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羽婷[1]2010年在《财务重述报告公布的及时性与时机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财务报告作为上市公司对外披露信息的主要载体,是投资者获得公司信息的重要途径。现实中存在财务报告公布后,才发现其存在重大差错或遗漏重要事项的情况,因而出现了财务重述报告。财务重述报告属于临时报告,这类临时报告就是为了能及时更正或补充财务报告,所以及时公布财务重述报告是上市公司履行临时报告披露义务的一项重要要求。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资本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市场有限有效的情况下,内部人是有动机利用信息披露的时机选择来寻租。因此,财务重述报告公布是否存在不及时的问题?是否存在时机选择的机会主义行为?外部监管和公司治理是否对财务重述报告的披露行为(及时性和时机选择)有影响?如何影响?这些都是有待检验的重要问题。本文沿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建议”的思路作为研究主线,建立对财务重述报告公布及时性与时机选择的研究框架,从财务重述报告的消息性质和财务重述报告——年报的消息组合两个方面去分别证实内部报告假说“好消息早,坏消息晚”的规律,并挖掘外部监管(政府监管和审计师监管)和公司治理(契约激励和股权集中度)对财务重述报告公布及时性和时机选择的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结果,立足于中国实际背景,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为进一步强化对财务重述报告的治理,规范财务重述报告公布行为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在可公开检索的国内研究文献中,尚未发现类似系统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报告公布存在严重滞后的情况,并且确实存在利用财务重述报告公布进行时机选择的机会主义行为。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报告的披露明显存在着“好消息早,坏消息晚”的现象。我国上市公司还存在利用消息组合来选择时间点披露财务重述报告。管理者策略性地将信息安排在最恰当的时间披露以最大化(最小化)投资者对好消息(坏消息)的反应,并且通过对财务重述报告与重述所针对年报的消息组合的分组研究发现如果年报是好消息,上市公司会更敏感、更倾向于对财务重述报告公布进行时机选择。对外部监管的实证分析了解到：非自愿公布财务重述报告好消息和坏消息公布的时滞都比自愿公布的更大。有专项或补充审计的财务重述报告的公布时滞大。同时研究也发现管理层持股上市公司所发布的财务重述报告“好消息公布早,坏消息公布晚”会更明显。这说明高管持股的公司发布财务重述报告的时机选择动机更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50%以下的上市公司中“利益协同效应”优先,但并不明显。而在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50%以上的上市公司中“壕沟防御效应”明显,导致了财务重述报告公布的延迟和更明显的时机选择行为。
冯丽艳[2]2017年在《社会责任表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直以来,关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产生的经济后果都是社会责任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综合类指标的关系。近年来,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关于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的投资活动、融资活动和信息披露活动等具体财务活动的影响,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问题研究的一个明显的新趋势。自叁鹿"毒奶粉"事件以来,我国频发的社会责任恶性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极大关注,政府监管部门也颁布实施了诸多的社会责任法规,旨在促进投资者和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提升。那么,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下,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上市公司对社会责任的积极响应和承担是否能够吸引更多投资者,进而获取资本市场融资优势,并且提高资本市场效率,是监管层和企业自身较为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考虑到企业的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是影响其权益融资资本成本高低的决定性因素,故本文选取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为视角,系统探讨了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效应及影响机制,并结合我国经济环境和资本市场特征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以期从风险和资本成本视角揭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产生的经济后果,拓展企业对承担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认识,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管理意识的提升,并且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提供更加丰富的经验证据。以"社会责任表现——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权益资本成本"为主线,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是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定价的一个因素,存在社会责任风险溢价,并且,具有良好社会责任表现的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较低,因此,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进一步考虑我国资本市场再融资环保核查制度法规的影响后发现,对于重污染行业企业来说,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对其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效应更为显着;(2)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经营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在我国经济环境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支持风险降低假说,并未发现支持风险增加假说的证据。此外,基于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的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快速下滑期间,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更好的抵御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经营风险的降低效应更为突出;(3)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信息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来看,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企业不仅会计信息质量比较高,而且更愿意披露较多的、质量较高的自愿性信息,企业信息风险较低,也就是说,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良好认知和积极践行能够降低企业的信息风险。此外,考虑我国资本市场再融资业绩门槛对企业信息披露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后发现,再融资意向并不会削弱或改变良好的社会责任认知和践行对信息风险的积极影响效应;(4)基于前叁个方面研究的结论,研究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影响权益资本成本关系中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发现: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是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中介变量,能够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来降低投资者的风险预期,从而获取较低的权益资本成本,不过经营风险的中介传导效应相对信息风险来说更大一些。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针对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认识和研究结论分歧,从社会责任优势学说和社会责任劣势学说两个方面,较为系统分析和厘清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2)基于我国资本市场,提供了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可以降低其权益资本成本的经验证据,也从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补充和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优势学说;(3)首次采用中介变量检验方法,以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为路径,系统揭示和验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影响其权益资本成本的内在机制;(4)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研究视角拓展至企业的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方面,基于我国资本市场揭示了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的积极影响作用。
