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183;下武》“应侯顺德”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侯顺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大雅·下武》云：
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于万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来贺。于万斯年，不遐有佐。
此诗第四章的“应侯顺德”怎样理解，很值得研究。
《诗经》中的“侯”字有四义：或为射箭之靶，或指诸侯，或训“维”，或训“美”。射箭之靶，殆“侯”字的本义，“终日射侯，不出正兮”（《齐风·猗嗟》）的“侯”就作此解。此解显然与“应侯顺德”无涉。训“美”之例如“羔裘如濡，洵直且侯”（《郑风·羔裘》），尽管宋代有个别学者训“应侯顺德”之“侯”为“美”（注：范处义：《诗补传》卷二十三。），但此说终觉勉强，很难为多数学者所接受。《诗经》中的“侯”字指诸侯之例甚多，如“俾侯于鲁”（《鲁颂·閟宫》）、“尔公尔侯”（《小雅·白驹》）、“齐侯之子”、“卫侯之妻”、“邢侯之姨”（《卫风·硕人》）、“韩侯受命”（《大雅·韩奕》）、“鲁侯是若”（《鲁颂·閟官》）等等都是。训“维”之例，用于句首的，如“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大雅·文王》）、“侯谁在矣，张仲孝友”（《小雅·六月》）；分别用于几个并列词语之前的，如“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小雅·正月》）、“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周颂·载芟》）、“侯作侯祝，靡届靡究”（《大雅·荡》）；用于句中的，如“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大雅·桑柔》）、“择三有事，亶侯多藏”（《小雅·十月之交》）。那么“应侯顺德”的“侯”该怎样理解呢？
《下武》第四章《毛传》云：“应，当；侯，维也。”照这个解释，读通全句很困难。郑玄勉强释之曰：“可爱乎武王，能当此顺德。谓能成其祖考之功也。”但“媚兹一人”的“媚”郑玄既解为“爱”，则应当是动词，“一人”当为“媚”的对象，而郑笺却串讲为“可爱乎武王，能当此顺德”，这里的“一人”便由宾格变为主格了，因此可能不符合诗的原意。“顺德”这个词应该理解为一个动宾结构，知者，《大雅·抑》云：“其惟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据郑笺，这话是说“语贤智之人以善言，则顺行之”，“德”应是“顺”的宾语。又《周易·升卦》之《象辞》有云：“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升卦下巽上坤，其卦象为“地中生木”，故高亨先生解释说：“君子观此卦象及卦名，认为人之美德，正如木之逐渐升长，从而遵循美德，积微小，上升至高大。”（注：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390页。）可见《周易》中之“顺德”也是一个动宾结构。反观《大雅·下武》，如果把“应”解作“当”，把“侯”解作“维”，“应侯顺德”便很难讲通了。
但毛、郑之说影响至为深远。自宋以来，多数学者都是按照这一思路来读《下武》之诗的。例如苏辙解“媚兹一人，应侯顺德”说：“侯，维也。武王既成王业，天下咸法则之。故人思所以媚之者，维顺其德以应之。”（注：苏辙：《诗集传》卷十五。）朱熹说：“侯，维。言天下之人皆爱戴武王，以为天子，而所以应之，维以顺德。”（注：朱熹：《诗集传》卷十六。）类似的说解还有很多。明人姚舜牧对此说提出了疑问，他将第四章与前三章经文联系起来看，说：“此侯字正照上成王之孚一王字……见王者孝思维则，所以能致人之媚兹，致人之顺应，故更出‘永言孝思’二句，以赞其嗣服之无忝也。若训侯字作维字，则上文‘孝思维则’亦既用维字矣，此胡独取巧而改用一侯字耶？且应之维以顺德，语殊欠畅，似未得诗人之旨。”（注：姚舜牧：《重订诗经疑问》卷八。）
其实在毛、郑之外，对“应侯顺德”还有别的解释。《水经注》“滍水”条云：“滍水东经应城南，故应乡也，应侯之国，《诗》所谓‘应侯顺德’者也。”这是直以应侯为应国之侯，表明至少在郦道元的时代，说诗的人并不都是解“应”为“当”、解“侯”为“维”的。《太平御览》引《陈留风俗传》云：“周成王戏其弟桐叶之封，周公曰：‘君无二言。’遂封之于唐。唐侯常慎其德。其《诗》曰‘媚兹一人，唐侯慎德’是也。”慎德即顺德，慎、顺音近相通；应侯在这里成了唐侯，也许是形近致误。重要的倒不在于文字的异同，而在于对“侯”字的理解。《陈留风俗传》的时代不详，大致在两晋之间，这表明在魏晋时是存在对《下武》诗的别解的。把“应侯”理解为应国之侯，必然会认为“媚兹一人”的主体也是应侯，既然“一人”无疑问是指天子，那么“媚兹一人”自应理解为是就臣对君来说的。从汉儒对这句诗的引用来看，这种理解可能相当普遍。《淮南子·缪称训》云：“人以其所愿于上以与其下交，谁弗载？以其所欲于下以事其上，谁弗喜？《诗》云：‘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这种“能善小”又“能善大”的人，显然应该是臣子。《汉书·叙传》在谈到《张汤传》的作意时说：“张汤遂达，用事任职，媚兹一人，日旰忘食。”“媚兹一人”显然是指一种臣子对君的态度。这样来看，汉人把应侯作为人称来理解的并不少见。这种理解自有其渊源，战国时儒者读《下武》诗，就有以应侯为应国之侯的。《荀子·仲尼》云：
