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卢作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兼谈民国两类乡建模式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论文,建模论文,两类论文,试论论文,乡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3)-0103-06
最近10年来，学界对村民选举的关注，也带动了乡建村治思想史研究的热潮。不过，人们在挖掘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期所掀起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时，多谈及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大多忽视卢作孚这位“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这不仅不公平，也不客观、不科学。其实，卢作孚所倡导的乡建理论和所从事的乡建实践是民国初期最具代表意义的两大乡建模式之一。
一、卢作孚是民国乡建运动中两大典型模式的代表人物之一
目前学界从民国初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归纳概括出多个乡建模式或派别，主要包括：米迪刚兄弟的“中华报派”、王鸿一的“村治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梁漱溟的“乡建派”以及军阀阎锡山的“村本政治派”。而对卢作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村现代化建设理论和实践却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划分乡建模式的主要标准应该是乡建的目标及其所依赖的路径。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其特色，但就他们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体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概括的中国农村的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就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1]（614页）。例如，米迪刚兄弟的“中华报派”认为村治“所以产生于今日而不产生于往昔者，受欧洲近代文化之激荡催迫而使之然也”，“当吾国文化大放光明之时，彼等不过北欧一蛮族耳”，因此，现今要“复兴国家”，“复兴农村”就应以上古文化和儒家实学为依归，主张学成之士一律回乡，担任村长，兼任校长，发展教育，实行政教合一以张本[2]。米氏的主张与梁漱溟所谓“中国人民与西洋人见面之后，中国文化便发生了变化”，“中国乡村就在这一变再变七十二变中被破坏了”[1]（607页），因此，“乡村建设之由来，实由于中国文化不得不有一大转变”，以及通过“新的组织构造”，即“乡学村学”来实现这一转变的思想是出于一辙的。王鸿一的“村治派”倡导“传贤政体”和“学治主义”，对此，梁漱溟虽有怀疑，但他还是明确表示“说到内容主张，则鸿一先生与我大体极相近”[3]。至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将中国农村问题锁定为“愚穷弱私”，依此提出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路径就是“四大教育”，即用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用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用卫生教育培养“健强力”，用公民教育培养“团结力”[4]；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乡村学校成为改造农村生活的中心”[5]；以及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推行“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6]的乡建计划均未跳出梁漱溟“所谓乡村建设要可类归为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而“经济一面政治一面之得有些微进行，统赖教育”的“教育建村”思路[7]。因此，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军阀阎锡山的“村本政治派”，虽然也有较大影响，但其提倡村治的目的是“保境安民”，强化其在山西的统治秩序，不能与这批知识分子旨在“复兴农村”的乡建运动相提并论。且其村治方式完全是由官方推动的，用梁漱溟的话说，它全无引人民自动的好方法[8]，失去了“乡建”“村治”的本来意义。而真正与粱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具有特殊价值的乡建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这一论点还可以从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参观四川北碚后的观感中得到有力的印证。1939年，晏阳初和陶行知先后来到北碚参观。晏阳初参观后回到平民教育会与其同仁畅谈感受，说“我看到那里的工矿经济建设都很有成绩，将来希望本会能与那边合作，使他们的经济建设，与我们注重的教育政治工作有一个联系”，“他所做的种种工作，虽然不同于我们的县政改革，但共同建设中国的最大目标却完全相同”[9]。陶行知在参观后的答谢词中盛赞北碚“创办的经济事业、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一派生机勃勃的奋发景象”，“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10]。他俩不约而同地表明了卢作孚的乡建模式与他们进行的教育县政改革实验最大的不同在于“经济建设”上。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44年后，梁漱溟作《怀念卢作孚先生》一文时，再次肯定北碚模式的新意在于从“发展农业工业”出发，最后取得大的成就。因此，不重视对卢作孚乡建思想及其实验的研究，就不可能全面客观地认识民国乡建运动的面貌，更不可能深入地总结民国乡建运动的历史经验。
二、卢作孚是民国乡建运动中提出乡村现代化思想的第一人
