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质量:理论解释、基本命题与伦理原则_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增长质量:理论解释、基本命题与伦理原则_经济增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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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2-0063-08

2011年夏季,“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召开,关注增长质量,谋求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成为千余位参会的经济学家、企业界人士热议的话题。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的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动力和形成机制,这是一种数量型的增长理论;而经济增长质量关注经济增长的后果和前景。经济增长包括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两方面内容。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为人类谋福利的一种手段,只有经济增长质量才是发展的根本。在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学者们主要以经济增长数量为研究对象,通过不断采用标准化、主流化的研究方法,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而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则比较缺乏,不仅缺少理论框架,而且也缺少相应的实证支撑,这也正是西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巴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等正在积极探索的一个难题。因此,研究经济增长质量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次发展和完善,是在新的视角上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扩展。

一、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阐释

从国内外有关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文献来看,西方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了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提出了要在数量基础上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还缺乏理论基础研究。总体来看,国内外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建立起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理论框架、分析范式,也没有提出相应的理论范畴、基本命题、前提假设和分析的伦理原则。

(一)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

依据国际国内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界定,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创新能力提高,从而使经济增长能够长期得以提高的结果。数量型增长反映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质量型增长反映的是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

1.经济增长质量是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数量,不可能论及经济增长质量,只有当经济的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才需要考虑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发动经济增长的初期,一般都追求数量和速度,随着工业化的全面推进,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必然要出现大量的矛盾。现实中,已经和正在凸显的增长与效益的矛盾、增长与环境生态的矛盾、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矛盾、经济增长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归结起来就是传统的数量型增长模式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就需要更多地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

2.经济增长质量是一个复合概念。经济增长质量包含诸多内容,包括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生态环境代价低、创新能力提高等诸多方面。从经济增长的效率来看,单位投入获得的产出越多,要素生产效率越高,经济增长质量越高;从结构优化来看,如果产业结构合理,则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的,它会带来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来看,剧烈的经济波动意味着产出的巨大损失,增长率过高往往导致通货膨胀,增长率过低又会造成通货紧缩,这样会破坏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础,影响未来经济的发展;从福利分配来看,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应使更多的人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如果经济增长率很高,而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较低,长期的贫富两极分化,失业率有增无减,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低质量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从生态环境代价来看,只有在自然资源被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从创新能力来看,技术创新既是企业竞争力的源泉,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

3.经济增长质量关注经济增长的结果和前景。经济增长质量内涵中所包含的诸多方面,都涉及经济增长的结果和前景。经济增长质量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即一种经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由于经济增长是数量型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一定一致,可能会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联合国《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的主题就是讨论增长与人类发展的联系,其中指出了五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无工作的增长、无声的增长、无情的增长、无根的增长、无未来的增长。当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一致,出现上述五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时,这种经济增长就是没有质量的。二是经济增长的前景问题。经济增长质量关注经济增长能否达到潜在最大水平,这种经济增长能否得到长期持续的发展。

4.经济增长质量研究是一种规范分析。规范分析方法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作为出发点和基础,提出行为标准,并以此作为处理经济问题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探讨如何才能符合这些标准的分析方法。经济增长质量研究主要分析一种经济增长的优劣判断,它从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生态环境代价、创新能力提高等诸多方面提出衡量经济增长优劣的价值判断,为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结果的评价以及经济增长政策的制定提供价值判断。

(二)经济增长质量的特征

1.经济增长质量要求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合理性。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等量的投入带来的产出越多,经济增长的质量就越高;反之亦然。在经济增长的低级阶段,由于产品加工深度低,技术含量低,能源、原材料消耗高,致使等量或同样的原料、资源投入所创造的价值少,这种经济增长的质量就比较低,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往往会加大社会资源的供给紧张,为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障碍。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就必须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提高投入产出比例,“提高资源的组合质量和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投入,提高产出”①。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以最小的成本消耗或最小的代价来谋求经济增长。

2.经济增长质量要求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追求质量型的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首先,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来看,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少对资源的浪费性使用。从资源的开发利用到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按照经济规律进行投入与产出管理。其次,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客观上就要求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既要重视经济再生产的支配作用和劳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调节和干预作用,又不能错误地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属于他们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的交换。”②最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还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改变把自然界片面地看作是征服对象的错误认识,把产业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技术系统与环境系统相对接,保持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调性。

