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劳资两利思想的嬗变及其当代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资论文,启示论文,当代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2)03-0079-06
毛泽东的劳资两利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斗争的需要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思想的重大创新与发展。认真研究毛泽东劳资两利思想的内涵、嬗变及其当代价值，对于化解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劳资矛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劳资两利思想的内涵
劳资两利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但是，它的内涵是什么?查遍现有的文献资料发现，毛泽东本人没有对其进行过界定，学界也没有人进行过严格界定。作为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的理论工作者，我们比较系统地梳理、总结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劳动关系的论述，初步认为毛泽东劳资两利思想至少包括三层含义。
(一)承认劳资矛盾
毛泽东是我党公认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向来是主张阶级斗争的。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他始终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现实的阶级斗争，提出并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和策略。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制定的劳资两利方针就是其中的体现。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年后的1938年，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1](p.525)然而，毛泽东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总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他深刻地认识到劳资双方作为利益直接对立的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必然存在着各自的利益诉求，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存在一致性，即斗争性和同一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就是显著的一种；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虚伪的和错误的。但是，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2](p.1056)
可见，毛泽东在提出“劳资两利”的同时，仍然强调劳资间是存在矛盾与斗争的，即“劳资两利”是以劳资矛盾为基础的，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也就是说，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际，这种矛盾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能超越民族利益的范围。
(二)调节劳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起源于经济原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经济利益对立的两个阶级，两者之间具有根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水火不融的。两者之间的斗争只有在阶级消亡后才会消失。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剥夺剥夺者”，才能最终实现自身的解放。
毛泽东并没有教条地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科学分析了中国国情，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源于经济利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要求。”[1](p.525)也就是说，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矛盾。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服务于民族矛盾。不能将阶级斗争绝对化和扩大化，要将阶级斗争和冲突始终控制在非对抗性状态。劳资政策并不是要让工人将资本家斗垮，而是要兼顾资本家的利益，所以“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也适用于阶级关系”。[1](p.525)“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2](p.1082)
“调节”劳资关系，就是劳资间的利益分配。具体一点讲，就是工人要求不要过高，使资本家有利可图：资本家也不能过于“剥削”工人，让工人无法生活下去。说穿了，是“两利”，而不是劳方或者资方的“一利”；是劳资双方共生共存，而不是共同灭亡。显而易见，“劳资两利”是毛泽东处理劳资矛盾的手段，是要通过矛盾双方相互贯通、相互转化的方式，让劳资双方相互贯通，融于一体。
(三)兼顾劳资利益
究竟如何对待民族资本家，党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毛泽东的主张始终是劳资两利，兼顾劳资利益。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切忌过左，加薪减时，均不应过多。”[1](p.766)在1947年，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更是尖锐指出：“像我们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3](p.1255)1948年，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再一次重申：“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也应当试行这种办法，以达到降低成本、增加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工人生活必须酌量改善，但是必须避免过高的待遇。”[3](p.1269)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劳资两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写入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从根本大法的高度保障劳资双方的利益。
在具体政策层面上，我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劳资双方利益的举措。在保护劳方利益方面，主要采取了三大措施：一是出台劳资法规和政策保护工人的基本权益。1930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劳动保护法》，以保护工人的基本权益。毛泽东在1940年的《论政策》中进一步谈到劳资政策时指出：“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1](P.766)二是通过订立集体合同，保障工人的权益不受资方的侵害。“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方订立集体合同。”[4](p.425)三是通过制定最低工资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保障工人的基本权益。“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人民政府应按照各地各业情况规定最低工资。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4](p.425)
在保护资方利益方面，我党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保护并扶持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1928年初，红军打下草林墟场后，到处张贴打土豪、保护工商业的标语，毛泽东还在群众大会上宣传保护工商业政策，要大家放心做生意。[5](pp.109-110)1931年，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规定：“苏维埃政府对于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现尚保留旧业主手中而不实行国有。”[5](p.50)1932年初，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规定：“凡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劳动法并依照苏维埃政府所颁布之税则完纳国税的条件下，得允许私人资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5](p.105)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2](p.1082)《共同纲领》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4](p.425)
二是保障资本家的财产所有权。《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3](p.1255)《共同纲领》中也明确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4](p.423)
三是保障资本家的政治权利。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的《西北苏维埃选举法》中规定：“雇佣劳动在10人以下，资本在5000元以下之工商业主亦有选举权。”[5](p.146)这就放弃了政治上打击的政策，保障其政治权利。
上述举措，是劳资两利思想的具体体现。它既维护了工人阶级的权益，也保障了资本家的利益，达到了双赢的效果和目的。
二、毛泽东劳资两利思想嬗变的原因分析
如上所述，劳资两利思想是毛泽东针对1931年至1934年党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思想和做法提出来的新中国建设的基本方针之一。但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长的时间内，说服党的其他领导人放弃了劳资两利思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代伟人毛泽东下决心放弃这一重要思想?这确实值得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认真研究。笔者认为，以下原因是不能忽视的。
