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范晔史学思想的两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两个论文,思想论文,范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1)04-0080-05
对《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研究，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他也是一个人们争议较多的史家。范晔是南朝宋人，《宋书》本传之末，引用其兄范晏的话说：“‘此儿进利，终破门户。’终如晏言。”《南史》本传后论说得具体一些：“蔚宗艺用有过人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倾。”这两则较早的评论，写得都很谨慎。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范晔以“谋反”之罪而受诛。
至于其所著《后汉书》，《宋书》本传只是说：“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南史》本传引伸说：“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至于屈伸之际，未尝不致意焉。”这样的评价都很笼统。
较早对《后汉书》作出认真评价的，是南朝梁人刘昭，他稍晚于《宋书》作者沈约，是阐述、宣扬《后汉书》成就的最有力的人物之一。他在《后汉书注补志序》中写道：
范晔《后汉》，良诚跨众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阙。国史鸿旷，须寄勤闲，天才富博，犹俟改具。……况晔思杂风尘，心桡成毁，弗克员就，岂以兹乎？……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前汉》有者，悉欲备制，卷中发论，以正得失，书虽未明，其大旨也。曾台云构，所缺过乎榱桷，为山霞高，不终逾乎一篑，郁绝斯作，吁可痛哉！徒怀缵辑，理惭钩远，乃借旧志，注以补文。狭见寡陋，匪同博远，及其所值，得微得论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1]（《范晔传》）。
这篇序文，也批评了范晔“思杂风尘，心桡成毁”，但对《后汉书》却有明确的评价，一是说它“诚跨众氏”；二是肯定它作志的计划与旨趣，“书虽未明，其大旨也”；三是“乃借旧志”，“以合《范史》”，并视此为一桩重要的事业。
唐宋以下及于明清、近代，评论《后汉书》者多矣，而争论也不曾中断过。本文之所以开篇要说到这些，是为了证明：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包括评价一个史学家）本是一件很繁难的事情，除了历史的原因外，还有评价者在认识上的差别。即以范晔的史学思想来说，其要旨与核心究竟何在？依然是一个值得再探讨的问题。笔者反复阅读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宋书》本传亦称此为范晔“自序”，下引此，作“自序”）和《后汉书》纪传以及相关资料，略有所得，写出来向同好请教。
一、关于“以意为主，以文传意”
范晔的史学思想，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是关于“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二是关于“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对于前者，所讨论甚少，本文特提出来加以阐发。对于后者，屡屡有论者提到[2]，有的论者也有一定的论述，颇多启发，有的论者则未予以展开。本文意在发展、丰富已有陈说，时亦提出新的认识，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对于范晔的历史思想，笔者拟另撰专论，本文一般不予涉及。
这里，首先讨论关于“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问题。
范晔在“自序”中突出地写了他关于“意”与“文”的认识，他说：
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对于这一段话的理解，论者往往把它局限在关于“文”的范围之内，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理解。其实古时文史不分，后来文史分途但二者仍有联系。刘勰《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著作，但也有《史传》篇专论史学。《昭明文选》“选”的是“文”，但它也有“史论”专卷[3]（卷49、卷50）。刘知几《史通》是史学批评著作，但它反复强调“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4]（《叙事》）。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更是兼论文与史的理论著作。这样来看，对于范晔所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思想，是不应当理解得太狭隘，而要把它同作为史学家的范晔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庶可得其真谛。
要之，这是认识范晔史学思想及《后汉书》有关问题的关键。
其一，关于史论。范晔“自序”称：
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可少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语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在这里，范晔所强调的，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和“《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是突出“精意深旨”和“笔势纵放”，同前文所说“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丝丝相扣。二是他说班固史论“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是突出了“任情”之不可取，同前文所说“情急于藻”也是丝丝入扣。笔者前此评论范晔史论[5]，未曾及此，藉此机会予以补叙。
