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研究和评价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洛茨基论文,文艺论文,评价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I512.0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7)03—0085—06
20世纪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1879—1940)的文艺思想对我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鲁迅也给过很高评价。后来，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被曲解了，被抛弃了，致使许多人对它的认识是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现在政治是非逐渐澄清，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重新研究和评价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以便从中吸取有益的因素，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健康发展。
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据现在所能看到的材料可知，他的文艺思想涉及以下六个方面。
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是不存在的
无产阶级文化问题，是托洛茨基论述得最多的问题。这是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文艺界，进行过一场围绕文化性质问题的大论战。1923年诞生的“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 (简称“莫普”)和1925年成立的“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俄普”)，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口头上挂着革命的词句，自我标榜是无产阶级作家，正在创造真正无产阶级的艺术，从而排斥其他文艺工作者，大搞宗派主义。另外，成立于1917年10月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 (简称“拉普”)，在波格丹诺夫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也“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偷贩着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列宁语)。他们否定一切文化传统，企图建立一种纯粹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而且还想用实验室的方法，培养“无产阶级作家”。这种错误的文艺思潮和小团体活动，一直延续到1932年“拉普”被解散、苏联作家协会成立。
在以上背景下，苏联《真理报》和其他一些报刊，围绕现阶段的文化性质问题发表了许多文章，进行广泛、自由地讨论。文化部门还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就此展开论争。托洛茨基当时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委员，对文艺问题向来比较关注，所以在这场论战中他也发表了几篇文章，参加过一些座谈会，表述对无产阶级文化的观点。
托洛茨基认为，从当时苏联人民的文化水平、工人阶级的历史情况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来看，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也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文化。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文化”是纯粹反映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意识的文化，而那些表现了农民、知识分子革命思想情感的文艺，只能算作“同路人”的文艺、“新文艺”，或称之为“社会主义文艺”。那么，为什么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文化呢？他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的：
首先是不可能。托洛茨基认为，从无产阶级的历史情况看，它是一无所有的被剥削阶级，没有文化。所以，过去根本不可能创造出无产阶级文化。他以论战的口吻说：“他们(指论敌)认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因此将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但是资产阶级是富有的阶级，因而是有教养的阶级。当资产阶级在形式上掌握政权以前，已经存在资产阶级文化。……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是一无所有的被剥削阶级，因而不能创造自己的文化。”“工人阶级在文化上非常落后，大多数工人不大识字，甚至完全是文盲。仅此一点，就成了这条道路上的最大障碍。”[1](P159)他还进一步发挥，说：无产阶级之所以在没有文化的条件下去用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正是因为资产阶级不允许它去掌握文化”[1](P582)。
