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消费理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消费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众多消费经济理论中，较有影响的凯恩斯理论（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当前消费依赖于当前（现期）的绝对收入。在凯恩斯理论提出之后的数十年中，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疑问，认为人们在作消费决策时，往往会考虑诸多因素，如未来收支状况、利率变化、消费政策的稳定性等等。莫迪利安尼等人(Modigliani and 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57)的永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能以合理的方式安排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消费者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消费不是取决于现期收入，而是取于一生的收入。这样，理性的消费者将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使用一生的收入，安排一生的消费与储蓄，以达到一生中消费效应的最大化。
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性收入假说在微观基础上进一步对消费理论的改造和完善打破了凯恩斯宏观消费理论的垄断地位，推动了西方宏观消费理论在不确定性分析范式下的拓展，并对以IS-LM模型为基本分析框架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发起了挑战。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性收入假说的核心在于：由于当期消费的变化会通过储蓄来影响未来的收入和消费，经济主体的消费行为必然是跨期最优选择的结果。在跨期最优选择的作用下，消费并非如凯恩斯消费理论那样仅有当期收入所决定，而是取决于行为人一生中的财富现值总和。这两个假说模型在基本假设、论证方法和主要结论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所不同的只是，前者使用有限期界模型，后者使用无限期界模型。
然而，上述消费理论从本质上都没有真正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在跨期最优模型中的消费选择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准确预期未来的收入水平，因而也就可以在初始时期完全确定一生的最优消费路径。然而，现实中人们未来的收入水平是不确定的，行为主体只能利用相关信息对未来的收入水平进行预测。按照不确定性条件下永久收入假说的结论，只有未预期的永久收入的变化才能影响最优消费路径。由于预期的永久收入随着信息的变化而变化，最优消费路径是无法事先确定的。
从把“不确定性”引入消费函数的霍尔(Hall,1978)随机游走假说，到最近仍方兴未艾的预防性储蓄假说（如Caballearo,1990; Hubbard,Skinner and Zelds,1995等）、流动性约束假说（如Zeldes,1989; Jappelli and Pagano,1994）、假说和缓冲存货储蓄假说等，现代西方消费理论正逐步走向成熟。现将近年来消费理论的新发展介绍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
霍尔(Hall,1978)在卢卡斯批判(Lucas,1976)的基础上，把理性预期方法论应用到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之上，提出了革命性的随机游走假说。根据随机游走假说，当效用函数为二次型，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等于利率时，各期消费应为一个鞍(Martingale)：
其中表示消费者在第t期时的预期；表示第t期的消费。根据理性预期的定义，(1)可以被改写为：
其中
为误差项，
，i≠j。从(2)式中可以看出，随机游走假说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消费与滞后的收入变量无关。弗莱文(Flavin,1981)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了仔细的检验，发现各期消费并不是一个鞍，消费与劳动收入的变化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弗莱文把上述发现称为消费对劳动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Excess Sensitivity)”。除了弗莱文的检验以外，戴利和哈迪马特奥(Daly and Hadjimatheou,1981)与米鲍尔 (Muellbauer,1983)利用英国数据、卡丁顿(Cuddington,1982)利用加拿大数据、约翰逊(Johnson,1983)利用澳大利亚数据分别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都拒绝了这一假说。霍尔和米什金(Hall and Mishkin,1982)利用美国的横截面数据检验随机游走假说，结果也都拒绝了这一假说。这些实证研究表明，消费对劳动收入变化存在明显的“过度敏感性”。后来，坎贝尔和迪顿(Campbell and Deaton,1989)从另一个角度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了检验。他们的研究表明，利用二阶自回归过程可以很好地模拟美国战后劳动收入的时序数据：
表示误差项的标准差。根据随机游走假说，对应于
