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国就业质量的财政政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中国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业”一般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从事社会劳动并获得相应报酬或经营性收入的经济活动，包括就业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就业数量指能够与生产资料结合从事社会劳动并获得相应报酬或经营性收入的劳动力数量；就业质量指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从事社会劳动并且获得相应报酬或经营性收入情况的水平与效率。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机制：就业质量的提升能够增强就业稳定性，减少企业招聘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继而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就业数量。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就业水平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对就业数量的考察分析，对就业质量的分析成果较少。因此，对于就业的分析和研究应该不仅仅是数量方面的，就业质量的研究和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有关就业质量的研究和分析显得更加迫切。截至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攀升至54.77%，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现象凸显，如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稳定就业和社会福利，如何确保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中转移劳动力的稳定就业和福利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有关就业质量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此外，如何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减少的现阶段，提高劳动力就业质量，在人口红利和改革红利消失殆尽之前，发掘出高就业质量的高劳动效率，这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很重要。此外，“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学术界有关就业问题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的关注点在就业质量概念的界定、就业质量的测度以及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上。在就业质量概念的界定方面，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达成共识，单一指标(如失业率)无法全面反映就业质量，正如单一的经济增长率等无法全面描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一样。美国最早提出了工作生活质量的说法，紧接着国家劳工组织提出了体面劳动的概念，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工作质量的概念，2007年Schroeder，Fredric K.确定了高就业质量的内涵。在就业质量的测度方面，最早由国际劳动组织确定了综合测度就业的基本框架，并定义为体面劳动指数，该框架包含了十一个测量属性指标和四十个衡量指标。欧盟委员会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了测量就业质量的综合体系，涉及以下四个方面：职业和就业安全、健康和福利、技术发展以及工作和非工作生活的和谐。在此之后，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提出了全面度量就业质量的指标体系。在中国，国家和相关机构并没有明确定义就业质量，有关就业质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学术界和学者中间。张国庆(2003)、王亚栋(2005)、刘素华(2005)、国富丽(2009)、田福丽(2009)、田永坡(2013)等在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给出的定义和测度的基础之上界定了就业质量的内涵并给出了评价方法。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国内外研究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就业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测度中国就业质量的具体方法和指标等。李军峰(2003)提出了有关就业质量测度的九要素理论，认为在衡量就业质量的时候需要考虑工作性质、工作条件、安全、尊严、福利、社会保障、培训、劳资关系和就业机会九个方面。但是他只提出了这九个方面，至于这些方面如何衡量、如何确定权重等并没有提及。刘素华(2005)提出了包括四个维度和十七个指标在内的评价体系，但是其指标之间的权重是人为给定的，不够客观。赖德胜(2011)认为高质量的就业应该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特征：就业机会增加，就业结构优化；劳动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劳动者能够通过工作提高生活质量；劳动者能够提高自身就业能力；劳动者失业后能够及时再就业；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保障等。朱火云(2014)将就业质量的概念定义为“从就业环境与人力资本的匹配程度到劳动者进入工作岗位后所能获得的就业保护水平以及社会为防范失业风险所提供的服务水平的逐渐递进的完整体系”。还有部分学者研究具体群体的就业质量，如大学生就业质量及农民工就业质量。综上所述，我国目前有关就业质量的研究缺乏对于我国就业质量问题整体现状的研究，实证分析不充分；大多数的研究仅仅是在讨论就业质量问题，并没有把就业质量与我国财政政策等联系在一起，缺乏实践指导意义，本文将对上述方面作出补充。 二、我国就业质量的综合评价分析 早期针对就业质量的研究大多运用单一指标进行衡量，如工资水平、工作满意度等。目前学术界大多已认同就业质量概念的混合复杂性，多采用指标体系或综合指数予以评价。