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研究中的文化回归趋向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政治发展研究已经将近有半个世纪。在此期间，出现过学派层出不穷，著作汗牛充栋的繁荣景象。然而，这种景象很快就变成了困境。有人甚至宣称，政治发展研究已是奄奄一息了。于是，当代政治发展研究出现了一种向文化回归的趋向。这种趋向从最初的在政治发展领域内引入“文化”要素，到冷战结束后对西方价值形态的“再度造神”，一直延续到目前关于国际政治和东西方文明之间关系的大讨论，既深刻地反映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变动对学科研究的重大影响，也在根本上体现了当代政治发展研究学科历史发展的轨迹。
一
早在本世纪80年代初，政治发展研究就出现了以引入“文化”要素来拓展和深化研究领域，亦即重新注重政治生活中的价值因素的研究取向。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 ·亨廷顿就是这个研究取向的最早的代表人物。他在与迈伦·韦纳合编的《了解政治发展》一文中就重点讨论了“关于发展的文化问题”。在沿用传统的政治或经济模式难以解释各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差异之后，亨廷顿开始认为“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注：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1987年（转引自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52页。）。但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 文化是一个不易处理的、错综复杂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政治科学家手中的后备概念（residual category），所以使用起来比较容易。 一旦其他概念都不适用时，人们就会求助于它（注：类似的问题也曾出现在中国的学术界。在90年代初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中，一度兴起“文化”热潮，即对许多无法明确解释的问题全部笼统归结为“文化”。于是，有人戏称“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垃圾箱”，意指什么都能往里扔。）。亨廷顿列举出世界上主要的九个文化族群，并精辟地提出每一个文化族群是否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这一问题（注：这和他5 年后引起广泛争议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的分类大致相同。）。他认为非西方世界的各个社会应该建立更适合各国自身文化的现代社会模式。他指出，以往公认的发展目标只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在其他文化中“可能得不到什么支持”，因而没有世界意义，也不存在先验的全球意义的发展目标。“建立更适合各国自身文化的现代伊斯兰社会模式、现代儒教社会模式或现代印度教社会模式的时机可能已经到了……第三世界在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深深卷入并致力于一个非西方化的进程。”（注：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1987年（转引自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50—357页。）亨廷顿这种相对主义文化观对于“西方中心论”的政治发展研究来说，确有一定的“反叛性”。但是，从总的倾向和此后的演变来看，他其实依然看重西方的文化或文明，并未给非西方的文明传统以同等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当时政治发展研究的这种趋势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亨廷顿的“文化”取向研究也到此嘎然而止。因为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依然是以意识形态冲突为主要基础，而且西方政治学研究主流观念从未受到过严峻的挑战，也根本没有意识到“文化”或“文明”因素的重要性，这就注定了“文化”作为研究取向在当时政治发展学科中只能昙花一现。
冷战结束以后，为当代世界提供统一规划的抱负似乎只能由西方文明来承担了。但是，为柏林墙倒塌而欢呼的声浪尚未消失，种族、性别、民族、国家、跨国资本、大众传媒、全球化等概念以密集的方式涌现出来并很快成为当代世界的关注中心。它们还经常伴随着对西方“倡议民主与自由主义为普遍价值，维持其军事优势与促进其经济利益的种种努力”的谴责。（注： Huntington, Samuel P.:"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72(1993):31）当代世界围绕这些问题而出现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诉求严重地冲击着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激发了以“寻求自主性”为标志的社会活动（包括民族主义、分离主义运动），进而导致了对现存政治制度和国际关系的严重质疑。刚刚为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失败而欢欣鼓舞的西方世界，不得不面对在“文化多元主义”笼罩下的另一种挑战。
与此同时，原有的理论学说已经逐渐丧失了解释新的世界关系的能力。在后冷战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思维定势迅速被抛弃，三个世界模式、边缘与中心模式、移民理论、过剩与匮乏模式、消费与生产者模式等理论框架也不足以解释当代世界的复杂性。而文化多元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反对殖民主义遗产的斗争构成了当代世界论争的中心问题。一方面是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日益全球化，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寻求自主性的社会运动的兴起。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这些运动的集体政治目标“主要是从文化角度确定的，虽然其中不乏社会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依附性等问题。 ”（注： Jurgen
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State",Multiculturalism: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Amy Gutmann,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116—117 ）它们把西方中心主义看作是殖民主义的当代延续。但这些社会运动并不是简单地反对西方文化霸权，而是以保存民族和文化差异性为根本目标。因此，阿帕杜莱概括说，“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的紧张关系。”（注：Arjun Appadurai:"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Public Culture, Vol.2,Spring 1990,p.5.）