(一)民族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恶劣表现
第一，投机资本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受国家保护的经济成分。面对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严峻局面，他们不是积极配合新生政权，控制物价，而是凭借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以及足以影响甚至操纵金融、物价的经济实力，操纵市场，投机钻营，推波助澜，兴风作浪。以上海市为例，1949年5月解放时，主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比战前上涨了200多万倍，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得资本投机活动十分猖獗。据统计，全市搞“踢皮球”、“抢帽子”的投机者达20万—30万人。许多正当工商业主也被引上投机市场，以其大部分精力和资本从事囤积居奇，贪取暴利，使整个市场为投机势力所统治。[5](p.322)1949年4月，北京、天津等地投机资本利用华北地区春旱，哄抬粮价，物价上涨波及华中、山东、苏北。7月，上海投机资本操纵市场，以米价带头，纱布跟进，带动全面物价上涨，并波及华北、华中。投机资本还操纵金银外币，以金条、银圆、美钞作为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实行具有更大破坏性的金融投机，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困难。面对投机资本的猖獗活动，党和政府先后进行了“银圆之战”和“米棉之战”。在与民族资产阶级投机资本作斗争的过程中，综合采用经济斗争与政治打击相结合的办法，沉重地打击了投机资本，稳定了金融市场。即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动摇劳资两利的思想。在《不要四面出击》报告中，他还针对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的“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主张，明确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6](p.75)
第二，利欲熏心的资本家破坏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一场惨烈的现代战争。数以万计的志愿军战士，在冰天雪地的异国他乡，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抗击强敌，保家卫国。而国内的一些民族资本家却丧尽天良，大发战争横财。在运往抗美援朝前线的军需物资里，有不法厂商制造和贩卖的变质罐头食品、伪劣药品、带菌急救包。上海大康药店经理王康年，用各种恶劣的投机手段骗得志愿军购药款项达3亿元，竟然将失效的药品供应正在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将士；天津40多家私营铁工厂用废料、次料为志愿军制造17万多把镐、锹，运到前线后经不起使用，一用就坏，影响了工事修筑；武汉福华药棉厂奸商李寅延承制志愿军急救包，竟然用废、烂棉花替换从国家领来的好棉花制造急救包，使受伤的志愿军战士致病、致残，甚至断送生命等等。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毛泽东不得不号召全国人民“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第三，“五毒俱全”的资本破坏党的肌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不仅投机钻营，扰乱市场秩序，利欲熏心，以次充好，破坏抗美援朝战争，而且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侵蚀党的肌体，腐蚀党的干部：一是部分私营工商业者不仅偷税漏税，而且在承建国家工程、完成国家加工定货任务的过程中，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二是通过请客、行贿等手段，拉拢、收买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合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在利益的诱惑下，党内一些意志不坚定的蜕化分子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与不法私商相勾结，泄露国家经济情报、盗窃国家财产，领干薪，拿干股，或者拿回扣、佣金，充当坐探、代理。不法私商的“五毒”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而且使党和国家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滋长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甚至蜕化变质，成为人民的罪人。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五反”运动，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商人在这个历史时期丑恶行径的反击。
(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经过3年的努力，到1952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工业、农业、商业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与发展，政治、经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新生的共和国有了自立的经济基础。首先，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投资比1949年有了极大的提高。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在工业方面，工农业总产值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了20％。1952年工业总产值达349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209亿元。1950年到1951年，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4.8％。[5](p.365)3年中用于工业建设的投资为2698亿元，新建3300多个企业[4](p.22)。在农业方面，1952年，农业生产总产值达到484亿元，比1949年的326亿元增长了41.4％，比历史上最高年产值增长了18.5％，平均每年递增14.1％。[5](p.366-367)1952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与1950年相比，增长了近3倍，在消灭财政赤字的基础上还略有盈余。其次，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在工业方面，1952年，社会主义工业生产比1949年增长3.1倍；私营资本主义工业虽然也有所发展，但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却在迅速下降。1949年社会主义工业在全部工业产值(不含个体工业)中占34.7％，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占9.5％(包括公私合营和加工订货)，资本主义工业占55.8％。到1952年，社会主义工业占56.0％，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占26.9％，资本主义工业只占17.1％。在商业(零售)方面，1952年社会主义商业零售额比1950年增长4.1倍，在全部零售商业中，社会主义商业所占比重从1950年的15％上升到1952年的42.6％，合作社商业占0.2％，私营商业占57.2％。[7](p.1636)在工业生产总值中，1949年时国营占43.8％，私营占56.2％，到了1952年9月，国营上升到67.3％，而私营下降到32.7％。[8](p.123)
显而易见，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比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迅速增长，“劳资两利”赖以生存的基础——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渐式微，其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成了一个时间问题。
(三)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确立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第一大任务——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完成，第二大任务——国家的工业化的开始。究竟是通过英美的方式还是苏俄的方式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领导人思考的重大问题。经过反复考虑、比较，中共领导人决定走苏俄的路子，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工业。仅靠我们党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大规模重工业建设的要求。首先，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与持续的资金供给。在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生产力状况十分落后，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现代性工业经济只占10％左右，90％左右是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与手工业经济，根本无法给重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积累和产品市场。其次，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持。由于长期处于革命战争的环境中，我党的大部分干部根本不熟悉经济运行的规律，而且缺乏管理企业的实践经验，这对于实现工业化来说，都是最大的缺陷。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资本主义国家走的是向外掠夺、扩张的路子，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沿袭西方的老路。向西方发达国家寻求支持，也是一条路。但是，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我们。这一条路也走不通。剩下的就是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寻求支持、帮助了。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尽管医治战争创伤的任务十分繁重，但还是伸出了援助之手，在资金特别是技术上给中国以宝贵的支持。这些支持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这对于一个大国的工业化的需要而言，充其量是杯水车薪。在当时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有一定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有不同程度的技术专长和经营管理经验。