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能力过剩与1973年以来的美国经济史(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生产能力论文,经济史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繁荣的终结
去规制后的美国金融部门驱动了一场错误导向的大规模的错误资本配置：把资本投进用高科技从事的资产所有权凭证的投机买卖中；在已经过剩的制造行业，再增添新的工厂、设备和软件；还把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蔓延到新经济的中心地带，尤其是计算机及芯片行业、电讯及其零部件行业等。新的厂房、设备和软件的急剧增加，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的幅度；但是，这远远不能抵消源于全球范围内的尤其是在制造业部门中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所导致的产品价格增长幅度的锐减所带来的损失，更别提滚滚而来的国外购买美国资产的需求所推动的美元汇率的节节上升，对生产成本造成的上涨压力了。一方面，是持续增加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另一方面则是无情地施加给利润率的向下压力。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的是，当经济扩张持续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长度时，实际工资的增长终于也开始加速了，并成为促使利润率下降的另一股力量，尤其在制造业之外的其他部门更是如此。在1997—2000年间，即使是在繁荣达到巅峰的时候，非金融公司部门的利润率在总体上仍下降了15％，从而为2000年股市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2001年经济衰退打开了道路。
从2000年7月起，一系列糟糕透顶的公司收益报告使经济突然陷入了周期性的急速下滑的低迷状态。由于已经开设和购买的新厂房、设备以及软件过多，大大超出了公司运行所能够赢利的程度，公司放弃了再增加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念头，被迫降低产品价格或者让生产能力闲置。不管选择哪条路，这些措施都会进一步削减利润率。不仅利润，就连取得贷款也比以前更难，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这就必然导致就业和新设备、工厂投资的削减，总需求也随之减少，最终引爆自我延续的螺旋式下降，把经济突然推入周期性的急剧衰退中。
制造业部门是美国经济这次衰退最主要的场所和根源所在，2001年它的利润率下降到了最低点。电讯器材、微处理器、计算机等高科技部门是生产过剩问题的中心所在，但是传统的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和纺织业也遭受重创，工业中与它们有着紧密产业链联系的其他非制造业的部门，尤其是电信和商业服务，也是如此。2001年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下降了21.3％，比它在1997年利润率达到顶峰时的水平下降了1/3还要多；与此同时，制造业中生产耐用品部门的利润率下降了30％，耐用品生产部门是制造业中高科技最密集的行业，也是主要工业部门中面临最激烈国际竞争的行业，如果和1997年相比，耐用品生产部门利润率的下降幅度竟达到了46％。在1997-2001年间，由于公司债务飞速上升，制造业部门的净利息与其净利润的比例从19％上升到了战后创记录的40.5％。作为部分的结果，2001年制造业部门不包括利息的净利润额与1997年相比，下降了44.4％。尽管到1995年，制造业部门相应地总共只占公司GDP和非金融部门GDP的29.3％和32.7％，但是，制造业部门的利润(支付利息以前的利润)却分别占到公司利润和非金融部门利润的42.5％和50％。正因为如此，制造业部门深陷危机之中就意味着整个经济都面临着危机。
仅2001年，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就下降了5.5％，甚至直到2003年，制造业部门的实际GDP仍然没有恢复到2000年的水平。同时，企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从1995-2000年间的81.5％降到了2002-2003年的73.6％，除1982年和1975年外，比战后的任何时期都要低。投资领域显现了类似的情形，由于制造业部门的实际资本存量在2000年到2003年间的年增长率为零，从而使得非农部门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及90年代后半期的一半。最重要的是所谓的“减员增效”，即制造商们大幅削减就业工作岗位。从2000年7月到2004年7月，他们就削减了298万个工作岗位。从1997年(近年顶峰时期)到2004年间，制造业部门的就业至少下降了1/5。结果是由失业工人增加导致的在业工人工资的下降。最后，在2000-2002年间，制造业部门的出口下降了12％，2003年的出口仍然比2000年低约10个百分点，致使这些年美国商品和服务业的出口下降了一倍多。总之，鉴于制造业部门对于消费、投资、净出口以及最终对总需求的强有力的约束效应，制造业部门的危机，是导致始于2000年下半年并一直延续到2003年(如果不是更长的话)经济衰退的最根本和最强劲的因素。
