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外改革领先：中国前期改革成功之关键——当前经济领域诸问题之根源——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根源论文,体制论文,著名经济学家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最近一个时期，国内外都在谈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您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是如何估计和评价的？
吴敬琏：17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正在并将继续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争论，就连对中国改革曾一度最不看好的著名经济学家杰菲萨克斯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当然，我们在改革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不容忽视的。
问：正确总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对于顺利执行“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您看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是什么？基本经验是什么？
答：对于这个问题，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基本经验，在国内外是有争论的。在西方，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渐进改革”论。他们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因为中国很会掌握改革速度。中国没有采取快速的改革速度，即没有采取所谓“宇宙大爆炸”的方法。杰菲萨克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改革，就应该像“宇宙大爆炸”那样，采取快速方式。中国的改革好就好在不求快，是渐进的，一步一步走的。像主张大爆炸的杰菲萨克斯这些人，开始认为中国采取的这种方式不行，要搞改革就得使用“休克”疗法。后来，他们的腔调变了，说中国因为有特殊条件，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有条件不搞大爆炸，可以搞渐进。于是，他们都认同中国的改革是渐进改革。在国内也有不少人赞同这个看法。有些同志非常赞成市场取向的改革，但认为这样的渐进改革好。有些同志不赞成市场取向的改革，认为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好，他们也说要渐进。他们认为1988年出问题，1989年出问题，都是因为改革急于求成。所以“渐进改革”论就成为中外多数人对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解释。
问：您对“渐进改革”论有什么看法？
答：我们是亲身经历中国改革过程的。我感到这种“渐进改革”论，无论从实际，还是就实质来说，都是不能成立的。我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的改革恰恰不是“渐进”改革。中国的改革在70年代末期是非常渐进的，但是后来就不同了。大家记得，70年代末，我们先在四川六个企业搞改革试点，最先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到80年代初扩大到全国6000家企业，作法就是放权让利，作点小的改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不久就走到了尽头。1980年出现了财政赤字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这种改革就进行不下去了，于是强调责任制。这时，开始了我们最成功的改革，这就是农村改革。其转折点是1980年。过去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一查文件，不是这样，是从扩大国有大中型企业自主权开始的，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开始了。但是，这种改革很快就走到了尽头。1979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过农业问题。1979年底的四中全会通过了发展农业的决定。四中全会的决定，规定不得包产到户。1980年秋，农村改革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年9月，中央文件允许包产到户。在这之后，只用了两年时间，到1982年秋，包产到户已发展到占农户的85%以上，成了农村的基本形势。包产到户，家庭农场制度取代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这么大的变革只用了两年时间，速度非常快，能说这是渐进改革吗？后来我们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走的。
改革的速度问题是重要问题，但不是实质问题。前年我到布拉格访问时，见到捷克克劳斯总理。我问：美国说你们的改革很成功，采取的是“休克”疗法，大爆炸方法。他说：这根本就没有抓住要点。经济活动有很多方面，要看是什么问题。有的要求快，就得快；有的要求慢，就不能快，也不可能快。当时，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关于捷克改革的书，书里就讲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他的分析给我一个启发，就是一概而论改革是快好还是慢好，没有太多的意义。