3.经济增长质量要求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从经济增长的结果来看,无论是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还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人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而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则要包括两个方面:从数量方面来看,通过经济增长要解决物品的短缺,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从质量方面而言,通过经济增长要提高人的生活的舒适程度与便利程度,为人们提供无公害、有益健康的绿色食品,提供清新的空气、清洁的生活环境。

4.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要求坚持公平原则。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需要耗费各种要素和资源,而资源具有稀缺性,一部分人使用会排斥另一部分人使用,因而,在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中要坚持公平原则。这一公平原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代际之间的公平。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但是这些资源是稀缺性的,因而,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要坚持代际公平原则,使当代人在使用资源时,要考虑未来的经济增长,不能因为当代人的使用而损害后代经济增长的条件,要给后代留有公平利用自然资源的条件。二是有限资源的公平分配。使有限的资源在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未来人之间保持公平分配,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公平的条件。

二、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命题

(一)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基本假设

经济增长质量分析是从后果、前景视角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的事后规范评价,因此,经济增长质量分析是建立在以下假设条件基础上的:

1.先有数量型增长,而后有质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是有阶段性的,在不同阶段追求的目标不同。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由于资源稀缺性不明显,经济增长主要通过要素投入的扩张,关注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随着经济在数量上的扩张,资源稀缺性日益凸显,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逐步进入到了追求经济发展质量的阶段。

2.经济增长质量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经济增长有长期和短期之分,短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需求要素,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数量;而长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要素和制度要素,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

3.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具有不一致性。高速度的数量增长不一定有质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经济增长的数量高,而且成本低,经济增长的质量就高。如果经济增长的数量高,而且成本比较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就比较低,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具有不一致性。

4.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统一需要通过人为的努力来实现。经济增长质量需要完善制度安排,规范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改善福利分配,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降低经济增长中的生态环境代价,提高国民经济素质和竞争力,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二)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基本命题

经济增长数量考察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经济增长质量需要考察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经济增长质量是一种新的分析范式,笔者从经济增长质量的含义与特征出发,依据上述四个假设,提出以下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基本命题。

命题1:较高的生产率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保证

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它揭示了各种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有效性。产出的差异取决于生产率的差异。因此,生产率是决定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1)生产率的长期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生产率的改进,同等数量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可以得到更多的产出。技术进步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提高生产率。在不存在技术进步时,经济增长受到收益递减的限制;而引入技术进步,将出现收益递增,从而提高生产率。(2)生产率来源于经济制度的效率,而效率来自经济体的组织结构。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向人们提供一个与日常生活相互作用的稳定结构,提供激励与约束,来减少因人的行为及环境复杂性引起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制度结构的效率则主要取决于制度配置状况,制度配置存在制度耦合。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

命题2:稳定性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中资源有效配置和有效利用的结合

经济增长的稳定和持续性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实现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1)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反向关系,这意味着期限结构较长的积极政策干预将对市场的有效运行产生一定程度的妨碍,因此,频繁和剧烈的经济波动性将对经济增长水平带来负面影响。(2)经济波动会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经济波动性以及经济中其他形式的不确定性也对经济增长率水平具有负的增长效应,并且当经济波动性超出一定的界限以后,经济波动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率降低的风险将急剧增加,波动性与增长率之间的反向影响在传导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和非对称性。

命题3:降低资源环境和生态成本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净收益

经济增长不仅是新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要素供给增加的过程,还是资源、生态环境不断消耗的过程。从历史上看,虽然经济发展过程是人类不断征服自然的过程,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的范围和总量在不断增加,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是对自然依赖的减少,通过分工、知识增进和迂回生产实现内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和生态成本的值越大,则反映经济增长的净效益越低,经济增长质量就越差。因此,降低资源环境和生态成本,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净收益,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1)经济增长质量就是实现经济增长成本的最小化。经济增长是有成本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就是要治理环境污染,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合理地利用资源,控制人口的过分膨胀,从而使经济发展对环境损害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成本达到最小状态。经济增长成本的最小化的实质是“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折现率的合理化”③,在这种折现率的基础上,使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分配使用在代际之间维持均等状态。(2)经济增长成本最小就要使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利用的折现率达到一个合理的度,实现经济增长净收益最大化,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要达到增长成本最小,就要使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利用的折现率达到一个合理的度,而这个度的确定可依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微观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来确定。经济增长成本最小化的理论实质是资源配置的均衡。而实现经济增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必要条件是制度安排,通过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实现经济发展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