房屋住宅价格上升推动经济好转
从2000年中到2001年中这段时间，美国经济GDP年增长率从5％降到了-1％，投资年增长率从9％降到了-5％，是自1945年以来任何12个月内下降幅度最快的年份。经济因此进入了恐慌。为了阻止急剧下坠，从2001年1月开始，美联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降低了借款成本，在一年内先后11次降低短期利率，从6.5％降到了1.75％，并且在2002年11月和2003年6月又总共降了0.75％。然而，美联储很快发现，以调低利息率的方式去复苏经济，对于因信用紧缩产生的消费下降导致的经济衰退，就像战后发生的所有周期性经济衰退那样，效果要好得多，但是，企图用此方式去重新启动一个因工业生产能力过剩引起的投资和就业下降导致的经济衰退，则要困难得多。对于非金融部门来说，即使利率下降再快，现存厂房、设备和软件供给的大量过剩使非金融公司几乎失去了加速资本积累的刺激，更别说通过增加借款来这样做了，不管利率降得有多么低。美联储用低利率刺激经济的希望是纸上谈兵。非金融部门的公司曾经也靠大规模借款的帮助造就了经济的繁荣，但现在却不行了，非金融公司的借款占GDP的比重已经急剧下降，从1996-2000年的不到4％，下降到2000-2004年间的1％多一点。不仅如此，即使在2004年，非房屋住宅的实际投资还没有恢复到2000年的水平。
由于公司沉重的债务负担，并在前不久已经购买了厂房、设备和软件，美联储的低利率无法刺激它们增加贷款和投资，不得不把驱动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家庭及其消费上。然而，面对失业增加和实际工资增长缓慢的事实，要把这一设想变为现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2000-2004年间，职工总实际报酬，包括政府雇员在内，仅以年均0.6％的速度在增长(2004年达到了3％)，很明显，这还不足以刺激经济的复苏，尤其考虑到在这期间非住宅的投资和净出口对于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小于零的事实，就更是如此。于是，美联储又不得不回到它曾在20世纪90年代所采取的战略，也就是用放大财富效应刺激消费的方法带动经济复苏。然而，由于股市在2000-2001年崩盘，此时再依赖股价上扬带来的财富效应已不可能。于是，美联储转而求助于降低房地产抵押贷款利率刺激住宅价格的上涨，用这种方式推动家庭借款的逐步增加，降低家庭储蓄，以托起个人消费。长期借款成本的显著下降和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联储的这一系列举措。2000年6月到2003年6月，30年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从8.29％下降到了5.23％，降幅达37％。同时，在2000-2004年间，如果用不变价格计算(经由消费物价指数调整后的价格)，房屋住宅价格以6.3％的年均增长速度惊人上涨，而在1990-1994年间其年均增长速度是-0.6％，在经济繁荣的1995-2000年，其年均增长速度也只有2.7％。总起来看，借款成本的降低和房价的上涨是这次周期性经济好转的基石。
同时，布什政府仿效里根政府的做法，迫使国会大幅削减税收并急剧扩大军事开支，刺激经济好转。但是，这些举措的实际收效不大。由于减税的绝大部分来自对股息课税的降低，只有富人才能从中获得好处。减税更多的效果是，增加了储蓄和对金融资产的购买，而不是促进消费即总需求的增长。而且，因减税造成的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缩小，使各州政府进一步减少了收入，迫使它们减少州政府的财政支出，以至在某种情况下还必须提高州税，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虽然不是全部，抵消了通过降低联邦税刺激经济的效果。军费攀升到了占联邦政府2000-2004年间财政支出增加额四分之三还要多的高度。由于军事支出更多的是出于特殊政治目的而不是旨在刺激经济，也就是说，它的目标是增强军事实力和把其他人的收入再分配给富人，因此，它们被证明在推动美国经济复苏方面只有很低限度的作用。事实是，军事开支只占到了这四年期间GDP总增长的1％。从经济衰退的角度考虑，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措施没有错，而且布什政府增加开支和减少税收的措施确实带来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从2000年联邦政府的预算盈余占GDP的3％，到2004年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占GDP的-3.2％。
