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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12-0039-08
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研究和解决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历史，研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及其最前沿状况，特别是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现实。但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学术特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学术研究范式？这些事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问题，恐怕还不能只是满足于既定的和给予性的说法，而是要求在思想(史)、问题本身以及理论的彻底性上有一个更为本质的阐说。这一问题，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建立，已成为学科建设及其相应的学术研究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研究自有思想史上的合理性。一种历史性的社会思想运动，其实蕴涵着相应的学术研究范式，而任何一种人文社会性的学术理论，其背后也都存在着相应的社会政治关切，其中的思想导向及其价值立场，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学术研究活动。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就存在着以求真为目的并强调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传统，但这并不表明它本身不关乎社会政治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定的学术传统，因为建基于既定的物质生活基础及其制度框架，因而可以免除基本的生存困扰从而能够保持一种学术中立的外观形式，但它本身依然存在着相应的思想立场与政治取向，因为它本身就是对相应的物质生活基础、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论证与辩护。基于这样的框架，可以区分两种基本的学术政治传统：在其向“前”即进化的或改良主义的方向上，特别强化了个体自由，由此构成了自由主义的学术政治传统；而在向“后”的基于文化传统以及国家民族意识的回复性方向，构成了保守主义的学术政治传统。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产生了巨大实践效应的现代社会思想运动。对西方社会而言，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念的系统批判，从而限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边界，激起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主动变革，并且也改变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大传统。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哲学人类学和人类解放理想，使之成为现当代的主流社会思潮，也使其成为非西方社会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实际上，作为蕴含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全球性效应及其价值关怀的现代思想运动，马克思主义开启了一种新的人文社会研究范式。这一范式首先就是在批判和改造西方人文社会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的。在马克思那里，西方传统学术的中立态度所依赖的未经反思的意识形态前提，恰恰是研究活动展开时需要进行批判的前提，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即是对所谓学术中立传统的直接清算。“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P98)因此，人文社会研究不仅不必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性，而且要明确意识到研究活动的思想立场及其意识形态意义。在此，马克思的思想显然包含着一个后来被葛兰西发挥了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当然，对马克思而言，作为未来社会主体的无产阶级并不只是对资产阶级的直观的替代，而是历史主体性的真正生成，因为无产阶级被认定将肩负人类解放的责任与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讲：“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P15－16、16)可以看出，保持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建构的合理性，以及整个人文社会研究的价值指向性，源自于马克思在唯物史观视野下开出的哲学人类学及其人类解放论。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预设，从最一般的意义上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立性。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人文社会研究范式，自有其现代生活背景及其理论上的合法性。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分为三大主要的传统，即实证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解释学传统，三个传统分属于自由主义、激进左翼思潮以及保守主义三个阵营①。通过对三大传统的简短分析，即可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三大传统，都可以看成是欧洲启蒙思想的学科成果。实证主义传统起自英国经验主义及其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它其实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学理资源，也是资本主义崛起的学科基础；保守主义传统乃启蒙思想自身背反的一个结果，也是浪漫主义的伴随物，在19世纪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其学术上的典型即历史学派。上述两大传统，同时也是马克思所要致力于清理和批判的对象，马克思终其一生，致力于将政治经济学转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将实证主义转变为批判的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超越浪漫主义传统的结果，通过展开对历史学派及历史法学派的批判，通过将宗教批判转变为政治批判，马克思坚定地抵制了浪漫主义中的保守主义，并从激进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成就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与思想传统。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并没有终结而是激起了本身就处于发育阶段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也激活并带动了影响深远的现代实证主义和解释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众所周知，马克思开创的批判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同迪尔凯姆开创的实证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以及马克斯·韦伯所开创的解释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一起，并称为三大经典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传统。从一定意义上说，实证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与解释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都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而且，随着当代境遇及其问题意识的变化，尤其是随着现代哲学思潮的演进及变化，现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也拓展为新的格局。大体说来，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可分为四种类型，即现象学—解释学运动所主导的解释的人文社会科学模式；以分析哲学、现代实证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等所主导的科学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模式；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主导的批判的人文社会科学模式；由解构主义及其谱系学所主导的后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模式。前三种模式可分别对应于三大经典人文社会科学传统，即韦伯式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迪尔凯姆式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与马克思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后现代的模式则是一种新的模式。受马克思主义传统影响的批判的人文社会科学模式，是其中稳定的传统，并强有力地影响了相关模式。事实上，诸如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统同各种现当代哲学思潮的对话，也蕴含着相应的跨学科式或问题式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传统也为现当代贡献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政治理论家及其人文社会科学家，如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阿多诺、阿尔都塞、哈贝马斯、齐泽克、奈格里、哈维等。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创造并自我更新的社会政治传统，这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应当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最积极的现代性思想。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流演进，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区域化与民族化，并伴随着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民众以及个体的主体性及其激进政治思潮的兴起及其组织化。这一过程同时也本质地伴随着不同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不同民族的结合及其成果，不能被理解为修正而应当理解为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下非西方国家及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及其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其意义绝不亚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下当代西方社会及其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最重大的课题莫过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与阐释。
