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旭东[1]2014年在《论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管理功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部署，这一方面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全新平台、指明了发展方向。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它的科学性不仅要体现在其指导思想层面，而且要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工作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提高我国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教化、协调、保证、整合和激励等功能的有效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也离不开社会管理这个重要的实践平台。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在新时期社会管理实践中，进一步增强其实效性，彰显其时代价值。任何一个社会的正常有序运行都离不开扎实有效的社会管理工作。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与社会管理工作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就开始了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漫长征程，在六十多年的社会管理中，我们有过成功的经验，也经历过失败的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社会领域也呈现出了相应地变化，比如贫富分化加剧、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不信任增强、个体行为“逐利性”增强、宗教极端势力沉渣泛起等，这导致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因素被“激活”、放大。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是针对这些社会问题而提出的战略举措。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需要体制、机制层面的改革，也需要细致入微的教育引导工作。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十八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就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新时期增强实效性、体现时代价值的发展方向。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学范式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冲突事件频频发生，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迫在眉睫。伴随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战略任务的提出，思想政治工作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再次成为热点。本文从拓展和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社会管理功能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文献法、系统分析法和多学科交叉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入分析思想政治工作社会管理功能的科学内涵、历史经验教训、衍生问题、强化策略等，以增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思想政治工作社会管理功能研究具备客观的理论基础。思想政治工作与社会管理工作的实践主体具有同一性，价值取向具有共同性，作用机制具有互补性，目标指向具有一致性。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管理功能具体包括社会教化、社会调节、社会整合、社会规范和社会激励等几个方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社会管理功能研究有利于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社会学范式研究，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现代化转型和社会管理事业的科学化发展。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社会管理功能的社会实践由来已久。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六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建设中的“生命线”地位，强调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的社会阐释，重视发挥大众传媒的社会宣传功能，重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利益协调功能，重视发挥榜样的社会示范功能等。与此同时，我们党也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管理功能发生了严重“错位”，造成恶劣的社会后果。从正反两方面总结我们党在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社会管理功能的经验和教训对于进一步强化其社会管理功能发挥具有积极意义。西方国家虽然不采用“思想政治工作”这一名词，但其所谓的公民教育、政治素养教育、政治社会化等都发挥着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国外“思想政治工作”发挥社会管理功能经历了上百年的实践，积累了诸多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比如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体系建设，重视发挥大众传媒的社会宣传作用，积极构建多主体教育的社会宣教格局，强调灌输渗透相结合的路径建设等。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管理功能发挥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深入剖析其影响因素是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必要前提。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社会管理功能发挥的因素既有主观因素，也存在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结构和素质、工作对象的人格素质结构。客观因素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载体和社会环境等。当前制约思想政治工作社会管理功能发挥的原因包括：多元价值选择的形成、社会结构“松散化”日趋明显、人员流动性增强、个体行为逐利性凸显、应急管理思维的流弊、网络虚拟社会的兴起等。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管理功能需要从理念原则、教育内容、方式方法和机制建设等几个层面着手。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社会管理功能首先要坚持方向性原则、主体性原则、方法论原则和系统性原则等基本原则，还需要坚持服务为主、管理为辅；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特殊性与一般性相结合等具体原则。扩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覆盖面，一方面要对传统内容进行精简，另一方面需要增加时代内容，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新时期利益观念教育等。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管理功能亟需增强其可操作性，比如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引领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的社会管理理念实现根本性转变；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流动人口、特殊人群、未成年人、留守群体等特殊群体生存境遇的改善；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对社会风险的应急管理能力，建立重大决策防控机制，完善应急管理的舆论处置机制等；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推进社会管理事务有序运行，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建立信息搜处机制、健全矛盾纠纷协调机制、完善社会舆论引导机制、优化民主参与决策机制等。
