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传统体育发展中的区域体育文化理论探析_民族传统体育论文

西部传统体育发展中的区域体育文化理论探析_民族传统体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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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54(2008)02—0014—05

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相关政策的实施,西部民族传统体育事业也得到了较大发展,但纵观这一时期西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成果,大多趋于表面而非深层,或过于局部而非系统。这些研究方式忽略了西部地域性特点以及不同地域的差异性,没有认识到西部民族传统体育地域模式的区别以及不同模式发展的不同步性。因此,对于西部民族传统体育在新时期的建设与长远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任何事物功能的良性发挥离不开合理有效的运载结构实体,西部民族传统体育在步入21世纪的社会背景下,西部因大开发带来的经济发展热潮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民族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和土壤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加之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民族地区现代化效应,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发展西部民族传统体育,已成为当前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重点。同时,西部民族传统体育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民族传统体育并非单纯的技术复合体,它作为构成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一部分相互融合成长。因此,西部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脱离了文化因素的考虑与设计,西部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也将很难走向深入。

1 地域体育文化概念的提出

1.1 地域文化概念的引入

地域文化是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一个典型表现。地域文化(Regional Culture)或称“区域文化”,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大同于文化地理学(Gioculturelism)[1]。但地域文化和地理文化又不尽然相同,一般说来,“文化地理学是以‘地理学’为中心展开文化探讨的,其中的‘地区’(District)概念具有极强的地理学意义……而地域文化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探讨,其‘地域’(Region)概念通常是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1] 由此可见,地域文化与地理文化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地域文化带有明显的历史烙印和痕迹,其文化底蕴和涵盖范围比地理文化更为深远和扩大。

1.2 地域体育文化概念的提出

地域体育文化作为文化的属概念,是地域文化与体育交融的产物,是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对体育本体进行分析和研究。因此,我们对地域体育文化概念可以理解为,指分布在以文化积淀为基础以沿袭历史所形成的地理范围内,人们所从事与体育相关的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总和。在此概念中,地域体育文化是一种社会实践,具有历史和传统性。

近年来,体育界对地域体育文化进行了相关方面的研究,主要现状和问题是:(1)多数学者不能严格区分地域和区域以及地区概念上的差异;(2)近年来从民族和传统体育视角进行地方体育的研究较多,但较少上升到地域层面;(3)对地域体育文化概念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地域体育文化是在当前地域文化热潮和“体育文化”化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是体育学中一门新兴课题和研究方向,是体育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学科产生的一门应用性学科。因此,地域体育文化的提出和探究对于体育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2 西部民族传统体育的地域体育文化特征

2.1 西部民族传统体育的地理和民族依附性

不同的地理环境产生不同体育活动。西部地区地理环境差异较大,地貌多样。“体育环境”(熊茂湘,2004)的相异导致了不同风格和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形成,而这些项目多数具有天然的地理依附性。“任何一项技术必定与某一种环境的因素相互影响。相似的技术用于不同的环境,会导致不相同的能产量。”[2] 人类学的观点也恰好说明了此点。如藏族的“赛牦牛”和“赛马”体育项目、四川彝族的“火把节”、贵州地区的“划龙舟”等传统体育活动都与本地区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一些更为特殊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其地理环境的依赖性更为明显。如云南独龙族的“溜索比赛”,地点一般选择在水流湍急和山崖陡峭的峡谷之中,参赛者借助非凡的勇气和娴熟的技巧进行游戏。很显然,“溜索比赛”体育项目的产生和形成与当地人民居住的复杂险峻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

体育产生的地理环境是西部民族传统体育多样特征的一个条件,民族种类则是传统体育内容丰富的重要因素。西部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主要居住区。“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50个少数民族分布在西部,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80%分布在西部。”[3] 因此,少数民族种类的多样性决定了西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布局与发展格局。不同民族在不同的“体育环境”中产生相异的传统体育项目,而这些风格迥异的传统体育项目又具有天然的民族和地理依赖性。多数传统体育项目离开了既定的土壤和环境,便失去了活力和特有的传统。近年来,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正是由于丧失了特定的生存文化空间而逐渐消亡。

2.2 西部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文化是一种积淀(李泽厚语)。民族传统体育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具有文化传承和历史传统的体育项目。民族传统体育自身带有“文化年轮”(高福进,2002)的历史痕迹和社会标识,其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如苗族的传统体育项目“滚山珠”,反映了苗族祖先不堪忍受统治阶级的欺压而迁移到其他地方,一路克服坎坷,披荆斩棘,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克服了自然环境的各种艰难险阻,体现了迁徙中苗族同胞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无畏精神。又如云南拉祜族有很多传统的节日,如“扩塔节”、“月亮节”、“洗手节”等。在节日期间,往往进行很多传统体育项目。由于拉祜族文字历史很短,因此这些节日和传统体育项目就成为记载拉祜族历史与文化的最好保存。这正如著名民族学家吴正光所说:“许多节日活动具有社会发展‘活化石’的作用”。[4]