，消费变化的标准差应为 45.16。然而，实际消费变化的标准差仅为27.3，远远小于估计值。坎贝尔和迪顿把这种实际消费变化小于理论估计值的现象称为消费的“过度平滑性(Excess Smoothness)”，用以说明随机游走假说与实证研究结果之间的矛盾。消费的“过度平滑性”和“过度敏感性”一起构成了对随机游走假说的挑战。由于随机游走假说不能完全解释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为了弥补消费理论的缺陷，经济学家又提出了许多假说，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流动性约束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λ假说和缓冲存货储蓄假说。下面我们将对上述四种假说进行介绍。
二、预防性储蓄假说
里兰德(Leland,1968)撰文指出，当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零时，确定性等价原理不再成立。相对确定情况而言，消费者在不确定情况下会采取更为谨慎的行为。当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等于利率时，消费者的最优消费路径满足：
(6)式表明消费者预期的未来消费大于当期消费。当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零时，在不确定情况下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要大于确定情况下消费的边际效用。未来的风险越大，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越大，因此也就越能吸引消费者进行储蓄，把更多的财富转移到未来进行消费。
在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零和不确定情况下求解最优消费路径有一定的困难，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甚至不可能解出最优消费路径的解析式。卡贝里罗(Caballero,1990)提出了一种可以求解的情况，即假设效用函数为常绝对风险规避型(CARA)效用函数：
其中θ为常数。根据普拉特 (Pratt,1964)和阿罗(Arrow,1970)的定义，如(7)式所示的效用函数具有绝对内风险规避系数为常数的性质。卡贝里罗的研究结果表明，绝对风险规避系数θ和未来劳动收入变化量的方差越大，最优消费路径的斜率越高，预防性储蓄越大。这就是预防性储蓄假说的主要结论。
预防性储蓄假说可以说明不少无法被随机游走假说解释的现象。首先，费希尔(M.Fisher,1956)发现，自我雇佣者平均要比管理者多储蓄12%。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由于自我雇佣者未来收入的风险大于管理者，自我雇佣者进行的预防性储蓄要大于管理者，因此自我雇佣者的储蓄更多。其次，迪顿(Deaton,1986)指出，美国战后消费路径的实际斜率明显高于根据随机游走假说得到的理论估计值。根据前面的结论，预防性储蓄假说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最后，弗莱文发现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与坎贝尔和迪顿发现的消费“过度平滑性”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现象可以同时地被预防性储蓄假说所解释(Caballero,1990)假设劳动收入的变化又与未来劳动收入的风险正相关，当期劳动收入的变化意味着未来风险的增加，消费者会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导致消费的“过度平滑性”。根据假设，我们可以知道当期劳动收入的变化又与滞后劳动收入的变化相关，因此消费会与滞后的劳动收入相关，从而出现“过度敏感性”。其实，消费的“过度平滑性”和“过度敏感性”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只要跨期预算约束成立，消费对滞后劳动收入变化的“过度敏感性”必然导致消费对未来劳动收入的“过度平滑性”。
三、流动性约束假说
迪顿(Deaton,1991)发现，在美国有相当数量的消费者只拥有很少的财富，这一现象无法被预防性储蓄说所解释。此外，就财富积累的总量而言，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得到的估计值也远高于实际值 (Carroll,1992)除了预防性储蓄动机外，显然还有其它因素在影响着消费者的行为。不少经济学家猜测消费出现“过度敏感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在消费理论研究中，一般把流动性约束定义为消费者不能利用消费信贷进行负债消费，即消费者的最优消费路径由如下规划决定：
其中p表示消费者的时间偏好或主观贴现率；其中
表示消费者在第t期时所拥有的财富；
表示劳动收入；r表示利率。扎德斯(Zeldes,1989)根据上述定义证实了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消费者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流动性约束假说主要有以下三点主要结论。第一，与不受流动性约束相比，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较低，因为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只能消费当期的财富。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自然与当期劳动收入正相关，这就解释了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过度敏感性”的存在必然导致消费对未来劳动收入的反应变小，这也为消费的“过度平滑性”提供了一种解释。第二，消费者一旦预期到未来可能面临流动性约束，当期消费就会下降。这是因为流动性约束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影子价格。这个影子价格在动态规划中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利率，它使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在决定最优消费路径时就好像面临着一个更高的利率。
