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效应：民营企业谁在“不务正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务正业论文,烙印论文,谁在论文,民营企业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许多从事传统制造和服务的民营企业把资金投入房地产、民间借贷、股市等热门行业领域，被俗称为“赚快钱”。典型企业莫过于雅戈尔，作为中国纺织服装业的领军企业，雅戈尔先后进入房地产和金融投资两大业务。2007年，在宏观形势大好的情况下，房地产和金融投资带来的收益远超纺织服装。这甚至引来了美国《商业周刊》杂志的批评①，国内媒体给雅戈尔贴上了“不务正业”的标签。有国营宁波青春服装厂厂长、书记经历的雅戈尔掌门人李如成坦然回应称：“通过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盈利，我们以‘草船借箭’的方式来反哺服装产业②；如果没有进入到地产和金融投资，雅戈尔不可能有200多亿的净资产。”③那么到底民营企业谁在“不务正业”？ 现有文献主要有两个流派试图探索“不务正业”现象。首先，环境与战略关系流派强调一般环境的变动决定了企业面临的机会空间，进而主导了企业业务领域的选择(Bourgeois，1980)。基于此，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国家，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和技术等一般环境持续发生变化，进而给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威胁(Ahlstrom & Bruton，2006，2010)。特别是，中国政府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层面的强控制和不断变革，加剧了一般环境的动荡性，使得市场空间中充满“赚快钱”式的寻租机会。然而，这些文献并未回答这些独特的机会是如何被识别和利用的。 其次，多元化战略的流派认为尽管在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化被认为有损企业绩效，但不少学者认为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多元化对企业而言可能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这是因为，转型经济较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存在诸多制度缺失(Khanna & Palepu，1997)：产品和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高素质劳动力短缺，契约的履行得不到保障以及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等。在此情境中，企业需要通过自身力量并付出额外成本去解决原本应由市场和制度加以协调的问题。单一业务企业通常难以负担如此高昂的成本，而多元化企业可将上述成本分摊到多项业务上去，从而在“制度成本内化”方面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除此之外，这一流派的研究集中讨论“赚快钱”给企业及宏观经济带来的后果。如林毅夫和孙希芳(2005)指出，从宏观上讲部分企业介入非正规金融客观上推动其他企业迅速获得资金，甚至提升了整个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徐业坤等(2013)和余明桂、潘红波(2008)认为，“赚快钱”作为一项投资决策尽管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不大，但是却有可能影响企业的生存。然而，这一流派文献也忽略了这种独特多元化行为的动因，特别是没有交代行为的关键代理人及其发生机制。 为弥合上述缺口，本文将“赚快钱”纳入公司创业范畴，并将企业家/创业者④作为关键的行动代理人，考量其经历与“赚快钱”行为之间的关联，并结合行动者嵌入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情境刻画“赚快钱”的发生机制。首先，“赚快钱”本质上是在位成熟企业一项新业务进入的举措，符合公司创业的内涵(Phan et al.，2009)。其次，创业本质上是企业家与机会的一个联结(Shane，2003)，是企业家对机会的识别和利用(Shane，2012；Alvarez & Barney，2013)，因而从企业家角度切入可深层次理解现象的发生机制。再次，在寻求创业机会的过程中，企业家本身经历所形塑的能力和认知模式起了重要的作用(Pryor et al.，2015)，因而探究“赚快钱”的动因须结合考察企业家的背景与经历。最后，“赚快钱”作为从制度转型背景下的机会空间中识别和利用寻租机会的现象，有必要充分考察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影响。 具体而言，“赚快钱”是在位企业利用“政策性机会”而实现业务新进入的独特公司创业形式，它不仅要求企业家准确识别“政策性机会”，而且还需要企业家整合相关资源。“政策性机会”是由政府政策刺激/引导而出现的，或是由政府管制放松而引发的机会。因此，民营企业家能在多大程度上抓住这一类型的机会取决于企业家的能力(特别是政策领悟能力或者说对政策性机会的警觉性)以及对于政府及其决策过程的认知。而因循烙印理论(Johnson,2007; Kriauciunas & Kale,2006; Marquis & Tilcsik,2013; Simsek et al.,2015)，以上要素的形成与企业家在创业前是否具有“体制内”从业经验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企业家职业生涯早期在“体制内”的经历，不仅使其洞悉了政府运作的规律，而且锤炼了对于政府和政策动向的理解能力，这就使其在后续下海创业过程中较一般企业家更善于把握政府政策引致的机会。 进一步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前述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家的政治连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够为企业汲取创业所需资源提供极大便利(Li et al.，2012；Wu et al.，2013)。因而，创业后建构的政治连带将有利于企业家将其识别到的“政策性机会”转化为实际的“赚快钱”项目。另一方面，上述政治连带的影响效应又受制于企业所在地正式制度的发展水平。这是因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存在替代效应(North,1990; Peng & Heath,1996; Peng & Luo,2000)，在制度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资源配置更多依托市场而非网络或关系来加以实现，因而“政治连带”在整合资源方面的效能降低，进而又进一步减弱了其对“体制内”经历和“赚快钱”关系的调节效应。 基于2008-2012年3803家企业的数据，本文上述理论推理得到实证研究支持。