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困惑——我国若干基本经济理论问题的对策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策论论文,困惑论文,理性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对策论（博弈论）以其为经济管理理论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的科学方法和工具所创造出的辉煌成果而蜚声夺人，然而，更重要的是深蕴在对策理论中的思想和观点，有望为我国经济理论建设开辟一方灿烂的新天地。近年来，在用对策论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我国的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时，遇到了不少新问题。因为我国的基本情况与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差异，有些甚至是本质性的区别。所以，对这些有根本性差别的问题，既不能靠想当然，也不能回避。然而，在我国的经济理论界却忽略或很少正视这类基本问题。如在理论研究中，假定理性选择是经济人的基本行为规范。但在不同的条件下，其表现方式、理论意义和实践结果会大不相同。尤其是在中国，常常会由理性的动机出发，得到非理性的结局。这就引起了理论的困惑和现实的混乱。具有特定含义的理性假设是否具有普遍性，恐怕不能给予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回答。于是，有必要将我们用现代对策论的思想方法初步分析和思考此类问题得出的一些初步研究结论抛出，以期得到大家评点指教。
一、蛋糕做大与合理分配
对经济学略有所知的人对经济蛋糕这一形象的比喻都不会感到陌生，然而，即使是大经济学家或有丰富治国经验的领袖人物，也常常被如何既能够把蛋糕做大，又能合理分配这一问题所困扰。根源何在？由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利益关系和社会经济活动方式，为使蛋糕增大后自己能多分一块所作出的努力往往大于直接从改变分配比例中获得的等量收益时要付出的努力。既然人的经济行为都是理性的，那么按理性选择原则，人们都会更愿意、更容易地在利益分配上多做文章，因这样努力的结果会是人们对收益增加的感觉更明确、更直接和更满意。这就必然加剧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把蛋糕做大和合理分配之间的权衡难度。况且，若想要通过社会整体机制的转变，使人们在增大蛋糕时焕发出更多的积极性，恐怕更是难上加难上。
二、解开中国经济（学）的DNA之迷
单一消费者和生产者是经济活动和经济学研究的微观主体和主要研究对象。这些微观主体的个体行为特征和相互关系，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好比是有机生命体中的本元DNA，DNA的结构决定了生命体的结构类型和存在方式。正如要解开DNA生命之谜那样，经济学在研究如何规范微观主体行为时同样遇到了学科自身的DNA。面对这样巨大的难题，能否用理性人假设将利益主体的行为本质统一化和规范化，理性人假设一提出，就受到了从未间断的抨击和怀疑。特别是对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经济基本制度、历史文化和传统观念条件下，是否能够直接地将自己的经济学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这一理论基石上。经过我们最近的研究得知，在一定的经济范围内，对社会财富占有量超出平均水平和低于平均水平的两类人的行为方式会有本质性的区别。所以，在我国及类似的发展中国家中的经济理论，与发达国家建造经济理论大厦时基于同样的基础，必然会使人们失去应有的安全感。
三、从自利(Self-interested)到自励(Self-enforced)
人是自利的，这似乎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现实生活中是如此，理论假定也是如此，经济学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但从研究方法和现实中的具体情况而言，理性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是与行为主体的生存活动环境密切相关的。从静态的观点来看，理性原则促使人们在每一次选择中，都尽可能地使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然而，用动态方法分析这一问题，局部的、一次性的“最优”之和并非必然能够导致整体上的真正意义上的最大化。于是，在用对策论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的行为时，给出了一种新的理性规范：人的行为是自励的，即自我激励之含义。我们认为：所谓自励，就是每一个人在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必须努力使自己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得以最大限度的提高。能力的提高实质上是把当前物质财富所带来的效用积蓄和转化到未来的某一个时期享用（这也是一个资源的跨时配置问题），从而实现人之一生的效用最大化。自励的行为方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也是人类自我认识和完善的纵深发展。从自利到自励，这不仅仅是研究方法的变革，而且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四、制度与行为
在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界接纳和研究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的同时，似乎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依靠制度变迁和完善，是中国改革最有希望的一条成功之路。一时间，制度学派被炒得沸沸扬扬，大有非它莫属之势。然而，这种认识既没有明确制度变迁之目标，也没有给出使制度良性变迁的具体途径和措施。当用对策论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侧重研究经济行为）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时，能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制度与行为的关系。制度是一种公众行为，是诸多个体行为者（局中人）相互博弈的均衡结果。制度虽然包含有行为的习惯化，但其实质是人们行为的公众化、明确化、普遍化，甚至带有强制化。制度是建立在一定类型的行为基础上，与行为特征相适应的。行为与制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然而从根本意义上讲，是行为决定制度，制度对行为有重要的反作用。就相等意义而言，行为是活跃易变的，制度是持续稳固的。当人们从制度变迁中得到的收益较小，并且等待时间较长时，理性却在时时促使其行为逐步发生变化。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引致质的变化——制度变迁。从行为的建设和规范角度研究我国进一步改革的方针和政策，这为深化改革所需要理论上的突破开辟了新的视野，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五、从完全理性到相关理性
当经典的理性经济人这一神圣的信条有可能被打破时，此时，我们真正的理性应该是什么呢？从总体意义上讲，对策论所描述的理性是一种更加贴近现实的理性，是在理论分析中更加有说服力、应用起来也非常方便的理性，我们称之为相关理性。把我们所认识到的概括为以下几点。
1.相互依赖的理性。是指局中人行为之间的依赖和局中人对环境的依赖。局中人之间的策略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同时局中人的策略的形成和变化也是对环境的依赖和反应。
2.共同的理性。不仅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明确要求尽可能实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统一。这是因为在实现对策均衡时，一方面假定他人的策略不变，另一方面认为每个局中人都有共同的理性预期，预见到他人会有与自己的判断和见解相同的策略选择，如此所达到对策均衡状态是一种共同的均衡。
3.动态理性或过程理性。理性既不是目标，也不是仅在一次博弈中就能够充分表现出来的。而是在一系列动态博弈过程中才能够完全实现，并且最终的博弈收益是由每次子博弈的结局所决定的，即过程决定结果，由此能使人们从注重结果转向更加注重过程，从而，更有把握地实现对自己有利的最终目标（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是强调了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
4.发展的理性。相关理性是对完全理性的深化完善和发展，是对传统理性观念的扬弃。
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构成了相关理性的整体，这是我们近期在用现代对策论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的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中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时所作出的初步思考和探讨。由此建造的有关理性能较好地解释和弥补完全理性的缺陷和不足，有利于我国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并且，会使经济理论研究有望从完全理性阶段飞跃、上升到相关理性阶段。这将引起我国经济学的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