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使当代政治发展研究向文化回归趋向的出现成为可能和现实。针对文化多元主义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发展学者的观点迅速分化成两类。一类以现实政治为依据，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诉求。由于苏联的解体，后冷战时代迅速到来，他们的目光很快陷入了对西方文明的自我陶醉，重新鼓吹“西方中心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前国务院官员、 现在兰德公司任职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提出的“历史终结论”（The end of History ）。 （注：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1989.）1992年， 福山进一步将其观点引申成名嘈一时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1992）。他认为冷战的结束，表明西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体系等赢得了彻底胜利，同时也标志着与西方对立的其他意识形态体系的失败，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历史不再会发展出更新的形态。这一理论实际上构成了当前日益蔓延的“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基础。但1990年以后的国际关系发展证明，“回到黑格尔时代”只能是福山的空想。
于是，另一类观点便甚嚣尘上，这就是亨廷顿于1993年发表并引起争议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提出的新冲突论 （ 注： Huntington,Samuel P.:"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72(1993):22—49）。在这篇文章里，亨廷顿在坚持文明差异的基础上， 第一次提出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冲突。同时，他还指出与冲突情形相对应，将出现同质文明内部的结合。该文在重申国际关系日趋非西方化之后得出结论：冷战后已形成了“西方对抗非西方”的局面，未来世界冲突实际上将是儒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一起同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文明的冲突》遭到包括西方在内的许多学者的批评。对此，亨廷顿反问：假如不是文明，还会是什么？（注：Huntington, Samuel P.:"If not civilization,then what?"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Devember1993,pp.186—194）并且赋予了自己的理论以“范式”（PARADIGMS）的涵义。在他看来，文化冲突的范式比其他范式（如两极霸权模式、三个世界模式、富国—穷国模式、自由世界—共产主义集团模式等等）更能勾勒现实世界的轮廓，揭示本质的特征和解读重要的事实。
与此不谋而合的是，坚持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也纷纷用文化研究装点自己。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瑟夫·纳伊把文化称为“软权力”（Soft Power），认为软权力——文化、价值、信仰等——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日益显要。而赫姆林克则直接提出了“文化同步化”（Culturalsynchronization）的概念， 实际上这是“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的一种形式。 “文化同步”就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化，要求宗主国文化的发展紧密地与接收国相沟通，当地的社会创造性和文化创造性进程进入混合状态，或者被摧毁。詹姆斯·罗斯诺在《世界混乱：变化和继承的理论》中索性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概念。它的核心就是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面对文化因素所产生的事实上的“主权侵蚀”（Erosion of Sovereignty），西方和非西方又展开了许多关于“文化霸权”和“文化主权”的对话。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并且在《外交季刊》上载文宣称“西方是独特的，不是普遍的”，号召西方团结起来，固守已有的文化传统，进则用以抗衡现代化的非西方，退则用以巩固美欧联盟。（注：Huntington,Samuel P·: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1996.）这一观点再次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争议。这就使向文化回归的研究趋向又掀起了新的风波。
二
当代政治发展研究中的这种文化回归趋向的出现，更有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
当代政治发展研究在围绕方法论建构问题上发生过研究取向的分化。这种分化直接起源于对早期现代化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不同反思，并逐渐形成了两大流派。一种是主流学派，主张价值与事实分离，学科中立，另一种为非主流学派，积极反对依附西方，宣扬重塑价值观念。
最初的现代化理论家都把现代化定义为“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十七世纪以后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注：勒纳：“现代化”，《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6卷，纽约，1965年，第324页。），这实质上是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化。这种观点从十八世纪以来一直在西方的许多著作中占有统治地位。它也控制了始于50年代初期现代化研究的当代政治发展理论。而当时的政治发展理论往往倾向于把政治发展进程界定为朝着西方式政治民主的发展。