问：您认为中国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说，中国前期改革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答：关于这个问题，我同许多经济学家讨论过，其说不一。我有自己的分析和看法。我认为，中国前期的改革，它的特点和优点以及它取的重大成就的关键，在于体制外的改革优先或领先。就是说，对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主体部分即国有经济不作大的变动，只作一些放权让利等修修补补的改良，而在国有经济部门以外进行改革，可快则快，可慢则慢，而不是整个改革慢慢走。这种改革，在过去中国的一些文章里将其叫作“增量改革”。就是说，对于作为原来存量的国有经济这一块不作大的改革；而新起来的这一块，包括农村的包产到户。家庭农场，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城乡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这是后加上去的一块，把这块适合市场体制的部分，优先纳入市场经济轨道，着重发展这一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种观点，其中包括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也是属于持渐进改革论的人。
问：为什么说体制外改革领先是中国前期改革成功的关键呢？
答：在这里我就说说我的分析。过去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是盯着主体经济部分，即计划经济体制内那一部分，国有经济部分，而国有经济那部分的改革，确实都碰到了很大的难题。因为整个经济是靠国有经济作为主要支柱支撑着的，如果直接改革这个主要支柱，整个房子就会塌下来。前苏联、东欧、过去的中国，改革中都碰到这个问题。我们70年代末搞扩大企业自主权，那就是针对国有经济的，甚至是针对绝大部分国有企业，6000个，它们的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60%，占上交利税的70%。这个以放权让利、加强物质刺激为内容的改革，效果并不好，固然到80年代末，经济秩序就产生了混乱，赤字创历史记录，通货膨胀严重，这一改革就搞不下去了。这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是建立在国有经济这个支柱运转的基础上的，如果硬要改这个经济的支柱力量，那么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就成了问题。把话说白了，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你又要改它，你又要指靠它吃饭，这就做不到。我们的经济在改革中出现种种不正常现象和问题，改革进行不下去，最实质的问题就在这里。然而，正是增量改革把这个难题解决了，这是它的重大意义所在。还支撑着房子的这个主要支柱虽然不怎么样，不能在上面修高楼大厦，但还是让它继续撑着，不要动它。我们要修新柱子，等新柱子修起来，牢固起来以后，再改造老的支柱，就比较好办了。这样做，就挠开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1980—1981年，波兰的布鲁斯和捷克的奥塔西克到中国来讲学，使我们大受启发。我们当时改革的思想都是进行个别的政策调整，缺乏系统改革的观念。他们给我们的最大启发就是他们是把经济看成一个系统来思考改革问题的。讲到改革时，奥塔西克打了一个比喻。他说，过去的计划经济就好像一个老牛破车，要把它改造成一个功能先进的汽车，出路只有一个，就是要整个换挡。如果你想一个个换零件，那么这个车就可能根本开不动了，因为它是个系统。虽然如此，但他们都承认，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后来的发展似乎也证实了他们当时的困惑。所有在我们的前面进行改革的国家，如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改革的初期似乎不错，但后来都不行了，经济出现了恶性循环，一直到崩溃。从整个改革过程看，好象他们的问题也出在这里。
我们搞增量改革的这套做法，把上述这个困难问题挠开了，因此我们的改革就进行的比较顺利。虽然经济也有起伏，但总的说来起伏不大，而且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改革17年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5%。不要说进行改革的国家，就是不进行改革的国家，这样小的经济波动，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对照一下，前面提到的那些改革的国家就不是这样。他们改革推出来的头两手很好，但后来就不行了。出现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就作调整和整顿，然后再次放权让利，再出问题。这种循环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经济的波动是下降趋势，直到出现零增长，通货膨胀也制止不住，到80年代末期，整个经济就崩溃了。而我们这套做法就避免了这些问题。
问：我们实行增量改革战略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
答：我们主要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第一个方面，就是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变革和发展。我们鼓励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我们17年的产值年平均增长9.5%，出口年均增长17%。这个增长。主要是靠非国有经济而不是国有经济。在17年间，国有经济增长只有非国有经济增长的一半左右。最近四五年速度的差距更大。现在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不到30%。在工业中占42%。
第二个做法就是实行对外开放。通过对外开放与世界市场对接，划出一部分地区与世界市场对接。当全国市场没有形成的情况下，优先把部分地区与一个很发达的世界市场连接起来。
第三个措施就是把前两种作法合在一起，在沿海地区形成一个改革试验区，发展非国有经济和对外开放。采取这一政策的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大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非常繁荣的、基本以市场为导向的沿海经济带。
上面所说的这些，就是我们前17年的改革取得重大成就最主要的原因，也可说这就是秘密所在。