其次是顾不上。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是不能创造自己的文化的。这是因为，“社会革命的年代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年代，那时破坏比建设占着更大的位置。无论如何，无产阶级本身的主要精力将用于夺取政权，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以及为了生存和进一步斗争的迫切需要而运用这个政权。正是这样一个革命时期，使这个有计划的文化建设的可能性受到很大限制。”[1](P378)当然，托洛茨基也承认，当时苏联已有“社会主义科学院、红色教授”以及一些内容进步的文学作品；在广大群众中开展着提倡识字、扫除文盲的运动，“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文学开始复苏”[2](P683)等等。但这一切，都因其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占的比重过小，而不能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当时主要的工作是吸收、掌握已有文化中的必需的要素。但“这种掌握还不是创造、即不是新的文化珍品的创造，而只是进行创造的前提”，是一个“文化学习阶段”[2](P666)，所以不可能创造出整个无产阶级的文化。托洛茨基还认为：“要使文学复苏，必须要有休整。”但是由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严重存在，这样的时刻是不可能持久的。到那时，“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进行总动员，重新武装起来”，这“对于文学以及一般艺术创作是不适宜的”，“枪炮轰鸣，诗神沉默”，“十月革命直接的行动扼杀了文学，诗人和艺术家沉默了。”[2](P683)就是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仍会处于阶级斗争和战争之中，根本顾不上创造无产阶级文化。
最后是没基础。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要把社会推向前进，逐步达到无阶级的社会；革命愈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愈削弱，最后使原来的各阶级人群归于大同。到这时，既然无产阶级不存在了，当然也就彻底丧失了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础。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也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文化了。他的具体说法是这样的：“随着文化的普及，……随着这个过程所取得的成就，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将会减弱，因而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础也会消失”。“无产阶级专政的解放作用就在于，它是为建立无阶级的社会和创造全社会一致的文化扫清道路和奠定基础”，“新文化出现的可能性愈来愈大，这种文化将愈来愈少地带阶级性质”[2](P673)。他明确指出： “由此应当得出这样一个一般的结论，即无产阶级文化不仅现在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惋惜这一点确实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正是为了永远结束阶级文化，为全人类文化开辟道路”[2](P668)。总之，“无产阶级的文化和无产阶级的艺术是决不会存在的”。
二、关于新文化、新文艺问题：积极支持并引导其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的，仅仅是不承认这些文化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
托洛茨基不承认无产阶级文化的存在与创造的可能性，并不是否认和取消无产阶级文化，提倡资产阶级文化；而仅仅是不承认当时的新文化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文化罢了。
我们应该注意到，托洛茨基是在一种十分宽广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的。他说：“文化是知识和技能的有机总和”，“文化本身包括和渗透人类创造活动的一切领域，使这些领域具有统一的体系。”[3](P311)用我们今天常用的语言来说，在托洛茨基的“文化观”中，既包括物质文明，又包括精神文明，诸如学校、科学研究、报刊、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医疗卫生，以及生产技术、生产设施等等，都属于“文化”的范畴。他界定文化的内涵虽然如此广泛，但他论述比较多的还是文学艺术问题。
托洛茨基指出：“国内战争的波折和动荡过去之后，才会开始真正的文化建设，从而也会开始新文学的创造”。“在新社会的发展中，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之后，经济、文化建设、艺术都会得到空前的极大自由”[2](P671)。托洛茨基把苏联出现的这种文化，称作新文化、革命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