卢作孚是我国著名的实业家，因成功创建民生公司、发展交通业而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之一。为实现其“实业救国”的主张，他一生做过三个试验，即设立成都通俗教育馆、开展北碚乡村建设和创办民生公司。在乡建实验中，他是我国第一个系统阐述并实践“现代化”、“都市化”思想的人。与梁漱溟等知识分子的乡建思想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色。
（一）卢作孚客观地分析了乡村建设的动因，提出并着手实践农民心中最需要的旨在谋“民生”、保“民享”的乡村建设计划。当时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背景是“中国社会已陷入深刻的经济政治危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村更是灾难深重，农村经济破败不堪，农村社会匪患丛生，农民四处流离逃荒。面对这种境况，全国“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的呼声四起，各类“村治”、“乡建”实验逐渐推展开来。但是，对于农村破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农民心里究竟最需要什么样的“救济”计划和“复兴”计划？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梁漱溟等人把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破坏的原因归结为向西方学习，认为是“中西文化的冲突”把乡村破坏了[11]（193-194页）。因此，他再三强调乡村建设的真意在于“创造新文化”，农民最需要的乡建计划是树“民风”、启“民智”。
卢作孚通过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分析，得出了不同的认识。他认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最大障碍不是其他乡建派所说的“中西文化的冲突”，而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情节下衍生的“两重集团生活”，即家庭生活及由家庭生活扩大而成的亲戚邻里朋友关系。在这两重关系里，人们“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没有超出这两重生活以外更广义的道德和责任，“不肯为社会——一桩事业或一个地方——找出路”，结果民族是散漫的民族，社会是散漫的社会，农民更是散漫的农民[12]。以至于“在场上去办一桩什么建设事业，绝对找不出一文钱来”。他清醒地认识到乡村缺少的是事业的建设，农民最需要的乡建计划是谋“民生”、保“民享”。所以，他在《乡村建设》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要提倡的事业意义却不同，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痛苦，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怎么样增进幸福呢？是要他们多些收获，多些寿数，多些知识和能力，多些需要的供给，多些娱乐的机会”[13]。
（二）他是我国第一个明确提出以“现代化’、“都市化”为目标来建设乡村的乡建运动者，“国家现代化”是卢作孚理论追求和实践建设的核心。他说“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国家现代化需要有乡村现代化为基础，因此，乡村运动的目的就“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也不只是乡村救济方面”，“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14]。乡村现代化是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统一，现代生产方式就是工业化，是办大工业，他说“小工厂、手工业和农业，无法产生大的组织”，必须“一切产业都工业化，是要工业机械化，要用机械代替手工业，使有大量的生产，标准的生产和成本低廉的生产，是要用工业解决一切生产问题，……政治建设问题，文化建设问题”[15]（603、614页）。现代生活方式就是都市化，他希望城里人能享有的新生活，乡村也能有。为此，他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专门描绘过现代化北碚的蓝图：
1.经济方面：
(1)矿业 有煤厂、有铁厂、有磺厂。
(2)农业 有大的农场、有大的果园、大的森林、大的牧场。
(3)工业 有发电厂、有炼焦厂、有水门汀厂、有制碱厂、有酸厂、有大规模的造纸厂。
(4)交通事业 山上山下都有轻便铁道、汽车路，任何村落都可通电话、可通邮政，较重要的地方可通电报。
2.文化方面：
(1)研究事业 注意应用的方面，有生物的研究、有理化的研究、有农林的研究、有医药的研究、有社会科学的研究。
(2)教育事业 有实验的小学校、职业的中学校、完全的大学校，社会有伟大而且普及的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和民众教育的运动场。
3.人民 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皆无不良习惯。
4.地方 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
而这样的规划大都在北碚实验区变成了现实。比较一下，梁漱溟通过对旧“乡约”的。“补充改造”而建构的“新社会”所具有的几个主要特征[16]（557-567页）：
1.“从理性求组织”。也就是依赖伦理来建构并治理新的社会秩序，发挥“中国人讲的老道理”的作用，既不要律治，也不要武治。
2.“乡村是本，都市是末”，“从乡村入手”解决中国问题。
3.“政治、经济、教育（或教化）三者是合一而不相离的”，通过“村学乡学”实行政教社合一的农村管理模式。
4.“以农立国”，“从农业引发工业，完成大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
由此，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出，卢作孚通过乡建运动意在将农村带入现代化的新生产和生活，而梁漱溟开展乡建运动是想将农村重新引向田园牧歌式的生产和生活。
