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陈寅恪史学考据比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王国维论文,陈寅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继承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学风，借鉴西方科学的逻辑方法，用严密的考据进行史学研究，是王国维、陈寅恪治史的共同特点。由于治史范围和知识结构的差异，二人的史学考据又有各自的特色。王氏充分利用清代汉学家的小学成就，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把地下材料和文献资料相互联系，进行严谨考据；陈氏则较注重发扬宋学精神，力求从原始史料中发掘义理内蕴。就各自的论著而言：王氏多归纳，少演绎；陈氏则在归纳之外，常用演绎。王氏多通过考据来论证“史实”；陈氏多通过考据发掘“义理”。王氏论著表现的是“精深”；陈氏则表现的是“通识”。二人史学考据的风格、方法及其所使用的材料也有所不同。
王国维先生与陈寅恪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学术界中两位蜚声中外的史学大师。他们以其广博的学识，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行了多方面开拓性的研究，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虽然两位大师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有所不同，但他们均以严密、精深的史学考据著称于世。本文拟仅就两位大师在史学考据上的学术渊源、学术贡献和学术特色进行一番比较性的探讨。
一
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这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王国维、陈寅恪与梁启超三位名满海内外的史学大师同时被礼聘为导师。（陈因事次年方入院。）其时，梁氏52岁，王氏49岁，陈氏仅35岁。在清华国学院呈鼎足之势的三位史学大师，从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上约略言之，似可分为两派：梁启超曾师事学宗公羊的今文经学家康有为，在治学方法上多体现出宋学传统，追求综合系统，侧重经世致用；而王国维与陈寅恪则受乾嘉学派汉学传统的影响较大，侧重于史事考据，好做归纳分析。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梁氏多做宏观研究，王、陈二氏则侧重于微观研究。应该说，以精深、严密的考据进行史学研究，是王、陈二先生的共同特点。
考据是我国史学研究中一种传统的、重要的治史手段。清代由顾炎武开其端，中经阎若璩、胡渭等学者推阐，后由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发扬光大的“乾嘉学派”，是我国古代考据学的最高峰。乾嘉诸学者继承了汉儒考据训诂的方法，在经史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越前代的卓越成就。
王国维、陈寅恪二先生在继承乾嘉学者考信求实、无征不信的考据方法和学风的同时，积极借鉴、吸收了西方的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突破了乾嘉学者以经证史和以史证史的范围，将诸如甲骨、金石、简牍、诗歌、小说、戏曲、佛典等传统经史以外的文献材料，都纳入了史学考据的范围，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创立了“二重证据”的方法、“语言比较”的方法、“诗文证史”的方法，把我国传统的史学考据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从文化继承和学术渊源上讲，王国维与陈寅恪均有着我国传统的经史之学的家学渊源；并都曾留学国外，通晓多种外语，接受过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教育和治学方法的训练。
王国维先生出生于一个儒商家庭，幼年即受家庭熏陶，攻读经史，治举于业。他21岁至上海，结识著名学者罗振王，开始接触新学，并在罗氏资助下赴日本留学。王氏当时即得风气之先，先后学习了英文、日文、德文以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在学术研究上，王国维起初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攻治哲学和文学，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后来，他在罗振玉的影响下改治甲骨、金石、简牍之学，终于在甲骨学与殷周史结合研究上做出了空前的贡献。
众所周知，研究中国古史没有深厚的经学和小学根底是不行的。王国维虽然青少年时期曾接受过传统的经学和小学教育，可是从21岁至34岁这段时间，却将兴趣转向“新学”，钻研的是哲学和文学，因而可以说他的经学水平在当时远非出类拔萃。为什么王国维能在古史考据中做出划时代的贡献？而当时像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超一流的经学大师却做不到呢？这可能与王国维独特的学术经历有关：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使他打下了坚实的经学和小学根底；罗振玉鼓励和启导他攻治甲骨、金石之学，更为他日后在经史考据上取得伟大成就奠定了基础；后来又接受“新学”，使他得以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的训练。因而他能够开阔学术视野，不像正宗的经学家那样拘守“师法”和“家数”，敢于突破前人成说，终于在古史考据上取得石破天惊的成就。
