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知识经济，走近数字化时代——1998～1999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综述（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图书馆学论文,知识经济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总论
1998—1999国内学术界的最大热点，无疑是知识经济问题研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图书情报界起步很早。在学术界名流撰文讨论知识经济并引起社会公众关注之前，缪其浩、方保伟的知识经济研究就已达到了非常的深度[1]。正如大多数人预计的， 知识经济问题为图书情报界了解后，“知识经济与图书馆”立即成为“信息高速公路与图书馆”之后又一个炙手可热的理论热点：各家刊物纷纷刊出此类文章，有的刊物还开设“图书馆与知识经济”的专栏；一大批学者迅速行动，希望在此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两年来有关知识经济专题的文章数量超百篇，真可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与前些年图书馆界的“信息高速公路热”相比，两年来图书馆界对知识经济的研究要实在得多。例如，面对知识经济提出的挑战，理论界意识到图书馆必须“发挥自身长期积累起来的资源、技术和管理优势，建立起以网络技术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的图书馆信息服务系统”[2]。“从现在起必须逐渐强化研究职能，为我国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3]。 以图书馆服务实现知识或信息增值受到进一步的关注，张曙光提出图书馆在知识经济中的新任务是：“深化信息服务工作；开展技术创新；努力培养知识型图书馆员；在信息增值上下功夫，求发展”[4]。用户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 刘葵波认为“用户形态和需求特点是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研究的永恒主题”[5]。
其实，知识经济为图书情报界带来的“梨花”，更多地还不是开放在学术刊物上，而是开放在图书馆事业中。1998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播出一则新闻（北京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节日开放问题），使图书馆服务问题成为公众问题，并引发图书馆在服务领域的竞争。国家主席江泽民去了国家图书馆，各地高层领导关心图书馆的程度也明显升温了，这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带来了更多的“人气”，自然也带来了更多的资金、设备与技术。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启动，更是一举改变了中国图书馆界在信息化进程中落后于其它行业的处境。近两年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进程的明显加快，社会与图书馆事业的关联程度明显上升，经济发达地区图书馆界士气高涨。这与知识经济时代全社会对知识与知识管理的关注程度提高显然是分不开的。
与图书馆事业的良好发展势头相呼应，20世纪最后两年的中国图书馆学出现了一个理论高潮。理论界中的年长一辈的学者，如吴慰慈、张琪玉等，从图书馆现代化进程中吸取了理论养分，他们的笔下洋溢着朝气；以吴建中、黄纯元、霍国庆等一批中外博士为代表的中青年学术群体已经完全成熟，其研究多可用“大气”来评价；在应用领域，主流理论家们的成果中已鲜见“经验描述”或“工作报告”式研究，其研究水准已基本与目前西方的应用图书馆学不相上下。
图书馆事业发展与理论研究中另一个热点是数字图书馆。以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初步起动为标志,加上各地各行业的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数字图书馆已经实实在在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并改变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程。理论界对图书馆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加快作出了积极反映,在《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馆杂志》等主要学术刊物上,自动化、计算机、网络、系统、数字图书馆,以及WWW、CERNET等均成为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汇。在1999年7月的中国图书馆学年会上，数字图书馆也是会议上最醒目的标题[6]。 与前些年专业杂志上的“信息高速公路”热不同的是，当前的“数字图书馆”热更为贴近图书馆事业，也有更好的实践基础。经历整整一个世纪艰难探索的中国图书馆事业，终于在即将进入新世纪之际，找到一把开启现代化大门的金钥匙——数字图书馆。
2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图书馆事业的良性发展，使理论界可以去除前些年事业低迷时期所染上的一些浮躁气息，回到图书馆学应有的位置来思考与解决图书馆问题，探寻图书馆本质。而知识经济与网络化、数字化这些变幻的外部环境，为两年来图书馆学基础增添了许多新的理论素材，引发人们对图书馆的诸多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思考与总结，也引发人们对于图书馆未来的进一步研究，在此背景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有重新趋热的走势。
