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若干问题_历史政治论文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若干问题_历史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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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部地区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也是众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一地区集中 了我国5个民族自治区和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甘肃、青海、湖南、湖北等省的95个少 数民族自治州、县,少数民族人口超过8000万,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0%左右。国家西部 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贯彻执行西部大 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如何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摆在我 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 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在历史的机遇面前,重温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关于社会全面发展的理论为指导,是我们做好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工作的重要保障。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特别强调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意义。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从物质 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P8);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状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极其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 才能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的基础,才能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 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2](P649)。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问题绝对化,否认政治、文 化等非经济因素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相反,他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综合因素的作用过 程,政治、文化等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反作用。他主张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 全面协调发展。针对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误解,恩格斯晚年明确指出:“政治 、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 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 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 [ 3](P506)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和后发展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始 终坚持把发展生产力和发展民族经济放在首要的位置。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尽快缩小 西部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跟上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 区的经济社会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与东部发达地区比较,差距不仅存在,而且进一步扩 大。东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差距1978年为212.9元,1995年扩大到3832.1元[4](P26 );1995年民族自治地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额为1765元,到199 9年短短4年,二者的差额扩大到2419元。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 比重,1985年为9.1%,到1999年则下降为5.7%;同期的工业总产值比重由7.9%下降为4.3%[5 ](P396)。随着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高科技的发展,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西部农 业主导型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如果西部 民族地区不能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把经济搞上去,就可能被历史前进的步伐甩 得越来越远,就会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后腿。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有效改善西部少数 民族群众的生活。1994年西部民族自治地方最穷的10个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仅为219元, 与上海农民人均3436.61元相比,仅为后者的6.4%。[6](P61)民族自治地方农村居民家庭年 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同类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差距1980年为115.3元,而到1999年扩大到557.3元 。[7]在西部民族地区,还有数千万人没有摆脱贫困。通过发展生产力,改变西部落后地区 人民群众的贫穷状态,使之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摆在西部 各级政府面前的根本任务。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奠定 坚实的基础。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保持西部地区的政治 稳定和社会发展,是维护祖国统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要保持西部地区的 社会稳定,最根本的是要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有效地提高西部地区广 大 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更有力地反击敌对 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的颠覆破坏活动。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西部地区其他事业的发 展提供必要的条件。西部地区的落后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教育、科技、文化、 体育、卫生、交通、通讯等诸多方面。归根到底,这些方面的落后,都是受经济落后制约的 。如果生产力不能有效发展,经济建设搞不上去,要想改变其他方面的落后状态是不可 能的。总之,只有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才能牵住西部地区社会发展的牛鼻子,全面 推进西部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西部开发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 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注意西部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协调发展。在当前,要重点做 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正如邓小平同 志 所指出的,“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社会的政治稳定,西部开发和经济建设都无 从谈起。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不仅少数民族多,少数民族人口多,而 且信教的群众多,还有不少跨国界的少数民族,情况比较复杂。实行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 由,加强民族团结,是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这一 方针。我们的每一项工作,都要从少数民族的利益出发,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妥善解决民族矛盾和宗教问题,正确调处民族利益关系。同时,要大力进行民族政策、宗 教政策的宣传教育,坚决反对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坚决打击境内外分裂主义势力和宗教极 端主义势力的破坏活动。第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民 主法制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巨大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在西部开 发中,要通过民主建设,健全人民群众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制度,保证科学决策、正确执行 ;要采取切实措施,落实基层民主自治,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调动 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西部开发献计出力。民主建设离不开法制。西部开发要 坚持立法先行的原则。不仅要把民主法律化、制度化,而且要通过法制建设,为西部开发提 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制定《西部开发法》,将西部开发的基本原则 、方针、政策(包括投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人口等)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第三,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文明的内涵十分丰富,包 括教育、科学、体育、卫生、文学艺术、思想道德等诸多方面的内容。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在于,它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重要条件。