新文化、新文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托洛茨基从诸多方面进行了论述：从广度上看，“新文化就其本质来说，不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贵族文化，而是群众的、普遍的、人民的文化。”因此，“千百万人第一次掌握读、写、算的技能，单是这一情况本身就是新文化的一个实例，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实例”[2](P672)；从深度即思想内容方面看，“这个时代的艺术，将会完全置于革命的影响之下。这样的艺术需要具备新的自我意识”；从旧作家的态度看，“他们都在改变自己，以便同新的社会环境更加协调起来。”[2](P666)；从创作方法看，“这种艺术尤其是不能与神秘主义相容，不管它是直率的，或是伪装成浪漫主义，……这样一种新艺术是同悲观主义、怀疑主义不相容的，而且是同其他形式的精神上的颓丧不相容的。这种艺术是现实主义的，是积极主动的，是生机勃勃的集体主义；它对于未来充满无限创造的信心”[2](P669)；从作品的效能看，“创作将会以艺术感染的方式，巩固城乡之间必要的历史性合作”；从发展的前景看，这种“艺术创作将要给艺术带来可贵的篇章”。因此托洛茨基指出：“我们时代的艺术职能，是由它对革命的态度决定的。”[2](P688)“党在文学和文化上的根本任务，在于提高工人群众的一般的政治方面的、科学方面的阅读水平”，“就是教育、文明、工人通讯和电影事业的发展，生活的逐步改造，文化的高涨。”[2](P683)这就是说，当前的任务是普及文化。
在热情地论述和颂扬新文化、新文艺的同时，托洛茨基还对比着，以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论述了贵族阶级、资产阶级的文艺，以及现代资产阶级艺术的各种流派。他的鲜明态度表明，对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新文艺，他始终是积极支持并引导其沿着他认为正确的道路发展的，他仅仅是不承认这些文化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
三、关于联共(布)对文艺的领导问题：艺术领域并不是党发号施令的场所；党可以并且应当进行限制、协助和仅仅是间接的领导
既然在新的政权下存在着革命文艺，既然联共(布)的根本任务是普及和发展新文化、新文艺，就必然存在着联共(布)是否领导和如何正确领导新文艺的问题。对此，托洛茨基作了充分的论述。他的关于联共(布)如何领导文艺的一些观点，是很有价值的。
首先，托洛茨基十分强调联共(布)对文艺的领导作用。他指出：“党在艺术领域一天也不能实行自由主义的原则，听其自然。”同时，他批评了那种认为“艺术领域是党的一个不设防的侧翼”，是“站在纯粹折衷主义的立场上”的观点。他进一步指出“全部问题只在于(党的)干预从什么基点出发，它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下——在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之间——党必须作出选择”[2](P677)。
那么，联共(布)应该怎样领导艺术呢？托洛茨基的基本观点是：“不能像对待政治那样来对待艺术。”[2](P680)“对待艺术就应当有像对待艺术的样子，对待文学，就应该有像对待文学、对待人类创作的完全特殊的领域的样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艺术的方法”，“艺术与政治是不同的”。他又说：“当然，我们对待艺术也有阶级立场。但是这个阶级立场必须经过艺术的折射”[2](P679)。所谓“折射”，就是按照艺术的规律去实现联共(布)的领导。托洛茨基指出：“有些领域，党可以直接地、绝对地进行领导；有些领域，党可以进行监督和协助；有些领域，党只能进行协助；最后，有些领域党只能给予指导。艺术领域并不是党发号施令的场所。党可以并且应当进行限制、协助和仅仅是间接的领导。”[2](P675)在这里，托洛茨基严格区别了党对不同事业所采取的不同的领导方式，艺术有艺术的特点，与政治，经济有根本的区别，不能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领导，而应采取间接领导的方式。从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看，所谓联共(布)对文艺事业的间接领导，包括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首先是联共(布)对一切“用艺术形式来描绘革命”的文艺团体和个人，要给予信任，“一步一步地为新文化从而为新艺术(的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对文学同路人不能视作“工人作家的竞争者，而是当作在宏伟建设中的真正的可能的助手”。对文学团体的评价，应着眼于它们在培育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所起或可能起的作用，而不能着眼于文学家们的阶级身份[2](P676)。托洛茨基指出：认为“革命的艺术似乎只有工人才能创造出来，这是不正确的”。对待政治态度不清楚的文学团体，“要善意而关切地……加以等待”，“党现在和将来都不能站在进行争论的或者干脆说进行竞争的某个文学团体的立场上”，去支一派压一派。其次，联共(布)应该用文艺批评的方法，引导文艺健康发展。托洛茨基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来估计新文艺的发展条件，注意它的一切源泉，用评述创作道路的办法来促进其中最进步的东西”。他认为，不靠行政命令，而靠文艺批评，就能产生良好的领导作用。“文艺应当靠自己的双脚走出路子来”。再次，“党对明显有毒的、有腐蚀作用的艺术倾向，都要根据政治标准给予打击”[2](P674)，“任何一个艺术派别，尽管它有一切明显的成绩，只要它可能有分化革命队伍的危险，或可能有使革命内部力量(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相互敌对的危险，革命就不能对它袖手旁观了”[2](P677)。托洛茨基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党应当认为在艺术领域内有很广泛自由的可能，不过要毫不留情地摒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主张”。这充分说明，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忘记文艺领域内存在着阶级斗争，对于一切有害革命的文艺思潮和创作都必须给以打击。但他强调了打击的对象是“明显有毒”的艺术倾向，这就与“小团体的恶意苛求”，有了严格区别。第四，托洛茨基在联共(布)对文艺的领导问题上，还周密地考虑到党员作家与联共(布)的区别。他指出：“当党为一些党员提供论坛发表意见的时候，党不能为他们在艺术领域里的主张承担直接的责任”[2](P685)。这就是说，党员作家、艺术家的文艺主张，与联共(布)的主张和领导是两回事，绝不能等同起来。联系到我国历次政治和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教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论述是多么深刻！