陈寅恪先生出身于晚清一个著名的官僚士大夫家庭。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陈三立曾授吏部主事，以诗词著名当时。陈寅恪先生幼承家学，博览群书；12岁即开始出国留学，先后至日本、美国和西欧诸国，通晓近20种中外古今语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先生曾于本世纪初两度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其时，德国史学界正风行以兰克（Leo poldVon Ranke 1795—1886）为代表的历史语言考据学派。这一学派以“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为号召，主张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主要任务是对史料进行严密的、实事求是的考据。这与集中国传统的历史考据学大成的乾嘉学派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有相通之处。看来，“兰克学派”的史学思想对陈寅恪先生是有影响的。虽然从现存的著作中未发现陈氏谈到过“兰克学派”及其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影响，但陈氏在史学实践中，在在体现出类似于乾嘉学派重视史料考据的汉学精神。他曾这样说过：“史学考据，即实事求是之法。”〔1〕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陈氏接受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我国传统汉学精神与德国“兰克学派”双重影响的结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陈寅恪先生在批判地继承求实考据的汉学精神的同时，并不排斥“宋学”精神。相反，他对宋儒的史学成就是非常推崇的。他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2〕并认为清代史学的不足之处是以经学的方法治史，“ 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所以“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3〕可见陈寅恪先生在史学思想上不仅接受了乾嘉学派汉学传统的影响，而且还非常服膺注重义理的宋学精神，因而在史学实践中，能够熔汉学与宋学于一炉，既能从汉学的宗旨出发“解释文句”，注重史事考据，又能发扬宋学精神，重视发掘史料中含蕴的内部规律。这可能与他在欧美诸国生活、学习时间较长，受到更多的西方近代科学的浸染有关。
二
陈寅恪先生曾经这样评论过王国维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治学方法：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
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4〕
这段话从学术内容和方法论上将王国维的学术贡献全面而准确地概括为三点。其中第三点主要是指王氏早年所进行的文学和哲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而言。这一点超出了本文探讨的范围，姑不具论。而其中第一点、第二点均是指王氏的史学考据而言。
所谓“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是指王国维创造性地把甲骨、钟鼎和封泥、简牍等用于殷周和汉晋史研究。王国维在《古史新证》〔5〕一书中曾将自己的这种考史方法称为“二重证据法”，他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学混而不分。……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正是运用这种考据方法，他成功地撰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和《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考》等一系列具有重大价值的殷周史论著，奠定了他在新史学中的“开山”地位。在这些论著中，他凭借其深厚的经学、小学根底，结合对甲骨文、金文的考释，不但论证了《史记》、《世本》所载殷代世系是基本可信的，而且正其所误，补其未备，基本上理清了殷周时期诸如宗法制度、祭祀制度、继位制度和都邑迁徙等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郭沫若对此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抉发了3000年所久被埋没的秘密。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6〕
王国维还运用这种“二重证据法”考察、探讨了匈奴的族源。他在《鬼方昆夷狁考》这篇重要的学术文章中，广泛征引先秦两汉文献和钟鼎彝器铭文，通过对先秦古部族活动地域的考据，从文字学与音韵学的角度，论证了商周之际的鬼方、昆（混）夷、薰育、荤粥和宗周之季的狁实即战国以降之胡与匈奴，指出它们是同一族名的异译，是“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这一论断发前人所未发，当为对匈奴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此外，王国维还充分运用本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现的汉晋木简和敦煌遗书遗文，进行史事考据：利用汉晋木简考释了当时文书的程式、官吏的俸给以及烽燧制度、西北地理等许多问题〔7〕； 利用敦煌遗书遗文考证中古时期于阗、高昌、回鹘等地方政权之史事，并据以考校了许多古籍版本〔8〕。 这些都是王氏“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而做出的创获。
所谓“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是指王国维广泛而充分地利用中国境内外各族有关文献资料进行辽金元史的研究。王氏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是撰写出《鞑靼考》、《萌古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蒙文元朝秘史跋》、《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有关蒙元历史的重要论著。这些文章广征博引，不仅充分参考了有关蒙元史的汉文正史和野史，而且广泛利用了《蒙古秘史》、《马可波罗行记》和拉施特《史集》等诸多“异族”之故书，把成吉思汗建国前五六百年间蒙古诸部在历史上的活动情况钩稽出来，对蒙元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
