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及其对大学组织结构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其对论文,组织结构论文,研究生院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高等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全面改革。这一改革的标志与起点就是1991年开始推行的大学院（即研究生院，以下均用研究生院表述）重点化政策。
近年来，国内虽发表了不少介绍日本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论文，不过，它们大多着眼于日本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全貌，对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几乎都一笔带过。（注：近年国内的相关研究有：《日本部分国立大学实施研究生院重点化的举措》（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编《国外高等教育调研报告》）；胡建华《战后日本大学史》第8章第2节《研究生教育改革》；《“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政策下的日本大学改革》（《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2期）；熊庆年《日本研究生教育改革15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4年第1期）。有鉴于此，本文将对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兴起的背景及实施过程做一概述，探讨这一改革对日本大学的组织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及由此获得的启示。
一、日本大学组织结构的特征
传统的日本大学组织结构特征可以用两点来概括，即学部（即学院，以下均用学院表述）中心主义和讲座制。
所谓学院中心主义，即是以学院为大学教学和管理的基本单位。1947年制定的《学校教育法》规定学院为大学教育研究的基本组织单位。教师人事隶属于各个学院管理，经费以学院为单位进行分配。由于学院同时是本科教育的组织机构，这使得以培养研究生为目的的研究科相对虚化。研究生教育附属于本科教育，未能形成独立的组织机制，也就难以成为学校教学、研究职能的重心。在大学管理方面，包括研究生院管理在内，所有事务均由学院的教授会议大权独揽。研究生院虽然也设有研究科委员会，不过其权限由学院的教授会议授予，在《学校教育法》中并不具备独立性。
从实践上看，学院中心主义比较有利于本科教育。但研究生院长期依附于本科教育，没有独立的人事管理权和经费分配权，因而其规模偏小，始终得不到充分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尤为不利。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高等教育向大众化发展，上述问题日趋严重。另外，研究生教育的专业设置完全受制于本科专业的设置，没有独立性，不能随时把握和调整研究发展的方向，影响了高水平学术研究的开展。
所谓讲座制是指根据教学、研究的需要组建相应的教师和教学组织。讲座实行教授负责制，其自主性不受外界干涉，有利于保障学术自由。根据《大学设置基准》，讲座为学校最基层的学术组织，设于学院之内。所有教师均隶属于某一讲座。
从当代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来看，讲座制也存在着若干局限：不适合大量的、系统的理论知识的传授；专业划分过细过窄，不利于培养学生开阔的视野；讲座间界限分明，不利于学科交流和知识创新；教授权力过大，缺乏监督，容易形成论资排辈的学阀，不利于年轻学者的成长。
从总体看，日本大学的组织体制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深受德国大学模式的影响，教学和管理有浓厚的行会制特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教授会议主导的校内自治，但学校的经营和研究机制较为封闭。随着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发展，这种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二、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出台的背景及其过程
所谓研究生院重点化指的是将国立大学教师的人事管理从本科学院移至研究生院，由此促使研究生院实体化的政策。
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的雏形始于文部省的咨询机构大学审议会1987年和1990年提交的两份报告《关于大学教育研究的高度化、个性化及活性化的具体对策》和《关于大学院的充实整备》。这两份报告强调，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技术革新的进步，加上社会、经济诸方面的发展与变化，社会对研究生院的期望越来越高，为适应社会经济和尖端科学的发展需要，应对研究生院进行充实和提高，实现研究生院的独立编制。[1]
大学审议会建议充实研究生院的表面理由是与欧美诸国相比，日本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太小，地位不高，这对强化大学学术研究水平、培养高层次人才非常不利。但从深层次上看，日本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初实施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外部社会经济方面看，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结束了高速增长进入了停滞阶段。在寻求新的经济发展动力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立国取代贸易立国成为新的国家发展战略。由此在知识创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对大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后多项教育改革均首先由企业界提出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其次，从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趋势来看，自20世纪60年代日本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出现了大学总体质量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日本与欧美诸国相比差距明显。据1987年的统计，日本的大学规模在西方国家中仅次于美国，但是每1,000人中研究生的比例日本为1.4人，而美、英、法则分别为7,7、5.5和3.6人。另外，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日本为7.1%，而美、英、法分别为16.6%、20.9%和18.3%，差距也非常明显。[2]因此，强化大学研究功能，提高研究生教育地位，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成为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