由上可知，托洛茨基在联共(布)对文艺的领导问题上的观点是鲜明而正确的，丝毫没有把艺术领域让给资产阶级占领或鼓吹发展资产阶级艺术的意思。更不要说反对联共(布)对艺术的领导了。
四、关于文艺的特殊性问题：并不是因为艺术创作是神圣的、神秘的，而是因为艺术具有自己的手法和方法
如前所述，托洛茨基明白无误地指出过文艺的特殊性问题，他解释说，文艺的这种“独特的特性”，“并不是因为艺术创作是神圣的、神秘的，而是因为艺术具有自己的手法和方法。这首先是由于在艺术创作中下意识的过程起着很大的作用。”[2](P680)这显然是在用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解释文艺创作心理活动的特殊性。他曾明确地说过，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是同唯物主义协调的”。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弗洛伊德学说的正负价值，也不在于托洛茨基对这种学说的理解，以及用来说明文艺创作的特殊性是否科学；而在于他是试图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不等同)艺术的方法”。因为当时“拉普”正鼓吹“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把艺术等同于政治，抹杀创作的复杂性、特殊性。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强调艺术创作的特殊性，触及艺术心理学问题，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托洛茨基不是鼓吹非理性主义，作为政治家、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他不可能形成这种观点。相反，他十分重视作家的思想修养、对革命的态度、作品的社会作用、与工农群众的关系等等。托洛茨基以马雅可夫斯基、波利尼亚克的一些创作为例指出：“思想修养同创作的下意识过程之间的不一致”是客观存在的。这意思就是说，创作不能单凭思想修养，不能图解政治观念；一定要艺术地认识生活，形成形象，贯注情感。只有作家心中的艺术形象有了自己独立鲜活的生命，并牵动作家的笔时，才能创作出真实生动的作品。如果作家在并无艺术激情和灵感的情况下，勉强执笔，“这对于一个艺术家说也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它常常会带来深刻的、有时是致命的危机”[2](P681)。
另外，托洛茨基还指出：“艺术是最复杂、最富于感情的东西”，“艺术中的每个新流派都是从愤懑开始的”；“艺术领域内有很广泛自由的可能”，因此，要“给个人创作提供必要的自由”，“允许它们(指艺术流派)在艺术领域内有自决的完全自由”；文艺创作是“以艺术感染的方式”巩固工农联盟，等等。无疑，这些观点都是符合艺术规律的真知灼见。
五、关于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掌握无产阶级文化以前的基本常识，也要有批评、有选择、有阶级标准
我们知道，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用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文化遗产，扬言“不需要继承关系”，要把古代文化“作为一堆废物扔掉”，把托尔斯泰、果戈里从现代生活的油船上抛进大海，要烧毁博物馆。在全盘抛弃文化遗产的同时，他们企图单凭自己一伙，来创造纯粹的“没有任何异己杂质”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
与此相反，托洛茨基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的观点，却是与列宁的观点相一致的。他指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其余的群众系统地、有计划地、当然也就是批判地掌握已有的那种文化的最必须的要素”。不同时代的文化之间都存在着继承性。因此，要在“总的历史发展的联系中来建立无产阶级文化”，“要掌握资产阶级文化的基本要素”。“要掌握现有的文化，同时又要按照自己的，多少不同于老一代人的方式实现它，这种掌握还不是创造，即不是新的文化珍品的创造，而只是进行创造的前提”[2](P673)。在这里，他明确指出要继承古代文化；同时又要批判地掌握，而不是全盘接受。所以，他指出：“掌握无产阶级文化以前的基本常识，也要有批评、有选择、有阶级标准’”[2](P677)。
在谈到掌握已有的艺术文化的意义时，托洛茨基强调了两点：一是可以通过文化遗产的学习，为创造新文化奠定基础；二是“这样做就会是将来的社会主义艺术潮流中的一支”。这种既要继承文艺遗产，又不能代替新的艺术创造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六、关于艺术家与阶级、群众的关系问题：艺术是在阶级同其艺术家之间在生活、文化和思想方面不断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作家、艺术家是文艺创作的主体，是文艺这种社会精神现象所由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所以，论述文艺问题，必然涉及作家、艺术家与阶级、群众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总的出发点是：文艺家是社会和阶级的一分子，不能脱离群众，否则，文艺将不会繁荣；同时，他又指出，新文艺的创作和发展，必须有在阶级、群众中形成的文艺家。他把阶级、群众喻为作家、艺术家呼吸的空气。因此，要自觉地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