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僔，主信爱之则谨慎而嗛，主专任之则拘守而详，主安近之则慎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全一而不倍，主损绌之则恐惧而不怨。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福事至则和而理，富则施广，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虽在贫穷徒处之势，亦取象于是矣，夫是之谓吉人。《诗》曰：“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谓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讲臣子如何才能保持自己受宠的地位，必须达到“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等等一系列要求，才能够“持宠处位终身不厌”，而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吉人”。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末引《下武》的四句诗为证，这四句诗如果按照《毛传》、《郑笺》的解释，是无论如何也难与《荀子》文义和谐的。但是如果把应侯理解作“应国之侯”，则“媚兹一人”者是应侯，“顺德”者也是应侯，诗中的应侯正与《荀子》文中所称“吉人”相应，《荀子》这段话便上下文义贯通，毫无窒碍了。
“应侯顺德”之“应侯”乃应国之君，正如《诗经》中所见之齐侯、卫侯、邢侯、韩侯、鲁侯，都是指诸侯国君，这本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为什么古代的经师宿儒大多视而不见，偏偏要作一种迂曲的解释呢？这当然与《毛传》、《郑笺》的权威地位有关，同时也与《诗序》有很大的关连。《下武》序云：“下武，继文也。”这就规定了此诗的性质，是一首歌颂武王的诗。《毛诗》注此诗首章“三后”云：“大王、王季、文王也”，而且明确指出“王配于京”的王是武王，这样就束缚了后人的思想。由于应国的始封君是武王之子，其被封为诸侯是武王死后的事情，故一旦接受了《诗序》和《毛传》的说法，对“应侯”二字当然就不会按其最直接的意思来理解了。其实这首诗的时代，不一定如汉儒所说作于武王时。从诗的内容来看，这可能是一首歌颂成王和应侯的诗。第二、三两章都有“成王之孚”，昔人囿于谥法观念，或以为此诗必作于康王以后，或者干脆把“成”解释为一个动词，“成王之孚”即“成王者之信”，显得非常牵强。随着地下出土青铜器铭文的增多，周初诸王号均为生称已成了学界的共识。用这一观点来看《下武》诗，把“成王之孚”解释成是歌颂成王的话就没有障碍了。而且从全诗的结构来分析，也可以看出此诗是歌颂成王与应侯的。全诗六章，章四句。每章的末句都被重复用来作下一章的首句，只有第三、四句之间不是这样。三章说“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这是咏“君”——成王当然是君；四章说“媚兹一人，应侯顺德”，这是咏“臣”——应侯是天子之臣。这两章一咏成王，一咏应侯，可见两人都是这首诗歌颂的对象。
应国的始封君是武王之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应的分封，当在周公东征之后。应的地望，据前引《水经注》，在河南省邘水之北。八十年代以来，河南省平顶山市附近相继出土了一批应国铜器，证明了西周所封之应就在这里。周初的应侯，地位可能很显赫，《逸周书·王会》记周成王举行成周之会，列举了当时王朝中几个重要的贵族大臣，其中就有应侯。西周早期应国铜器中有一件“应监甗”，其铭曰：“应监作宝
彝。”表明周初的应侯还负有监国的使命。《诗·下武》所咏的应侯，殆即应国的始封君，他与成王是君臣关系，也是兄弟关系。这从第三章后两句“永言孝思，孝思维则”与第四章后两句“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可以看出来。因为这诗的主题是歌颂对先王的继承的，“三后在天”应是指王季、文王与武王，三、四两章的后两句都强调“孝”，强调“继承”，这样的用语只有在成王与应侯是兄弟关系的情况下才相宜。不过有的学者认为应国的始封君不是侯，理由是早期铜器铭文只见“应公”，不见“应侯”。对此还有必要作一说明。目前已知传世及出土应国铜器已有十几件，器主或称应公，或称应叔，或称应侯，或称应监。诚然，以“应公”命名的几件都是西周早期之器，但不能因此说西周早期应公就不是“侯”，因为西周诸侯本无定称，金文中公侯兼称之例所在多有。“公”本为一切有土之君的尊称，称公时未必就不是侯。我们不能因现在所知的两件标明“应侯”的铜器是西周中期器，就说西周早期应君不是侯。《应侯见工钟铭》云：“用作朕皇祖应侯大林钟。”古人于祖以上先辈俱称祖，很难断此“皇祖”为几世祖，因此，说成王时的应君已经称侯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注：参阅拙著：《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把“应侯顺德”中的“应侯”理解为人称，在现代学者中不乏其人，（注：较早的如柯昌济说：“应侯当是人称”，“盖成王时有德之臣”（《
华阁集古录跋尾》），转引自周永珍文）。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亦主此说。他如周永珍、何浩、伍仕谦等学者都曾论及，分别见《两周时期的应国、邓国铜器及地理位置》（《考古》1982年第1期）、《应国兴亡考略》（云南民族出版社编《先秦史研究》）、《论西周初年的监国制度》（《人文杂志》丛刊《西周史研究》）。但大都缺乏论证。故不揣谫陋，强充解人，为之疏证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