2.1 探寻图书馆本质
在基础理论领域探寻图书馆本质，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升温。尽管图书馆哲学议题仍主要集中在“什么是图书馆哲学”一类认识论问题，但众多理论家的参与已使此课题研究明显深化。马恒通仍是这一领域的最热心者，他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学整体”[7] ，黄宗忠对图书馆哲学的概念进行了辩析[8]， 李明华对大众图书馆哲学的涵义做了较完整的概括[9]， 蒋永福从哲学角度解释了图书馆的实质[10]，郑全太从图书馆哲学出发对图书馆学研究体系进行了反思与构建[11]，等等。第二，在世界图书馆学和广义社会科学等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思考图书馆学问题，黄纯元的《论芝加哥学派（上、中、下）》[12]、《寻求与社会科学的接点》[13]与《追问图书馆的本质》[14]和霍国庆等的《西方图书馆学流派论评（一、二）》[15]是这一思考的代表作，这些文章使我国对西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在80年代前期况能富、刘迅的研究之后，再次看到了成批令人兴奋的东西，比如70年代后的“芝加哥学派”人物，以及奥尔、弗舍、哈里斯、贝尔金、达宾、马丁等一批个性鲜明的西方图书馆学家观点。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又一次成为基础理论的议题。有特色的观点有：1）资源说。徐引篪、 霍国庆从资源说的角度指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分四个阶段：“1、表象的具体的认识阶段；2、整体的抽象的认识阶段；3、本质的规律的认识阶段；4、深入的整合的认识阶段”，由此得出结论：“信息资源体及其认识过程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16]；2）社会信息。 张锦从控制论的角度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研究社会信息及过程之控制[17]；3）公共信息。 “图书馆是一种公共信息的特殊流通形态，公共信息是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公共信息流通则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18]；4）信息整理与传播。 林海青在分析下个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将会呈现的新特点时认为“信息整理与传播”将会成为研究对象[19]；5）图书馆技术[20]。
2.2 思考图书馆未来
由外部环境变化而引发的对于图书馆未来的思考，吴慰慈、黄宗忠仍是这一领域的主将。吴慰慈的一个重要动向是对图书馆技术问题更加关注，他在一篇总结性发言中提到“要研究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图书馆要素、本质、属性、职能、基本矛盾和发展规律等方面新的变化”[ 21]， 在另一篇文章中更是鲜明地提出“技术应用的理论研究是新世纪图书馆学研究的崭新课题”[22]的观点。也有其它学者关心技术问题，认为“图书馆技术作为研究对象是必然趋势”[23]，“从理论研究向技术研究回归”是下个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若干新特点之一[ 24]。黄宗忠则继承其一贯的全方位研究的特点， 在论及图书馆学趋势时，强调未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主体研究、历史研究、相关研究、未来研究和体系结构研究[25]。
2.3 其它
图书馆学基础中还有不少亮点。如李宗泉、徐红强调了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26]。赵春旻研究了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泛化问题[27]。在知识组织论的研究沉寂多年后，蒋永福再一次从知识组织的角度研究图书馆学基础[28]。景海燕的文章介绍了美国学者米切尔·戈曼的“图书馆学新五律”[29]。即：图书馆服务于人类文化素质；掌握各种知识传播方式；明智采用科学技术提高服务质量；确保知识的自由存取；尊重过去，开创未来。景海燕还对新老五定律进行了比较研究[30]。
对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期刊的研究也是一个小小的热点。杨慧漪、刘其新分析了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建设主要存在的问题：“1、 刊物数量激增，内容交叉，结构雷同；2、论文水平参差不齐， 质量高低不平衡；3、图书情报专业理论总体超前，难以具体指导实践工作；4、编辑水平、编校质量相对不高”[31]，提出了发展和完善我国图书馆学期刊的意见：“1、走专业化路子，突出学科特色；2、搞好类型配套，实现系列化目标；3、分系统出版，力求联合办刊；4、变封闭为开放，提高办刊效益”[32]。杨慧漪还认为21世纪我国图书馆学刊物的发展应当：开拓新领域；进一步市场化；编辑出版手段现代化[33]。孙继林从学术影响、应用价值、信息功能、营销手段和广告能力等方面分析了图书馆学期刊的竞争能力，认为：“图书馆学期刊已经面临市场的筛选和淘汰，应该转变观念，重视强化自身的竞争力”[34]。林曦提出：“我国图书情报专业领域的期刊尚没有形成一个多层次、多功能、多元化的比较的完整的体系，尤其缺少动态类期刊”，他还认为：“刊物要真正以动态信息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特色，填补我国本领域信息类期刊的空白，缩小与发达国家同类期刊的差距”[35]。