正是借助于房价破记录的上升和贷款成本的相应下降，美国家庭才能扩大家庭支出，得以扮演他们在经济复苏中被赋予的角色。家庭利用它们拥有的房地产财富，从房屋财产超过其负债的剩余额的回收中获得大量货币，加速了私人消费支出的增长。美国家庭借款在个人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2000年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2004年达到了惊人的11.8％，是2000年的两倍还多，甚至比创记录的1985年还几乎高出20％。正是在此基础上，个人的实际消费支出以年均3.25％的速度增长，如果计算GDP增长的条件，那么，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对这四年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100％。
受益于前所未有的对家庭住宅需求的上升，从90年代中期开始，建筑业进入了一个长达十年之久的繁荣发展阶段，它的利润率打破了本行业在此以前的所有记录。与此同时，受历史上少见的消费支出狂升的直接影响，零售业也迎来了令人羡慕的好局面，特别是受益于美元升值，它们从中国的进口大幅增加，致使零售业利润进一步膨胀。旅馆及餐饮业的情况也不例外。最后，日益公司化的健康医疗服务部门也似乎显现出持久增长的势头，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它的利润率就增加了五倍。当制造业总体陷于低迷状态的时候，正是上面所说的这些产业和行业，再加上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兴隆在这次经济复苏的全程中构成了推动实物经济就业和产出增长的主要原因。
金融部门的兴起，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历程中，改变了美国经济的图景。令人惊讶的是，股市泡沫的破灭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并没有对金融部门产生抑制作用。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取代了过热的证券市场，成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此外，对经济复苏的推动，则由美联储确保下的短期借款成本的降低来承担。由于在那些与抵押活动有关的商业领域、以及债券交易和包销业务中利润的堆积，即便在公司减少借贷的情况下，银行和证券公司也能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美联储不会在相当时期内提高利率的明确承诺，使得金融机构轻易地利用短期借款成本低和长期贷款昂贵之间的融资价格差，在相对小的风险下赚取创纪录的利润。据摩根斯坦利的报告，在2000-2003年间，金融部门的利润总计占到了所有公司利润的50％左右，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一时期所有公司实现的利润增长额中竟有80％来自金融部门。
自我束缚的轨道
从2001年11月开始呈现的周期性经济复苏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房地产价格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取代了股价泡沫的财富效应，正是前者的能力推动了自股市1999-2000年下跌以来美国商品需求的增长。问题的关键在于，近十年来，美国经济一直沿着同样的轨迹在行走，即由资产价格、财富而并非由收入驱动着经济增长。股票持有者利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股市兴隆中积累的财富，提高了他们对昂贵住宅的购买需求，并很快超出了住宅的供给，从而引爆了房地产价格的飞速上涨。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家庭房主们越来越甘愿花更多的钱购买房地产，因为在他们看来，就像当年他们在股市遇到的情况一样，房地产价格会像股市那样持续上升。当2000年股市崩盘及繁荣终于结束时，不仅是美联储破纪录降低利率的政策措施，而且是大量资金从证券市场向房地产市场的转移，致使这样的赌博得以继续进行。正如人们在股市上扬过程中已经看到的，房地产市场泡沫自我增值的形成，走的也是同样的路径，而且越来越如此：家庭账面财富的增值和宽松的信贷环境便利了家庭贷款额的增加，造成对房地产更旺盛的需求以及房地产价格的不断飙升；于是，以增值的房地产账面财富做抵押担保，进一步增加贷款，再次推动房地产需求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周而复始，如此等等。
在1995—1999年间，当美国家庭拥有的股票价值从5.3万亿美元飙升到12.05万亿美元的时候，家庭拥有的房地产价值虽然也飞速增加了，但其增幅却显得温和了些，从8万亿美元增加到了12.5万亿美元。但是，1999-2002年间，美国家庭所拥有的股票价值降到了7.3万亿美元，而他们的房地产价值却持续上升到13.7万亿美元，但后者的增值还不够弥补股市下跌的损失。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家庭拥有的房地产财富呈爆炸式上升，增幅超过30％，在2004年达到了18.6万亿美元，使家庭拥有的11万亿美元的股票财富在它面前相形见绌。在2000-2004年的四年间，家庭房地产价值的增幅超过了50％。