本文结论对于转型经济背景下的战略和创业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贡献，对于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战略选择也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二、理论与假设 (一)烙印理论(imprinting theory)：对于创业研究的启示 事实上，根源于生物学的烙印效应理论提出，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在其发展进程中，存在若干个“环境敏感期”(Pieper et al.，2015)。特定阶段的环境特征将对个体或组织产生重大影响——个体和组织将打上环境特征的烙印，且这种烙印将持续影响个体和组织的行为，不会轻易消失(Marquis & Tilcsik，2013)。 Marquis和Tilcsik(2013)、Simsek等(2015)通过文献梳理，系统界定了“烙印机制”，并指出烙印机制本质上是一个过程：在“环境”敏感期内，焦点主体为适应环境而培养出相应的“特征”，即使后续阶段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特征依然会延续下去。据此，Marquis和Tilcsik(2013)认为烙印理论的3个基本要素是：(1)焦点主体存在敏感期；(2)焦点主体在敏感期会培养/开发与环境匹配的特征；(3)这些特征会在时间上延续。Marquis和Tilcsik(2013)特别强调环境敏感期主要是指焦点主体的状态发生转换的时期(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因而焦点主体在发展过程中会经历多个环境敏感期。这就突破了早期研究者的观点，后者通常将组织创立的阶段或个体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作为敏感期，也正因如此，焦点主体的烙印是多个敏感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新的烙印会不断的叠加到旧的烙印上去，进而呈现动态变化的状态(Judge et al.，2015)。 通过上述理论拓展，烙印理论成为一个重要视角，不仅在组织生态学/组织理论、网络分析和职业生涯等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而且理论分析的层次也得到了拓展。Kimberly(1975)和Marquis(2003)对于烙印机制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组织种群层次，而后续研究者将其延伸到组织集体、组织、组织内部单元和个体4个层次。例如，在组织内部要素层次，研究者运用烙印机制解释为何工作、能力和惯例等均受制于组织创立时的环境(Burton & Beckman，2007)。而在个体层次，研究者探索了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的经历如何对人产生长期的影响(Tilcsik，2014)，也分析了个体如何将这些烙印从一个组织带到另一个组织(McEvily et al.，2012)。 烙印理论对创业研究也有深远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Busenitz和Lau(1996)、Shane(2000)和Westhead等(2005)虽未明确指明烙印理论，但均强调了创业者过往经验(prior experience)在创业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不仅影响到创业者能识别出哪些机会，而且会影响其对这些机会的评估、选择和利用。Politis(2005)指出，部分过往经验对创业者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但有一些经验对创业者的影响会一直延续，改变其看待和思考世界的方式。随后，Johnson(2007)、Detienne(2010)、Marquis和Huang(2010)和Judge等(2015)等学者调用烙印理论，指出企业创立时的条件(founding conditions)以及创始人的初始决策(founding decisions)对新创企业的发展具有持续的影响，而Fem、Cardinal和O'Nell(2012)强调创始人在创办企业前的经验(pre-founding experience)在很大程度上约束新创企业的战略选择。 最近，在《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的一期定性研究特刊中，Suddaby、Bruton和Si(2015)将烙印机制与“创业机会从何而来”这一创业基础问题联系起来——他们将烙印(imprinting)这个构念作为“机会发现论”的基础，用烙印机制来解释为何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容易识别或发现创业机会。具体地，Suddaby、Bruton和Si(2015)指出，所谓烙印机制，就是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境通过影响创业者的感知系统(perceptual apparatus)，进而限定了创业者有能力识别的创业机会的范畴。换言之，发生在行动者敏感期的关键社会历史事件，形塑了行动者的感知，进而使得行动者对特定类型的创业机会敏感。在同期一篇研究论文中，Mathias、Williams和Smith(2015)通过对25位创业者的半结构化访谈和文本分析，指出创业者在敏感期的形成性经验(formative experience)——所经历的外部环境变迁、创业者与家人与朋友的互动、创业者的工作经验甚至兴趣爱好等——对后续创业决策尤其是机会选择具有深远影响。 表1归纳了2007年以来创业领域调用烙印理论的主要研究。总体而言，以往创业研究重点分析了组织是如何被打上烙印的，以及该烙印对组织的影响，针对企业家个体“被烙印”的过程及其后续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Mathias et al.，2015)。而在企业从事“赚快钱”这一问题上，企业家是决策的关键代理人，其早期的“烙印”对企业的生存、战略和绩效等维度均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因循烙印理论的逻辑，接下来将重点讨论企业家创业前“体制内”经历所形成的烙印如何影响其“赚快钱”的决策。同时，尽管烙印理论在创业等诸多研究领域得到运用，成为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理论视角，但人们对烙印机制发生作用的情境条件或权变因素依然知之甚少(Mathias et al.，2015)。因此，本文也将分析企业家创业后建立的政治连带和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家烙印与决策的关系。