综观王国维的史学实践，可见他的所有史学研究工作几乎全是从大量的基础工作开始。每进行一项研究，他总是充分搜求、爬梳、推敲、校勘基本史料，然后以求真的精神和客观的态度，通过比较、分析或综合、归纳而推求出坚实的结论。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王国维对传统考据学做出了重大发展。传统考据学的治史准则是“考信于六艺”，即古史的真伪要以儒家经典为标准来判定。而王国维则以开阔的视野，不仅将传统经史以外一些“不雅驯”的文献材料和地下出土材料引入史学考据之中，而且以这些材料来审查、验证传统经史的有关记载。这样便大大地扩大了史学考据的史料范围，从而取得了超越乾嘉诸老的史学成就。
陈寅恪先生与王国维先生同样受到过良好的中国传统式的教育，具有坚实的国学根底，深谙乾嘉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并且受到更多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因而陈寅恪先生与王国维先生虽然在历史研究领域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在治史方法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同以精湛的考据见长。他们在不同的方向上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其史学成就各有千秋，“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考据之学首求史料的齐备。陈寅恪先生最使学界佩服的是他在史料的掌握和运用上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他在史学论著中不仅广征我国传统的史部典籍，而且博引道藏、佛典、神怪小说、笔记、野乘、地志、墓志、书谱、墨迹，甚至中亚各族和欧洲的许多非汉文史料也经常被他信手拈来，作为史学考据的材料。所以胡适评价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9〕罗家伦则从学科和语种上称赞陈氏运用史料的广泛：“陈寅恪虽自谦谓所治乃咸同之间、不古不今之学，其实他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典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和中央亚细亚研究，而其所通，除近世重要文字外，还有希腊、拉丁、梵文、巴理（利）文、波斯文、突厥文、满文、蒙文、藏文等，供他参考运用的总计不下十六七种。他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个人。”〔10〕香港学者许冠三则认为陈寅恪先生“对新史学的贡献，首推史料的扩充”〔11〕，因而将其归诸“史料学派”将陈氏简单划归“史料学派”是否妥当，似乎还可探讨，但由此可见人们注意到了他在扩展我国传统史学研究的史料范围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陈寅恪先生在史学考据中极重视史料的搜集、排比和考索，体现了一种实证主义的史学思想。但他对于史料的考释具有不同于清儒的特别眼光。清代乾嘉学者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于史料的着眼点往往停留在个别字句的考释上，未能在此基础上作出更深一层的挖掘，因而对于个别具体问题往往考订甚精，但缺乏通过史实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史识。而陈寅恪先生则往往能在看似平常的史料中发掘出人们意想不到的史学价值，常常能通过个别字句或史实的考释而揭示出一些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如他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时，提出天师道世家对我国中古政局的影响和关陇集团对唐代政局的影响等著名论断，都是通过搜集、排比、分析、考察大量的有关史料后归纳、提炼出来〔12〕。需要指出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史学考据并不像清儒那样限于以归纳法推求结论，而是常常穿插运用演绎法，从而使其研究工作显得丰富多彩。
陈寅恪先生在史学研究上的一项突出贡献是开创了“诗文证史”的考据方法。这种方法的开创，实际上也是对传统史料范围的扩展。过去，人们对古代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多注重其艺术价值，而较少注意其史料价值。陈寅恪先生则认为这些文学作品中保存有大量的关于时、地、人的历史材料，可补史传记载之不足。于是他便创造性地将许多文学作品中的记述内容与历史记载综合起来进行考据、研究，沟通了文学和史学的畛域，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陈寅恪先生在“诗文证史”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利用唐代元稹、白居易诗歌中的有关资料考证，揭示了当时官吏的俸给问题，验证、补充了《唐会要》、《册府元龟》和《新唐书》等史籍中关于唐代官吏俸给的记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解决了唐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再如他在《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一文中，根据李商隐《无题》诗中的“万里风波一叶舟”之句，推定李德裕归葬日期为大中六年夏季。又如他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以唐人李复言《续玄怪录》中“辛公平上仙”的故事，与《顺宗实录》的有关记载互相比证，理出了顺宗为宦官所弑事件的头绪。其他如《元白诗笺证稿》、《桃花源记旁证》、《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韦庄秦妇吟校笺》、《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等许多有影响的论著，都是陈寅恪先生以诗文证史的丰硕成果。
三