美国家庭从超过其负债的房地产剩余额(以当前房地产市场价格计算)的收回中所提取的资金总额，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2001年为3170亿美元、2002年为4520亿美元、2003年为5280亿美元、2004年为6400亿美元。根据美联储的说法，美国家庭把从房地产中获得的每一美元的50美分用于补贴消费支出。合计起来在2000-2004年间，房地产支出约占GDP增长的三分之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房地产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这五年美国GDP增长的平均速度只有1.7％，现在正因为有了它，2000-2004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才达到了2.5％。
然而，2000-2004年那样从家庭住宅再融资中如此大规模赚钱的浪潮很难说还能再维持下去。这是因为：房地产价格的膨胀注定是要降温的；而利率于2003年几近降到战后的低点后，现在走高的可能性大于下跌的可能性(除非美国经济再次不振)。
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其购买力遭到严重打击时，美国的出口必然锐减。结果是，继2002年、2003年破纪录之后，2004年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逆差又创新高，其份额占到GDP的6.5％。大幅增加的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对于帮助全球经济走出衰退和周期性的好转，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像美国在1980-1985年间和1995-2000年间在世界经济中曾经扮演的角色那样。在那些时期，海外的制造业主利用汇率定价过高的美元和美国民众因债务提升的购买力，不断扩大他们对美国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从而牺牲了美国制造业主的利益。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加剧了海外制造业主对美国市场的经济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又破坏了美国的工业。实际上，美国制造业部门对外贸易形成的逆差，几乎要对自1980年至今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的划时代增长负有全部责任。自2000年以来，这个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顶峰，从而在加深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危机和形成美国经济复苏的软弱与扭曲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主要角色。
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的上升本身依赖于全球其他国家是否愿意对它融资。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沉醉于美国新经济泡沫驱动的繁荣，全球其他地区纷纷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融资且乐而忘返，它们在美国斥巨资从事直接投资，购买了数额极大的美国公司股票和债券，从中期望获得无限度的利润。这样做的结果，放大了资产价格泡沫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效应，并推动美元持续升值，从而使世界其他地区能不断增加对美国的出口，以此带动这些地区本地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随着股市崩盘和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海外的私人投资者们发现：美国资产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尤其是在美国购买股票和直接投资。随着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进一步上升，美元贬值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导致美元对欧元的比值在2001年末到2004年末这段时期下降了40％还多。如果美元继续贬值，美联储将面临痛苦的抉择：要么任由美元外汇比值继续下跌，导致国外投资者对美国资产的大规模清算，从而冒资产价格崩盘的危险；要么抬高利率，触发新一轮经济衰退的可能。