蔡泉水[2]2016年在《新媒体环境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文中指出意识形态安全,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不受威胁的状态和能力。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一直是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重点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科都持续不衰。新媒体是以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传播媒介。新媒体一经诞生,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交往等各个方面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意识形态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新媒体的挑战与机遇。在新媒体方兴未艾的环境下,研究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学科的一个新的热点问题。开展新媒体环境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对于深化意识形态安全理论研究,拓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领域,总结和把握新媒体环境下宣传思想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与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有效占领新媒体宣传思想阵地,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协同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回顾总结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安全思想,从理论层面分析新媒体带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机遇和挑战,从实践层面总结国内外维护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教训,提出化挑战为机遇,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除导论和结论外,论文由六章组成,主要内容是:第1章,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省察。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以一定的价值观念、政治信仰、理想信念为核心的,反映一定社会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利益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体系。从意识形态建设的逻辑看,意识形态安全是意识形态建构安全、传播安全、认同安全叁个方面的共同体。第2章,新媒体的理论概要。新媒体包含互联网新媒体、手机新媒体和互动式数字电视新媒体叁种基本形态,数字化和互动性是其根本特质,并衍生出超媒体、超时空、个性化、开放性、海量化、低门槛等特征。在此基础上,新媒体传播,表现出传播结构去中心化、传播方式碎片化、传播空间无限化、传播效应裂变化的特征。新媒体传播融合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特征,一方面冲击了“把关人”、“沉默的螺旋”等大众传播理论,另一方面也激发了“马太效应”、“蝴蝶效应”在新媒体传播领域的延伸。第3章,新媒体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新媒体通过冲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安全;通过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转型适应力、分散传播注意力、削弱传播管控力,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安全;通过增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认同难度、整合难度、防御难度,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安全。第4章,新媒体带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机遇。新媒体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群众参与水平,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资格;新媒体开辟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崭新渠道,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效果;新媒体为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提供机遇,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争夺国际话语权打开新通道。第5章,国内外维护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启示。我国维护新媒体环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经验是,顺势而为,化挑战为机遇;因势利导,从管理到治理;乘势而上,变被动为主动。国外维护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借鉴主要有:立法规范、战略部署、专职机构、安全审查、行业自律、技术管控和实名登记,等等。第6章,新媒体环境下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存在根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制度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新媒体环境,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坚持正确的方针原则,做到主观能动与尊重规律相统一,“内容为王”与“形式为圣”相统一,旗帜鲜明与润物无声相统一,线上联动与线下互动相统一。明确具体的办法措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新媒体的融合,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新媒体文化,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媒体传播管控力,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媒体传播和整合方式转型,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提升新媒体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实效性,维护新媒体空间持久清朗。
陈旻[3]2016年在《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叁个五年规划纲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媒体格局的变化发展和新媒体的创新与融合的关键时期。思想舆论引导工作作为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如此关键时期,更加需要大有作为。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讲话的精神,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我国思想舆论引导工作的改进、发展和创新,并力图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操作性、实效性的建议和意见。全文包括导论、五章和结束语等内容。导论部分主要阐明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和评析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研究的现状和成果,介绍本文研究的思路、原则和方法,指出本文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以及可能的创新点,为本文后面的研究和写作奠定了基础,作了必要的准备。第一章,媒体格局与思想舆论引导。在研究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的思想舆论引导工作之前,首先,本章从概念、发展阶段和发展历程等方面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概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了新兴媒体在数字化、即时性、个性化和自主化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本文论述了媒体格局的内涵与演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媒体格局的演变与舆论生态的形成,并强调媒体格局演变引发舆论生态形成,舆论生态嬗变促进媒体格局变化,只有正确认识并恰当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才能因势利导、扬长避短,使之良性互动、有序协调。其次,本章阐述了思想舆论引导的涵义与特点、功能与作用及其变化与发展等。最后,本章论述了媒体格局与思想舆论引导的关系,即媒体格局变化为思想舆论引导提供条件,思想舆论引导促进媒体格局的调整完善,媒体格局与思想舆论引导相互作用。第二章,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的现状和面临的形势与任务。