问：您在前面说过，我们在经济改革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请您谈谈，我国当前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有哪些？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答：当前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有四个，这就是：第一，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不佳；第二，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第三，腐败现象蔓延；第四，人们的收入差距拉大。
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看来，产生这些问题原因同成绩的取得的原因是一个，是同一个根源同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它与我们采取增量改革的战略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尽管国有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占优势，然而它却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和支柱。在一个经济整体中出现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作为它的领导成分、支柱力量的国有经济，仍然受旧体制的束缚；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增量部分，它增长得很快，扩张得很快，又有活力，这就是非国有部门。作为一个整个经济体系来说，它很难有很高的效率，而且因为在一个经济里面有格格不入的两种体制并存，就导致出现了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现在可以说，几乎每天遇到的经济问题，都同这个根本问题有关。
问：国有企业发展状况不佳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国有经济可以说没有经过根本的制度变革，所以它在原来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那些毛病不可能得到克服，它的效率不可能有重大的提高；另一方面，原来国有经济的某些弱点和缺点，在这种放权让利的作法下变得更加严重。匈牙利经济学家亚那什科纳分析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问题时，将其弊端概括为“软预算因素”。这是他的一个有名的论点。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吃大锅饭，反正亏损了由国家兜底，财务预算是软的。不像别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企业的财产有明确的边界。而我们的国有经济，没有明确的边界，亏了反正是国家的，所以预算就是软因素。我们改革以后，这个预算约束不是更硬了，而是更软了。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只要讨论如何搞活国有企业，提出的意见就是放权让利这一条。记得1991年研究怎样搞活国有经济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征求意见，一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就不一致，发生了争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该改革体制和机制；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应该放权让利，有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说，看来国有企业改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放水养鱼”，就是多给货款，多给投资，让他们得到更多的物质刺激。我认为，这样做是困难的。第一，“放水养鱼”首先得有水，可是国家已经没有多少水了。因为财政赤字已经很大，银行负担也太重。水不多，要放水当然困难。第二，这些年的经验证明，不管放多少水，它都朝两头跑，存不住：一头是被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和“赞助”弄走；另外一头就是发奖金、补贴。就这样，水放得再多，生产资金这部分还是没有。照我们经济学家的看法来说，这就叫预算约束进一步软化。既然预算约束软化，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必然的。资金不是被国家政府机构和工厂浪费掉，就是被工厂发奖金、补贴发掉。这后一种就叫工资侵蚀利润。现在又出现了“缺流动资金”、“缺奖金”这样的呼声，而且呼声很高。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越来越差。国有企业有一亿多职工，亏损现在达到百分之四十九。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问：您怎样看待和分析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呢？
答：我认为，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很大。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就是整个经济的效率太低。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中国在现在效率的情况下，速度超过百分之七、八，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超过了百分之八、九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由于中国的生产效率低，因此，当增长速度过快时，就必然出现通货膨胀。
问：目前我们已提出了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否与解决通货膨胀有直接的关系？您认为应该怎样科学地理解增长方式？