(二)能力与认知的双重烙印：企业家“体制内”经历与“赚快钱” 作为一种公司创业行为，“赚快钱”的前提是发现相应的机会。而“赚快钱”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政策引致的或管制放松引致的创业机会(Jennings & Seaman，1990)，因而属于“被发现”的机会。进一步地，“机会的发现观”认为，之所以甲而不是乙发现了创业机会，是因为甲拥有与乙不同的“烙印”(Suddaby，Bruton & Si，2015；斯晓夫、王颂、傅颖，2016)。企业家经由“体制内”经历所形成的能力与认知的双重烙印，是理解“赚快钱”行为不可忽视的视角。 1.“赚快钱”：“被发现”的机会 创业被定义为机会的识别和利用(Shane，2012)，因而创业机会是创业研究的核心概念(Busenitz et al.，2003)。创业机会是客观的“被发现”的还是主观的“被建构”的？这是创业研究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Alvarez & Barney，2007；Suddaby，Bruton & Si，2015)。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逐步接受一个中庸的观点，即一部分机会是被发现的，而另一部分机会则是被主观建构的(Ramoglou & Tsang，2015)。“发现观”秉持一种现实主义的假设，认为创业机会是环境中一种客观的存在，不以创业者的意志或知觉为转移。从生成机制上看，市场或行业内部竞争的不完全(competitive imperfection)是机会涌现的直接原因，而竞争的不完全又源自技术变革、政策和规制的变化、社会和人口等外部环境因素。“赚快钱”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政策引致的或管制放松引致的创业机会(Jennings & Seaman，1990)，因此可被认为是一种“被发现”的机会。 以房地产行业为例，建国后中国的房地产业经历了计划经济阶段(1949-1978年)、住房制度改革阶段(1979-1998年)和住房制度市场化阶段(1998年后)3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以国家统包、无偿分配、低租金、无限期使用为特点的实物福利性住房制度。由于这种制度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因而后续出现了多次住房制度改革，如试点售房、提租补贴、以售代租等，逐步实现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1998年7月3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确定了“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改革目标，这标志着房地产业市场化运作的正式启动。这给房地产业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市场机会，一大批房地产企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轨道。随后，鉴于房地产业对上下游产业的多重拉动作用，房地产业一度被政府列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房地产企业的市场机会进一步扩大，获利颇丰。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政府逐步放松了对于某些产业的管制，因而衍生出众多的政策引致的机会。有学者甚至认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企业家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傍在”政府身上，通过利用“政策性”的创业机会“捞浮财”⑤。对企业来说，这些可以“赚快钱”的政策引致的创业机会是外部环境中客观存在的，因而是可以“被发现”的机会。 2.体制内经历：双重烙印效应 机会客观存在于环境当中，那么它们又是如何被发现的？这当然与机会的“助产士”——创业者——密切相关。在支持机会发现观的学者们看来，之所以仅有部分创业者准确识别了环境中的机会，是因为这部分创业者较之其他创业者拥有不同的“烙印”(Suddaby，Bruton and Si，2015；斯晓夫、王颂、傅颖，2016)。换言之，人们是否能发现机会与其“携带”的烙印有关，而烙印又源自过往的经历，因此归根结蒂机会的发现与否与过往的经历相关。因循上述逻辑，拥有何种经历的企业家更容易把握政策性机会呢？作者认为，企业家是否拥有体制内单位工作经历，对政策性机会的识别具有深远影响(McCaffrey，2014)。 体制内的“单位”(danwei)是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组织形式(Dittmer & Lu，1996)，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作组织形式(Bjorklund，1986；Whyte，1999)。在历史上，“单位”的重要功能有二，一是控制，即通过人事制度拥有其雇员的“所有权”，且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关照”——不仅关注雇员的工作，而且也管束雇员的方方面面——政治思想、休闲活动、结婚、离婚与生育等(Whyte，1999；Bian，2002)，因而对雇员及其家庭产生了全面而深入的影响。二是提供福利，即“单位”通常以“小社会”的形式出现，以自给自足的方式向其雇员提供全面的福利(Francis，1996)。对“单位”雇员而言，“单位”的上述两个功能，亦可视为其嵌入的工作环境的两个重要特征。 基于此，本文认为，有在“单位”工作经历的企业家发展出与“单位”环境相匹配的特征(Marquis & Tilcsik，2013)，进而通过能力烙印和认知烙印两个方面的作用影响其识别政策性机会。第一，能力烙印。首先，政策领悟能力相对较强。单位本身就是政府为了实现对城市社会的有效治理而组建的特殊组织(Dittmer & Lu，1996)，其被用以执行一系列的政府职能，包括社会和政治控制、执行社会政策以及管理和监督等(Francis，1996)。作为单位的工作人员，要做好本职工作，领会上级部门的政策意图是基本的前提条件。有时，上级的政策指令带有明确的意图，有时虽有政策指令但意图未明确，需要准确的“猜测”和把握。无论何种情况，都有助于单位成员增强对于政策的领悟能力。这或许是体制内经历给企业家留下的最为重要的烙印。这一烙印对于企业家在后续创业过程中把握政策性机会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由于这类企业家的政策领悟能力较强，能更好地把握政策和政府的意图，确认政策性的机会，因而具有更高的“政策性机会警觉性”(McCaffrey，2014)。 其次，通常并不具有特殊的技术才能。作为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单元，单位通过向雇员提供“终生雇佣”和包括住房、医疗、社会保障、保险甚至休闲活动在内几乎无所不包的福利，换取雇员的支持与服从，并使雇员强烈依附于单位之上(Whyte，1999；Francis，1996)。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魏昂德(Andrew Walder)将此称为“组织化的依赖”(organized dependence)。长此以往，相较无体制内经历的企业家，曾长期在体制内工作的企业家可能因此而缺乏其他特殊技术才能。依据创业活动特征与企业家能力相匹配的规则，诸如房地产、炒股、民间借贷等相对而言技术门槛低的行业对这类企业家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而没有体制内背景但创业的企业家，更可能具有技术背景，从而相对而言对具有专门技术门槛的行业青睐有加。