没有教育科学等方面的发展,没有人口素质和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西部开 发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失去智力的支持和发展的方向。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是我国精神文明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部开发中,要把对少数民族群众进行现代科学 文明和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与保护、挖掘、弘扬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 ,使少数民族文化中固有的爱国家、爱民族、爱同胞、坚韧不拔、勤奋朴实、助人为乐等传 统美德发扬光大。第四,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历史经验证明,人口增长必须 与经济的增长相适应;人口的过快增长,将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近20年来,我 国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影响,人口的增长速度过快。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7年 ,西部民族地区总人口从24763万人增加到31623万人,净增6860万人,相当于德国统一后的 总人口。这个增长速度是十分惊人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导致了 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及人口素质的降低,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因此,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要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放在重要位置。要教育 人民群众认识计划生育的必要性、重要性、优越性,引导他们跳出“越生越穷,越穷越生” 的怪圈,走少生优育之路,走文明富裕之路。总之,要通过实行计划生育,进一步提高人口 素质,保证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在分析大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巨大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各民族的 发展必须吸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成果的观点。他指出,随着大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 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过 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 各 方面互相往来和各个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 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民族的片面性和狭 隘性 已日益不可能存在”[8](P470),后发展国家或民族只有顺应历史潮流,吸纳世界文明的先 进 成果,才能加快自己的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

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和自然环境的限制,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 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的封闭状态初步被打破,贫穷落后面貌初步改变。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变 化,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正确性。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分析我国社会 的发展态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国家的整体发展对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加快发展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且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也离不开国家和发达地区的引导和 支持。在我国,发达地区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相互依赖”关系,既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关 系,也是一种客观的经济关系。看不到这一点,而把实施西部大开发,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 经济社会发展,理解为增加国家和发达地区的负担,或者以为西部开发会损害少数民族的利 益,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在封闭的条件下实现自身的现代化,都是十分错误的,有害的。

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开放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这 一战略要产生实效,还需要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观努力和积极参与。从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实 际情况看,首要的问题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意识。要彻底改变自然 环 境决定论的片面性和甘居贫困、封闭自守的狭隘性,努力探寻与发达地区经济接轨并能增强 自身实力的发展新路。不仅要学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的经验,大力推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 且要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科技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还要适时改革与经济社会 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制度的保障。其次,少数民族 地区要从本地的实际出发,确立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是国家发展的大战略 ,各少数民族地区还要有与之相应的区域发展战略。马克思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需要遵循客 观规律的同时,指出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不一样,发展的条件和环境 不相同,因而发展的阶段、道路也不尽相同。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 的信》中强调,他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道路的分析,仅限于西欧各 国。如果把它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 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那就“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9](P1 30)。少数民族地区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决不能照抄照搬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而 要从现代社会分工协作的大思路出发,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因地制宜。 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宜工则工,宜贸则贸,宜林则林,宜草则草, 宜牧则牧。只有这样,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发挥自身的地域优势和资源优势,形成与发达地区 的经济、资源互补关系,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十分重视人的发展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全面发 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他指出,社会的生产实践活动,包括物质的和精 神的生产活动,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人的生产实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因此,社 会要发展就必须重视人本身的发展。他认为,“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 能得到解放”[10](P318);共产党人所为之奋斗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P649)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从人的全面 自由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本质,指出“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 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8](P491)在新的社会里,“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 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9](P244)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对人的发展问题的关注,对于我国在西部大开发和少数民 族地区社会发展进程中,正确把握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我国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的落后,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人 才的缺乏和人的综合素质发展的落后。在历史上,由于剥削阶级的残暴统治和严酷剥削,广 大的少数民族群众不能享受基本人权,甚至不被当人看待,其社会主体地位长期受到压抑。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少数民族地区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少数民族群众 实现了政治上的解放。经过50多年的建设,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有了较大的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民众的素质也有了较大的提高。50年来,为了促进西部地 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我国政府有组织地向西部地区输送了一批批优秀的领导骨干 和专业技术、经营人才。