今日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确存在着浓厚的后马克思主义氛围。一种直观判断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退出了主流传统。这一判断最多只是反映了一种西方当下的并且是浮于表面的“现实”。即使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并不只是要满足于马克思主义退出当代思想主流之类的经验判断，而是关注后现代状况下的激进政治问题，是在诸如技术、帝国、资本扩张、文化霸权、消费异化、后殖民等问题背景下，对于解放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等政治哲学问题的探讨与分析。当这样的研究推进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向马克思主义传统回复。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是世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低谷时期各种思潮蜂起的反映。这种状况，从历史的维度看，使人回想起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纷繁多样、相互激荡的左翼思潮状况；而从现实社会思潮的状况看，则显示出在新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格局下，激进左翼活动的新的呈现方式；在种种社会思潮，如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区域主义、拉美左翼运动、新社会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异常活跃的当代社会思潮版图上，与其说马克思主义退出了主流社会思潮，倒不如说是再次回到其生成时的状况，并在资本主义的新的阶段酝酿着新的复兴。在全球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逐渐加剧并且面临重重危机的当下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大有可为。
马克思主义从形成起，就以自身的力量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不仅作为强有力的批判性资源主导着现当代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变革，而且在20世纪以来成为众多非西方国家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无疑，在历史由区域史向世界史的转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成功地替代掉了先前的古典自由主义，此后转入“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最近20多年来，世界范围的主导社会思潮，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新古典自由主义雄心勃勃，力图证明只有自由主义传统才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然而，新古典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本身又在不断激活马克思主义传统，从而形成各种激进左翼思潮。在这一意义上，晚近西方的确存在着从马克思主义传统向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并非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面对新的形势如何讲述和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话语。事实很清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遏止全球资本主义及新帝国主义的扩张，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也要求重构马克思主义传统。同样很清楚的是，正在形成的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其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及其实践诉求，正在现时代全面地呈现出来。
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依然存在其思想与制度基础。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重述并讨论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如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学术一直遵循着理论与实践二分的传统。近代以来，笛卡尔、休谟、康德乃至于整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传统，黑格尔则把实践本身抽象为其绝对理论体系的一个环节。马克思主义则坚决要求达到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与统一。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像知识社会学那样，去确证学术与意识形态的表象关系，而且还要通过意识形态批判，进而呈现和实现学术与思想在历史与生活实践活动上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理论学术必须服务于社会生活。马克思明确反对撇开社会生活的抽象的和神秘的学术。“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P56、73)马克思强调哲学家要从单纯的“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其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强化实践，不仅改变理论研究活动，也切实地将理论活动转化为主体的自觉意识活动。马克思绝不会离开实践去强调“为学术而学术”，在这个意义上，实事求是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根本精神。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使得学术和理论研究本身保持了一种彻底性，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产生清晰而有效的理论功能。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P9)实践性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要求，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坚决主张反对教条主义，强调“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P258)
二是总体性与具体化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性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源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生活及其现代性的全面把握与批判，尤其表现为从哲学观变革的高度所揭示的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具体而言就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这一理论总体性涵盖并渗透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研究领域。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并不必然导致宏大叙事，宏大叙事是指空的总体性，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则是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并面向人类解放的实实在在的总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具体化为观点、问题以及概念体系，总体性与具体化之间是纲与目的关系，也是开放的关系。从实际的理论境遇而言，一方面，唯物史观的总体性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另一方面，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本身就为开放唯物史观的当代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课题。深化唯物史观的当代研究，可望同时带来整个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式变革与方法论创新，因而，展开唯物史观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互动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唯物史观既不能代替、也不能完全细化为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但是，如果不能深入到当代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又很难真正深化唯物史观的当代性。事实上，今日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发展中最硬的理论创新问题，本质上都同唯物史观及其当代性研究有关。