消费者将被迫降低当期消费，因为影子价格的存在令当期消费变得更为昂贵。由于只要意识到未来可能会面临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就会增加储蓄，因此，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当一个国家的消费者面临较强的流动性约束时，这个国家的储蓄率较高；反之则反是。贾泊利和帕格诺(Jappelliand Pagano,1989; 1994)对这一推论进行了检验。他们用消费贷款比例来衡量一个国家消费者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研究结果表明，储蓄率与消费货款比例负相关，流动性约束的确影响着消费者的储蓄行为。最后，如果消费者在第t期面临流动性约束，他在以后各期的消费都将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第t期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会用尽所有的财富，因此，他在第t+1期的财富必定为零。初始条件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从第t+1期开始的最优消费路径。
迪顿(Deaton,1991)和卡罗尔 (Carroll,1992)在结合了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之后，提出了缓冲储蓄假说(Buffer-Stock Saving Hypothesis)。迪顿和卡罗尔的共同出发点是假设消费者具有较高的时间偏好，消费者的最优消费路径于是将呈现出向下倾斜的形状。而由于流动性约束的存在 (Deaton,1991)或是负债消费的成本较高(Carroll,1992)消费者的当期最优消费将主要由当期收入决定，从而表现出“过度敏感性”。最后，由于预防性储蓄动机的作用，消费者的最优选择将不是用尽所有的当期收入，而是进行数量较低的储蓄，即所谓的“缓冲储蓄”，以防未来收入的意外下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部分消费者拥有的财富非常有限。
四、λ假说
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都是在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基础上，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的修正。与这两种假说不同，坎贝尔和曼丘(Campbell and Mankiw,1989; 1990; 1991)直接从总和消费入手，建立了一个所谓的“λ模型”，我们称之为λ假说。
坎贝尔和曼丘假设一个经济中存在两类不同的消费者，第一类消费者具有凯恩斯描述的特征，消费由当期收入决定；另一类消费者服从随机游走假说，消费由永久收入决定。假设第一类消费者的比重为λ，这个经济的总消费为：
其中
。流动性约束为λ假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微观基础，因为我们可以把λ假说中的第一消费者理解为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坎贝尔和曼丘利用(9)式对假说进行了检验。由于(9)式中的自变量Z可能与误差项V相关，坎贝尔和曼丘(Campbell and Mankiw,1989)用滞后的消费变化量作为Z的工具变量，利用美国的时序数据对λ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表明，λ约为0.5。与其它许多实证研究的结果一样，这一估计值也说明随机游走假说并不能完全解释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当期收入对消费具有重要影响。坎贝尔和曼丘(Campbell and Mankiw,1991)还对英国、加拿大、法国、日本和瑞典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除了日本外，其它4个国家的总和消费数据都符合假说。其中加拿大的λ最低，在0.2左右；法国的λ最高，接近于1。
假说也可以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作出解释。从(9)式中就可以直接看出当期消费与当期收入正相关。如果当期收入与滞后收入相关（比如假设劳动收入服从自回归过程）。则当期消费还将与滞后的收入变量相关，这符合弗莱文(Flavin,1981)的发现。根据(8)式可知：
根据(10)式，我们可以知道消费变化量的方差
而根据随机游走假说，Var(VC)应当等于Var(Vε)。正如多元化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一样，弗莱文(Flavin,1993)指出，只要Cov (VR，ε)不太大，消费变化量的方差 Var(VC)将小于Var(Vε)。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消费的“过度平滑性”。