首先,本章从概念标准、基本特征出发,对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主流媒体建设的现状即中央级新闻媒体建设现状、区域性媒体建设现状、城市媒体建设现状和大型网站建设现状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主流媒体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即思想观念方面的原因、队伍建设方面的原因和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其次,本章通过叁个方面即社会转型期民众心态和价值观变化、新媒体的崛起导致舆论环境复杂多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更多困难和挑战,审视和分析了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的现实状况。接着本章分别从思想舆论引导内容脱离实际、不接地气的问题仍然存在、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仍然不够强大、把握思想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仍然欠缺这叁个方面,对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论述。通过对舆论传播的规律认识情况,广大新闻工作者和媒体从业人员运用新兴媒体的能力和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这叁个方面,分析了思想舆论引导存在不足的原因。最后,本章分别从信息传播的“无屏障性”对思想舆论引导带来新的挑战、信息传播的“不可控性”对思想舆论引导带来新的挑战、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和复杂性对思想舆论引导带来新的挑战、低俗文化和道德失范对思想舆论引导带来新的挑战、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对思想舆论引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挑战、“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对思想舆论引导带来新的挑战这“六个挑战”,论述了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面临的新形势。同时从更加充分地运用新媒体来创新思想舆论引导工作、更加有力地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补升级和融合发展、更加切实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媒体技术的有机结合、更加扎实地运用新媒体拓展对外宣传工作和思想舆论引导的渠道和平台这“四个更加”,分析和阐述了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面临的新任务。第叁章,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的内容和要求。首先,本章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形势任务、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和道德、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这七个方面,对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的内容进行了论述。其次,本章从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把握思想舆论的导向、必须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必须进行科学的思想教育、必须贯彻“双六字”方针这五个方面,对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的要求进行了阐述。第四章,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的原则和方法。首先,本章论述了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的原则,其中包括注重社会效益原则、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原则、“叁贴近”原则、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原则、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原则。其次,本章论述了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的方法,其中包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以正面宣传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善于广泛而熟练地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合理地运用思想政治工作的相关方法等,强调要通过科学运用这些方法并创造、借鉴更多方法来加强思想舆论引导。第五章,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的路径和规律。首先,本章探析了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的路径问题。分别从在不断改进和持续创新中进行思想舆论引导工作、运用媒介系统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借助新媒体深入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这叁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解析。其次,本文概括和总结了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的规律,其中包括遵循新闻传播规律、遵循意识形态宣传规律、正确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正确运用受众意识规律、把握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把握宣传思想工作规律。结束语部分。本部分主要从总体上概括和总结了本文的基本观点和对策建议。指出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特别是思想舆论引导的能力和水平,已经成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在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特别是思想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作为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和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课题,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在实践中加紧探索。我们应当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着力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工作的体制和机制,在新形势下、新起点上着力发展和大力创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舆论引导的理论和实践,积极开展卓有成效的思想舆论引导工作,切实提高思想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任艳妮[4]2015年在《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我国传统的一元主导的、带有浓郁政治气息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逐渐走向一个多元、开放、自由、竞争的信息社会环境。以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为主的大众传媒已经深刻的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尤其是对新媒体的重度使用者——大学生,传媒的影响力更加明显和深远。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培养和训练人的思想品德为目的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要想在这种复杂多变的传媒环境中发挥引导思想、培养道德品质、规范行为习惯的功能与作用,就必须将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融入学科研究与实践活动中,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革,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基础,借鉴传播学、心理学的相关学科理论和研究成果,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结合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现状与问题的实证调研,提炼归纳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传播与接受的内在机理和联系,并根据传播要素及传播过程中要素间的关联互动情况,构建不同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具体研究内容从以下六个章节展开:第一章,绪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研究的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核心概念等进行概括和总结,为研究的展开打好基础,做好铺垫。第二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研究论域和理论基础。