总之，前者好似一种“推力”，后者好似一种“拉力”，在一种或两种力量作用下，企业家以主动、被动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方式识别和利用政策性机会。 第三，认知烙印。由于单位对雇员拥有“所有权”，雇员并不能随意调动。因而，雇员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单位的决策层。这就进一步使单位雇员自然而然的“向上看”，关注上层的决策，洞察单位的运作。而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单位的决策权掌握在以党委为核心的决策机构，且其基本运作模式是相似的。因此，较之未有“体制内”经历者而言，在“体制内”工作过的企业家能更为深入的洞悉包括政府在内的单位的运作，对政府政策和管制监管更为关注，也更为敏感，同时也更有能力判断政策和监管的走向。这使得他们在利用政策性机会方面具有更强的“自我效能感”或“胜任力”。 综上，结合能力烙印和认知烙印两方面，作者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相较无“体制内”经历的企业家，有“体制内”经历的企业家更可能识别出政府引致的创业机会，进而更可能介入“赚快钱”的业务。据此，作者提出： 假设1：在创业前有“体制内”经历的民营企业家，在经营企业过程中越可能介入房地产、民间借贷、股市等“赚快钱”业务。 (三)非正式制度的放大效应：企业家政治连带的调节 尽管在创业学者看来，出色的创业者是“机会导向”(面对好的机会即使没有资源也要抓住)而非“资源导向”(将是否拥有利用机会的资源作为决策依据)的，但新业务的进入需要可观的财务、人力和社会资源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利用机会，创业者不仅要识别机会，而且还要整合关键资源(Ozdemir et al.，2014)。在部分创业学者看来，整合资源是创业者面对的最为关键的任务(Sirmon & Hitt，2003)。基于此，资源获取成为创业研究的重要内容(Zhao & Lu，2016)。以往研究揭示，创业者的人力资本(Colombo & Grilli，2010)、社会资本(Shane & Cable，2002)、象征性的行为(Zott & Huy，2007)以及叙事能力(Lounsbury & Glynn，2001)等对资源获取具有直接的影响。 在诸多研究中，创业者的社会网络作为汲取信息和其他重要有形资源的通道(Wu et al.，2008；Sullivan & Ford，2014)，成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转型经济背景下，社会网络对于创业者具有更为显著的价值，因而引发了大量相关研究(Bruton et al.，2013)。转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正式制度存在“空缺”(Peng & Heath，1996；Khanna & Palepu，1997；Peng & Luo，2000)，环境不确定性高。由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构成的制度框架的作用在于通过显示可接受的和可支持的选择来管束主体间的互动，减少不确定性(North，1990；Peng，2001)。在正式制度弱化的情景中，非正式约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North，1990)。因此，在转型经济中，管理者通过个人关系或网络来完成交换关系(Peng & Heath，1996)，创业者通过发展关系网络来获得资源、信息与执行合约(Khanna & Palepu，1997；Peng & Luo，2000)。可以说，在转型经济中，社会关系、连带或网络本质上是作为一种弥补正式制度缺位的非正式制度而存在的(Peng & Luo，2000)。鉴于社会网络在获取资源方面的重要价值，创业者在不同的创业阶段面对不同的资源需求时，会刻意的建构和动态调整自身的社会网络关系(Hite，2005)。 转型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依然掌握着重要的资源——土地、信贷和行业准入等都需要政府审批或协调。因此，对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而言，与政府部门或官员建构的连带关系即政治连带，至少与商业连带关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Li et al.，2008)。以往诸多研究表明，政治连带有助于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在IPO资本市场上获取资金(Wu et al.，2013)、获取知识(Xu et al.，2012)和推动业务多元化(Li et al.，2012)等。近来有学者强调政治连带并不会因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而快速“贬值”(Shi et al.，2014)，主要理由有二。第一，政府不会因为管制的放松和市场化改革而减少对于资源的控制。从韩国等国家的经验来看，经济自由化并不意味着政府退出经济活动。第二，政治制度并不会与经济制度同步发展。因此，当新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建立时，基于法律和规制的政治体制并不一定会出现(Luo & Chung，2005)。换言之，即使市场制度建立，政治或制度不确定性犹存，因而在位企业依然会通过政治连带的建构及时获取管制信息和各种资源(Shi et al.，2014)。 综上，不论过去还是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连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在转型经济社会中扮演着“资源通道”的角色。与政府建立连带关系企业家，更可能借助政府整合新进入所需的资源，从而将识别到的机会转化为实际的新业务。识别到“赚快钱”机会的企业家或许有很多，但真正能利用这一机会的企业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不同企业家在政治连带的构建方面存在差异(Peng，2001)。因此，前述企业家的“体制内”经历在多大程度上能推动企业从事“赚快钱”业务取决于企业家后续建构的政治连带。据此，作者提出： 假设2：民营企业家政治连带越强，其“体制内”经历与“赚快钱”的正相关关系越强。 (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替代效应：制度发展水平与政治连带的联合调节 在解释创业行为方面，除了创业资源外，制度也扮演重要角色(Ahlstrom & Bruton，2010；Dai & Liu，2015)。作为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相互关系的“游戏规则”，制度通过改变生产和交易成本影响特定经济活动的利润水平(North，1990)。正式约束包括政治规则、法律决策和经济契约，而非正式约束包括嵌入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Scott，1995)。如前所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可以呈现替代关系(North，1990；Peng & Heath，1996；Peng & Luo，2000)——在正式制度较弱的情境中，非正式制度扮演重要角色，而在正式制度发展程度较高地区，非正式制度的效能下降(North，1990)。