继承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学风，借鉴西方科学的逻辑方法，用严密的考据进行史学研究，是王国维和陈寅恪两先生治史的共同特点。但是，正如世界上万事万物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样，王、陈二先生的史学考据也有其各自的特色。 由于治史范围和知识结构的差异，因而二人在史学考据中所使用的材料自然也有所不同。王国维先生的治史重点在殷周秦汉。又由于他对传统的经学、史学、小学有很深入的研究，因而他的史学考据虽也间用“百家不雅驯之言”，但主要是以经史二部之书与甲骨、金石等地下材料相互释证。陈寅恪先生的主攻方向在“不古不今之学”〔13〕——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他不仅精通史学、文学、哲学、佛学，而且通晓近二十种中外古今文学，因此他所运用的考据材料也就显得异彩纷逞，不仅包括我国境内的以汉文、蒙文、藏文、西夏文等写成的史学、文学、哲学、佛学等各方面的文献材料，而且还包括许多以古梵文及其他外文写成的文献材料。不过，与他的治史方向有关，他的史学考据很少征引经部之书。他自谓：“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不敢治经”、“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14〕这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辞。但由此也可反映出他的运用考据材料方面的特色。
王国维的弟子周传儒认为：“海宁治学的方法，悉本于乾嘉以来汉学家。”〔15〕这种说法虽然有欠全面，但还是基本上概括反映了王国维史学考据方法的特点。王国维确实继承了乾嘉学派尊重客观事实，力戒游谈无根的治学精神，而且能够充分利用清代汉学家的小学成就，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把地下材料和纸上材料相互联系起来，进行严谨的考据。陈寅恪先生一方面也如王国维先生一样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汉学求实精神，另一方面又能注重发扬宋学精神，力求从原始史料中发掘义理内蕴。因而就王、陈二先生的史学论著相比较而言：王氏多归纳，少演绎；而陈氏在归纳之外，也常用演绎。王氏多通过史料考据来论证“史实”；陈氏多通过史料考据来发掘“义理”。王氏论著表现的是“精深”；陈氏论著表现的是“通识”。
王、陈二先生在史学考据的风格上也有很大差异。王氏的考据文章严谨朴实，明显带有乾嘉学派的风格。而陈氏的考据文章则较少朴学的味道，往往使人感觉很有些“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意味，他常能在人们习而不察的史料中发掘出意想不到的意蕴，让读者一新观瞻。
王国维先生的史学考据文章极为严谨周密。为了论证一个问题，他总是将有关材料搜罗殆尽，然后通过排比、归纳、类推等方法，辗转互证，往往能在分析、比较或联系、综合中发现重要问题，发表独到见解。比如他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对“王亥”的考释就很有代表性。王国维发现甲骨卜辞中常见“王亥”一名，而且殷人对其祀典之隆与其他先公先王同。但稽之《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人世系之中无“王亥”之名，唯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司马贞《索隐》曰：“振，《系本》作‘核’。”而《汉书·古今人表》作“垓”。于是他便判断“亥”、“核”、“垓”是同一人名的不同写法（通假），而“《史记》之‘振’，当为‘核’，或为‘垓’字之讹也。”然后他又从《山海经》、《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和《世本》等古籍中找出有关材料，证成其说。《山海经·大荒东经》有“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的记载，王国维便将其与《吕氏春秋·勿躬篇》的“王冰作服牛”、《世本·作篇》的“胲作服牛”联系起来，指出“冰”字篆文作“仌”，与“亥”字形似；而“仆”、“服”古音相同，“仆牛”亦即“服牛”，从而证明“王亥”确有其人，且为殷人先祖。
陈寅恪先生对乾嘉学派的继承主要体现在坚持客观求实的汉学精神，重视史料的完备和考据的严谨。不过，他认为考据只是治史的手段，而不是治史的目的；并认为史学研究应该通过对历史现象的考据而“推测其渊源之所从出及其成立之所以然”〔16〕，亦即应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具体考据方法上，陈寅恪先生不像乾嘉学者那样主要依靠章句的训诂和版本的校勘来进行史学考据，而是在精细的史事考释中重点着眼于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史事考据中往往把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材料信手拈来，通过精到的分析，发幽探微，寻绎出其间微妙的内在联系，常在常人不经意处推论出既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见解和结论。例如他的《读〈莺莺传〉》，就是一篇很能代表其考据风格的文章。唐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写崔莺莺与张生由互相爱慕而私自结合，后为张生抛弃的故事。该传奇小说实为元人王实甫《西厢记》的蓝本，历来被视为言情小说的佳作。虽然以前的研究者也有人看出《莺莺传》中有元稹的影子，但陈寅恪先生独具慧眼，通过对元稹有关诗文的考据，将元稹的身世及当时的社会风尚与该传奇作品所叙情节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他不仅肯定《莺莺传》确认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而且进一步指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经陈先生的分析和考释，就将小说中的张生这一艺术形象与唐中叶以后的社会门第观念和道德观念联系起来，使《莺莺传》这一文学作品成为研究唐代社会史的“良史料”。此外，陈先生还在这篇文章中较早注意到了唐代科举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将元稹创作《莺莺传》的动机与唐代科举的“行卷”风尚联系起来，认为《莺莺传》这一文备众体，兼具史才、诗笔、议论的文学作品当即是元稹的“行卷”之作。这些见解都是非常新颖且极富启迪意义的。