托洛茨基针对“拉普”“用实验室的方法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呓语，指出：“文化的基本结构，是在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与这个阶级本身之间的相关关系和相互作用中形成的。”[2](P672)“艺术是在阶级同其艺术家之间在生活、文化和思想方面不断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2](P680)。如何理解这里说的“相互作用”呢？从托洛茨基的许多论述中可知，它包括阶级和群众对文艺家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的滋养、影响和制约，以及文艺家对阶级和群众的依赖、服务、贴近等。就是说，阶级、社会和群众在塑造作家；同时作家也影响阶级、社会和群众。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就是，“读者创造了作家，而作家又创造了读者”[2](P672)。前者是指，读者的生活、思想和审美要求构成了作家创作的客观基础，舍此，作家就不可能产生；后者是指，作家为读者提供了精神食粮，引导和培养了群众的审美趣味，舍此，就不会有读者存在。艺术家与读者相互依存。作家懂得了这个深刻道理，就应该自觉贴近群众，表现群众；读者懂得了这个深刻道理，就应该支持作家、尊重作家。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基本上是一致的。
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当然不止上面这些内容，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流派，对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文艺诸问题，也都有所论述。限于篇幅，本文就从略了。
仅从上面粗略的分析介绍，大体上可以看出，托洛斯基的文艺思想是一个核心，六个方面。核心就是关于创造和发展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问题。以此为中轴，辐射出：是否存在无产阶级文化、新的文化艺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党应该怎样领导文艺、文艺的特殊性是什么、是否要继承文艺遗产、作家与阶级、群众的关系应当如何。这六个方面，构成了托洛茨基文艺思想的六根支柱。在他看来，要想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艺，必须解决这六个有内在联系的的问题。反过来说，只要能够正确解决这六大问题，新文艺就能建立起来并健康发展。统观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可以看出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尖锐的批判性。他以论战的姿态和语气，抓住论敌的观点，剖析论证，从而阐明自己的主张。他的批判矛头是指向以波格丹诺夫和“拉普”为代表的极“左”文艺思潮和宗派主义的，从来没有指向列宁的文艺思想(尽管当时他在许多带有原则性的政治问题上与列宁有着严重的分歧)。相反，托洛茨基明确表示赞同列宁的文艺主张和政策。那种认为托洛茨基反对列宁文艺思想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其二是强烈的革命性。他的文章有一股强烈的革命激情，总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主张创作要有利于广大群众和工农联盟；对于有毒、有腐蚀作用的文艺，要给予打击，而对于倾向革命的作家要信任，不能搞“唯成份论”。联共(布)对文艺要领导，但不是简单生硬的发号施令，要按照文艺的特性办事。这一切使人感到，托洛茨基在文艺问题上具有鲜明的革命感情。其三是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性。他多次指出，千万不能脱离实际去谈论文化艺术问题。要知道，十月革命初期的苏联，国家经济贫穷，群众文化落后，当务之急是提高经济和文化水平，而不是搞什么不切实际的“无产阶级文化”，更不能自我标榜创作了里程碑式的无产阶级作品。文艺有其特殊性，要注意与政治的区别，应采取不同的政策。遗憾的是，这些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主张，在过去却都被说成是：排斥、打击和否定无产阶级的文化艺术，反对联共(布)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为资产阶级文艺提供方便。
当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他对有些问题的论述也不是没有错误。但是，从总体上看，他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其中许多观点，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中不存在“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这样的“二元论”观点，也不曾反对联共(布)对文艺的领导，更没有反对过文艺对革命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