三是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表现为一系列批判活动，诸如实践批判、法哲学批判、社会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资本批判)、商品拜物教批判、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另一方面也表现为诸如实践、人、历史观、价值观、现代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相应理论论域的建构活动。在前一方面，总体性要求贯彻实践批判原则，而不懈的批判活动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一系列批判活动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被恩格斯喻为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本性，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这无疑也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自我批判与反思。后一方面则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我建构活动。马克思主义有自身明确的社会政治目标与精神指向，具体表现为科学社会主义、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因此批判是方法，不是目的。马克思主义的建构性，也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构性上。马克思自己的工作更多地表现为批判性，恩格斯、列宁以及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葛兰西、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工作则体现为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
四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性的基础，科学性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价值性则因为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而潜在且确定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马克思主义研究当然要追求科学性。科学研究是马克思基本的和终生的追求，在马克思所处时代，“实证科学”即科学学术的代名词。马克思反对实证主义，但却肯定实证科学，并称自己的唯物史观研究为“人的科学”或“历史科学”；他反对实证主义，实际上是反对实证主义的无批判的社会改良主义，而其一系列名之为“批判”的工作，就其本身而言，就是要弄清楚问题本身。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研究，事实上是由缜密而务实的学术研究活动构成的，其中很多工作本身就是艰苦细致的实证研究工作。“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对马克思恩格斯同样适合。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原则的实事求是，也给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提出了科学性的要求。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又十分强调自身的价值关怀与意识形态立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也要求体现和蕴含人文关怀，这种关怀广义地讲就是人类解放，具体地讲即坚持不懈地关注广大底层民众、个体以及全球化背景中处于弱势处境的国家民族的生存状况及其利益需求。这种关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要求，会从课题定向、思维取向、研究方法乃至于研究结果等各个方面影响并渗透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活动。
在马克思之后，韦伯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思想，要求研究者将客观的研究活动与主观的价值评价区分开来。韦伯的这一思想本身也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科学性与价值性统一的传统而言。黑格尔曾把行政体系看成是代表着公共利益的普遍等级，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一伦理性的假定完全无视行政体系即官僚制背后的私有制基础，马克思则把无产阶级看成是普遍阶级，进而使之成为其研究科学性的伦理基础。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研究成果，实质上都是掩盖了资产阶级利益的虚假的意识形态。韦伯肯定了学术研究的理想模型，按照他的思想，马克思基于普遍的无产阶级立场而形成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不过是一种特例。作为社会过程可以抽象，但社会主体却不可以抽象，因为社会主体总有自身的利益需要及其价值评价；既然不能保证社会主体在研究活动中摒弃其价值判断，那就干脆把二者区分开，研究的科学性是职业规范而不一定是个人的道德规范。韦伯的批判当然有其道理，但他还是以另一种理想型来批判在他看来的马克思的理想型。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视野里，韦伯不过是还原到了黑格尔的普遍等级理论。实际上，在崇尚效率至上的现代社会，研究活动的科学性越来越依附于特殊等级的利益需求及其价值评价活动，政治经济学传统是如此，今日西方主流经济学更是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基于明确的阶级立场的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更为艰难；惟其艰难，方愈显重要。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建立，把相应的学术研究及学科建设问题提到了前台。作为一个设立相对较晚的学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着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重大任务，在诸如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马克思主义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在中国大学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任务通常是由各大学及科研机构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任务，往往也是围绕学科建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科的课程体系而展开的。相对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思想教育方面，重要性更为突出一些，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史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则处于次要地位。但是，学科建设并不等同于课程体系建设，学术研究也不能仅仅满足于课程教学的需要。在目前一些大学不同程度地面临从教育型模式向研究型模式的转化或提升过程中，经典著作、思想史研究以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的追踪研究，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学科意义与研究价值，忽视不得。实际上，诸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献整理及其理论解读，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很多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传统与西方思想传统的复杂关联，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众多社会思潮的关联，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分化及其历史演进，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区域化尤其是中国化的进程，世界不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形成、演进以及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格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关联等等方面，都存在着大量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也存在着大量课题，诸如目前国外社会主义传统下的政党以及激进左翼的现状、上世纪苏东剧变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趋势及其变化情况、著名左翼理论家的研究、国外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等等，都值得深入研究；当然还需要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自觉地结合起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创新。
以学科的方式展开马克思主义研究，似乎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面临的问题。马克思当年绝不是在今天这种学科格局中开展研究的。在他那里，由问题意识、理论旨趣以及知识探索活动展开的诸多学科，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人类学、美学等等，其实是一体化的，这些学科相互贯通，而且高度综合②。在今天的学科体系内，我们把这些学科分置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等各个一级学科体系，列出“马克思主义XX学”，也许从学科安排上就肢解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仅仅把握其中一个学科维度，是不太可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但事实却是，近年来，研究者因为学科建制、习惯使然或者能力所限，往往仅限于一个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二级学科领域去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且以为当然！此实属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不幸。