西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多数起源于原始的祭祀、庆典,尽管近年来部分项目经过改革已经融入了竞技体育的行列(如少数民族运动会的比赛项目抢花跑等)但更多项目保留了自身的原始性,带有更多的非竞技性的成分。如云南丽江纳西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东巴跳”[5],主要是表现纳西人出征前的操练祈祷和胜利后的祝捷,多用在祭礼、婚丧或节日中,具有较少的竞技成分。不难发现,民族传统体育是这些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一个反映,代表了不同民族的文化演绎历程,同时,它也是构成体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历史和文化传统是西部民族传统体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发展西部民族传统体育,必须首先意识到他们的文化特征和体育的文化底蕴。简而言之,从体育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和发展西部的民族传统体育,为研究西部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良好的对话平台。以文化审视文化,以文化发展文化,而不是简单地把它视为一种体育运动在技术层面的发展。

2.3 民族传统体育与地域文化“互动”

地域文化属于历史地理学范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在历史发展中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000年以前,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著作,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6] 近年来,随着“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新兴学科的出现以及21世纪文化学热潮的涌起,我国的地域文化学研究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繁荣时期。

“文化影响技术,技术反映文化”。作为极具历史传统的民族传统体育,地域文化对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部分学者对地域文化和民族传统体育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有学者对武术的地域文化展开了研究,具体探讨地域文化与武术技术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地域武术多元模式”的概念(郭志禹,2004);有学者对少林武术与中原地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究(韩雪,2005);更有学者对体育活动与当地的经济、历史和文化的关系及影响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讨,如郝勤、白晋湘、芦平生、田祖国、赵静冬等人。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来看,体育学术界已经认同体育与地区的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体育并不是游离于区域文化之外的实践活动。

地域文化是若干地区文化的集中表现,是我国传统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西部地区(传统意义上的西部,主要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十省市。随着西部大战略的实施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内蒙古和广西两个北部和南部自治区也被规划到西部地区)虽地理位置偏远,但却保留着许多悠久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如巴蜀地域文化、黔贵地域文化、滇云地域文化等,这些地域文化的身影至今仍显见于现代人们的生活和都市文化之中。不同地域的民族传统体育体现了该地域人民生活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点,是地域文化在体育层面上的一个反映。同时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也能够反映和透视出不同地域文化的特征与差异。因此,传统体育与地域文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长期历史形成的地域文化对当地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传统体育因和地域文化特征的“同源性”而构成了当地地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两者是一种包含的种属关系。

3 西部民族传统体育的地域体育文化探索

3.1 地域体育文化研究是一种文化战略式研究

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讲到:“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实施西部大开发是我国下个世纪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同时,民族自治区和多民族省份都在西部,构成了西部大开发的主体。全国5个民族自治区即西藏、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全部在西部,全国多民族省份云南、贵州、青海以及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甘肃、四川也都在西部范围之内。加之“胡焕庸人口分界线”[7] (根据中国地理学家的考察,从黑龙江的黑河至云南的腾冲划一条线,大约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这条线以东地区,包括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只有不到10%的人口居住在这条线以西地区,即大部分西部地区。)的划分与界定,不难看出,西部大开发其实质就是民族地区的开发。由于西部民族传统体育多数根植于这些民族地区,因此,发展西部的民族传统体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开发和利用民族地区的传统体育项目。

近年来,西部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广大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得到了飞速提高。但随着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城镇化”[8] 现象的日益突出,经济发展对民族传统体育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引起关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生态结构,现代城市文化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人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改变。从简单的传统服饰和现代服装的怪异搭配,从生活用具和娱乐方式的快速改变,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表明,西部城镇化带来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民族传统体育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和土壤逐渐遭到破坏和割舍。经济城镇化带来了发展,也带了弊端,体育文化的异化和现代化严重影响和桎梏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地区的发展更注重的是从经济上飞跃,加之体育经济化思潮的影响,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空间日益狭小,生存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只有从文化的层面进行发展,才能更好的保护和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然而,文化发展不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发展,它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一词,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首先提出来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明确地界定了“可持续发展”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9] 文化是一个历史的发展和积淀过程,文化战略更是一种长远的可持续性的发展策略。西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分布的地区主要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正是因为这种因素的存在,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才得以保持原貌和完整。然而,由于大开发必先是从经济层面的突破和发展,因此,在保证经济开发的同时,就应该注意这些地区民族传统体育的合理发展。实施文化发展式战略,可以使民族传统体育与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持和谐的互动,而非以牺牲和破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为代价。