但是不久，这种具有明显偏见并忽视各个不同社会内部文化传统的价值观，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其中比较著名的如布莱克及其有关著作。他认为现代化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和传统性互动关系的研究。由此，现代化研究出现了重要的转折：其一，那种认为只有照搬西方的全部制度和观念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观点被逐步抛弃；其二，对现代化静态的研究开始被对现代化动态（互动关系）的研究所替代，“发展”概念凸现出来；其三，发展中国家严重的现代化中断（Breakdown of Modernization）现象表明，缺乏成熟政治保障的经济增长往往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对此已经无法提供有力的解释；其四，科学主义的主流思潮促使从事政治发展研究的大部分学者试图摆脱价值判断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开始只描述事实，而不再判断政治体系的好坏，也不再说政治体系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阿尔蒙德和科尔曼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是这个转折的标志。阿尔蒙德用“发达的”与“不发达的”或“发展中的”政治体制来区别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注：Almond, Gabriel and James S. Coleman: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23—24），六年后，阿尔蒙德在他和C ·宾厄姆·小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学：发展的研究方法》一书中又完善和强化了这个观点。（注：Almond,Gabriel and G. Bingham Powell: Comparative Politics:A Developmental Approach,Boston:
Little Brown,1966.P13）
1995年塞缪尔·亨廷顿在《世界政治》杂志上发表了《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一文，正式区分了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认为把两者等同起来太多地限制了政治发展这个概念的“时间和空间”，势必缩小其经验内涵。（注：Huntington,Samuel P.: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WorldPolitics,17(1965):P389—393 ）在当时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看来，不同类别的政治体系之间，不存在“一类政治体系‘优于’其他政体”，而只是存在着可以用“经验性的术语”来描述的差异。这种明显的祛除价值判断取向，集中体现在阿尔蒙德和C ·宾厄姆·小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注：参阅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这一时期支持从现代化走向发展研究的学者都认为，当初最为重要的价值研究必须放弃，最重要的任务是开发一种理论框架，包括一套概念、范畴、术语和分析方法等，用以识别所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政治体系。但正如阿尔蒙德所说，重视某一层次或某些问题而无视另一层次或另一些问题，这本身就意味着隐含的价值选择。”（注：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7页。）因此，从事发展研究的学者表面上虽然主张价值中立，实际上依然把西方现有的政治体制看作是最优体制。
因此，塞缪尔·亨廷顿在1971年发表的《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一文认为，政治发展研究实际上依然是目的性的，而非描述性的，依然隐含着把自由民主制度看作是最优政体的价值判断。（注：塞缪尔·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见《比较现代化》（布莱克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第66—67页。）他主张把研究工作的中心转向六十年代末就出现的“变迁”研究。政治科学家作为科学家，必须努力去记录政治变迁的原始的事实，何时发生，持续多久，向何处变化等。在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内发生的所有向或好或坏的目标发展的变化观念，必须严格禁用。（注：塞缪尔·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见《比较现代化》（布莱克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第79页。）这样，政治学家就可以没有任何政治倾向地研究发展中国家大量政治变迁的事实了。
至此，政治发展研究从努力摆脱西方中心论这一良好愿望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试图彻底祛除价值判断，然而也恰恰因此陷入了新的困境。二战以后，新兴独立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繁重任务，对于有关发展问题的知识有着巨大的需求。许多学者以现代发达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为蓝本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出谋划策，但民主政治制度并未在这些国家生根发芽，许多国家连起码的政治稳定都未实现，一直处于动荡和混乱之中。经济发展缺乏基本的政治基础和保障，就难免一直经受贫困和饥饿的折磨。祛除价值判断只不过是回避了现实问题，既违背了政治发展研究的初衷，也使其因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丧失了影响力。
在主流学派因为放弃价值研究而逐渐走向衰弱的时候，一个截然不同的依附理论学派发展起来了。它以激进的拉美学派（包括后来的世界体系理论）为代表，在70年代对政治发展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完全反对西方式的商业共和国，绝不把西方国家看作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实际上试图回答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从西方社会抽象出来的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扩展运用于非西方社会。
和主流学派相比，依附理论主要是用经济学理论来阐发对政治发展的认识，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直接影响。首先，依附理论对“消除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日益拉大的差距”这一正统观念提出疑义，（注：“消除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日益拉大的差距”援引自1974年5月1日《联合国宣言》第一段。）认为这种观念有一个先验设定：只存在一种发展模式，只有一条通向进步和普遍福利的道路。发达国家的现有发展水平及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应被发展中国家树为模式，并作为一个目标而加以接受”。其次，国际社会号召发展中国家消除它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要求更多的外国援助，并向跨国公司敞开大门，实际上是在要求它们更快的西化。