答：增长方式当然直接与通货膨胀有关。
我们过去的增长方式一直是粗放的。所以五中全会以后确定要转变增长方式。虽然这已经确定为方针，但在认识上还相当混乱。所谓增长方式，就是投入与产出的连接方式。在现代经济学中，讲投入和产出的连接，是用一个公式来表述的，这叫生产涵数，它的等式的左方是产出，右方是投入。这是苏联人60年代初提出来的。不过刚提出时，界定不是很严格。按照现代经济学科学地、严格地表述，生产涵数的左方是讲产出量，产出量等于资本投入的增加系数，乘上劳动投入数量的增加，再乘上一个宜量。开始人们不知道，以为增长就是靠投入增加。后来发现（由于历史的回归），还有个宜量。现代经济学所说的宜量，就是效率的提高。所以生产涵数可以这样来表述：产量的增加＝投入量（劳动投入、自然资源投入、资本投入）的数量增加+投入的质量提高。所谓投入质量提高，也就是单位投入的产出增加，也就是效率提高。因此，产出的增加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来自投入的数量增加；另一个来源是来自效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投入数量增加的增长，叫粗放增长；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叫集约增长。这个说明是科耐在他所写的《共产主义制度》这一名著中提出来的。我们一直是粗放增长。粗放增长意味着投入很多，产出的增长比较少，效率比较低。
问：过去苏联是否也存在粗放增长的问题？他们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效果如何？
答：前苏联也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在60年代后期就发现了这个问题。1959年苏共看到中国提出要赶美超英，就召开了一次特别代表会议，说要中国不要卖自己的香肠，要对对表等等。那时他们认为，他们赶超美国要比我们快。到了60年代后期，他们发现，不但没有超，而且差距拉得更大了。当时苏联的经济学家就提出，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增长方式，所以就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他们在理论上有个重大缺陷：不知道这个增长方式是与体制连着的，要在集中计划经济条件下转变增长方式是转不了的。所以他们搞增长方式的转变后来就变成了搞机械化、自动化和无人工厂，进行大量的技术投资，结果是，到苏联垮台时增长方式也没有转过来。这件事与苏联的解体有关。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增长方式没有转，才促成了苏联垮台。因为增长方式没有转变，就要靠投入的大量增加；靠大量投入造成的高速度实惠不多；而且有限的资源又提供不了那么多投入。这样后来连高速度也支撑不了，于是经济形势就更加恶化。
问：我们的增长方式同西方国家相比是否也存在着差距？
答：是存在差距的。我们既然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和领导力量的国有企业的体制没有改，那么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就提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粗放的增长方式来维持速度，而依靠这个方法维持速度，投入就非常多，产出就不能相应于投入而有更高的增长。美、日等一些西方国家，他们能够保持相当的增长速度，而又不致于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增长主要是靠效率的提高而获得的。我们的投入很多，我国又是个资源很不足的国家，没有那么多资源投，投到后来就是投票子。如果说要增加生产就是要靠建厂的话，就要基本建设投资，就要招工人，就要有大量的原材料。原材料如果消耗很大的话，流动资金数量也很大。这都得用钱，要用货币来体现，要大量的投资。大量的投资，又没有足够的对应物资。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票子多，对应的商品不足，大量的票子去追逐少量的商品，这就必然会出现通货膨胀。这样的问题神仙也解决不了。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所谓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总水平持续上升，其直接原因就是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除非实行全面的配给制，否则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没有人能够解决得了。
这两年加强宏观控制以来，我碰见很多地方的领导，他们经常提出两个希望和要求：一个是物价不要涨得太厉害；另一个是银根要松，多给他们投资，多给他们流动资金。我说，这事神仙也解决不了。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要大量放票子，那么物价就会涨，你就得忍着；如果你要物价稳定，那么钱就得抠着用。两个都要，那谁解决得了这个问题？这是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的。这个基本道理谁也不能违背。当然还不仅如此，还有软预算问题。这样一来，不但出现了像科耐所说的投资“饥渴”、扩张“冲动”、“消费”“饥渴”，个人收入增长也很快，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个人收入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多发的钱是没有商品着落的。没有东西买，物价就要上涨。当然，现在还有同志说不要怕通货膨胀，可以靠通货膨胀来维持一个高的增长，这也是好的。如果是这样，那就牵扯到另外一些问题。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断的通货膨胀压力就避免不了。
问：您认为腐败的蔓延是当前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您怎样认识腐败蔓延的根源呢？