这意味着，在一国范围内，在地区制度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政治连带的作用将有所减弱；而在地区制度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政治连带的作用将更为突出。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不一，各地在正式制度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Shi et al.，2012)；与此同时，“关系”和人际网络的盛行使得政治连带等非正式制度成为常见的现象。这为检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替代关系提供了极佳的场景(Shi et al.，2012)。 因循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North，1990)，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连带对其“体制内经历”和“赚快钱”关系的调节作用受制于地区制度发展水平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地区制度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企业家政治连带对“体制内”经历与“赚快钱”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减弱。这是因为，地区制度发展水平越高，则地区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经由政治连带获取的有价值资源减少，进而政治连带难以推动企业家将识别到的政策性机会转化为“赚快钱”的项目。据此，作者提出： 假设3：制度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连带对“体制内”经历与“赚快钱”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越小。 三、样本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 我们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成的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每两年对全国私营企业的调查数据(Du，2015；Gao & Hafsi，2014；高勇强等，2012)和市场化进程指数(樊纲、王小鲁，2012)。首先，该调查针对中国境内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各个行业的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符合本文的研究主题。其次，该调查时间跨度将近20年，为探究本文创业前经历对于其战略行为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长期和全面的样本。最后，现有文献针对该调查的不同批次(Du，2015；Gao & Hafsi，2014；高勇强等，2012)，以及市场化指数做了一些研究(Chen et al.，2010；Shi et al.，2012；辛清泉、谭伟强，2009；余明桂、潘红波，2008)，证明了这些数据的稳健性。我们的初始样本包含了2008，2010和2012年的所有数据，紧接着，我们根据以下步骤删选样本。首先，我们删除了数据缺失的样本。其次，我们剔除了本身属于金融、房地产等相关行业的样本。最后，为了避免奇异值的潜在影响，我们在1%水平下对公司层面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缩尾处理，事实上我们比较了缩尾处理前后以下所有分析结果在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上没有明显差异。经过这3个步骤，我们的样本最终包含了3803个观测值。本文相关变量的定义参见表2，最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二)模型和变量测量 为了检验假设1，我们设立了如下基准模型进行数据回归：
为了检验假设2，我们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创业前“体制内”经历与政治连带的乘积项：
为了检验假设3，我们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创业前“体制内”经历、政治连带以及制度发展水平的乘积项：
在以上模型中，赚快钱投资(
)。本文用企业投向房地产行业、股市、期货以及民间借贷的资金除以营业收入进行测量，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采用表征是否有赚快钱投资的哑变量(1=是；0=否)进行代理测量。
创业前体制内经历(
)。本文用企业家创业前是否曾在国有、集体企业或者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测量创业前体制内经历(是=1，否=0)。 政治连带(
)。考虑到政治连带在中国非常普遍且非常敏感，我们采用Li等(2008)和Peng和Luo(2000)等的做法，把政治连带当做构成型指标，通过企业家当前是否参与人大或政协或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或工商联等组织进行测量。企业家在“体制内”的任职经历与政治连带特别是与本文所强调的企业家“当下”拥有的政治连带并不能等同。例如，Wang等(2011)的研究清晰的表明，高管在政府的任职经历有助于企业建立政治连带，也即高管的政府任职经历与政治连带之间存在前因后果的关系，因而两者不是同一个概念。 制度发展(
)。制度发展是一个多维构念，我们采用市场化指数(樊纲、王小鲁，2012)，通过法律制度环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等方面内容聚合后的总体指数进行测量。这一指数在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顶级期刊中被广泛使用，证明其良好的效度(Chen et al.，2010；Shi et al.，2012；辛清泉、谭伟强，2009；余明桂、潘红波，2008)。由于樊纲、王小鲁(2012)的指标只到2009年，本文对于2010-2013年的数据根据以前年度该指数的增长趋势推算。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同时做了去除2010-2013年所有数据后的结果，结果保持一致。 另外，为了剔除其他潜在变量对于本文结果的影响，我们控制了企业家层面、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的以下变量。企业家层面，本文控制了企业家社会地位(SOCLSS)，企业家教育水平(EDU)两个变量。