第三，从研究生院的教学与研究现状看，由于研究生院附属于本科学院，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受到限制，无法随时把握学科前沿动向。大部分专业的研究生并没有在社会上得到相应的评价。这使许多优秀学生不愿升入研究生院深造，影响了日本学术研究的开展和研究生院的建设。
正是基于这些因素，大学审议会认为应该优先充实研究生教育，以此作为高等教育结构改革的突破口。具体而言，改革研究生院的组织编制，使之能够培养有高超研究能力和宽阔视野的研究人员与高级专业人才，从而实现大学研究水平的质的飞跃。
根据这种情况，大学审议会建议灵活规定研究生专业编制与设置，克服院系编制和教师配置思想的制约，促进不以本科学院为基础的研究生院大学及研究生科的设立。
大学审议会的报告发表后，1991年，东京大学首先对法学政治学研究科进行改组。其具体做法是：1.原来设于学院的讲座一律移入研究生院，研究生院成为独立的教学研究一体化组织；2.学院只作为承担学士课程的教学专门组织，其教学任务由研究生院派出的教师兼任；3.教师的人事关系、科研经费分配由学院改为由研究生院主导。[3]此后，一些著名的国立大学也相继开始推行类似的改革。
与此同时，《学校教育法》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研究生院不再被规定为必须附属于本科教育机构之中，其设置可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而定。此后，各大学相继开始设立独立研究科。至1998年，全日本已有46所大学开设了81个独立的研究生院，同时还出现了6所研究生院大学。
2000年1月29日，文部省发表研究生院重点化方针，将此前由各校自行实施的研究生院改革统一由文部省监管与主导实施。根据该方针，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九州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北海道大学、名古屋大学等12所一流大学被定为研究生院重点化大学，其全校教师的人事隶属关系均从本科学院调整至研究生院。这12所大学就成为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研究型大学，其主要职能被明确规定为研究生教育及培养高级专业人才。日本政府对上述12所大学给予重点投资，每年在原有国家拨款的基础上再增加25%的投入。实施重点化政策后，文部省分配的国家科研经费中，这12所大学占了全部经费的35.27%，而其余830所国立大学、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只占64.73%。[4]到2000年底，上述12所大学的所有学科均完成了研究生院重点化调整。
三、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对大学组织结构的影响
首先，从学校层面看，重点化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提高了研究生院的地位，在校内形成了以研究生教育为中心的教学、研究体制。由于教师的人事关系和研究经费分配的决定权都移交给研究生院，这样就使得教师的工作重心及其业绩考核的重心转移到研究生教育上来。研究生院就此从本科教育的附属地位中独立出来，并促使了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至2002年，日本研究生人数从1987年的7.8万增至22.35万，超过了1991年重点化政策实施之初提出的10年翻番的目标；研究生与本科生之比达到8.7%；每1,000人中有研究生数达到1.75人，均有明显提高。[5]特别是这一政策促使学校的内部组织机构进一步调整、优化，以适应大学工作重心的转移和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
研究生院重点化的目的是提高研究生院的学术研究水平、建立重点学科基地(center of excellence)和强化研究型大学的体制。因此，文部省所确定的12所研究生院重点化大学均是以博士课程为教育的最终目标，以最尖端的研究牵引与推动教学、研究的发展，整个教学、研究组织体系均以研究生院为中心构建的。相对于本科教育理念侧重系统化的基础教育，研究生教育侧重高度的专业化教育和实践。因此从大学的总体结构和功能上看，可以说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促使日本大学从传统的学部（教育）中心主义开始向研究优先主义转变。
其次，在中间组织层面，重点化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变了中间组织层的构造。重点化政策实施以后，研究生院取代学院成了拥有人事权和科研经费分配权的实体。原本隶属于各学院的教职员经过调整转入相应的研究生院，原先以培养本科生为主的教学科研体系就变成了空壳。随着学校职能向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转变，本科生的教育和管理也由相应的研究生院负责。这样，研究生院就取代学院成了学校教学、研究和经营管理的基本单位。学校内部事物的管理也由学院教授会议主导相应地演变为研究生院教授会议主导，从制度上确保了学校内部以研究为主导的趋势。
第二，加强了各中间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研究生院的实体化使其设置不再受本科专业设置的限制，而可根据当代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进行独立设置，这大大推动了学科建设向综合化方向发展。例如九州大学改革后的本科专业为11个学院，而研究生院则为16个研究科，两者之间不再是一一对应关系，而是有融合也有拓展。由此，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学科交叉得到强化。又如东京工业大学利用自身在理工科领域的优势，相继在学校中设立了情报理工学研究生院和社会理工学研究生院。前者利用理工科的方法进行信息处理；后者则强调文科和理工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运用理工科的方法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
第三，促进了中间组织层的职能分工。重点化政策实施后，东京大学等大部分重点化学校研究科成为新的教学研究一体化组织。这就是说，研究生院既是培养研究生的教学组织，也是教师的研究组织。研究组织和教学组织之间虽然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两者的组织机制和终端目标是不尽相同的。研究组织强调创新，其组织机制侧重流动性；而教学组织更重视传承，其组织机制强调稳定性。为了解决两者的矛盾，九州大学等部分重点化大学将中层学术组织的功能作了进一步的细分，即将研究科的功能一分为二，分解成研究组织研究院(faculty)和教学组织学府(graduate school)。研究院既是研究组织，也是教师组织。而学府则为纯粹培养研究生的教学组织。两者基本采取一一对应的形式，在明确并强化各自功能的基础上再进行合理统合，实现教育研究的弹性化协力关系。