答：我认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有多种原因，例如法规原因，整个法规建设不健全；思想原因，等等。至于腐败的蔓延是有极为广大的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这个制度基础最重要的就是双轨并存，市场缺乏秩序，行政权力多方介入经济活动。这个问题我不详细讲了。以前我们编过一本书，是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的，这本书的书名叫《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这本书是80年代后期编的，是一个讨论文集。这本书是用西方的寻租理论来解释我们当前腐败行为的体制基础的。这是因为我们80年代中期腐败成为热点问题。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腐败是市场经济，货币起主导作用下的必然产物，为了保持社会的公平，保持干部队伍的廉洁，我们不应该增强货币的作用，不应该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另一种观点虽也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腐败确实是市场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还没有达到高度发展阶段的伴生物，但是为了发展经济，还要发展商品经济，这是发展商品经济和改革代价，大家应该忍着点。结果就展开了一场讨论。在讨论中，一些经济学家就用西方的寻租理论来分析我国的腐败问题。
问：什么是西方的寻租理论，您可否作点说明？
答：西方的寻租理论认为，不但市场的垄断行为能够造成一种稳定的超额利润，而且行政权力的垄断同样也可以造成一种超额利润。于是人们就要为寻求由行政权力垄断造成的这个超额利润而奋斗。为了寻求这一部分超额利润就叫做“寻租”。为了“寻租”，他就得付出“寻租”成本。所谓寻租成本，就是贿赂这些东西。通过敲门砖打开行政权力的通道，通过行政权力的干预，可得到租金的收入。这是一个经济活动的链。如果这种体制存在，那就有大量的租金存在，人们就会去寻求。为了寻求这个租金，那就得付出成本，付出成本，那就是胳赂等等，干部队伍就可以凭借他们的行政权力来取得收入，于是就造成一个状况，也就是使整个干部队伍暴露在糖衣炮弹的轰击之下。而这个糖衣炮弹，不是资产阶级给我们打来的，而是我们自己这个体制造成的。寻租理论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从这个理论得出的结论就是：腐败不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市场取向改革没有到位，不够彻底，市场没有规矩造成的。
问：按照寻租理论分析，中国的腐败处于何种状态？如何才能根治腐败？
答：大家公认，寻租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就是衡量一个国家腐败的尺度。80年代，有位经济学家作过我国寻租租金的计算。根据他的计算，1987—1988年这个租金总额占了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30%，这里我们可以作一个比较。60年代世界银行副行长安扣格（现任斯坦弗大学教授，是发展经济学很有名的专家）作了印度和土耳其寻租租金数额的计算，说它占这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15%。印土两国是当时腐败很有名的国家。
按照寻租理论来理解，如果我们要根治腐败，除了要严格执法，严厉打击腐败行为之外，还要挖掉它的体制基础；如不挖掉这个体制基础，就会出现一个状况：这就叫法不责众，这就很难根治。
问：90年代我国的腐败现象有什么新的特点？
答：从90年代的情况看，除了上述问题继续存在外，寻租活动有点从商品领域向外转移。因为价格一放开，商品领域的寻租活动就不大行了。90年代寻租活动的特点就是转到了生产要素领域。这有两个方面是突出的：一个是土地；一个是金融。
土地批租制度的实行是符合市场取向改革方向的一个很重大的改革措施，以前我们的国有土地是调拨的，浪费很大。90年代改成批租，就是改为有偿使用。但是批租应该是通过市场程序的。我们过去大多数地方已经搞了招标、拍卖批租，也被改回来了，叫做协议批租。所谓协议批租，就是某一级的领导人有权批，批不批以及以什么价钱批，都由行政长官决定，通常价格都非常低。谁要是能接近这个权力，他就能够赚大钱，几天之间就可以赚几倍、几十倍的钱，甚至是无本万利。前年我们在北海听到了很多这样的故事。
90年代初期最严重的寻租活动是在金融领域。改革17年来，多数年份国家银行货款利率不但是低的，而且是负的。这与流行的说法是不一致的。流行的说法是利率太高。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经济学上说，利率是资本的价格。有效的价格是实际的价格，实际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所谓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从1991年到去年11月，实际利率始终是负的，名义利率始终低于通货膨胀率，1994年达最高点：负10左右。什么叫实际利率是负的？就是说，这意味着用钱的人不但没有付利息，而且还拿了贷款者的倒贴。然而，有很多人，包括许多企业家，他们讲的是另外一个道理。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企业都是为银行干的”。这是因为，他们将银行贷款的名义利率与企业的资产利润率（或叫资本利润率）作对比。现在我们国有企业的资本利润率很低，只有1.2，现在银行的利率到了十一点几。这样算来，不是我企业赚的钱都给银行还不够吗？须知这两个是不可比的。银行贷款的本金在贬值，而资本盈利本金没有贬。用负利率，不管存款还是贷款，存款者是负的实际利率，存款就越存越少。贷款就意味着负债人拿了债权人的倒贴。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现在我们的通货膨胀率是14.8，银行利率是11点几。在市场上，北方利率是20%，南方利率是25—30‰只要有办法在国家银行货款，然后在市场上去卖，马上就能赚大钱。如货款是负10的利率，你就可拿到利差12—15%。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种人，专为人跑货款，他就可拿几个百分点的回扣。还有更巧妙的办法。一个信货员给别人想法弄到1000万货款，别人就给他若干企业干股。1994年我们的货款总额是3.5万亿元，1995年是4万多亿元。如果负利率是8，拿10%的利差，1年就可得3000—4000亿。这个数字会出多少大贪污犯？权力到处都在干预经济生活。严重性还在于，它可以进一步侵入。比如权力可以通过寻租行为来弄钱，别人没有这个条件。现在的花样就更多了。像陈希同这些人，就是直接将预算内的款项转入预算外，然后就直接拿，不用那么复杂了。如果再进一步，就会变成我们政治组织的通例。现在有些地方卖官，什么官什么价钱，真不得了。小平同志说：积重难返。
