律风格，曾在一段时间内遭到苛评。今天，这一页历史当然是翻过去了！
由于敌人加紧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封锁，贺绿汀起程去延安的日子被一拖再拖，最后接到通知说：“可以走了”，但路线还是要绕。在经过了种种侥幸、倒霉和曲曲折折的巧遇、险情后，化装成商人的贺绿汀终于从上海经天津到太原，靠着一位卡车司机和他驾驶的“老爷汽车”的帮助，在离石乡下找到八路军地区的工作同志，再过黄河、穿吴堡、经绥德，于1943年7月14日直奔延安。
抵延安后，他被鲁迅艺术学院首先迎去任教。不久，应王震同志的邀请，前往大生产运动的标兵单位——南泥湾三五九旅深入生活。翌年9月，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音乐指导兼作曲。到任后，他除了经常跋山涉水下部队进行演出外，还创作了一系列队列歌曲（《骑兵歌》、《人民的铁骑兵》、《自卫军歌》、《前进，人民的解放军》等）、部队歌舞剧（《烧炭英雄张德胜》、《徐海水除奸》、《打松沟》、《军民互助》等）及管弦乐《胜利进行曲》（话剧《沁源突围》配乐，后更名为《新民主进行曲》）、《山中新生》（话剧《沁源突围》配乐）、《森吉德马》等。同时，又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献出了由他加工、改编而成的混声四部合唱曲《东方红》。
《森吉德马》原是一首短小、深情的蒙族民歌，作曲家在深入分析、掌握了它的音乐特点和意蕴后，运用细腻的配器手法，通过音色的有层次的发展，再加上速度、节奏、伴奏音型等的变化，将这首民歌发展成了一曲民族风格鲜明、音乐形象生动、结构工致洗练的管弦乐小品。其分支声部的写作和以切分和弦或切分音来映衬主旋律的做法，都很有特点和效果。
例13.
贺绿汀对《东方红》的加工、改编十分成功，既丰富了这首民歌的艺术表现力，又保持了它的民间特色。由流动性的华彩旋律和低音线条结合而成的钢琴引子一出来就很抓人，第一遍由女高音、男高音齐唱，与伴奏部分构成对位化织体；第二遍由男低音、男高音分别演唱主旋律，女高音、女低音作为对比，陪衬声部与之构成复调关系；第三遍则巧妙地将旋律与对位声部高低易位，音色上也男女对换了，第四遍由男高音唱出旋律，女低音、男低音先后唱出对位声部，女高音以活跃的节奏音型渲染欢乐的气氛。最后，各个声部殊途同归，以和弦式的合唱有力地结束全曲。
1946年4月，贺绿汀奉召到达延安，负责创建中央管弦乐团。11月党中央撤离延安时，毛主席、周恩来都没有忘记因肺病而住院的他，并且安排他同中央办公厅的老弱病残一起转移到太行山地区继续疗养。1948年8月，他被委任为华北文工团副团长。翌年，随团挺进北京。1949年9月27日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晚会上指挥演出了他的一组管弦乐作品（包括《晚会》、《森吉德马》、《东方红》等）。几天以后，他便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轰隆礼炮。
五
新中国成立后，贺绿汀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同时又担任了中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后改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和华东分会（后改上海分会）主席的职务。
为了把上海音乐学院这所历史悠久的高等音乐学府办好，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稳定既有的师资队伍到动员客居海外的高水平音乐专家回国任教；从成立音乐研究室到翻译出版音乐技术理论及历史传记丛书；从开设民间音乐课、在师生中掀起大唱民歌的高潮到延聘一位位民间艺人来院任教；从草创民族音乐研究室到建立民族音乐系；从重办少年班、创办附属中学到形成大学、中学、小学一条龙的教学体制；从民族班、师范班、干部进修班的步入正规到多层次、多渠道办学体系的格局初现等，他都实实在在地抓，尽心尽力去干，既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又有不怕铁鞋磨破的韧劲。为了改善教学环境、教学条件，贺绿汀已不知有过多少次奔走呼号，直到最近，仍在为附中“文革”中被抢占校舍的还归问题向各有关方面呼吁。
当一次次的左倾之风刮进校园或招摇过市影响到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发展时，他总是顶风而上、据理力争，有时真是到了为了真理而奋不顾身的程度。
1954年是第一次。他为扭转当时音乐界左偏的航向，在6月召开的中国音协全国委员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的发言。虽然说的都是在理的真话、实话，而且切中时弊，却几乎被认作是一份“资级阶级”的宣言书。
1957年又是一次。那年夏天，学校有20几名师生被打成了“右派”，对此，他当然会有看法，会有情绪上的反应。结果是他虽然还是他，院长的职务却被驾了空。
1963年这次形势更加险峻，他用“山谷”的笔名写了一篇短文，批评姚文元对法国印象主义音乐创始人德彪西《克罗士先生》一书的批评不当和失实，生性耿直的他奉劝姚文元“不能好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这些话明明都言之有据、合情合理，而且在当时也只有像他这样对人民事业怀着赤子之心的人才敢讲，但事情发展到后来却是他被口诛笔伐、他成了“自己跳出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