在就业质量指标体系的设计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参照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之上，结合对于就业质量的界定进行设定的。本文将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过程中就业质量的突出问题，确定衡量就业质量的指标体系。在确权问题上，国内外学者采用的方法有：德尔菲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以及层次分析法等，根据本文的指标体系，拟采用层次分析法。在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就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者收入偏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逐渐加大 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4年的54.77%，在此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劳动，劳动者生产效率提升速度快于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以及库兹涅茨拐点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影响。为了衡量这一问题，本文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确定了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这两个指标。 (二)劳动者工作环境较差，工作岗位流动性较低 其一，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劳动者逐步从农业部门过渡到工业部门，再从工业部门向服务业过渡，经济的增长能否带来就业的增加这一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二，由于技能缺失、知识落伍等原因，部分劳动者只能从事某一具体的劳动，工作转换能力差，尤其是，在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中，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他们由于出生成长在城市，缺乏务农经济，回不去农村，另一方面，又不具备在城市从事知识密集型工作所必备的技能，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出现了工作隐形继承的现象，即农民工的子女依然是农民工。其三，由于文化等原因，人们认为国企等单位的就业体面，而私企或者是个体从业并不是体面劳动。为了研究上述问题，本文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确定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业弹性、第三产业占比、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以及城镇单位就业占比这五个指标。 (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劳动者基本权益难以维护 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我国部分劳动者虽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劳动，但其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缺失，基本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为了衡量这一问题，本文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纳入了平均社保参与率以及工会增长率这两个指标。为了分类比较各个指标，根据指标的经济学含义，将上述指标分成三组：收入因素、环境因素和保障因素。 使用中国1990-2014年全国数据及2006-2013年中国31个省市地区的相关数据并采用层次分析确权法，测算出各个指标的具体权重(见表1)。 表1 中国就业质量权重指标
由表1可知，中国就业质量的收入因素、环境因素和保障因素中，权重最大的是保障因素，这与现实情况一致，在找工作或者评价一份工作时，人们越来越看重保障方面的因素；接下来是收入因素和环境因素。保障因素中，权数最大的是平均社保参与率，收入因素中权重最大的是城镇单位就业占比，环境因素中权重最大的是就业弹性。这一分析结果意味着，为了提高中国的就业质量，相关政策和制度应该向就业的保障因素倾斜，努力提高就业的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保方面。 在表1的基础之上，根据全国的数据，计算出1990-2014年中国就业质量的具体数值，为了帮助分析绘制图1如下。
图1 2006-2014年中国就业质量数值 由图1可知，整体上中国就业质量在1990年到2014年间保持逐步增长的态势，最低点在1991年(0.6008)，最高点在2014年(1.0932)。1990年到1992年中国就业质量有小幅波动，这可能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波动造成的；在2000年左右，中国的就业质量也有小幅波动，这可能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经济波动和就业波动；2012年左右，中国就业质量也出现了小幅波动，这与国际经济环境的波动有一定的关联。 表2 2006-2013年中国就业质量地区差异状况
为了更好地分析中国的就业质量，本文采用2006-2013年间中国31个省市地区的具体数值，并根据上文测算的就业质量各个指标的具体权重，测算出中国31个省市地区2006-2013年期间就业质量的数值，为了方便分析，在此具体数值的基础之上，做出表2和图2。表2所展示的是2006-2013年间31个省市地区就业质量历年的最大值、最小值、极差、极值比、平均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从最大值来看，其数值有小幅波动，但基本属于稳中有升；就业质量的历年最小值在不断下降，相对应的极差也在逐渐增加，极值比也随之逐渐增加，这说明我国就业质量省市地区间差异过大，且这种差异在不断加剧，这不利于中国就业质量的全面提升。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就业质量各地区具体数值的平均数中看出，由表2可知，中国就业质量各地区具体数值的平均数在不断下降，而各个地区就业质量具体数值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逐渐增加也能够说明就业质量的地区间差距在不断加深。根据表2的具体数值，本文采用基尼指数以及图表的形式具体反映中国各个省市地区间就业质量的差距，具体如表3和图2。 表3 2006-2013年中国就业质量地区差异的基尼指数