任何科学问题的研究都必须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和基础上进行和展开的。本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传播学理论等相关学科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问题研究主要从传播结果的有效性、传播要素的有效性和传播过程模式的有效性叁个层面展开。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信息是否接受和接受程度如何是评价有效性的最终标准。第叁章,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路径依赖及嬗变。本文以传播要素为横轴,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历史为纵轴,分析和总结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的历史特征和路径依赖。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在自由、开放的大众传媒环境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固定模式和传统的路径依赖逐渐失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问题凸显。第四章,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社会行为,影响其有效性的因素很多。本章重点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静态层面——传播要素对有效性的影响,动态层面——传播过程环节对有效性的影响。当然,在大众传播时代,传媒环境成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通过对传播要素、传播过程的影响,进而影响传播结果的有效性。第五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素的优化。主要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等几个方面重点分析了传播要素本身应该具备的积极属性及在大众传媒环境下如何继续提升和优化这些积极属性以实现有效传播。第六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及有效性的实现路径。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者、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环境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性,以及这些传播要素间的关联互动和效能发挥不同,一种模式不可能满足所有的要素要求。因此,本部分重点探讨了在不同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和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问题。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考察,以受众接受为切入点,分析和探讨了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因素及提高有效性的路径问题。其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传播学视角出发,以受众接受为切入点来分析和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问题,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和研究视角。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外生态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借鉴传播学来重新审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无论是从理论创新还是实践需要,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能够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同时,这种研究视角打破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主动与被动的关系,突出了受众在信息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在信息传播系统中,教育者(传播者)和受教育者(受众)都是传播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双方地位平等,关系紧密,受众对传播内容的接受与否直接决定了传播活动的成败。因此,以受众接受为切入点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就是在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性,满足大学生的个体需要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引导力,从而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第二,初步构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传播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往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分析研究多采用本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看作一个有机系统,提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在于传播结果的有效性、传播要素的有效性和传播过程模式的有效性叁者的统一。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系统的要素构成、效能发挥、运行过程和互动关系的考察、探索,发现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系统的传播障碍,寻找消除传播隔阂的科学方法,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系统良性循环的机制和模式,由此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的有效展开,初步构建了传播学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的研究理论框架。第叁,构建了不同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模式,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理论与实践的新尝试和探索。目前理论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都倾向于建立一种双向互动型的传播模式。笔者认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中,并不只是存在唯一一种传播模式,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者、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环境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性,以及这些传播要素间的关联互动和效能发挥不同,一种传播模式不可能满足所有的要素要求,展现出所有的传播活动。因此,本文分别探讨了不同信息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和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问题,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陈茂生[5]2007年在《新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新科技革命浪潮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正在大踏步地走入全新的信息时代，发展迅猛的大众传播尤其是新媒体一方面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让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形势严峻的挑战。如何有效利用大众传播载体中的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课题。在一个以大众传媒为纽带所联结的社会里，大众传媒的发展，尤其是近年出现的新媒体，不仅给人们获取信息带来便捷，同时作为一种有效的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价值尺度、道德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新媒体作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由于自身的一些特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要求，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和新媒体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就新时期，在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情况，论述和分析了，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和机遇，并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策略、手段和主体素质叁个层面．提出了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方式，进而归纳了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原则。