实际上，直到2004年末，美元汇价总体上下降了不到15％，因为美元汇率的下降，几乎全部是相对欧元的，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是相对东亚货币的。即使考虑到美国与东亚地区的贸易对美国贸易及其经常项目逆差的增长负有主要责任，上述事实也不会改变。美元对东亚货币的汇价之所以能维持，直接原因在于，东亚地区的政府货币当局为了维持它们对美国的出口，在日本和中国的主导下，对外汇市场干预，防止它们的货币对美元的比价上升，并且从它们庞大的外汇储备中拿出很大一部分购买美元计价的资产。由于海外的私人投资者对美国资产需求的锐减，不能再为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充分融资，不再推动美元汇率的上升，也不再对资产价格和消费支出的增长势头起推动作用；东亚地区的政府自己必须填补这个缺口，如果它们还想使美国市场继续对它们出口导向的经济起主导作用的话。在2003年，东亚地区的政府增加了48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由此弥补了高达5300亿美元的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中的90％。在2004年，东亚地区的政府又增加了46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而弥补了6700亿美元的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中的约75％。这两年亚洲地区向美国的出口增长了近30％，正是由于东亚地区政府的中央银行对美元资产的巨额购买，才为美国吸纳飞速增长的来自亚洲的进口铺平了道路。
东亚地区的中央银行对美元计价资产的大量认购，不仅阻止了美元汇率的下跌，而且还平衡了小布什政府数额巨大的联邦赤字，从而使美国经济走上复苏的轨道。在2000-2004年间，由于美国联邦预算平衡从占GDP3％的盈余转为2004年占GDP-3.2％的赤字，美国长期国债券的总持有额增加了大约9600亿美元。然而，美国国内的私人当事人不仅没有净认购在售的任何国库券，实际上还在这一时期稍许减少了其手中持有的国债。美联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认购的国债数额只占新增的国债券持有总量的近三分之一，新增国债的三分之二以上竟都是海外认购的，其中东亚地区中央银行的认购又占了绝大部分。海外对美国国债券总需求的巨大补充，压低了利率(大概在1％-2％之间)，由此使美国房地产市场得以继续飙升，进而使美国家庭得以继续在驱动消费以刺激经济增长中扮演既定的角色。通过弥合美国的金融缺口，东亚地区的中央银行使美联储和布什政府得以继续推行给经济复苏升温加热的极度扩张政策，如果没有东亚地区中央银行的鼎力援救，那么，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导致的贷款成本上升和美元贬值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价格下降，可以完全肯定地说，美国经济本来已该深陷困境，而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可是，东亚地区中央银行越是这样做，美元就越久地处于坚挺地位，美国对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就越大，对美国制造业部门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就越高，也就越需要东亚地区中央银行积累更大量的外汇储备来援助美国的金融缺口。从表面上不难看出，这样的过程注定是短命的。因为该过程要求东亚地区中央银行愿意承担因外汇储备贬值而遭受巨大损失这样的大风险，当美元对东亚货币的汇率最终贬值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后果；并且，东亚的中央银行也需要直面应对国内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当它们向本地经济注入本地货币购买本地出口商的美元外汇剩余时，就会产生向上的通货膨胀压力。同样，这一过程也需要美国经济继续保持扩张的势头才行，特别是在海外的出口生产商因本地政府的补贴而大举进军美国市场，因而对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困境进一步造成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也不能退缩。
软弱蹒跚的经济扩张
尽管2003年小布什政府的退税政策以及因伊拉克战争而急剧上升的军费开支使这一年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加快了，但2001、2002、2003三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只有1.9％，复苏仍然步履蹒跚。2004年GDP的增长率跳高到4.4％。即便如此，2004年实际非住宅投资的水平仍旧没有恢复到2000年的水平，净出口的负值(也就是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了60％。最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就业人口的复苏是“二战”以来最糟糕的。美国经济从2001年11月进入周期性衰退的谷底以来，在至今为止的周期性经济复苏三年期间，就业的增长率只有微弱的1.1％，而战后经济周期中同一时间间隔平均的就业增长率则高达8.3％。其结果是，在2001年11月到2004年末这段时间，员工的实际总报酬水平只增长了7.4％，而战后同一时间间隔的平均增长率则是16.6％。
保持资本在购买新的工厂、设备和软件以及招募新工人的支出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是充分条件的话)，就是利润率急剧而后又持续的增长，而这恰恰是1995年以来的十年经济扩张中所缺少的关键因素。