命题4:经济结构的转化可以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每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道路各有不同,对于经济结构基本稳定的发达工业化国家而言,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增加要素供给,提高技术和人力资本,但对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结构的转化。结构转化可以有效提高生产率,结构转化的背后是资源流动、要素重新配置。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没有要素供给增加和技术进步,也会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同时会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质量。(1)结构转化能使资源得到更有效合理的配置,从而提高增长质量。从社会供求角度分析,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需求结构就会发生变动,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会使社会供给结构不再与其吻合。此时,就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及时调整,稀缺资源在社会生产各部门、各行业重新进行更有效的配置,提高单位资源的产出效益,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从资源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看,在社会生产中,各个产业部门之间资源的供给条件不同,造成各部门生产增长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和所需资源种类也不一样。在这种状态下,如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建立新的产业部门替代生产资源短缺的部门或提高这些部门的资源利用效率,扩大资源供给较为丰裕的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经济增长质量。(2)结构变动能使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结构性增长的本质是要把要素投入型增长转变为要素效率型增长。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有促进作用,在生产要素总量一定的情况下,结构性增长将低效率的生产要素转移到高效率产业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只要产业结构的变化能够适应需求的变化,能够更有效地对技术加以利用,劳动和资本能够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促进了要素在各部门的合理配置和最优使用,那么,通过结构的变动就会加速经济增长,并提高经济增长质量。(3)结构转换会使国民收入在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的跃迁中获得增长。从投资型增长转变为技术型增长,正是由要素投入的增长转向要素效率的增长的过程。仅仅依靠投入量的增加,经济增长是有极限的,只有靠技术进步,优化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才不受资源的限制。追求利润和市场竞争是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并形成结构性增长的动能,这种势能和动能长期存在。只要将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转向高效率产业,即使生产要素数量不增加,国民收入也会在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的越迁中获得增长,其效果类似技术创新。(4)技术创新和结构效率相关。结构效率的基础是国内产业之间、国内与国外产业之间存在效率差异,而不是难度相当大的技术创新。这对于缺少技术创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要创造一个自由灵活的经济制度,将低效率产业的生产要素转移到高效率产业,就可以带来结构性增长。但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是有帮助的,它可以为结构性增长创造更具效率的产业和增长空间,也有助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的转移。(5)结构性增长的本质是集约的要素效率增长。结构性增长是多源性的,可能有许多低效率产业同时向高效率产业转移,并且是经常性的。每个或每次产业转移都会获得结构效率,带来结构性增长,因此,更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当然,自由灵活的经济制度是结构性增长的基本前提,如果僵化的经济制度限制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结构效率就难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制度是结构性增长的重要约束条件。