问：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答：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因为采取这样一种改革方法，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采取不同的政策，它就会造成人们之间的机会不同，条件不同。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财务状况不好。亏损企业领导照样坐豪华车，喝什么外国高级饮料，但是多数工人收入都很低。第二，通货膨胀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通货膨胀是一种税，因为票子毛了。政府发票子时，是按票面值，但发给持货币者之后，在他手里就毛了，就等于国家征了税，而这笔税又被少数人拿走。因为通货膨胀对于不同的社会人群的影响是不同的。通货膨胀最不利于工薪阶层，对于工商业者也不利，而得利的是那些搞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人。第三个原因就是腐败。80年代我就听到，有人一下海，几个月就赚了几十万。90年代听到的就更惊人，有人几天就变成了千万富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但是收入差距也拉大了。还有一个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商业的效率太差的问题。中国的农民问题是，如果不能把现在农村相当一部分潜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的话，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就无法有效解决。一个人就那么大一块地，把农产品价格提多高他才能富起来？然而，要创造较多的非农产业工作岗位，把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这就取决于工商业的效率，否则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上述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我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不同职业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
问：在我国，人们的收入差距拉大到了何种程度，有没有一种较为准确的说明方法？
答：当然是有的，这就是由经济系数来说明。收入差距拉大到何种程度，现在有不同的分析。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已经到了比较大的程度。过去我们的分配实行的是平均主义，经济系数大约在0.2以下。西方国家认为，经济系数在0.3左右是正常状况；在0.4以下就是差距比较大；在0.4以上就是差距太大，这个社会就不稳定。统计局是将城乡分别算的，好像都在0.4以下，还在一个正常偏高的范围内，但是从人民大学一个社会经济中心去年公布的一个材料看，这个系数已经到了很危险的程度，说经过1994年抽样调查，全国的经济系数是0.434。这个系数超过了共和党执政10年以后的美国。由于人们收入差距拉得太大，共和党垮台了，由民主党上台执政。而民主党上台后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时，美国的经济系数是0.43，就认为这个社会不能稳定了。在那个时候，中产阶级，包括大学教授、都骂里根。人民大学的计算用了两个方法：一个是经济系数；一个是五分法。就是最高的20%和最低的20%的人的收入水平的倍数。这两个指标在世界上都是最高的。
上面所说的这四个问题，看来都是与我们长期沿用增量改革这个战略而又没有对国有经济部门进行根本的体制改革造成的。作为经济学家，我只分析经济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社会问题的基础和根源也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受到这些矛盾存在和激化的威胁。
问：您认为，为根本解决这些问题，中央采取的关键步骤是什么？
答：中央对上述这些问题是很了解的。中央第一次想要全面解决这些问题并采取了重大步骤是在1984年，这就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会议，它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决定。小平同志说，这次会议要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它以一个什么样的全会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呢？就叫做以农村为主的改革转为以城市为主的全面改革，或叫系统改革。小平同志对那次中央全会评价非常高，对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评价也非常高。小平同志说，过去对社会主义没有讲清楚，看来这次讲清楚了，就是这个决定讲清楚了。他还说，这是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决定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从以农村为重点的改革转向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小平在全会期间给军委领导的讲话一针见血地说，这次我们要摸老虎屁股。什么是老虎屁股？就是国有经济部门。以城市为重点，不是要改革城市的个体户，而是要改革国营工商业。这次全会和它作出的决定，使我们走上了全面改革的道路，从而也就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那些问题开辟了新的前景。我们后来的改革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一步一步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