如果把流动性约束λ假说作为假说的微观基础，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一个国家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越强，λ的估计值就越大；反之则反是。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如根据贾泊利和帕格诺 (Jappelliand Pagano,1989; 1994)的估计，日本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远大于法国消费者。但根据坎贝尔和曼丘(Campbell and Mankiw， 1991)的估计，日本的λ接近于零而法国的λ却接近于1。这说明流动性约束假说尚不足以完全解释λ假说。另一种理解λ假说的方法是假设消费者同时根据永久收入和当期收入决定当期消费。基于这种理解，克库瑞尼(Cochrane,1989)为λ假说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流动性约束假说的微观基础。他的研究表明，在跨时预算约束下，根据(8)式进行消费的效用损失只是二阶的。 如果实际消费符合假说，根据坎贝尔和曼丘(Campbell and Mankiw,1991)的估计，在大多数国家中，消费者的效用损失仅为最大效用的0.01%左右。因此，我们也可以把λ假说看成是随机游走假说在阿科洛夫和耶伦(Akerlof and Yellen,1985a; 1985b)的有限理性假说下的一个推广。
五、缓冲库存储蓄假说
缓冲存货储蓄假说认为，储蓄相当于一种缓冲存货，旨在境况差时维持正常消费或在境况好时增加消费。按照这一理论，消费者一般要确立一个财富与持久收入的目标比例，在消费者具有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前提下，如果财富低于目标，预防性储蓄动机将战胜消费欲望从而增加储蓄；如果财富高于目标，消费欲望将战胜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使消费者选择大于当前收入的消费。缓冲存货假说暗含的前提是消费者具有较高的时间偏好。对缓冲库存储蓄理论主要有三种解释：①谢佛林和塞勒(Shefrin and Thaler,1988)认为，个人有一系列“拇指法则”(rule of thumb)用来指导他们的消费行为。这样的“拇指法则”可以导致消费者通过储蓄和借贷来拉平短期收入波动，从而使消费在短期内较合理地遵循永久收入假说的预言，但它们还可以使消费在长期中与收入轨迹相当紧密。②迪顿(Deaton,1991)和卡罗尔(Carroll,1992)认为缓冲库存储蓄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源于高的贴现率、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居民不负重债等原因。③哈伯德、斯金纳和泽尔德斯(Bard,Skinner and Zeldes; 1994a,1994b)认为缓冲库存储蓄是预防性储蓄动机和福利计划对低消费水平的保险，防止了极低消费水平的出现。
六、若干评价与启示
综观现代西方消费理论研究的发展，我们不难总结出消费理论和实证研究始终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消费理论的演进与整个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发展的潮流相吻合，即为宏观消费理论建立微观个体消费基础。自凯恩斯首创消费函数理论后，莫迪利安尼、弗里德曼将消费函数引入新古典经济的分析框架里，力图为宏观消费理论奠定相应的微观基础，实现了从短期分析到长期分析的飞跃。另一条主线则是消费理论从确定性分析框架拓展到不确定性分析框架，而以上消费理论最大的差异在于对不确定性的认识。其中绝对收入假说、消费的跨期选择理论、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没有考虑不确定性因素的条件，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研究则涉及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绝对收入假说在确定性条件的前提下，从现期的收入高低状况来分析消费和储蓄。跨期消费理论在现期和预期流动性约束的基础上，研究消费者的消费问题，该理论同样没有涉及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是在确定性条件下提出的一种消费和储蓄理论，该理论认为消费水平既取决于当前的收入，同时也取决于当前的财富和未来收入的预期。若消费者预期到未来的收入，就会调整计划，以平滑家庭生命周期的消费。从理性分析角度看，跨期消费理论和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在本质上所研究的是前瞻性的消费与储蓄，并没有真正考虑不确定性的影响。预防性储蓄假说吸收了生命周期理论中的理性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的假说，引入不确定性问题及跨期消费分析，认为消费者储蓄不仅仅是将财富平均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还在于防范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如未来收入的波动问题等。这些理论假说的发展基本上都遵循了这样的一个线索：由即期消费扩展到跨期消费，由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扩展到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由较宽松下的预算约束扩展到较严格条件下的预算约束。
总之，现代西方消费理论正逐步走向成熟。而我国对消费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从探讨“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开始，研讨了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及转轨经济中的消费问题及理论，分析了恩格尔定律在我国的适用性，近来对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建立和谐社会倡导和谐消费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些研究大多是以上述理论为依据和基础而进行的新的探索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