在目前中国规范化的学科建设条件下，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实有必要。这至少可以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整体性。也许有人会担心，由此一来是否会默许甚至放任其他学科流入非马克思主义的势力范围。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现代社会思想的区分绝不是学科性的，而是思想性的和政治性的。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必然渗透和参与了一切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若把马克思主义从具体的人文社科领域抽取出来，实际上也不符合该学科的真实状况。至于其他学科是否会离弃马克思主义，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力度，且取决于其团结、沟通与对话能力。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讲理，且必须以学术论证的方式展开与其他学术的批判性对话。实际上，只要一切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框架是置于且必然置于资本主义的问题框架，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价值就必然存在，也无法绕开马克思主义单独讨论某一学科的问题。因此，在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一定要有学科意识，但不应带有过多的学科框架与学科边界。这当然不意味着不需要学科规范。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需要承担相应的理论责任与实践功能，也需要有高度的学术乃至于学科规范，以自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
相对于诸多基础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而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问题，不仅有其特殊性，而且十分复杂。除了前述四种马克思主义学术的特征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还要求处理一些“外部”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存在自身的学科特殊性，但又要求同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统一起来，如何把握其间的关系？如何研究以及在什么程度上研究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如何看待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多样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那里也许属于外部问题，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却是本质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学科特殊性，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功能所决定。马克思主义研究无疑承担着对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与理论建构功能，它要求体现但又不能完全还原为意识形态宣传功能。同所有的研究一样，马克思主义研究必定带有本质上的课题性。因此，它在理论上的诠释与解读，也一定是深度的并且是彻底的，即要求从历史与现实合理性本身去诠释合法性，而不仅仅是一般性的政策宣讲，它必须尽可能把学习资源转化为研究对象，把观点上的汲取转化为理论上的自觉。出于研究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研究还需要对理论及政策本身“问题化”，进而展开必要的反思、分析和批判，不仅“知其然”，还要尽可能“知其所以然”。在有些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包括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统性进行辩护。在遵循科学研究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可能得出同既定理论及政策不一致的结论，研究者要尽可能忠诚于自己的研究成果，至于研究成果是否以及如何发挥实践效应，则主要取决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吸纳能力。研究真追求真理、并讲真话，更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研究同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区分并不是政治意愿的区分。人文社会科学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研究社会现实并提出对策建议，包含着不同的政治意愿，马克思主义总是其中的一维，而且还是主要维度。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研究除了存在自身特有的那些学科方向外，其实是渗透并贯通于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带有很强的泛学科性。近些年来，对于是否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二级学科从其原先隶属的学科(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等)中抽取出来，一度存在争议。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不同的理论取向与政治关怀，包括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非马克思主义区分，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不同的理论取向及政治关怀，并不必然是通过不同的学科建构体现出来的。我们深信，设置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目的，绝不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同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区分开来。如果说先前诸多一级学科的设置不利于突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征与重要性，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则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其本来不可分割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抽离出来，从而制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诸多人文社会科学不应有的学科对立。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整合与对话功能，应当引起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高度重视。
较诸多人文社会科学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显然包含着相应的政治取向。可以通过政治取向来判断相应学术研究的谱系乃至于意义，但完全通过政治取向裁定学术研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则甚不可取。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身阐释与发展研究。这一类型通常要求研究者本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研究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素养、情怀、志向以及人格，决定着研究的质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总是让人推崇，并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及学统。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对象的研究。研究者本人的政治信奉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甚至于难以用政治取向来裁定。在这种情况下，对研究活动的评价，而应是研究及其成果本身的学术价值，而不是其政治取向。上述两种基本类型的消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马克思主义的信奉状况：第一种类型占上风，则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地位；第二种类型超过了第一种，则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状况的不尽如人意。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学的盛行，无疑反映了第二种情况。不过，第二种类型的存在是有其价值的，何况这一类型的研究者同样也可以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流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多是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对象性的反思与自我批判。排斥第二种类型，马克思主义研究往往会走向自我封闭，研究者也会因自居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把学术评价转变为党同伐异式的政治指认。实际说来，对自身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不仅是道德良知上的自我反省，也是高度严格的学术探讨。马克思主义研究，显然属于高难度的学术研究。
［收稿日期］2013-09-20
注释：
①这样一种区分方法带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特征。非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科学家并不赞同这样一种分析方法。比如，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大体属于自由主义传统，但其政治立场却带有维多利亚时代所特有的保守主义特征；迪尔凯姆是实证主义传统，在政治上也兼有保守主义；韦伯被确定为保守主义立场的解释学传统，也保留了相当的实证主义因素；甚至于马克思主义学术本身，在一些西方学者那里，也被归于实证主义之列。如何看待上述复杂性，本身就值得专题研究。不过，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这类现象本身也可以看成是马克思激进式的社会批判的后果。
②今天讲马克思的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语境其实不对。在马克思所处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远没有今日这样学科分立、体系复杂(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复杂分化，是社会分工以及领域分化的结果，在学科史上则由迪尔凯姆所开启)，既然没有一个分化的学科体系，便谈不上所谓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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