（三）卢作孚牢牢抓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推进乡村现代化的路子。卢作孚也曾和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一样，主张“教育救国”。但在尝试教育救国实验失败之后，1925年，他筹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便走上了追求“实业救国”的道路。他不仅从理论上全面阐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要性，认为：“第一，任何建设，政治的或文化的，皆应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第二，必须增进人民的富力”；“第三，经济生活为国家最大多数人所必须参加的活动，……政治应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自应先致全力于经济建设的运动”[15]（603、604页）。他的这些看法至今仍不失为远见卓识。在乡建实践中，他更是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牛鼻子不放。1927年，他开展以北碚为中心的峡区乡村建设运动时，首先着手的便是‘吸引新的经济事业”，他在那里建了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三峡织布厂、合川水电厂等一大批工矿企业。在这些经济实业建设的积累基础上，他逐步“创造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他在那里建了公园、博物馆、西部科学院和运动场；办了报馆、医院和各类学校；通了水电和电话。卢作孚开展乡村建设的另一个步伐便是建设“现代集团生活”，使村民从传统的家庭和亲友的狭隘生活圈中走出来，形成以事业、社会和国家为核心的公共道德准则。他说“如何促起几千年安眠的农业社会转变而为现代的社会”呢？一桩根本的事业就是破除旧的“两重集团生活”，“旧的集团生活没有改变，不能学现代”。为此，他以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公共事业为支撑，“一面用力作现代化的集团生活的实验，作超越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关系集团生活的实验，仍一面帮助周围”，使村民能依赖社会找到职业；依赖社会得到抚恤；依赖社会接受教育；依赖社会分享快乐[17]。
与此同时，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一批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文化为核心”、“以教育为手段”的路子。他们大都采取办刊物、建学校、开研讨会、著书立说等形式来推动乡村建设，以梁漱溟的乡建活动为例，他不仅从文化上寻找乡村建设的动因、寻找乡村建设的目标，还从文化上寻找乡村建设的路径。他多次强调通过“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的重要性，认为“创造新文化”、“重建一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就需要教育农民、组织农民，“这是解决乡村问题的唯一途径，也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11]（227页）。在实际的乡村建设实验中，他从三个方面实施了这一路径：其一开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通过研究院培训乡建学员，再将乡建学员派往乡村从事乡建运动。1931年河南村治学院停办后，他欣然应韩复榘之邀赴山东从事乡建运动时，便立即筹建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院设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和乡村建设试验区三个部分，分别承担乡建理论研究、乡建干部培训和乡建试验推广工作。研究院先后共培训各类学员2400余人，他们大多数被派往各个乡建试验区，成为梁漱溟推动乡建运动的生力军。其二创办《乡村建设》刊物，举办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以此来传播乡建理论，交流乡建实践经验。1931年他创办《乡村建设》半月刊，至1937年停刊，他在该刊上共发表了49篇关于乡建的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乡建理论和思想，为散布在各实验区的乡村建设者们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和方法指导。1933-1935年间，他与晏阳初等人倡议举办了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组建了“乡村建设学会”，这些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提升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的影响，推动了全国较大范围的乡村建设运动高潮的来临。其三改造乡村学校，成立新的“乡农学校”，使之成为一个集政权机构和教育机构一体的“新的组织构造”。依赖乡农学校来开展乡村建设，是梁漱溟乡建路径的关键一环。他所设计的乡农学校由“学董”、“学长”、“学众”和“教员”构成。“学董”即乡村领袖，“学长”是“村中或乡中品德最高的人”，“学众”包括一村或一乡之众，“教员”就是“乡村运动者”。这样组织起来的“村学乡学的教育是广义的；教员的责任亦即是广义的教育工夫——本以村人众为教育对象，要在推进社会为主，……故教员的责任不以教书为足，且不以能教校内学生为足”[18]。他指望借此由村而乡，由乡而县，全国都成为一个儒家大学校，以便从中国文化的老根上发出新芽来，救活农村乃至整个国家。
（四）卢作孚准确地把握住了推动乡村现代化可以依赖的力量。从总体说，卢作孚和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都强调乡村建设在于解决农民的组织贫乏问题，需要以“农民自觉”为基本动力。但由于他们对乡建的动因认识不同以及他们不同的从业阅历，在具体的乡建实践中，卢作孚更侧重强调乡村建设要与实业发展结合；靠自力更生，反对依赖军阀政府；要发挥村民选举出来的乡镇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要善于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而梁漱溟等人更侧重强调村民与知识分子的结合；依赖军阀政府或教会的支持。