实行九州大学这样的中间组织职能分离，最大的优点在于避免或减轻了研究型大学中本科教育受到轻视的现象。由于教师组织从研究科中进一步分离出去，从事研究生教育的研究科和从事本科教育的学院成为平行的教育组织。承担本科教学的教师不再附属于研究科，而和承担研究生教学的教师一样隶属于独立的教师研究组织研究院。这样，可从体制上避免重研究生教育而轻本科教育现象的发生，有利于学校全面稳定的发展。
最后，在基层组织方面，重点化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扩大了基层组织的规模。如前所述，日本大学传统的基层组织是以德国大学的讲座制为蓝本，强调教授的权威作用。重点化政策实施以后，基层学术组织的改革趋势是以美国的“系”为蓝本，建立大学科制。具体而言，就是废除此前的小讲座制，由多个讲座合并构成一个大讲座。例如北海道大学医学院在实行研究生院重点化改革以后，将此前的62个小讲座合并成26个大讲座，每个大讲座之内有多名教授构成。大讲座内教师之间的关系不再像小讲座那样是依附从属的关系，而是彼此平等的。这样有利于解决小讲座时期的论资排辈现象，促使年轻教师的成长。此外，大讲座中的教师虽然各自专业领域不同，不过并非随意配置，而是根据彼此间研究领域的关联性来进行配置的。例如，分子生物学和分子医化学讲座合并成分子生化学大讲座；环境医学、公众卫生学和老年保健医学合并成预防医学大讲座。这样不仅有利于促进讲座内不同专业教师间的研究交流，而且在教学方面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广阔的视野。[6]
总之，重点化政策的实施不仅在体制上确立了大学的研究主导倾向，而且在学科和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推动了学科交叉和融合。从总体上看，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有利于强化日本大学的研究功能以及组织结构的合理化，促使其教学管理体制从传统的行会制向科层制转变。
四、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日本的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产生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及科学技术急速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其改革的目标在于打破以教学为中心的旧体制，进而确立研究主导的研究型大学的新发展方向。综观其实施过程及其对日本大学组织结构的影响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第一，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实施的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研究功能。在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21世纪，人才和知识创新决定竞争的胜负。因此建设研究主导的研究型大学对提升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与人才层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日本文部省和大学审议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充实研究生教育作用的。
第二，在研究型大学建设时必须突出重点，才能求得最佳效益。日本并不是在所有的大学同时推行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而是选择12所历史悠久、基础研究实力较强的大学，重点投入保障其建成国家级的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基地。这种重点投资保证了日本研究型大学建设能迅速见效，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取得突破。
第三，体制改革必须伴随观念更新。观念不转变，仅仅靠体制调整，改革不可能真正成功。在转变学校职能方面，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选择以调整教师的隶属关系为突破口，通过将其人事关系从本科教育的学部调整至研究生教育的研究科，促使大学教师重视研究和知识创新，从而在制度上保障学校职能从本科教学为主顺利转向研究主导型。
第四，在建设研究型大学时，必须注重优化各级学术组织的结构。日本在实行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之时，不仅在体制上确立了研究主导的倾向，而且在学科和基层组织建设方面通过设立独立研究科积极推动学科交叉和融合。近年来，我国在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时比较重视学科门类的齐全，而对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重视不够。在开设新的学科时，应该优先考虑如何结合并发挥原有优势和强项，重点突破，以点带面，这样才能打破学科界限，推动学科的交叉融合，走出自我创新之路。
第五，研究型大学的改革必然涉及如何处理教学与研究的关系。我国在当前的高校学科建设中比较重视研究组织和教学组织的一体性，强调两者并存协调发展。但在实际操作中，因各自的组织机制和终端目标不尽相同，并存于同一学术组织内将产生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日本在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实施过程中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出现了九州大学的研究院、名古屋大学的高等研究院[7]等将研究组织从教育组织中分离出去的尝试。虽然这种改革尚在尝试阶段，其成效还不能判断，不过其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第六，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强调扩大讲座制规模，避免产生小讲座的学阀或论资排辈现象。我国高教国情与日本有所不同，当前在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建设中比较重视学科带头人的作用，这在一定时期是必要的，但必须高度重视过分突出学科带头人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以免重蹈日本大学小讲座制之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