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Roussanov，2010)，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具体测量为十分量表，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平均值表示。企业家的教育水平会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Wiersema & Bantel，1992)，本文用企业家是否有大学以上学历作为代理测量。 企业层面，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绩效、家族占股、企业杠杆水平、企业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等变量。首先，企业规模对于企业战略行为有着重要影响，正如Lee和Chen(2009)所论述，企业规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的官僚化程度(bureaucracy)与公司的资源，因此有必要对规模进行控制。本文通过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对企业规模进行测量。其次，企业年龄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一直比较复杂，本文顺应相关文献，对企业年龄也进行了控制，以公司成立的年数进行测量(Hamilton，2012)。企业过去绩效越高的企业可能会有丰裕的资金进行投资，因此可能会影响其非相关投资，进而本文控制了企业绩效(ROE)(Damanpour & Evan，1984)。本文采用企业用于新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工艺改造的支出之和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测量企业创新，这一指标相对全面的包含了企业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工艺创新3个方面(Freeman & Soete，2009；Gopalakrishnan & Damanpour，1997)。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可能在制度逻辑、战略决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基于此，我们控制了当年自己和家人所占权益总额比例作为家族占股的代理测量。公司的财务杠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的风险水平，可能会对组织的创新产生影响，本文以负债除以资产总额进行测量(Blair，2010)。企业是否出口可能表征了其有着不同的客户，可能也会影响其战略决策(Zhang & Li，2010)，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出口额与销售额的比值作为出口的代理。最后，本文采用企业的直接境外投资额除以销售收入进行代理测量，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包含建厂、收购兼并、设立销售机构、设立研发机构等(Zhang et al.，2010)。此外，由于不同行业的企业行为有着显著的区别，因此本文增加了行业虚拟变量。本文最后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 (三)数据分析 考虑到本文因变量是左截尾数据，我们选择Tobit模型进行回归(Wooldridge，2010)，在回归中，考虑到产业和年份的可能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增加了相关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一)假设检验 表3汇报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4汇报了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表5汇报了Tobit模型回归结果。模型1中只包含了控制变量，模型2中增加了自变量创业前体制内经历(prexpr_dw)，模型3中增加了创业前体制内经历与政治连带的乘积项(pltcties×prexpr_dw)的，模型5增加了创业前体制内经历，政治连带与制度发展水平的3项交互乘积项(institution×prexpr_dw×pltcites)。 假设1提出民营企业家在创业前有“体制内”经历的，企业越倾向于进行房地产、民间借贷、股市等“赚快钱”相关投资。如表5回归结果中模型2所示，创业前体制内经历(prexpr_dw)的系数为正向且显著(β=0.108，P＜0.01)，因此假设1得到支持。假设2提出民营企业家政治连带越高，其创业前“体制内”经历对于“赚快钱”投资的作用越大。如表5回归结果中模型3所示，创业前“体制内”经历与政治连带的乘积项(pltcties×prexpr_dw)的系数为正且显著(β=0.881，P＜0.01)，因此假设2得到支持。假设3提出，制度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连带对“体制内”经历与“赚快钱”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越小。如表5回归结果中模型5所示，创业前体制内经历，政治连带与制度发展水平的3项交互乘积项(institution×prexpr_dw×pltcites)的系数为负向且显著(β=-0.014，P＜0.01)，因此假设3得到支持。 (二)进一步讨论 尽管本文起初并不试图对“赚快钱行为”是否合适进行价值判断，但在中国情境下讨论其是否有助于企业绩效提升有着重要的管理启示。基于此，本文接下来将进一步讨论“从事这些赚快钱行为是否确实提高了企业绩效”，以及“具有体制内经历的企业家从事快钱行为是否取得更高的企业绩效”这两个核心问题。讨论这两个问题的核心价值在于：在从事赚快钱行为能够提升企业绩效这一前提成立的条件下，如果企业家有体制内经历的企业比无此经历的企业更能从赚快钱的行为中获益，那么本文假设1所提出的企业家体制内经历与赚快钱的关联关系，就得到一个侧面的证明。基于此，本文分别以利润(净利润除以总营业收入)和ROE作为因变量，以“赚快钱行为”作为自变量，以“体制内经历”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两表中的模型3显示“赚快钱行为”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分别为β=0.101，P＜0.01；β=0.108，P＜0.01)，两表中模型5显示赚快钱行为与体制内经历的乘积项为正向显著(分别为β=1.257，P＜0.01；β=6.010，P＜0.01)，即体制内经历确实能够正向调节赚快钱行为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烙印效应”的存在。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做稳健性检验，本文首先剔除了所有因变量为零的样本，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模型1中只包含了控制变量，模型2中增加了自变量创业前体制内经历(prexpr_dw)，模型3中增加了创业前体制内经历与政治连带的乘积项(pltcties×prexpr_dw)的，模型4增加了创业前体制内经历，政治连带与制度发展水平的3项交互乘积项(institution×prexpr_dw×pltcites)。