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
汉语东北方言研究述论
孙丽丽
摘 要 东北方言与东北文化被纳入语言学研究范畴的历史并不长，研究成果上也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表现出较大增幅，不过总数仍然不多。汉语东北方言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类型化等特点。本文以汉语东北方言研究文献为考察对象，旨在分析现有汉语东北方言研究的基本状况，进而发现汉语东北方言研究的若干不足与问题。
关键词 汉语；东北方言；满语
关于东北方言的现有研究[注] 这里所指的汉语东北方言研究是指以东北方言作为考察对象的、以东北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为基础的、以汉语普通话为主要参考系的方言研究。从此一对象出发，不仅仅只关照言语事实，更注意文化与历史的多维的先在结构之意义。 ，可看出研究者十分注意对于东北地域地理、民族构成、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协同关照。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外来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对汉语东北方言的影响，如施立学的《满语满俗与东北方言》一文把由满语中析出的若干词汇融入汉语方言中进而固定下来的现象作了举例与考释，说明了语言来源，解释了民族语言间的相互作用和语义对应关系，并指出：“由于满汉和其他民族在交往中互相借鉴和吸收语言词汇，满语直接融入了东北方言，这些鲜活的语言，让东北话更加生动、形象、风趣，也让满语以东北方言为载体，保持了旺盛鲜活的生命力。”[1]再如梁爽《东北方言多元化特色的研究》，在论及东北方言整体性特征的同时，把少数民族词汇的融入与变异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并通过东北方言与东北文化的互文对语言面貌、词汇、词义加以关照。还有研究者注意到宗教信仰、社会活动、政治伦理对汉语东北方言的影响。例如：庞敬春[2]《社会语言变体视阈下寒地黑土方言的产生》一文，运用社会语言学变体理论分析了东北地域的宗教信仰、历史政治格局，以及黑龙江绥化地区的经济活动、行政政策，从这几个方面综合了寒地黑土方言的语言发生、语义影响因素，考察了东北方言的若干特殊性；还运用社会语言学变体理论分析了汉语东北方言的发生学问题。这些对汉语东北方言研究有很大启发。
汉语东北方言研究作为中国方言研究的分支，其总体特点与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的宏观语言研究保持着一定的同步性走向，但存在问题突出，基本表现为不平衡性和类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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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平衡性
(一)关注点的不平衡
汉语东北方言研究中研究词义、词汇与语法方面占大多数，而对语音的研究较少。如邹德文先生考察了1925年以来的有关东北方言研究的成果，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进一步指出：“就已有成果来看，对东北方言语音的研究都是共时的研究，鲜见历时的考察，对东北方言语音系统的研究一般仅限某地的共时语音的描写，而在解释方面显得不够充分。”[3]这种不平衡性在语音领域的研究内部也很明显。实际上，汉族东北方言的语音研究成果中，关涉汉语东北方言语音历史的研究十分鲜见，多数都是共时性的研究。在东北方言语音研究中，最为全面也是最有影响力之一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专著将东北地域划分为十一个方言分支，甚至还关照了与东北方言十分密切的内蒙古方言的语音研究，其细致程度、权威性和准确度都十分明显。然而，除此一部专著之外，在语音上较有影响力的成果少之又少。
(3)根据以往地质资料显示，在前苏联科里亚克高原等地的橄榄玄武岩中发现了金刚石。因此，该调查区发现的橄榄玄武岩对寻找金刚石具有积极的作用。下一步，除对岩体含矿性进行评价之外，还应关注岩浆上升通道位置以及侵位方向，有可能在该区发现金伯利岩岩体。
(二)方音分区上的不平衡