因此，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和力量发展我国的重工业，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定，对党和国家既定的路线、方针的影响是巨大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已经确定的“先后战略”(先发展工业化，后进行社会主义化)调整为“并举战略”(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化同时进行)。相应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用两个或者三个五年的时间完成国家的工业化，然后再用相当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化，变成用两个或者三个五年的时间完成国家的“一化三改”的任务。“并举战略”的实质是，在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而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劳资关系或者劳资两利的“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说，1953年6月15日以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全国范围实施，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推行和平赎买政策，使劳资两利的政策成了不合时宜的、过时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将国内主要矛盾概括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6](p.231)明确地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相应的，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就不再是联合、保护，而是利用、限制、改造。由此，曾经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劳资两利政策，自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毛泽东劳资两利思想的当代启示
(一)以党的中心任务确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华民族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革命任务，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在最低纲领实现之后，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的最低纲领逐步概括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民主主义革命的相同点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同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之所以由中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是落后的、反动的、腐朽的阶级，承担不起这个责任。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展中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它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力量，在民主革命中表现出妥协性和动摇性。民族资产阶级固有的两面性决定了其不能充当革命的主要力量，更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当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也不是十分强大，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必须联合广大的农民阶级作为自己的同盟军，必须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朋友，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反对自己的敌人。因此，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又斗争又联合，扶持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限制其不利的一面。在具体的劳动政策上，实行兼顾劳资双方利益的“劳资两利”的方针，在保障工人权益的同时，也保障资本家的合法利润。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即建立和建设富强、民主、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两步战略目标，我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位。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目前是一片光明，没有任何问题。正如邓小平在晚年讲过的，“发展起来比不发展的问题更多”。诸如私营企业面临的“资金荒”、“民工荒”、“成本高”，整个社会存在的个人收入差距、地区差距持续扩大，严峻的就业问题，环境、资源问题，如此等等，使一些人怀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甚至提出了改变现实政策的一些主张。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前，我们一定要直面现实，既要看到存在的问题，更要看到30年的成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具体说，在劳动政策上，要以史为鉴，继续坚持“劳资两利”的方针。用“十二五”规划的语言表述，就是“发挥政府、工会和企业作用，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9](p.11)正如习近平所说的，企业和职工要“协商共事、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10]
(二)以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劳资关系政策
劳资关系政策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经济发展水平属于生产力范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与实践相结合，从发展革命根据地经济和生产力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行了允许、保护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劳资两利的基本方针。通过兼顾劳资双方的利益，调整劳资关系，调动劳资双方的生产积极性，为根据地人民的生活需要和革命战争的物质需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初步改变了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的落后的面貌，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巨大胜利。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劳资政策符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党的事业和社会进步；反之，如果脱离经济的发展水平制定劳资关系政策，党的事业与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甚至彻底失败。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社会得到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现代化的前两步目标已经实现，现在正在向第三步迈进。但是，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因此，我们还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进一步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积极、努力解决私营企业面临的“三大”问题，鼓励、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积极、努力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不折腾”就是当前条件下最好的劳动关系政策。
(三)以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调整劳资关系政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左”倾领导者无视中国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具体国情，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盲目照搬苏联的劳动法规，追求劳动者福利，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使资本家不堪重负纷纷倒闭、关门。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过“左”的劳动政策的片面性和危害性，纠正了实践中“左”的错误，逐步提出、实践了“劳资两利”劳资关系政策，扶持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繁荣。令人遗憾的是，在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完成之后，毛泽东仅仅依据民族资本家中少数不法者的种种劣迹及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变化，就作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从而放弃了“先后战略”，实行了“并举战略”，放弃了劳资两利政策，给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留下了难以弥补的严重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辉煌，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即使现在，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11](p.10)“两个没有变”是我们的基本立足点，是我党坚持现行政策的依据。就是说，在目前条件下，放弃或者调整现行劳动政策的主张是脱离实际的。
标签：民族资产阶级论文; 毛泽东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民族工业论文; 劳资关系论文; 国民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