李晓莉[6]2016年在《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发展、壮大,30多年来形成了涉及教育对象、内容、方法、目标、评估、保障体系等相关要素在内的一系列关于学科建设发展和解决具体实践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更好地看清形势、把握规律、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系统工程,但目前关于该课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论、系统论、方法论等领域,对创新发展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内容、目标、过程、模式等单个要素或方向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本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着眼破解当前以知识灌输为本位的生存性、同质化、资源配置型教育模式所普遍存在的关键问题,如教育方式单调、教育资源琐碎、教育内容匮乏、教育主题隐晦、教育受众模糊、教育效果欠佳等,提升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成效。从协同论的理论视域出发,就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价值引领、参与主体、发展动力、实现过程、文化生态、保障体系、发展格局等问题进行探索研究,旨在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理论体系,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向以能力为本位的发展型、人文化、资源整合型现代教育转变的创新发展之路。总的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存在“何以要”、“何以能”、“何之困”、“如何做”、“如何续”五个向度。“何以要”——“思想政治教育为何要协同创新”是研究前提,根源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特性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问题两个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协同创新的必要性;“何以能”——“思想政治教育何以能协同创新”是研究基础,从系统论、方法论、逻辑学、发生学等角度,分析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模型,可为协同创新提供理论支撑;“何之困”——“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有其发展瓶颈”是研究导向,客观梳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可以为寻求创新发展之路提供目标和依据;“如何做”——“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体系如何构建”是研究重点,从参与主体、发展动力、过程控制、生态空间、保障体系、建构格局等方面,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体系构建的基本框架;“如何续”——“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研究关键,要从发展规划层面就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出设想。思想政治教育和协同创新各有其理论基础,二者之间又存在内在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西方协同创新理论中,都有相关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提供理论支撑。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范畴具有丰富内涵,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协同、主体协同、内容协同、过程协同、空间协同、方法协同等。协同创新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体现于现实需要和实现可能两个角度。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价值引领,展现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现实意义。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价值之所在呈现于集成价值产生的吸引力、协同实践凸显的有效性、自身组织调节的适应性,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价值诉求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人文化、方法现代化、资源综合化、功能渗透化等不同层面,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价值目标分析包括目标的设置原则、建构要求、实现路径。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参与主体研究,需要搞清对象、理顺关系、认识功能、提出优化建议。主体区分为不同的类别、层次,各有其界定,参与主体之间又具有内在关联性,表现为关联的方式和过程。各参与主体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的价值体现在存在效益、情感效益、沟通效益、协作效益、发展效益五个方面。参与主体关系优化则应主要考虑调整理念和路径。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发展动力问题,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对象、过程、模式、目标等相关要素息息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源动力来自于学理整合性需求、运行调适性需求和思考延展性需求。学理整合性需求的观点,导源于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学理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对比,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学理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形势,因此需要从公民素养和公民道德教育、全球意识和全球视野培育、自主意识和竞争意识培育、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网络公民意识和网络伦理教育五个方面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倡导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营养。关于运行调适性需求的观点,体现在从全面发展育人目标与物质功利主义间的重塑性调适、社会现实规范与教育理想规范之间的适应性搭配、新生群体活动特质与思想教育方式之间的融合性互动。关于思考延展性的观点,鉴于坚持继往开来、改革创新精神和可持续发展视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必须坚持时代化、个性化、科学化。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过程控制问题,主要表现于影响因素、实施环节、功能发展叁方面。对影响因素的分析,需要区分内部、外部和横向、纵向不同维度展开梳理,还要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剖析。过程控制的实施环节,其基本模式是“计划—组织—评估”,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实施过程中方案制定、组织实施和评估反馈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功能发展,集中于导向性功能、凝聚性功能、激励性功能、调节性功能、开发性功能、生态性功能、转化性功能七个基本功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不但要保证基本功能,还要注重功能拓展发挥,互惠知识共享、资源优化配置、行动最优同步、系统有效匹配是功能拓展发挥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文化生态,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思想政治教育协同文化有其基础内核。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思维意识体现在逆向思维、差异思维、补位思维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基本精神包含风险精神、独立精神、宽容精神等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行动能力展现于交流沟通、对话合作、协调发展等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也有其存在特质:包容内聚力、开放外引力、平等向导力、分享生产力。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其具有一定的活力表现:描述力、解释力、整合力、时效性、创造力。