在现有成果中，由于方言分区的差异和历史上多民族聚居、外族的影响等历史因素，导致北方部分地区的方言研究，多集中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北部，而辽宁则相对较少，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本文的类型化指现有的成果中，研究对象集中于少数常见的关注点，新对象和新视角相对过少，因而呈现出平面的、缺乏个性的一种总体特征。现有研究对象多数都是一些东北方言中常见的词汇，如“嘚瑟”“埋汰”“贼”“冷不丁”，等等。这些词汇反复出现于东北方言研究的论文中，对它们的解释也往往集中于词义形成、基本解释等方面，角度不够新颖。在研究外来词与东北方言的融合中，所列举的词汇也往往都是“畏大罗”“列巴”等常见的词汇，缺乏深度挖掘。许多词汇现在已经“死亡”或“濒临死亡”，如“欻嘎拉哈”“推饸詻车”等，它们因为历史变化、文化时代思潮的更新等因素开始渐渐退出方言词汇系统，研究它们已经失去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
(三)地域研究的不平衡
方音分区的不平衡，集中表现在分区标准上。就方音分区而言，贺巍先生所提出的“或者依据影、疑两母开口一二等字今读的不同而分区，或者依据知庄章组字跟精组字对应的差别来分区”的做法为主流，后来学者多以此为准，而忽略了这种分区标准的不足。郭正彦先生按照三个特殊声母的读音，把黑龙江方言分为东西二区，和贺巍先生的分区差别很大。这样的标准显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研究结果也大相径庭。实际上，除却声母分区因素造成的差异，在东北方言的发生、演变、借读、错读等因素上，分区的结果更加复杂。正如聂志平先生所说：“分区处理上标准的不统一，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语言的复杂性，但有点体例自乱使得本来可以很整齐划一的分区，变得有些复杂……”[4]
二、类型化
第二次，金枝成功了，那个婆子领她走，一些搅扰的街道，发出浊气的街道，她们走过。金枝好像才明白，这里不是乡间了，这里只是生疏、隔膜、无情感。一路除了饭馆门前的鸡、鱼和香味，其余她都没有看见似的，都没有听闻似的。
在研究方法上，多是外部研究，就事论事，鲜有研究真正进入语言内部、进入东北方言背后的文化心理去研究方言自身的规律、特征。
研究方式上，多集中于普通话对方言的决定作用，处理语料时，多把方言翻译为现代汉语普通话，研究走向往往趋于方言意义、方言生成等单维的关照方式。不过有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方言对普通话的反作用，认识到方言作为语料可以反过来充实普通话，认识到方言的形成特征、词义融合等对研究普通话的若干问题也可能提供新的参考。如王广义[5]在《中国东北地区民俗文化的多元性历史解读》中就十分肯定北方少数民族本土方言对汉语方言的转义与加工的现象，但这种方言反作用于普通话的研究很少，应引起学界的关注。
在学缘结构上，绝大多数东北方言的研究者都出身于东北(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研究者多为研究对象的使用者，他们固然有着先天的语言语料优势，但是研究过程中，整体上缺乏其他方言研究的对比和参考，在研究中往往陷于集中于一隅的碎片式认知，对方言某些特征的认识易拘泥于传统的方言观念，缺少其他维度的对比。如果有更多其他方言区的研究者参与东北方言研究，或许会开辟新的研究视野。
三、结语
汉语东北方言的研究在中国方言研究中处于比较薄弱的地位，许多方言研究问题缺少跨学科的文化视角，如宗教信仰、传播媒介、外来语的本土化等方面缺少关注。不过当前方言研究的方式和方法在日益进步。尤其是跨文化研究日益发达，且应用语言学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很多语言学之外的前沿性成果可以较快应用于语言学研究。这些都是能够刺激语言学研究走向科学性、开放性的动力，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加以注意这些视角。
参考文献
[1]施立学.满俗满语与东北方言[J].人才资源开发，2014，(6)：61-62.
[2]庞敬春.社会语言变体视阈下寒地黑土方言的产生[J].黑河学院学报，2012，(6)：94-96.
[3]邹德文.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9.
[4]聂志平.黑龙江方言概说[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6)：109-113.
[5]王广义.中国东北地区民俗文化的多元性历史解读[J].华夏文化论坛，2013，(1)：123-127.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7725( 2019) 07-0224-02
作者简介 孙丽丽(1991-)，女，黑龙江绥化人，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助教，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古代汉语方向)研究。
【责任编辑：王 崇】
标签：汉语论文; 东北方言论文; 满语论文;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