图2 2006-2012年中国就业质量的基尼系数 由表3和图2可知，中国就业质量的基尼系数在2006-2013年间有小幅波动但基本不变，就业质量地区差距问题没有得到明显缓解；东部地区就业质量的基尼系数比较高，2006-2013年间缓慢下降，这说明东部地区就业质量的差距有所缓解；中部地区就业质量的基尼系数在2006-2013年间经历了小幅增长-快速下滑-缓慢下滑-缓慢上升-缓慢下滑的波动，整体上看中部地区就业质量的基尼系数比较低，且在逐渐降低，这说明中部地区就业质量的差距不大；西部地区就业质量的基尼系数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这说明西部地区就业质量省际或地区间差距逐渐增加，就业质量在西部不容乐观。 三、提升我国就业质量的财政政策建议 (一)明确政府职责，弥补市场失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充分就业主要依靠市场的作用，但是提升就业质量，需要发挥财政政策，以弥补市场的失灵。近年来，政府已经从观念上改变了“重经济增长率，轻社会发展”的错误发展思想，也开始逐渐改变在就业方面的认识，逐渐把关注重点从就业率和失业率转向了就业质量的提升。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应发挥其作用。一是加强就业法律和制度建设。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是提升中国就业质量的基础。目前，中国有关就业的法律和制度还不够完善，劳动者的各项权益缺乏保障，而由前文有关就业质量的测度可知，保障因素是影响中国就业质量最重要的因素，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考虑到西部地区就业质量基尼系数偏高这一问题。二是完善就业的基础服务。政府应通过财政政策加强就业基础服务建设，通过专项资金等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特别是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这也有助于提升就业质量的保障因素；通过专项资金和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推进就业的信息平台建设，增加劳动者在获取就业信息方面的机会，解决劳动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完善的信息平台能够辅助基层工会更好地帮助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充分发挥其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的作用。三是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由前文的分析可知，就业质量在地区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东中西部差异很大，地区内不同城市间的差异也很大，这一点通过就业质量的基尼系数可以印证，为了提升就业质量，缩小就业质量的地区间差距，政府应该通过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财政手段加大对偏远地区的教育补偿和就业扶持，提高其就业质量。 (二)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促进就业质量的提升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我国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介于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财政政策之间；稳健的财政政策并不反周期操作，相比于经济总量，更看重经济的结构，而注重经济结构的财政政策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就业质量。在稳健财政政策的背景下，调整财政支出的流向，解决影响就业质量的社会保障因素和收入因素。在影响就业质量的保障因素方面，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的方向和结构，提升劳动者的社保参与率，鼓励和配合劳动者参加相应的商业保险等；延长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特别是偏远地区、教育落后地区的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增加相应的就业服务机构和就业服务平台，协助基层工会一起保护劳动者的各项权益。在影响就业的收入因素方面，发挥稳健的财政政策在协调社会发展、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方面的作用，注重财政政策各种手段的配套，通过财政资金引导民间投资，推动经济内在的增长动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通过财政支出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就业质量 财政支出政策包括数量和方向两个方面，前一方面涉及财政赤字或者盈余，后一方面涉及结构调整，在稳健的财政政策背景下，财政支出主要是在把控赤字的基础上注重结构调整。所谓财政支出政策的结构调整是指调整财政支出的方向，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一是通过财政支出方向的调整，加大消费型财政支出。消费型财政支出有利于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的协调，能够提升内需。在财政支出上，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缩小人均收入差距，促进消费：通过财政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提升就业质量保障因素的同时，增强人民的消费能力；通过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增加教育、医疗等方面支出的扣除，减少税收，提升税后收入，提升人民的消费能力。二是制定向农村、农业和农民倾斜的财政支出政策，缩小城乡差距。城乡差距的缩小可以缓解基尼系数，培养农村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增加农民的消费，促进就业。三是通过财政支出政策，引导外资和民间资本的流向和流量，优化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外资和民间资本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就业弹性等，这都有利于就业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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