3 图书馆事业研究
3.1 图书馆事业发展及趋势
近年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并没有影响理论界一贯的危机感。卢子博认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存在六个问题：“1、 图书馆事业平衡发展问题；2、图书馆馆址与规模问题；3、图书馆评估问题；4、 文献资源建设问题；5、图书馆现代化问题；6、图书馆队伍建设问题”[36]等。谭祥金认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存在四个问题：应用新技术、图书馆服务、图书馆合作和图书馆管理[37]。刘延章认为我国图书馆事业面临着管理、队伍、经费、体制、读者、设备、教育等多方面的危机[38]。
以新世纪为背景的研究仍是当前研究的特色之一。项戈平提出了研究新世纪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的建议[39]。马远良提出21世纪的图书馆“应成为终身教育的场所”，面对新世纪挑战的四条对策：“1、 以新的高度确立图书馆的社会地位；2、以新的观念重组图书馆的资源；3、以新的标准革新图书馆的服务；4、以新的高地配置图书馆的人才”[40]。新世纪中图书馆“将会扮演主体的角色，且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将会以新的姿态进入各自的细分目标市场”[41]，发展点是实行产业化（“非商品化和商品化”兼容的产业）[42]，等等。
3.2 图书馆管理
李万健、霍国庆将20年图书馆管理研究的进程概括为“从具体而琐碎的经验式总结和纯粹抽象的理论探讨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变换过程”[43]，然而上述“变换过程”似乎没有真正完成。理论界较为集中的图书馆管理论点有：1）集成管理。 “集成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及方法，其核心就是强调运用集成的思想和观念指导现代图书馆的管理实践”[44]；2）全面质量管理。 “在图书馆开展全面质量管理分为：质量管理计划；计划的组织与实施；读者需求的确定；图书馆效率的测量和审计等几步”[45]；3）总体质量管理。 “图书馆的总体质量管理是指对图书馆各管理要素实现协调和系统的管理，强调管理效率的提高，管理质量的优化，最终达到图书馆整体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的目的。[46]；4）“Z”理论。有人认为现代管理理论中的权变理论“Z ”理论可运用于图书馆的管理中[47]；5）业务流程重组。 缪其浩认为业务流程重组（BPR）是一种战略性管理，核心内容有：注重流程、 彻底变革、打破常规和创造性地运用信息技术，其“实质上是从深层次开始进行的全新的再设计”[48]；6）目标管理。 赞同者认为目标管理较之传统管理方式具有以下原则：整体性原则；民主性原则；协作性原则；创造性原则；奖优罚劣原则[49]；相反意见由认为实现目标管理的困难有：“1、难有驾驭系统的统一标准；2、难以确定合理可行的‘期望值’；3、质与量难于统一；4、评估和奖惩难于实施；5、 现有体制容不得这种管理模式”[50]。
电子图书馆的管理研究也已经逐渐受到重视[51]。肖静华从应用角度将图书馆电子化管理活动的内容划分为5个大项8个子项，分析了存在的4个问题：1、强调电子化而忽视基础服务，使电子信息服务畸形发展；2、网络设计、硬件采购与总体布局大多没有体现未来发展的需要； 3、电子信息服务资费偏高，影响读者使用率；4、读者的不规范行为造成终端管理成本高[52]。
3.3 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
吴慰慈、许桂菊的《图书馆自动化与网络化之现状及展望》对这一领域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文章全面分析了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的现状：“在图书馆自动化理论认识方面达成了共识，实践方面有了丰富经验；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图书馆计算机设备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中国的图书馆网络建设开始起步；数据库建设逐步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合作化的发展道路”；总体来说“仍处于集成化系统的初步使用阶段，尚未以网络化为龙头带动整个图书馆自动化的建设”；他们还认为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的趋势是：“从传统方式向信息化转变”，具体包括：“馆藏模式的变化：从以收藏为主向以检索为主发展；办馆模式的变化：由独自办馆走向合作、网络一体化；服务模式的变化：由传统的文献服务到网络化的信息服务；图书馆管理模式的变化：从自给自足的封闭型走向开放型”[53]。刘荣认为全盘自动化是21世纪中国图书馆自动化的发展目标，其内容有：文献加工自动化；文献管理自动化；书目自动化控制；参考咨询自动化控制[54]。
理论界分析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方面存在的问题有：“领导管理、工作人员素质、经费、软件、标准化、缺乏合作、整体规划等问题”[55]，“在观念上、组织管理上、开发建设上、人才专业化上也存在问题”[56]，“系统的安全、用户使用制度和相应的管理制度”[57]。引进国外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软件方面的问题[58][59]。
（收稿日期：1999－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