美国利润率在这次周期性经济好转时期的上升，其背后基本的动力和原因，完全是剥削程度提高的结果，即劳动强度的强化加上收入从劳动向资本分配的结果，这或许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今后，美国公司的这种剥削方式还能够走多远？随着经济复苏周期的拉长，通向高利润率的道路看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崎岖不平。
我们曾反复强调，正是美国家庭债务的攀升对于驱动经济的这次周期性扩张负有主要责任；而源于住宅房地产价值上升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则是驱动家庭债务上升的主要力量；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又依赖于长期贷款成本的降低；而这只是在东亚地区追逐高价美元的作用下，作为副产品，才得以行之有效。应该说，最初开出的这些药方，目的在于应对发生在2000-2001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的崩溃以及股市的崩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又是1997-2001年间制造业部门利润率大幅度下降的结果。但是，这些问题的根本所在，远不只是限于新经济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周期性衰退，背后起基础作用的，是包括美国自己在内的全球制造业部门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及其必然导致的利润率下降，美国新经济的破产只是进一步恶化了这一基本走势。
由亚洲中央银行最终担保风险的高价美元与廉价信贷的结合，造成了美国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并压低了那些面向世界市场的美国工业部门的利润率，首先是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市场盈利率的受挫，不仅怂恿美国的商业企业继续拒绝雇用新员工，拒绝投资新的工厂和设备，而且还鼓励它们寻求把生产规模中日益增加的组成部分重新部署到海外，以返销回美国市场。不仅如此，它们还利用轻易获得贷款和高价美元的有利条件，逐步扩大对海外公司和资产的购买，尤其是购买海外的金融资产，比如房地产。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当然是更进一步地削弱了美国的制造业部门。作为硬币的另一面，持续上扬的美元汇价以及创纪录的信贷规模，又促成了东亚制造业的惊人扩张。其路径可以这样梗概地说，日本、台湾和韩国向中国输入的资本和中间产品(半成品)与廉价而又日益熟练的中国劳动力相结合，再加工出来的产品向美国市场出口。但是，由于中国以及东亚一些地区制造的出口商品的价格远低于美国制造商的同类产品，再加上美元升值的有利条件，前者以低价销售纷纷占领了美国市场；而且，东亚制造业的生产，主要不是对美国制造业的补充，而是复制已存制造业的产品，更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制造业生产能力的过剩。靠美国家庭债务增加而增加的美国进口，造成了东亚地区生产以及全球制造业的过剩生产能力的进一步膨胀，市场饱和问题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当然，与此同时，从东亚国家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金融市场的资金，压低了美国借款的成本，这就直接或间接地又进一步吹大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金融泡沫，在美国长期国债券、其他政府机构债券的证券市场方面，情况也是如此。由此导致的财富效应不但大幅增加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而且进一步要求亚洲筹措资金去帮助美国结清这样的大循环。
以上描述的经济“综合症”所具有的特征，即一方面是膨胀的资产泡沫，另一方面是对制造业利润向下的压力，已经在新经济繁荣期和随后蹒跚的周期性经济复苏期，折磨着世界经济和构成其组成部分的美国经济。这是一条美国自我毁灭的道路。美国对世界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无情地增加，这意味着，它允许世界上其他国家通过牺牲美国的生产能力向美国出口来实现那些国家它们自己的经济增长，从而也就损害了美国承担自己责任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正是这个过程已经导致了美国资产市场的一次崩盘，已经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大规模的危机，已经造成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若任其继续延续下去，很可能将导致一个类似的、如果不是更坏的结局。
孙宗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许建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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