其中也不乏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培育动力: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调节资本、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生态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动力机制、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潜力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保障体系,宏观上区分了制度保障、物质保障、思想保障、环境保障、智力保障五个方面。具体而言,在制度保障上,治理现代化、法治化是制度保障的基础,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提供根本的政治保证,只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只有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创建优质的生态归宿。而经济常态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物质基础,价值高势位则发挥着精神指引作用,影响着育人导向和精神生产。营造协同氛围的基本思路是强化主体的责任意识、提升客体的感知能力、拓展媒介的渗透空间、增强舆论的积极能量。人才优势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智库资源,而这有赖于价值引领、人格感召、知识覆盖、科研吸引、实践渗透的“五位一体”育人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发展视域研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协同创新进行的前瞻性探讨。从理论视域看,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应当尊重科学发展规律、从现实出发设计变革思路、遵循主体人性化标准、坚持育人根本目标、注重育人体系协调化、推动资源整合利用、持续深化理论研究、突出经验借鉴、持续探索改革创新。从实践格局看,要着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属性、积极开拓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领域、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驱动。就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未来研究方向来看,协同思维与知识创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协同思维与知识创新潜在的关联、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体系重要的理论术语、坚定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的导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体系、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和价值的趋同、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课题。
贾效明[7]2016年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论》文中提出文化,对于民族而言是内在血脉,对于人民而言是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的浮沉更迭,始终牵动着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其形成来看,是“文化自觉”的成果;从其本质来看,是“自觉文化”的体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思想政治工作任重道远: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要不断夯实和筑牢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根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德性”特质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属性为纽带,二者形成了一种“融合”关系,其实质体现在思想政治工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运用上,其内涵表现为主体层面的理性阐释、对象层面的人性构建、方向层面的良性互动、方式层面的隐性渗透以及环境层面的适性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根基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从思想政治工作目标视角来看,传统文化资源体现在人格境界、社会理想、和合氛围、义利追求等方面。从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视角来看,传统文化资源体现在天人观、知行观、刑礼观、伦常观等方面。从思想政治工作原则视角来看,传统文化资源体现在顺势而为、因材施教、禁于未发、循序渐进等方面。从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视角来看,传统文化资源体现在经典灌输、环境熏染、典型示范、自省修养等方面。这些传统文化资源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丰厚滋养,已经并正在融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之中,润物无声,化人无形。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历程是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密切相关的。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来的百年当中,大致20年为一期,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917年起处于革命道路探索期,是融合的萌芽阶段,以认识国情为融合的主题;第二阶段自1937年起处于革命理论成熟期,是融合的奠基阶段,以实现民主为主题;第叁阶段自1957年起处于建设道路探索期,是融合的逆反阶段,以探寻理想为主题;第四阶段自1977年起处于改革道路探索期,是融合的重构阶段,以追求义利为主题;第五阶段自1997年起处于改革道路深化期,是融合的深入阶段,以构建和谐为主题。每一个阶段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和传播都植入了传统文化基因,受到了传统文化影响;以此为主线,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不断进行着双向互动。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原则。这个原理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还是对未来走向的预期。首先,要坚持理性态度和科学方法,坚持“马学”为体、国学为根,坚持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其次,要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弘扬包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道法自然的唯物精神、上善若水的奉献精神、以和为贵的团结精神、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等在内的民族精神,弘扬包括孝悌之德、忠恕之德、诚信之德、谦和之德、忧勤之德、廉俭之德等在内的传统美德;再次,要破除封建因素的消极影响,这些封建因素主要包括特权崇拜、宗法观念、迷信思想、小农意识;第四,要构建多元互动的融合机制,坚持党政主导、学界倡导、文艺引导、媒体传导、大众促导,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正向合力;最后,要认清深化融合的内外形势,其中,我党推行的关于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和平统一、倡导和合外交等方面政策是机遇因素,而当下面临的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开放环境的外来冲击、信息时代的社会困惑等方面问题则是挑战因素。新世纪新阶段,要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进程。一要运用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阐释,挖掘传统资源,厚植价值基础;二要发挥传统文化在党的建设中的资鉴作用,利用修齐治平经验,提高治国理政效能;叁要确立传统文化在国民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加强国学经典教育,提升传统文化素养;四要发掘传统节庆习俗的社会教化功能,宣传文化常识,倡导移风易俗;五要加强社会组织文化建设,通过弘扬家训传统促进家风传承,通过宣传行规传统推动行风转变,通过借鉴民约传统促进民风改进。