卢作孚从与军阀合作从事教育救国实验的两度失败中，悟出“纷乱的政治不可依凭”，依靠军阀支持是办不好事业的道理。于是他白手起家创办民生公司，随后又以他主持的三峡防务局为依托，开展了北碚乡建实验，形成了民生公司为乡建事业提供经验及必要的支持，防务局保障实验区内安宁及提供公共服务，而北碚实验区又成为民生公司的人才训练基地这样一个三方相互策应之局面，使他在整个乡建实验中拥有高度的自主权。他强调自力更生，但并不排外，有机地将自主建设和借鉴外来经验结合起来。在乡村各种事业的建设中，重视依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他力主对外开放，反对闭关自守。他说，要“根据世界的最高记录作为目标，根据国内目前的状况作为出发点”，把西方国家“所有的产业运动……其方法、其历程、其所达到的最高记录，通通搜集起来”，以便为全国人民所认识”[19]。各项事业，资金不足，可以“利用外资”，人才不足可从“外国聘来若干专家帮助建设”。
梁漱溟从动乡建之念到行乡建之实，可以说都与军阀有关。他先是赴广东寻求李济琛支持其“乡治”计划，后因变故，转到冯玉祥、韩复榘操控下的河南村治学院主持教务工作，最后，随韩复榘到山东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尽管，他多次声称“既说社会改造，那就不应该接近政权，依靠政权”，但事实上他的“乡村建设”自始至终走的都是“依附政权”的路子。什么原因呢？他自己解释说：“至于我们落到依附政权，则也有不得不然者。头一点，说句老实的话，就是因为乡村运动没有自己的财源。”[16]（580页）他的乡建实验依赖的另一股重要力量便是“知识分子”及其与村民结合而成的村学乡学。他深信乡村问题乃至中国问题的解决“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20]。为此，他推动了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深入民间，成为其乡村建设的骨干。他在乡建中也做过引进技术、发展生产的诸多努力，但他并不主张学习西方那种大工业技术和生产模式，甚至还把中国乡村破坏的原因归结为向西方学习。他认为“欧化不必良，欧人不足法”，在乡村建设中，要“认取自家精神，寻取自家的路走”，尤其要注意“不蹈欧美为营利而生产的覆辙”[16]（496页）。
米迪刚、王鸿一依托军阀地主创办《中华报》、《村治月刊》和河南村治学院来开展村治工作。晏阳初得到基督教教会的支持，创办“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来推广乡村平民教育计划。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和“晓庄学校”为基地推动“农村生活”的改造。从这些乡建人士选取的乡建路径中，我们更能悟出卢作孚走发展实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路来进行乡村现代化建设的独特性和现实性。
三、卢作孚是民国乡建运动中取得突出成就的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工作的团体有600多个，先后设立各种实（试）验区1000多处。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实验区有：河北定县（翟城）、江苏昆山（徐公桥）、江苏南京（晓庄）、山东邹平、四川北碚等。在这些实验区中，无论从存续时间，还是从实际成效来看，卢作孚主持的四川北碚实验区都是杰出的一个。
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等地的乡建实验延续了7年，应该说曾取得一定成效，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对此，学界的评述较多。但正如梁本人所悟，他在乡村建设中遇到了“两大难处”，“头一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第二点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16]（573页）。由于依附政权，乡村运动一直为军阀、政客所利用，最终少数乡建要员兼政客乘大撤离之机，利用欺骗手段将乡农学校的财物卷走一空，引发学众群起而捣毁学校，捕杀乡建干部，山东乡建派的工作彻底失败。亦由于没有抓住农民的痛痒——减轻农民的困苦，乡村运动与农民“从心理上合不来”，没有得到农民的积极响应而陷于被动。
陶行知于1927年3月创办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并以此为中心开展农村改造工作，1930年，学校被国民政府封闭。晓庄实验区开展了对农民的识字教育以及禁毒、禁赌工作，创办了晓庄医院、晓庄剧社、联村自卫团，促进了当地农民生活方式的改观。但由于晓庄的乡建实验仅存续了3年，且实验区仅覆盖方圆15里的范围，其成效是有限的。
1926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教育改进社和平民教育促进会等机构在江苏徐公桥成立“徐公桥联合改进农村生活事务所”，开始着手乡村改造工作。1927年春即因经费关系，陷入停顿。1928年续建，至1934年，交付地方自行办理，真正运行也只有6年。
而卢作孚在北碚的乡建实验从1927年肇始一直延续到解放，北碚实验区的范围跨越江北、巴县、璧山和合川四县。在卢作孚的正确引导下，经过20多年持续不断的建设，北碚实验区的面貌焕然一新。经济事业方面建有厂矿、铁路，文教事业方面建有中国西部科学院、各类中小学及文化补习夜校、报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社会公共事业方面建有公园、医院，通电通水通道路，基本上实现了卢作孚当初的乡建构想。这种景观令许多来此参观过的知名人士赞叹不已，还得到了世界权威机构的认可。1948年，北碚实验区荣膺四川“模范实验区”的称号，同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基本教育实验区”。1949年初，当时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曾用“远非普通中国城市所能望其项背”的字语来评价北碚的建设成就[21]。梁漱溟也在《怀念卢作孚先生》一文中称赞说，北碚从“一个原是盗匪猖獗，人民生命财产无保障，工农业落后的地区，改造成后来的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和文化区”。
综上所述，卢作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是一位有乡建理论、乡建实践和乡建成就的杰出代表。他在乡村建设方面的成就与在发展实业方面的成就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他不应该仅仅作为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之一而被人们敬仰，还应该作为中国推动乡村现代化建设“不能忘记”的人之—而被人们敬仰！
［收稿日期］2002-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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