其二，关于“纪传例”。范晔“自序”又称：
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这里提到了“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的问题。关于《后汉书》的“纪传例”问题，前人少有论及。值得注意的是，在“举其大略”的前后，包含着“诸细意甚多”，再次突出了“以意为主”的思想。现在我们只有从《后汉书》纪传本身及其序、论去探讨范晔所谓“诸细意甚多”了。刘知几在论及序例问题时，批评范晔改变了《史纪》、《汉书》的传统，他说：
爰自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炫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于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书独无，世之作者，以为耻愧。故上自《晋》、《宋》，下及《陈》、《隋》，每书必序，课成其数。盖为史之道，以古传今，古既有之，今何为者？[4]（《序例》）
刘知几的这个批评是不对的。他在《史通·序例》篇起首就指出：“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既然如此，不同时代的作者，必然有其不完全同于古人或前人之“意”，若无“序”则难以明其“意”，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可见刘知几此处所论，不无自相矛盾之嫌。范晔的“诸细意甚多”应是《后汉书》研究者所应当特别关注的。
其三，关于作史的目的。范晔“自序”还写道：
欲遍作诸志，《前汉》（按指班固《汉书》——引者）所有者悉今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
显然，就卷内发论，以正是失，是范晔作志之意，也是他作《后汉书》之意；他说“意复未果”，指作志的目的没有达到，乃引为憾事。刘昭对他的遗憾深为理解，故在《后汉书注补志序》中对此强调指出：“书虽未明，其大旨也”。可以认为，刘昭对《后汉书》所做的“注补”之举，的确是深得范晔作志之意。惟其如此，刘昭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难能可贵的一页。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八志的结合，不仅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也使东汉历史撰述得以成为完璧。
还需要指出的是，范晔所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亦有其来龙去脉。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论中讲到他对有关黄帝的文献抉择去取时，有这样几句话：“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这里，司马迁十分强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重要。这个“意”的核心即史家作史之旨趣。范晔所谓“以意为主”，当与此相近。清人章学诚谈到别人以其与刘知几相比喻时，他不赞成这一比喻，认为：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史馆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6]（《家书二》）。
章学诚说的“盖有天授”，实是指他在史学方面所具有的天分和气质，或指悟性与创造性。他说的“史意”，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对历史的内在本质及其演变的轨迹的认识，二是指史家为史之意即作史的目的。一般说来，刘知几重在讨论“史法”，章学诚重在讨论“史意”；但若谓“截然两途，不相入也”，就把事物看得绝对化了。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也曾引用过司马迁的话，用以表明自己的史学思想。他这样写道：
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涵及旨哉！[6]（《答客问上》）
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所谓“心知其意”的“意”、“知意之人”的“意”，同“作述之旨”的关系了。
讨论至此，回过头来再看范晔说的“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史学思想的内涵及其理论价值，就不难理解了。
二、关于“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
范晔撰《后汉书》，计划中应有十志，后因获罪而未果。李贤等注《后汉书》曾谓：
沈约《谢俨传》：“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番腊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7]（《皇后纪下》注）。
此事与范晔“自序”不符，刘昭注补志序亦不曾提及。南宋洪迈在《容斋四笔》中已说明这一点，并进而指出沈约《宋书》并无《谢俨传》这一事实，认为此事“殊不可晓”[8](P626)。清人浦起龙《史通通释·古今正史》于此事亦有详尽注文，结论是“异说备考”。这里，有一点疑问可以作为参考，即李贤注文只是说“沈约《谢俨传》”云云，而洪迈《容斋四笔》则说是“沈约作《宋书·谢俨传》”云云。今查《宋书》，确无《谢俨传》。这里至少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李贤等人对沈约《谢俨传》确有所据，但并非收入《宋书》而已，故洪迈从《宋书》中寻找根据自无结果；二是洪迈疑问可以成立，则李贤等所据不确。看来至今也还只能是“异说备考”。
从史学思想来看，范晔即使将十志托给谢俨，最多也只是限于史事部分，而“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则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这一点自无疑义。当然从广泛的意义来看，卷内发论，以正得失，是多数史家的作史目的，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一般说来，这里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只存在高下之分。现在，我们已不可能得知范晔是怎样在拟议中的十志于卷内发论的，在典章制度上其所正得失是何所指。那末，我们是否也可以从《后汉书》纪传中，尤其是纪传的史论中窥见其有关的见解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因为范晔的这一宗旨不可能只打算在十志中表现出来，而在纪传中则不作任何表现。