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自然、经济条件的制约,西部少数民族地 区建设人才的缺乏和人口综合素质偏低、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偏低的状况还未根本改变。 据最新的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目前还有8507万文盲人口,西部地区占其中的绝大多数。到90 年代中期,青海省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65.9%,农村牧区一些地方入学率不足30%。 [6](P208)西部每万劳动者中拥有人才(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人员)92人,还不到东 部地区的1/10。而且,近些年来,西部地区的高层人才流失相当严重。新疆大学近10年先后 有200多名硕士和副教授以上的人才流向东部地区;新疆农业大学仅1997年至2000年就先后 流失博士和硕士60余名。[11]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江泽民同志指出:“西部大开发,人才是关键”[12]。在西部大开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 会发展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的思想,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引进,高度重视 公民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首先,要坚持科教兴国、教育先行的方针,大力 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西部开发应该把基础教育作为最基础的工程。因为西部 的开发归根到底要依靠西部人民,依靠西部人整体素质。只有通过发展基础教育,全面推进 素 质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才能使民众更好地了解外部的世界,更好地理 解和接受先进的科技成果,掌握摆脱贫困的技术和手段;也才能为培养更多的出得去、回得 来、留得住的高层人才提供更广阔的社会基础。其次,要采取特殊政策,留住和引进人才。 人才是一种特殊资源,也要按经济规律进行开发和管理。政府要通过特殊的财政政策,改 变目前西部地区知识分子待遇低、工作条件差的状况,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参与西部的开发 和建设。同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借鉴国内外人才开发的经验,加快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步伐,尽快建立保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和灵活的人才招揽、使用制度。根据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通过优惠政策,以兼职、短期工作、合作开发科技项目、实行年 薪制、技术与管理要素入股等方式,吸引各类人才为西部开发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再次,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3](P526)。西部开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少数 民族干部的努力。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要通过选拔、培训、交流与挂职等方式,改变目 前少数民族干部总量不足,素质不高,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最后,在西部开发的进程中 ,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要 通过加大投入和实行优惠政策,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使少数民族群众分享现代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成果。由此,使少数民族群众不仅有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使他们的体 力和 智力也逐步获得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重视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妥善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一个显著 特点。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的制约和人对自然界能动改造的辩证 统 一。他指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进化的前提,“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 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0](P38—39)。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养育她 的自然环境。人类比其他一切动物强的最突出表现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能动地改造自然环境,使人的生活条件和欲望的满足同自然规律相协调。但是,问题在于人 类在向大自然索取的过程中,会产生人类需求欲望的满足与自然界承受力之间的矛盾。人类 社会可能受短期利益的支配,而不顾、甚至违背自然规律去破坏自然环境,破坏人类赖以生 存的条件。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人类就将遭受自然规律的惩罚,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会遭受严 重的挫折。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作了深刻的阐述,他告诫人们:“不要过 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0](P51 9)。因此,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善待自然环境,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 思 、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理想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 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14](P926—927),达到“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5](P120)。 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已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实践所证实,并为世界各国先进的人们所接受 。 重视自然环境,保护自然环境,实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人关注的重大课题 。我国政府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也对之予以重点考虑。

在西部大开发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自然环境保 护 ,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为的破坏,我国西部地区的自然 生态环境已面临严峻的现实。水土大面积流失,土地严重沙化,森林锐减,草场退化,沙尘 暴肆虐,工业污染严重。据统计,目前,青海省土地退化速度由过去的每年100万亩扩大到2 00万亩以上,全省荒漠化面积达2.17亿亩,占总面积20.1%;内蒙古自治区荒漠面积65万多 平方公里,占内蒙古土地面积的56.9%,其中近30年荒漠化面积增加了1066万公顷,平均每 年以33万公顷的速度扩张着;甘肃省现有土壤侵蚀面积39.66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87.43 %,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6.44亿吨,沙漠戈壁和受风沙危害的土地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40% 以上[16](P39—57)。这些统计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部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态势。西部 大开发必须以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前提,而决不能以破坏自然生态为代价。忽视了这 一点,西部大开发就会变成西部大破坏,就不可能真正造福于西部各族人民,实现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西部大开发,要避免走“先破坏,后治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我国工业化 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基础的薄弱、财力的限制和认识的滞后,相当长的时期忽略了环境的保 护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东部地区在“先污染”的过程中,逐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目前 其财政和企业基本具备了“治理”的能力。但是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贫血状态 ,环境保护欠帐太多,仅靠当地的财政和企业实难走出环保困境。因此,在西部开发过程中 ,国家不仅要制定相关的环保法律和产业政策,对社会投资开发行为进行引导和规制,防止 对环境的新的污染和破坏,而且要加大对环保的投入,帮助西部地区进行环境治理,恢复已 被破坏了的自然生态环境。当前,西部地区在环保方面最紧要的工作是实行退耕还林、还草 ,防止过度放牧,恢复植被;禁止乱砍滥伐、乱开滥采,兴修水利,治理荒漠,保护土地资 源;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严重破坏和污染环境的企业,大力兴办无污染的环保型企业; 对于那些污染较重,但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企业,国家应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或 优惠政策,帮助其实行技术升级,尽快做到环保达标。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思想宝库,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一一 展开阐述;我国西部大开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 程,其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可能一一展开分析。但从以上简略的考察可见,马克思的 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意义不容置疑,其对我国西部开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指 导作用不容忽视。只有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我国西部开发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确立社会发展的科学价值取向和道路,才能正确地解决发 展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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