如表8回归结果中模型2所示，创业前体制内经历(prexpr_dw)的系数为正向且显著(β=0.085，P＜0.01)；模型3所示，创业前体制内经历与政治连带的乘积项(pltcties×prexpr_dw)的系数为正且显著(β=0.104，P＜0.01)；模型5所示，创业前体制内经历，政治连带与制度发展水平的3项交互乘积项(institution×prexpr_dw×pltcites)的系数为负向且显著(β=-0.012，P＜0.01)；3个假设再次得到支持。 进一步，本文把赚快钱行为处理为哑变量，采用LOGIT回归再次对本文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创业前体制内经历(prexpr_dw)的系数为正向且显著(β=0.172，P＜0.01)；创业前体制内经历与政治连带的乘积项(pltcties×prexpr_dw)的系数为正且显著(β=0.799，P＜0.01)；模型5所示，创业前体制内经历，政治连带与制度发展水平的3项交互乘积项(institution×prexpr_dw×pltcites)的系数为负向且显著(β=-0.055，P＜0.01)；3个假设再次得到支持。 最后，由于本文样本为3年数据，本文分别把每年的数据当做一个独立样本，采用Tobit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10所示，每一年的结果并未有显著性差异。
五、讨论与结论 鉴于“赚快钱”在中国背景下的普遍性以及在全球情境中的独特性，深入解析“赚快钱”现象是必要的。本文在公司创业的框架内解析“赚快钱”的动因，强调“赚快钱”作为一种创业进入不仅需要识别独特的政策性机会，而且也要整合资源加以利用。基于2008-2012年3803家民营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体制内”经历给自己打上了独特的能力烙印和认知烙印，在经济转型和管制放松以及政策性机会不断涌现的背景下，这些具有“体制内”经历的企业家更可能捕捉和利用“政策性”机会，进而从事“赚快钱”活动。转型经济背景下，制度空洞的存在和政府掌控关键资源的现实，使得企业家的政治连带成为获取资源和信息的重要渠道。拥有政治连带的企业家更容易整合资源，进而更可能将识别到的“政策性机会”转化为“赚快钱”的项目。最后，转型经济国家地区间制度环境的差异影响到政治连带对“体制内”经历与“赚快钱”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正式制度越完善的地区，政治连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越是难以展现“资源通道”的作用，进而越难增进“体制内”经历与“赚快钱”之间的正向关系。
(一)理论贡献 本研究在相关研究中首次从企业家“烙印”的视角对企业从事“赚快钱”活动的动因进行了分析，主要理论贡献有三。第一，以往公司创业研究通常关注在位企业通过“商业机会”的追逐进入新业务/新领域的现象(Ramoglou & Tsang，2015)。而“赚快钱”则是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利用制度变迁所涌现的“政策性机会”，并在此基础上进人新业务领域的行为。在作者认知范围内，以往公司创业相关文献并未记述“赚快钱”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研究将“赚快钱”作为一种独特的公司创业现象，拓展了公司创业概念所指向的范围(Dai & Liu，2015)。同时，以往公司创业研究更多地关注能够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投资行为，例如研发、营销等核心业务流程方面的投资(Nakauchi & Wiersema，2015；Wiersema & Bantel，1992)等，而忽略了房地产、民间借贷、股市等非核心业务流程。本文对“赚快钱”现象的研究是对以往公司创业研究的必要补充。 第二，本文关注“赚快钱”的代理人及其作用，基于烙印理论这一独特视角，提出并验证具有“体制内”经历的企业家更可能在其后续创业活动中介入“赚快钱”业务。企业家的经历能形塑其能力和认知状态，后者进一步影响其决策(Hambrick，Cho and Chen，1996)，以往烙印理论研究表明，个体在特定的发展或职业生涯阶段的组织经历对其后续管理组织以及决策制订具有重大影响(Judge et al.,2015; Pieper et al.,2015,Simsek et al.,2015)。本文从能力烙印和知觉烙印两个角度，将企业家的“体制内”经历与其“赚快钱”决策关联起来，为上述论断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证据。更为重要的是，Marquis和Tilcsik(2013)指出，个体的经验或烙印以及个体当下所处的特定情境两者的交互可以更好的解释烙印机制发生作用的过程，因而强调研究者应关注烙印机制发生的情境条件。基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本文揭示出个体层面烙印效应作用的发挥受到个体层面政治连带和社会层面制度发展水平的制约。这不但给予现象更为充分的解释，而且实际上也响应了Marquis和Tilcsik(2013)以及Simesk等(2015)的号召，通过识别和检验烙印效应发挥作用的情境条件，进一步丰富了烙印理论。 第三，制度理论强调“在正式制度较弱的情境下，非正式制度将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也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North，1990)。尽管以往研究对这一命题有不少概念性的论证(Peng & Heath，1996；Peng & Luo，2000)，然而实证检验付之阙如。本文因循Peng和Luo(2000)等学者的观点，将政治连带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体现形式，用地区制度发展水平作为正式制度的代表，并且通过假设3的检验，揭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确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而给这一命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证据。 (二)实践启示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企业家需要认识到“烙印效应”的存在，理解其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进而利用自身在“烙印”方面的优势。本文发现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家是否在“体制内”工作过，将通过“烙印效应”显著影响其对于“赚快钱”等政策性机会的把握。在本文进一步分析中发现，“赚快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升。因而，这一具体证据表明，在特定情境下烙印的存在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企业家应尽最大可能利用自身“烙印”的正面效应。 