准此，我们还是可以试图从《后汉书》纪传中来揭示所谓就卷内发论、以正得失的具体表现的。综观《后汉书》纪传，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主要归结为教化与刑罚、妥善安置功臣、注重改良风俗、外戚与宦官对政治的侵蚀、党锢的教训等等。这些方面的得失，有的是同前朝相比较而总结出来的，有的则是从本朝的政治后果而揭示出来的。
关于教化与刑罚问题。这是一个新的朝代建立起来首先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社会的安定有关键性的作用。范晔对此二者，不持绝对不同或互相排斥的看法，认为二者都有必要，都会起到积极的社会作用。这从他对汉明帝和汉章帝的评价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说：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倖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7]（《明帝纪》后论）。
法制能够做到“内外无倖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可谓不易。这里或许有所夸大，但总不能没有任何根据。东汉社会的稳定，与此有极大关系。但是，社会的相对稳定，仅仅依靠法制是不够的，还应同时实行教化。范晔认为汉章帝在这方面是做出了成绩的。他在《章帝记》后论中写道：
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在位十三年，郡国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乌呼懋哉！
一方面减轻负担，一方面实行教化，以“宽厚”来淡化“苛切”，使社会继续保持安定的局面。这同人们称道“建武、永平之政”是相反相成的。
关于妥善安置功臣。东汉“中兴”，多有功臣；对功臣如何安置，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所谓“中兴二十八将”的安置，是一个突出问题。范晔对于“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的评论，提出不同的认识。他认为光武的做法，“原夫深图远筹，固将有以焉尔”，即是从政治上的长远利益考虑的。他进而指出，西汉初年大封功臣为王，“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缧绁，信、越终见葅戮，不其然乎！”这种情况，延续到汉武帝时，还是“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其怀道无间，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这就不仅仅是“隙生”、“乱起”的问题，而且更有诸塞贤路、埋没人才之弊。范晔见解的深刻，在这里显得十分突出。他说，正因为如此，“故光武鉴前车之违，存矫枉之志”，才作出不同于西汉初年大封功臣的决策。这个决策及其结果是：“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数公者，则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于功名延庆于后。”最后，范晔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夫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7]（卷22后论）这是东汉政治上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而范晔此论则是《后汉书》中的一篇宏论，世人称为“中兴二十八将论”。梁昭明太子编纂《文选》，收入此论[3]（卷50）。
关于兴经学，重世风。范晔认为，东汉一朝在这两个方面是有成绩的。范晔对于东汉经学之盛作了具体分析，虽利弊皆有而从政治上看则利大于弊。他指出：“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经学之盛成为东汉社会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范晔认为，东汉经学之盛，尽管带来不少弊端，如：“分争五庭，树朋私里，繁其条章，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故通人鄙其固焉”，真正有成就者并不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然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对一代社会风气有很大影响，以致东汉末年的“权强之臣”、“豪俊之夫”，都不能无所顾忌。东汉自桓、灵以下，衰颓之势不可逆转，“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7]（《儒林传》）东汉末年皇权的延续，是诸多因素所决定的，而“皇权”本身实质上已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但范晔所论及其所举出的历史事实，说明世风对于社会以至对于政治所产生的影响，不是没有道理的。范晔还列举李固、周军、左雄、黄琼、桓焉、杨厚、崔瑗、马融、吴祐、苏章、栾巴、宠参、虞诩、王龚、张皓、张纲、杜乔、张衡等人，显示各方面的才能，致使“东京（按指东汉——引者）之士，于兹盛焉”。即使到汉桓帝时，依然是“宏儒远智，高心絜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这里范晔得出同样的结论：东汉末年，“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7]（卷61后论）在范晔看来，东汉经学的盛行，虽然存在不少可议之处，但它对于社会伦理的规范在当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乃至对于政权的稳固和延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很重要的。