命题5:福利分配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增加社会的福利水平和幸福程度,福利分配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形成长期激励,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1)福利分配状况决定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福利分配状况决定了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后成为熟练劳动力的数量和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当经济中收入分配不平等时,低收入群体会选择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非熟练劳动力在规模报酬递减的传统农业部门从事劳动;而如果收入分配相对比较平等时,这部分群体的劳动力就可以通过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由于传统农业部门规模报酬是递减的,而现代部门规模报酬是不变的,这种转移能促进整个经济总产出的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时,从长期来看,整个经济就会分化为两个阶层,高收入阶层将一代一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低收入阶层只能一代一代作为非熟练劳动力从事生产活动;由于在长时期内非熟练劳动力将不再能向熟练劳动力转变,人力资本积累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到总产出。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影响了长期的经济增长。(2)福利分配状况影响社会需求水平,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质量。需求结构取决于收入分配并最终影响工业化。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会通过影响企业产品的市场规模,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当财富过于集中在特别富有人的手中,将导致对进口奢侈品的需求,而抑制国内制造业产品的市场规模,进而损害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样,如果收入分配过度平均化,工业生产存在固定的事先投资成本,也会使得各生产部门因缺乏市场需要而无法工业化。在分配不平等的农业国,富人需求的是国外的高档消费品,而穷人的购买力有限,这样对国内生产的工业品需求不足。而工业化要求充分大的国内市场以使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技术获得盈利性,这样不平等导致国内工业品的市场狭小,从而制约了国内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3)经济增长中福利水平的提高,需要通过政策从收入或经济增长以外去调整。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社会福利的提高,收入或经济增长以外的因素,如心理满足感、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基本人权、失业与通货膨胀等,会显著地影响个人幸福水平,也同时影响到个人对经济政策的反应。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福利的改善。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公共福利当然会得到改善,但是当经济增长的成果未惠及全体人民,社会两极分化、经济增长的成果仅为某些社会阶层独享时,不管增长的速度有多快,它都不可能改善全社会的公共福利状况。经济增长中福利水平的提高,需要通过政策从收入或经济增长以外去调整。

命题6: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必然要求高素质的国民经济

国民经济素质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系统各种内在因素有机结合形成的整体功能特性,它表现为一个国家长期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创造国民财富的基本条件和能力。因而,国民经济素质是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表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必然要求高素质的国民经济:(1)国民经济基础素质的改进有助于降低全社会的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从而促进民间投资和外资的进入,有利于改善经济增长的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2)国民经济的能力素质决定了未来发展的潜力,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素质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水平和环境代价。投融资能力和国际循环能力对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积极的影响。(3)国民经济的协调素质中的调控能力对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至关重要。行政效率的提高将改善经济增长的福利和成果分配,进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水平。

命题7: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关键是“使制度正确”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激励和约束因素,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关键是“使制度正确”。(1)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的关键是“使制度正确”。更一般地说,“使制度正确”就是要节约经济增长中的交易成本,在经济增长中创造秩序和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设计社会制度结构中的关键变量——社会激励结构,形成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激励和治理机制。(2)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激励机制不仅要求提高制度安排的效率,更为重要的是要使制度安排的方向正确,即制度安排使得各类主体更加注重内化的能力建设,以能力建设和素质的提高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3)“把激励搞对”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经济基础因素的差异是导致国家间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那么经济基础因素的变化就会导致收入的变化。如果经济基础因素的改革把经济体中的激励机制从鼓励转移资产转向鼓励生产性活动,就可以起到鼓励投资、积累技能、转变技术和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投资。这些改革措施提高了经济长期的稳定状态,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命题8:道德是推动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精神动力

道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作为经济主体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念、伦理原则、道德人格和道德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价值意义。因而,道德是推动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精神动力。(1)道德力量能促进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正确而合理的生产与消费的行为与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合理的道德观有利于生产与消费的合理安排。(2)道德力量可以提高合作收益,进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道德约束是促进经济主体达成合作的基础,道德力量可以促进经济主体的合作,提高合作收益,降低经济增长中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增长质量。(3)道德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中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道德力量可以调节经济增长中的社会利益关系,促进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三、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伦理原则

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某种经济体的质量状态进行评价,判断其优劣程度;二是提出某种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在数量提高的基础上进行质量的改进。这两个方面都涉及价值判断,由此可见经济增长质量分析是一种规范分析方法。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证竞争的公平与经济的高效率,除了要建立起完备的制度外,还应当重视经济道德的支持,重视经济增长价值判断模式的建立。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导致不同的行为特征、不同的人际关系以及不同的交易成本,从而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价值观和价值判断作为一种文化纬度暗示的不同目标导向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产生影响。因此,经济增长质量分析涉及伦理学假设主要有以下原则:

原则1:经济增长质量内在地包含了经济增长与伦理建设的和谐统一

经济增长依赖于效率,又普遍地服务于人类的美好生活。(1)经济增长必须坚持民生逻辑的导向,既要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又要使经济增长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最高目标。(2)经济增长是手段,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是目的,经济增长应该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3)以合乎规律性与至善目标相统一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考察经济增长质量的各个方面。在经济增长中,一方面要自觉运用经济规律、市场规律、资源配置规律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繁荣,另一方面从至善原则出发,经济增长还要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社会秩序结构、守法程序、精神文化、生活方式,体现出伦理至善的总目标。