应该承认，依附理论为拉美发展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此，经济学家再也不能忽视政治学和社会学，政治学家也不能逃避经济学和社会学了。它也促使发展问题的研究一方面逐渐注意发达国家的援助、贸易、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另一方面开始在经济生产之外涉及社会的经济分配问题。但是，依附理论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试图在发展研究领域中摆脱西方中心论，重塑学科价值，固然不错，但它的价值判断却明显带有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从理论上看，依附论并没有将依附的特征形成概念，然后再系统地检验研究对象，甚至没有给自主发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理论标准的缺失和混乱，造成了依附论对现实不正确和片面的分析。从事实上看，依附理论因其漏洞百出而使它解释问题的能力大打折扣。许多学者对1946至1973年美援条件下的拉美政治经济进行考察，发现许多和依附论的预言相矛盾的情况。在8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的专制政治纷纷垮台，民主制度得以建立。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东亚四小龙等都迅速发展起来了。这些国家恰恰都是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投资，又严重依赖跨国公司的国家。理论的缺陷和现实的矛盾，很快击碎了依附论者试图努力在政治发展领域重塑价值判断的愿望，使依附理论到80年代就逐渐衰败下去。
可见，当代政治发展研究的文化回归现象诚如下图所示，是因为经历了学科研究目标分化的历程之后为摆脱严重的困境而出现的，可以被理解为是西方政治发展学者为摆脱困境所选取的道路。
三
诚然，以享廷顿为首的西方学者在政治发展和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内对文化或文明要素的阐发，是在继承诸如汤因比等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为现代政治发展学科研究引入一个新的观察维度，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它符合当前文化问题在全球日益敏感的大趋势，也为分析和判断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遗憾的是，为摆脱困境而向文化回归的研究取向，又使政治发展研究回到最初的困境，为当前引起争端的文化扩张主义、文化霸权的崛起提供了理论基础。到此为止，转向文化研究的政治发展理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关注发展问题了，它重新陷入了西方中心论的泥潭，其缺陷和弱点是非常明显的。
喊出振聋发聩的“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实际上采用的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分析，而是哲学意义上的论证。这个哲学论证建立在他的“无须论证”的前提下，即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是人类社会的最后形态。这个前提是否成立，即便在当前西方学术界尚存疑问。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直言，福山“根本就错了”。（注：William H.McNeill."History Over,World Goes On."
The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Jan.26 1992,p.14,Col.1.）因为他用来支持自己论点的所谓“历史教训”，竟然大部分是站不住脚的。福山新近出版的著作《信任》（TRUST）， 通过貌似公允的比较东西方文化特性的形式得出一个结论，只有西方社会所孕育出来的“信任”文化才和现代化之间具有必然联系，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否定了非西方文化具备现代性的可能。显然，这个论证过程的前提和“历史终结论”如出一辙，而且还暴露出了福山本人对东方文化形态的无知和妄猜。虽然他没有直接主张“文化霸权”战略，但是既然他认定西方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终点，那么其理论必然构成了“结束主义”（endism），连亨廷顿都斥之为“危险的、富有破坏性”的理论，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歌舞升平的假象。（注：Huntington,Samuel P."No Exit: TheErrors of Endism",The National Interest,Fall 1989,p.10.）
在亨廷顿看来，1989年以后出现的所有“结束主义”的观点，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都“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甚至中心的因素”。（注：Huntington,Samuel P.:"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 Foreign Affairs,72(1993):22 ）这一因素就是亨廷顿自己竭力渲染的所谓“文明冲突”。但是，他在宣称“西方文化的实质是大宪章，而不是大麦克（Magna Carta,not the Magna Mac ）”的时候， （注：Huntington,Samuel P.: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Foreign Affairs,November/ December 1996.p.29.）忘记了一个根本的概念，这就是：大宪章是不能和大麦克截然分离的。首先，文化产生于人类的行动和思维。“人类的生态和自然环境为文化的形成提供物质基础，文化正是这一抽象的历史凝聚。”（注：克莱德·克鲁克洪等：《文化与个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而且是必然表现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传统要素或随意性要素”，这其中包括一个民族与他民族的接触。亨廷顿则完全抛开文化的社会生活基础和形成的历史过程，将其抽象为一系列被抹掉社会生活和时代特性的概念，并与非西方文化——也作了同样抽象——进行简单和空泛的比较。这种忽视“各民族世界或文明世界研究”的倾向早就遭到过欧洲思想家维科的批评。（注：维科：《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34—135页。）西方文明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不同文化之间不断接触、融合、扬弃的发展过程，它实际上包含了多种文化要素。许多西方学者就指出，在具体的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确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是“程度的差异而不是种类的差异”，“以欧洲文化标准作为比较标准，甚或作为人类价值的普遍尺度是毫无意义的。 ”（注： Frederick