3.2 西部民族传统体育的地域体育文化模式构建

3.2.1 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性

尽管西部包括12省区,但实质上,十二省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状况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谓差异,除了其它因素以外,主要是经济区域之间的差异,它主要包括“资源禀赋差异、历史基础差异、产业结构差异等内容”。[3] 长期以来,不仅东西部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也具有不平衡性。西部十二省区,其中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8省区少数民族居多,又俗称为民族地区。因此,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制约了整个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民族地区的经济不仅与四川、重庆、陕西、甘肃少数民族数量相对较少的地区存在经济差别,而且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2003年,GDP全国为117251.9亿元,东部地区为79283.4亿元,占全国GDP的比重大幅上升到67.6%,比1980年提高了18.95个百分点。而西部民族地区GDP为10059.1亿元,占全国的比重反而下降8.58%。两地区的差距之比由1980年的5.41∶1扩大到2003年7.88∶1。”[10]

此外,由于西部存在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当然,四川、重庆、陕西、甘肃四省市也包含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分布特征,因此,其地域的发展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如非民族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具有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和水平。同时,在民族地区省份之间也存在着区别。如“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各省分组,新疆、内蒙古和青海位于第二组,而宁夏、云南、西藏、贵州位于第二组。”[7] 当然,经济差距是西部省区的主要和显性因素,而作为隐性文化因素,西部各地域之间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如巴蜀文化与黔贵文化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巴蜀文化主体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因此带有浓厚的汉文化特征;而黔贵文化因和巴蜀文化存在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交流,因此,尽管带有巴蜀文化的身影,但却是相异于巴蜀文化和中原汉文化而具有自己的特征。

3.2.2 地域体育文化发展的模式理论

模式,pattern,简单的讲就是事物的标准样式。Alexander给出的经典定义是:每个模式都描述了一个在我们的环境中不断出现的问题,然后描述了该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核心(Christopher Alexander,《模式语言》,1977)。曾飞在Alexander的基础上,对模式做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所谓模式方法,就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是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归结到理论高度而成为一种模式。”[11] 西部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民族传统体育整体的发展。因此,对西部民族传统体育进行长远战略性规划,对西部民族传统体育的地域体育文化特征进行研究、归纳,并构建理论模式,对于西部民族传统体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积极的理论价值和深远意义。

在构建西部民族传统体育地域体育文化模式时,主要从两个原则出发:一是以可持续性的文化发展观;二是西部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首先,当我们在文化语境下去审视和思考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时,所结构的模式理论就具有了文化学的意义。其模式理论可以在西部发经济大开发的宏观背景下,以文化自觉的姿态去客观的看待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如避免极端的民族传统体育经济化以及摒弃无经济开发价值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等局限性。其次,西部民族传统体育的分布具有特殊性。其民族传统体育的分布可以分为两个地域类型,一种是民族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另一种为非民族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远,经济水平不发达,因此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发相对比保护更为重要。非民族地区经济条件较好,少数民族数量较少且地区受汉文化影响较大,因此此类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就愈加破坏严重,显然保护比开发更为急需。

基于上述因素的考虑,西部民族传统体育的地域体育文化模式主要分为文化保护型发展模式、技术开发型发展模式、和谐建设型发展模式。而具体的地域体育文化区又分为蜀汉地域体育文化区、巴渝地域体育文化区、黔贵地域体育文化区、滇云地域体育文化区、西域地域体育文化区、陇右地域体育文化区、草原地域体育文化等。在经济落后的地域地区,如草原地域和西域地域就可以实施技术开发型发展模式,通过对当地民族传统体育技术层次的突破,对项目进行合理的改革与完善,从而有效的促进该地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和转型。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如在非民族地区的蜀汉地域和巴渝地域可以实施保护型发展模式。因这些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受经济因素和现代化影响较大,因此对其体育文化的结构破坏也较为严重。实施保护型发展模式,将有利于对这些即将变异或异化的传统体育项目得以改善。而在民族地区中经济相对较好的地区如滇云地域、黔贵地域和陇右地域则可以实施和谐建设型发展模式。这些地域既和经济发达的非民族地区有差异,又不同于经济最落后的民族地区,因此,对于这些地域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适于和谐建设型发展模式。

4 结语

西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中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因民族地区经济开发所带来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上的战略思考。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普及化,必然影响和改变民族传统体育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惯、价值理念的改变,更加促动了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张力的膨胀。因此,如何合理有效的发展西部民族传统体育,不仅仅关系着西部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状况,更是整个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发展核心问题。西部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不再是简单的体育技术层面的革新和转型,它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革命。只有以文化自觉的姿态审视、以地域视角切入,结合历史与传统、现在和未来,才能从根本上和谐地发展西部民族传统体育。

收稿日期:2007—10—05

基金项目: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软科学课题,批准号:845ss0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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