孙兆静[8]2008年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载体的运行现状及建设对策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网络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及思想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信息网络化的条件下,网络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忽略的新载体。高校是网络起源的重要地方,也是网络得到大力推广和迅速发展的地方,是中国社会网络化发展的前沿阵地。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网络已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网络载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网络载体的优势,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已成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叁个方面来探讨这一课题。第一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载体的含义及其研究意义。该部分基于理论界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含义,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载体的含义,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载体的研究意义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载体的运行现状分析。该部分分析了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载体在运行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并针对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原因分析,为下文提出应对的措施做好铺垫。第叁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载体建设的对策研究。该部分是全文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全文的落脚点。本部分旨在阐述、总结和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载体运行现状的基础上,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载体的建设和运行提出相应的对策,是本论文以期达到的根本目的。
王晖[9]2001年在《网络发展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互联网的出现和迅猛扩张，使网络媒体得到了飞速发展。网络媒体是以计算机通信网 络为基础，进行信息传递和交流，从而达到其社会文化传播的目的。网络的发展和普及， 在给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关于这方面的 问题己经渐渐地引起国内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目前还处 于初始阶段。 《网络发展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一文，以网络的诞生及国内外发展现状作为切入点， 在对网络发展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客观分析的基础上，着重于应对挑战 的对策研究和探讨。全文共分为叁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网络的概念入手，对网络的基本特征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进而将目前 网络在国际、国内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归纳和分析。 第二部分，综合分析、阐述了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在给具有中国特色的 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积极影响和全面促进（即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消极不利的负面效应 （即挑战），从而提出了网络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应对挑战的对策研究问题。 第叁部分，着重从建立网上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发挥综合优势，形成对外宣传整体合 力；构筑信息海关；完善立法；反对和抵制信息霸权主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网上的国 际间合作等九个方面进行了思想政治工作应对网络挑战的对策探讨。 本文得出的结论是：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努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
张瑜[10]2004年在《校园网络亚传播圈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校园网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突出。本论文以网络建设比较完善的高校作为研究对象,抓住校园网络亚传播圈这一核心概念,对基于校园网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与方法展开深入研究。校园网络亚传播圈是指在高校网络发展比较成熟的条件下,大学生的主要网络行为逐渐对校园网络形成依赖,由此而形成的特殊的网络信息传播子系统。论文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校园网络亚传播圈的存在性,并认为,校园网络亚传播圈具体表现为大学生的信息圈、生活圈、交往圈、舆论圈,具有凝聚性、现实性、综合性、可控性、变异性等基本特性。校园网络亚传播圈的形成,反映了大学生用户群体、校园网络媒介及其信息内容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规律性。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校园网络亚传播圈为教育主客体之间在互联网上实现有效互动提供了可能,说明了网络与现实教育相结合的必要性,与大学生思想形成发展规律的要求具有相符性。论文进一步对校园网络亚传播圈的信息内容、网络媒介、用户群体这叁个基本要素之间相互联系与作用的规律进行了展开分析。根据信息内容的特点及其影响,具体分析了事实类、评论类、理论类信息在校园网络上的传播规律以及大学生的接受特点,并以之为基础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内容的传播策略;根据网络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特点,把校园网络媒介分为师生关系场所、熟人世界、公共论坛叁种不同类型,具体分析各类媒介中信息传播以及大学生网络行为的特点与规律,进而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对校园网络媒介的运用策略;重点分析了年级群体、学生干部群体、贫困生群体以及网上活跃者群体在网络媒介使用、信息内容获取、网络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提出了针对不同学生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文最后归纳和总结了校园网络亚传播圈叁个基本要素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规律,并以叁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基础提出基于校园网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叁种基本模式,即内容中心模式、媒介中心模式和用户中心模式。
参考文献：
[1]. 论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管理功能[D]. 卢旭东.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2]. 新媒体环境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D]. 蔡泉水. 南昌大学. 2016
[3]. 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研究[D]. 陈旻.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6
[4]. 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研究[D]. 任艳妮. 西北工业大学. 2015
[5]. 新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D]. 陈茂生.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6]. 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研究[D]. 李晓莉. 兰州大学. 2016
[7]. 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论[D]. 贾效明.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8].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载体的运行现状及建设对策研究[D]. 孙兆静. 西南大学. 2008
[9]. 网络发展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D]. 王晖. 天津师范大学. 2001
[10]. 校园网络亚传播圈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D]. 张瑜. 清华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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