更一般地讲，企业家的创业决策受制于其“敏感期”打下的烙印，这一发现有着更加重要的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转型经济中的行动者因为自身和环境的因素，经历的转换期或敏感期或许并不少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同辈，由此打下的“烙印”不可谓不多。考虑到后者对行动者的行为和选择具有长远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因而，作者认为以下3方面值得引起重视。第一，对于企业家来说，为减少烙印机制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发展自反性(reflexivity)的能力至关重要(Suddaby，Bruton & Si，2015)。一方面，企业家要发展清醒的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认识自我的局限，理解自己的行为决策受制于过往经历的影响，并在决策过程中对这种影响保持警觉。另一方面，企业家要对战略决策及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自省和反思，依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做出修正与调整。第二，考虑到不同时期形成的新旧烙印可以重叠并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影响企业家(Marquis & Tilcsik，2013；Judge et al.，2015)，为抵消一些过时的、不合时宜的烙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企业家有必要刻意的选择和经历一些新的情境，从而不断“接受”新的烙印以缓冲旧有烙印的影响。这或许也是解释众多心理学家号召人们要不断走出“舒适地带”(comfort zone)的另一个理由。第三，企业家有必要选择和配置一些拥有与自己迥异经历的创业伙伴或高管人员。这是因为，以往研究表明，拥有不同经历的人员带来异质的知识，后者有助于帮助企业家从自身经历的“窠臼”中解脱出来，形成相对“平衡”的战略决策(Fern，Carninal & O'Nell，2012)。 其次，企业家需要进一步理解“政治连带”多重与复杂的影响，进而加以合理利用。以往有研究表明，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家的政治连带在增加企业合法性、获取资源和机会信息等方面意义重大(Zhou,2013; Li et al.,2014; Zhao & Lu,2016)，但同时也有研究发现了政治连带的负面效应，包括损害企业绩效(Fan et al.，2007)、降低企业生产效率(Faccio，2010)和阻碍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Leuz & Oberholzer-Gee，2006)等。本研究进一步表明，企业家的政治连带将增强个人经历与后续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强度。倘若这种战略选择是正确的，则政治连带在其中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反之，则是“火上浇油”。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连带的作用方向也会因战略选择的性质而变化。因此，实践中，政治连带给企业带来的多重而复杂的效应应经由深入和细致的分析来加以分辨。 最后，循序渐进地提升地区正式制度水平是有必要的。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确存在替代关系。尽管两者都能规制和约束行为和交易，减少不确定性，但非正式制度不可避免地引发寻租、腐败和任人唯亲等难以接受的负面后果(Chen et al.，2011)。因此，地区正式制度的发展应受到重视，即使其适当超前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水平，或许也是必要的。对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转型大国而言，后进地区不断学习、模仿与借鉴先进地区的正式制度或许是一个可选的解决方案。 (三)结论 作为制度转型特定背景下产生的独特公司创业行为，“赚快钱”未得到以往研究者的深入关注，而环境与战略和非相关多元化等领域的文献尽管对此有所涉及，但未给出全面的解释。特别是，以往研究并未清晰的交代“赚快钱”的关键代理人及其影响。理论上的缺失与司空见惯的“赚快钱”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本文的基本逻辑是：“赚快钱”是在位企业利用“政策性机会”而实现业务新进入的独特公司创业形式，它不仅要求企业家准确识别“政策性机会”，而且还需要企业家整合相关资源。因循烙印理论，本文指出在“体制内”的经历给企业家打上了能力烙印和认知烙印，后两者的持续影响使得这类企业家较其他企业家更可能识别和把握政策性机会，进而从事“赚快钱”活动。而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家的政治连带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便利其借助政府整合创业所需资源，因而起到了“资源通道”的作用。因此，对“赚快钱”活动来说，具备体制内经历的企业家在后续创业过程中刻意建构政治连带恰似“如虎添翼”。当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当地区正式制度发展水平较高时，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政治连带在“资源通道”方面的作用减弱，进而其在推动政策性机会由识别阶段向利用阶段转化的能力会有所下降。基于2008-2012年3803家民营企业的数据，本文的上述逻辑得到了实证支持。基于此，本文不仅较为具体的刻画了转型经济背景下“赚快钱”现象的过程机制，而且丰富了公司创业的内涵，拓展了烙印机制的情境条件，并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替代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当然，文责自负。 ①请参看Frederik Balfour and Chi-Chu Tschang，2007，“China Inc.Is out on a Limb”，http://www.businessweek.com/globalbiz/content/nov2007/gb20071115_882808.htm?link_position=link1. ②请参看《李如成：转型不是玩变脸》，《人民日报》，2011年4月17日。 ③请参看《雅戈尔：破解中国制造困局的样本》，《中华工商时报》，2008年7月1日。 ④在中文中，企业家和企业家这两个词汇均对应于英语词“entrepreneur”，因此本文将两者视为同义词。 ⑤请查看和讯网，《捞浮财时代已终结，中国企业面临爬陡坡》，http://news.hexun.com/2012-06-09/1422948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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