M. Barnard: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in Modern Times,in Phili P.Wiener,ed.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New York 1968,P.618.）其次，
关于文明冲突的推导，
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推论”（hypothetical corollary）基础之上的。亨廷顿以历史化约主义所得到的断然结论是难以成立的。（注：周弘、刘靖华：《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欧洲》1997年第5期，第80—81页。）文化是一个变动着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而不是历史化约主义者演绎出的几个概念或几个特点就能分梳厘定的。任何文明都有普遍和特殊两面，文明并不必然是冲突的。同时，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史也说明了文明之间的融合和良性互动是避免文明之间隔阂、冲突的根本动力源泉。亨廷顿一定意义上继承了汤因比的思想，但他远未达到汤因比开放、高远的心态和学术境界，他是从自己设定的“当代世界正在非西方化”的前提中获得恐惧并作出断言的。
对于文明冲突论的争议实际上使曾经一度摆脱过西方中心论的政治发展理论重新蒙上西方中心论的阴影，并在很大程度上为后“冷战”时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人为的理论依据。在文化多元主义的现实背景下，无论是“结束主义”还是“文明冲突论”，都是从西方中心论的前提出发，以不同角度忽略和否定非西方文化的意义，并紧密结合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优势，试图从文化或者文明角度掀起再度为西方中心论造神的浪潮。这种所谓“学科价值的回归”会把政治发展研究引向何方呢？
第一，就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而言。
政治科学作为科学，在本质上是否能够进行“价值判断”？这一问题，政治学者一直处于两难境地。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政治科学的目的是真实、理性地阐释政治现象，把政治现象看作是一种客观存在物。作为科学家，他们认为先入为主的意见总是非理性的，所有道德判断都是相对的，科学地研究道德要求是不可能的。因此，作为科学的政治科学家，不可能也不应该研究价值问题。然而，从政治生活的本质来看，政治生活显然涉及到对、错以及一系列互相关联、互相冲突的道德要求。因此，作为研究政治的政治科学家，不得不研究这些道德要求。这种角色的矛盾构成了政治发展研究发生价值取向分化的内在基础。
行为主义的没落足以证明，政治学是不应该也不能抛弃价值取向的，否则就会丧失其作为学科的内在生命力。对于政治发展研究，恐怕最重要的就是为政治发展研究寻找政治哲学基础，为政治发展研究提供成熟的价值理念和方法论，使政治发展的实证研究与政治理论联系起来。不切实际的价值中立和种种带有这样那样狭隘偏见的价值取向，显然必须放弃。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经典原著告诉我们，以世界名义出现的各种观点实际上均有其价值，而人们所普遍欣赏的种种普遍理性，在特定条件下实际上也是可以怀疑的。这样就回到了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本源，意味着要反对所有极端的期望，即希望通过理性来设计方案，通过强有力的政权来推行，在发展中国家实行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重新理解和借鉴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应该可以为政治发展研究提供更富有活力的政治理论基础，使之走出困境。比如，哈耶克提出的文化规则的进化论辩，就是既反对建构论的唯理主义，又反对“放任自由”。（注：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上卷，第38页。）
第二，就政治发展作为人类实践而言。
当代政治发展的困境，从根本上讲是理论的困境，同时也是现实的困境。西方的现代化历程是一个完全合乎其历史逻辑的过程，它的形成在于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和互相协调。然而，当人们将西方这种由“自然发展”所形成的政治模式同它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割裂开来，并盲目地赋予其一般的普适意义时，现实的困境就被预言了。不同的发展逻辑必然隐含不同的政治目标。战后至今，虽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逐渐趋同于世界经济体系，但是它们在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与西方的巨大差异，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走的是不同于西方历史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为现代化付出的政治代价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落后的政治必然和迅速纳入成熟的经济发展体系发生尖锐的矛盾。而当代政治发展研究恰恰忽视了这种逻辑的分裂和冲突，一厢情愿地试图将西方的政治目标强加于发展中国家而最终一无所成。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所谓向文化回归的趋向，必然表现为西方自由主义和世界范围内文化多元主义的遭遇。这不仅不可能为西方自由主义的至尊地位铺平道路，甚至反过来使西方自由主义面临可能解体的危险。因为它既严重忽视了非西方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的内涵和意义，也使自由主义本身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最终消灭差异性这一特质之间的矛盾更加恶化。（注：参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导论部分。）
可见，向文化回归的趋向及其影响，预示着当代政治发展研究已经处于一个急待大变革的阶段。新的政治发展研究关键不是回答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或者什么样的政治才能达到现代化，也不是回答以什么样的特定价值观念或文化为代表的政治制度具有优越性和普遍适用性，而应当回答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和历史阶段中，政治如何通过自身的调整与社会其他系统互相协调，形成良性体系，从而在实现自身的发展的同时，推进社会的整体、和谐、健康的发展。这一点，对于当代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都是很有意义的。因此，在当代政治发展研究中更多地重视文化因素的研究，必将显示出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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