1966年“十年浩劫”揭开序幕后，“四人帮”及其爪牙虽然残酷地折磨他、摧残他，但他始终没有屈服过，而且敢于公开反驳、公开抗争。1968年4月25日于会泳披挂上阵的电视批斗大会开不下去，贺绿汀由“被审判者”昂首成为大义凛然的审判者就是最突出的一个例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音乐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但在如何正确认识西洋歌剧、对待西洋管弦乐队、评价我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创业者、先驱者等的问题上，“左”的东西有时还会冒出来干扰我们。对于这一切，贺绿汀都及时著文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在创作上，不论是“文革”前的十七年，还是粉碎“四人帮”以来，贺绿汀一直是这片园地里的一位辛勤的耕作者。十七年间，他总是唱着基调昂扬的歌，把由于共和国的朝阳升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兴旺而出现在人民生活中的新事物、新风貌、新气象，凝聚、升华在他的一首首作品里。大合唱《十三陵水库》，合唱《新中国的青年》、《人民领袖万万岁》、《节日的队伍》，女声独唱与混声无伴奏合唱《我的心上开了一朵玫瑰花》，群众歌曲《工农兵歌唱“七一”》，独唱曲《牧歌》、《我是快乐的百灵鸟》等，是其中比较突出的部分。这当中，还应包括为影片《上饶集中营》和《宋景诗》所作的音乐。
如果说《新中国的青年》以明朗的、进行曲风格的音调刻划了青年一代的蓬勃朝气；《人民领袖万万岁》以深情的赞颂、热烈的欢呼表达了亿万群众对领袖的爱戴；《节日的队伍》通过揉进一定抒情性因素的进行曲曲调，表现了建国初期各族人民乐观自信的典型情绪的话，那么，《我的心上开了一朵玫瑰花》则是一首富于喜剧色彩情趣盎然的歌。姑娘心中萌生了爱情，问她将把“玫瑰花”送给谁？她答是：“我不懂啦”！明明是她在夸赞和平战士、劳动能手，问她将把心给予谁？她说“还早啦”！由于作曲家深入捕捉和挖掘了人物的心理状态，细致地表现了规定情境中的语调、语气，全曲的艺术表现力是很丰富的。影片《宋景诗》中的男声领唱与合唱《不渡黄河誓不休》，采用了山西民间音乐风格的曲调。其中，由变徵音和清角音的混合交替使用所形成的调式交替及转调，给音乐带来了丰富的色彩变化。全曲悲壮、沉郁而又不失气势和激情。A-B-B(,1)的曲式结构，突出、加强了B的音乐形象，并在富于斗争性、反抗性的有力歌声中结束全曲。在贺绿汀建国后所作的合唱曲中，《不渡黄河誓不休》兴许是最好的一首。
例14.
两首独唱曲《牧歌》和《我是快乐的百灵鸟》，均以民族风格鲜明见称，后者还充分发挥了花腔女高音的演唱技巧。
粉碎“四人帮”迄今，曾经两次住院开刀的贺绿汀，在他的创作总目中，又增添了为话剧及电影《曙光》所作的配乐，为毛泽东诗词所谱的独唱曲《〈蝶恋花〉——答李淑一同志》以及群众歌曲《军旗颂》、《南昌起义歌》、《振兴中华》、《前进吧，青年一代》等。其中，最重要的当推1976～1977年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而作的大型合唱曲《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了。这是他70年代后期的一部力作，音乐内涵深刻，富戏剧性，凝聚着他对周总理的热爱和景仰，寄托了亿万人民对这位伟人的哀思。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贺绿汀同志的生平与创作，他90多年的生活经历，70个春秋以上的音乐实践，其内容是无比丰富的。他从20世纪的晨曦中举步走来，他在时代的暴风雨中向前走去。翻开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的史册，可以看到：他既是我国当代健在的音乐家中年令最大、入党最早、艺术生涯最长、理论著作最多的一个，同时却又是被误解最深、受打击最重、遭迫害最烈的一位。对历史所呈现的复杂面貌，对他所创造、建树的全部成果，一篇短文是无法加以概括和细述的，需要我们掌握更丰富的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最后请容许我用1992年7月20日他90华诞时向文艺界所作答辞中的一段来结束本文：
“整个20世纪在中国是狂风暴雨的时代，比起那些在革命前方冲锋陷阵的战士来，我不过是在一旁呐喊助威而已。多少同志在革命浪潮中牺牲了，我居然活到现在，也算是漏网之鱼。比起革命前辈来我自己感到十分惭愧，因为没有什么大的贡献。
我虽然努力学习，究竟年令大，比起许多同行来差距很大。中国音乐文化建设，主要还是靠年青一代。现在已经出现了很有才能的青年人，并且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现代化经济建设是中心，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全国和上海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但是没有精神文明的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得到保证。因此，如何有效地继承自己民族遗产，发展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应该引起领导上十分重视，要爱惜人才”。敬爱的贺老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199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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