原则2:经济增长的结果必须惠及全体劳动者

在经济增长中,不仅要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且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增长的结果要惠及全体劳动者。一方面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福利,另一方面是劳动者的收益与其努力成正相关,从而激励全社会的生产性活动。(1)随着经济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成果越是惠及全体劳动者,社会福利越会得到显著改善。国民收入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中进行分配的,结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居民所得收入比重减小,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政府和企业的所得收入比重提高,那么,人民的生活福利会降低,反之亦然。(2)随着经济增长,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提高,收入分配越公平,人民分享的经济增长成果越多。劳动者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所得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均等、公平。(3)随着经济增长,劳动收益逐步提高,资本收益逐步减少。一国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分配率,分配率越高,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

原则3:经济增长质量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道德原则

经济增长质量强调民生本位,需要在经济增长和福利增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要避免强调经济增长忽视福利增长。也要避免过分强调增长的核心地位,而忽视民众的福利改善。(1)随着经济增长,绝对贫困逐步得到解决。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应该降低贫困发生率,使绝对贫困逐步得到解决,但经济的高增长本身并不能够自动减少贫困。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政策,是要改善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确保贫困人口普遍受益——穷人受益于经济增长,与其他社会阶层一道分享繁荣。(2)随着经济增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逐步加强。基本公共服务除了与人类发展具有直接关联外,还有许多间接途径促进人类发展。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将在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中发挥核心作用。一方面,健康和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替代物质资源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源投入的依赖;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同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将改善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合理配置劳动资源。

原则4:经济增长使人的发展条件得到改善

“总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立法者和慈善家就无需再那么关心绝对产量的增加与否,此时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分享总产量的人数相对来说应该有所增加。”“如果人民大众从人口或任何其他东西的增长中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被更多的人分享,就违背了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道德原则,因而这种增长是毫无意义的,同时也是反伦理的。④(1)经济增长本身不是人的最终目的,它只是人类到达理想境界,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的一个手段,人的发展依赖于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始终是经济增长的主体。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始终处于经济活动的主体地位。人不仅是经济增长的起点,也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归宿。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类自身利益。(3)经济增长水平越高,福利供给越丰富,从工作、生活获得的满足越多,人们的身心就越能够获得健康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只有以人的发展为尺度,其价值才能最真切、最全面地反映出来。

原则5: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

在经济增长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必须加以协调,两者不可畸轻畸重,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1)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的部分内容,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没有社会发展目标的经济发展,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发展既不可能全面,也不可能协调,更不可能持续。(2)社会发展要与经济发展同步,要把社会发展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社会结构要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而改变,公民也随着经济发展而获得相应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教育水平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社会与经济共同发展。如果社会发展滞后,经济也难以实现持续较快发展。

原则6: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终极关怀是人文关怀

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终极关怀是物质财富的增长,人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终极关怀是人文关怀,人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的。(1)经济增长的最高尺度就是人的幸福最大化。经济增长应该有其自身的人文关怀和人文向度。经济增长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幸福最大化应当是经济增长的最高目标的价值判断。⑤经济增长的最高尺度就是人的幸福最大化。经济增长能否增长人们的快乐与幸福,要看经济增长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取得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生态财富得以增加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质量就会得到较大提高,人们的快乐和幸福就会得以增长。要想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人们的快乐和幸福,就必须关注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由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更加注重建立并维持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2)经济增长要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人文关怀就是经济增长要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人文关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经济增长的人文关怀着眼于人性,注重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尤其是人的心灵、精神和情感。经济增长的人文精神倡导把情感看作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社会要关注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在需求。

注释:

①王积业:《关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思考》,载《宏观经济研究》,2000(3)。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沈满洪:《论环境经济手段》,载《经济研究》,1997(10)。

④[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20页,赵荣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⑤任保平:《以质量看待增长:新中国经济增长的评价与反思》,第98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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