关于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范晔认为，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是东汉政治上的两个严重教训。他强调说他在《后汉书》中撰《皇后本纪》的目的，是为了要说明：
东京（按指东汉皇朝——引者）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7]（《皇后纪》序）。
在皇后和外戚纷纷得势、覆灭的过程中，东汉皇朝也走向“沦亡”。这个教训，可谓严重至极矣。举例来说，如汉安帝时，“权归邓氏，至乃损撤膳服，克念政通。然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遂复计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7]（《安帝纪》后论）邓氏把朝政搞得一塌糊涂，最后还要嫁祸他人，去追究三公的“责任”。而邓氏一门，则公、侯、牧、守无数。史载：
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7]（《邓寇传》）。
显然，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现象也是极不正常的，其有害于政治统治，是不言而喻的。
从这些历史现象中，范晔进而揭示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即外戚们不可逃脱的历史悲剧命运。他这样写道：
汉世外戚，自东、西京十有余族，非徒豪横盈极，自取灾故，必于贻衅后主，以至颠败者，其数有可言焉。何则？恩非己结，而权已先之；情疏礼重，而枉性图之；来宠方授，地既害之；隙开势谢，谗亦胜之。悲哉！[7]（《邓寇传》后论）
这段话概括了干政的外戚们必遭祸败之理：或承宠于先帝，不结恩于后主；或后来得宠者，而先代权臣必不相容等等，这在当时的政治权力的分配、争夺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难以克服的痼疾。从范晔这样的分析当中，不难看出，外戚极易走上干政的路径，而这样的外戚则必定成为当时政治机体上的一个毒瘤。范晔的认识可谓一针见血，给后人启示良多。
东汉时期的宦官专权、跋扈，危害政治，也是十分突出的。范晔指出，邓后以女主临朝，放手任用宦官，使此时的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7]（《宦者列传》序），成为一个权势显赫的群体。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总之，他们的“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尽书[7]（《宦者列传》序）。由此，范晔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教训，他写道：
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其所渐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按指西汉——引者）自外戚失祚，东都（按指东汉——引者）缘阉尹倾国。成败之来，先史商之久矣[7]（《宦者列传》后论）。
这个概括，虽不尽全面，但其所论亦不无道理。作为一个史家来说，范晔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对今人的历史研究，也还多有启发。
关于党锢的历史教训。所谓“党锢”，是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宦官专权所酿成的一出严重的历史悲剧。对此，范晔在继承司马彪《续汉书·党锢传》及有关传记的基础上，颇用心力，为陈蕃等六人作专传，记荀翌等三人行事而附于他人之传，而对刘淑、李膺等21人则立为《后汉书·党锢列传》，并为此传撰写了约1500字的长篇序文，略述“党锢”之始末原委。所有这些，都表明范晔对于“党锢”这一历史事件的十分重视。这篇序文，实为范晔《后汉书》纪传史论中的佳作之一。范晔认为，所谓“党锢”发生的深层原因是：“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但对于这种“婞直之风”，专权的宦官是不能容忍的。因此，“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在范晔看来，尽管“党人之议”本始于士人之间的“互相讥揣”，但它被宦官集团所利用并制造了东汉历史上的一个政治大悲剧，是有其必然性的。汉桓帝时，宦官对士人罗织的“罪名”是“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互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李膺等“党人”于是被“逮捕”、“收执”，而受牵连者“二百余人”。其后，虽“赦归田里”，但却“禁锢终身”。汉灵帝时，张俭等被诬告“图为社稷”，灵帝诏令大捕“党人”，致使各级官员“百余人，皆死狱中”；受其牵连，“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直到黄巾起义，灵帝才被迫“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范晔对于“党锢”一事的性质也有明确的评论，他写道：“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他认为“党锢”给予人们最重要的启示和教训是“上好则下必甚”[7]（《党锢列传》序）。他的结论是中肯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范晔在“以正一代得失”方面的见解的深刻，这里还不妨就《后汉书·党锢列传》序所引发的有关评论，再赘述几句。清人王鸣盛指出：“袁宏《后汉纪》第二十二卷论党锢一段，蔚宗虽亦稍取之，然彼乃深斥党人之非，用意与蔚宗不同。”[9]（卷38）《后汉纪》关于“党锢”之论，也是作者的精心之作，但其主旨在于强调“野不议朝，出不谈务，少不论长，贱不辩贵”的“先王之教”，与范晔论旨迥然不同。在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上，袁、范的异趣，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正确的认识历史，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多么重要。
[收稿日期]2001-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