耐人寻味的是王国维与陈寅恪二先生都曾对《秦妇吟》这首著名的长诗进行过考据性的研究，从中可以较明显地看出他们考据风格的差异。《秦妇吟》是唐末著名诗人韦庄所作的一首名噪一时的长篇叙事诗。该诗通过一个少妇的自叙，描写了黄巢农民军攻入长安后，她由长安逃往洛阳所经历的战乱惨状。这首当初传诵一时的名诗，不知何故，未被收入韦庄的《浣花集》，后世一直湮没无闻，清人所编《全唐诗》也未录此诗。本世纪初，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许多六朝人及隋唐人的手写卷子。王国维在日本狩野直喜博士录自英伦博物馆所藏的敦煌写本中发现一种前后残缺、无篇题及撰人姓名的长诗卷子。他便以其渊博的学识，从五代人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中，发现有这样一段记载：“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诫，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而这首长诗敦煌残卷中，恰也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两句诗。于是王国维便据此断定该诗即是韦庄的《秦妇吟》，并写成《韦庄秦妇吟跋》一文，对该诗进行了考释。他能够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找出《北梦琐言》的一小段记载，考定此诗的作者和篇名，显示出其学识广博之一斑。
陈寅恪先生后来也对此诗卷进行了精审的研究，写成《韦庄秦妇吟校笺》。陈先生在此文中，一方面对此诗进行了严密、精当的诗句校勘和文字训释，纠正了以往一些研究者的误解；另一方面对诗中所记“秦妇”东逃路线及沿途军事形势进行了考据和推证，并对此诗失传千余年的原因作出了出人意表、发人深省的推证和解释。孙光宪《北梦琐言》认为：由于《秦妇吟》一诗中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二句，触犯当时公卿，所以韦庄晚年讳言此诗。陈寅恪先生以其敏锐的历史眼光，指出孙光宪的说法不足为训，其理由是：中和二年，唐僖宗责备高骈的诏书中还引用过高骈奏表中“园陵开毁，宗庙焚烧”之语，说明“当时朝廷诏书尚不以此为讳，更何有于民间乐府所言之锦绣成灰，公卿暴骨乎？”因而他认为韦庄晚年讳言此诗，当别有原因，应从当时的政治形势中寻找答案。他通过考察两《唐书》和《通鉴》的有关记载，发现当时在长安、洛阳一线与黄巢军对垒的官军主力，是杨复光与王重荣统帅的军队，而“杨军之八都大将中，前蜀创业垂统之君，端己（韦庄）北面亲事之主（王建）即是其一。其余若晋晖、李师泰之徒，皆前日杨军八都之旧将，后来王蜀开国之元勋也。……端己之诗，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以生平之杰构、古今之至文，而竟垂诫子孙、禁其传布者，其故倘在斯欤？倘在斯欤？”这里，陈寅恪先生虽然只是推论出一种假说性的结论，但这一假说性的结论似乎比《北梦琐言》的说法合理得多、深刻得多。由此可以领略陈氏卓越的史识和一定的宋学精神。他的史学考据甚至颇有点禅悟的意味。禅宗的妙悟原是要打破各种有限认知的界限，使思想摆脱拘滞之境，既洞察入微，又思通万里、自由无碍。陈寅恪先生史学考据的特色正是这样通脱而不空疏、细致而能博大，往往能在睿智的考据和研究中使人们体会到深沉的历史感和深邃的哲理性。
注释：
〔1〕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3页。
〔2〕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 第240页。
〔3〕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 第238—239页。
〔4〕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王国维遗书》卷首《序》一。
〔5〕此书系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编写的讲义，1935年1月北京来薰阁曾影印行世。
〔6〕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7〕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七《流沙坠简序》、 《流沙坠简后序》、《敦煌所出汉简跋》、《罗布淖尔东北古城所出晋简跋》、《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晋简跋》等，中华书局1959年版。
〔8〕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高昌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跋》、《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跋》；卷二十一《唐写本残职官书跋》、《唐写本韦庄秦妇吟跋》、《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宋刊本尔雅疏跋》等。
〔9〕《胡适日记》1937年2月22日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
〔10〕俞大维《谈陈寅恪》，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11〕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页。
〔12〕参见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0页；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
〔14〕陈寅恪《刘叔雅庄子补正序》、《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29页、232页、 239页。
〔15〕周传儒《史学大师王国维》，《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
〔16〕陈寅恪《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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