谢清喜[3]2005年在《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效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证券市场是一个信息流动的市场,及时、完整、真实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实现“公开、公平、公正”叁公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提高证券市场有效性的根本保障。从各国证券市场发展历程和经验看,只有及时、完整、真实公开的信息披露才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因此,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既是一部规范信息披露的历史,又是一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历史。 一、本文重新探讨了证券市场的有效性理论,把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区分为证券信息的有效性和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证券信息的有效性是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前提。本文首次把证券信息的有效性区分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证券信息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效性是本文研究的主题,它要求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过程中,不能违反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要做到及时、完整、真实,符合证券市场的“叁公”原则。证券信息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就是上市公司披露的证券信息能否充分地在股票价格的波动中得到反映,一般包括证券信息传递、信息运用和信息反馈叁个阶段。 目前,理论界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效性研究的文献很少,大部分学者集中于证券信息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方面,即集中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后的信息传递、信息运用和信息反馈等阶段。通常的方法是,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之后股票价格或股票成交量的波动特征,以此分析整个证券市场的有效性。这种以研究信息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来代替分析整个证券市场的有效性的方法有失偏颇,它忽略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等方面。 因此,本文从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角度出发,探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完善了证券市场有效性理论的具体内容。本文认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效性是信息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前提和最基本的保障,更是实现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整个证券市场的有效性,达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的。 二、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状况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过程的有效性分析。 一方面,论文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分为两大部分,即证券发行市场中的上市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和证券交易市场中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建设。首先,完善地概括了我国已经建立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体系,并对中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制度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时简要评述了近期颁布的几项重大信息披露制度。其次,通过分析证券发行市场和证券交易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历程、发展脉络和存在的问题,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构建的有效性进
胡蓉[4]2011年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动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信息是资本市场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低质量的信息披露是引起资本市场诸多问题的关键原因。尤其对我国这样新兴的证券市场而言,相比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来说问题更多,因此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的问题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诸多专家学者已经在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这一领域作出了很多有启发的研究,也得到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但他们的研究主要有几个局限：1、目前的研究主要基于静态层面对公司信息透明度进行研究,在可公开查阅的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基于动态层面研究信息披露质量问题的研究。2、在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的验证中,国内研究缺乏基于实际背景的对管理者和大股东动机的深度探讨。3、国内较少有对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变化的经济后果的直接验证,而国内对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盈余水平及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基本是照搬国外相关研究的方法,缺少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相结合的研究。尤其是对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基本都是采用横截面数据,较少从动态角度进行验证。基于前人研究的局限,本文拟从动态角度研究信息披露质量以及其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对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并不简单罗列多种因素,而是主要从大股东和管理层动机的角度进行研究；对经济后果方面,有别于许多学者主要从市场角度研究其经济后果,本文主要从公司层面研究信息披露质量变化的经济后果。在研究时,遵循从文献回顾——理论分析——披露现状——影响因素——经济后果这一研究框架,采用了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全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了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变化的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同时提出本文最重要的概念—“信息披露质量”,并对研究方法,全文整体思路和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做了阐述。第二章、文献回顾与评述：详细回顾了国内外有关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研究文献。本章共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信息披露质量,即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含义及其评价的研究；第二部分介绍了信息披露透明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第叁部分介绍了信息披露透明度的经济后果的有关文献。最后以此为基础,提出现有文献研究的局限,为本文的研究分析提供借鉴和参考。第叁章、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论研究：本部分主要阐明一些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包括会计信息的含义与属性；会计信息的重要理论基础—信息不对称理论、有效市场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内涵等,通过研究发现,信息作为价格的生成依据引导着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决定着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是资本市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会计正是一种经济信息系统,其目标是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会计系统所生成的最终产品—会计信息的本质是一种商品,但由于现代企业中两权分离的存在,使其同时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使得资本市场并没有达到强式效率,因此,会计信息的披露会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同时,现代企业理论将企业看成是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一系列合约的联结”。由于两权分离和由此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需要企业提供会计信息,据此做出相应的决策。可见,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及其质量问题是资本市场产生和发展的基石,研究这个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信息披露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主要是源于信息不对称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第四章、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现状：本章从制度入手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变迁及现行规定,并刻画出我国目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基本情况。从世界范围看,资本市场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主要是伴随着股份制公司的出现和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我国证券市场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各种机制的不断完善,作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机制—信息披露制度也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但从各方面的调查和统计数据来看,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依然不容乐观,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中介机构,都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何提高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问题,仍然十分重要而迫切。第五章、信息披露质量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本章主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选择2002.2009年深交所全部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剔除：(1)上市未满4年的公司；(2)金融行业上市公司；(3)数据不全的公司,并根据前述相关文献的阅读整理,将影响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动机因素分为两类,并提出若干假设。选择深交所的上市公司年度信息考评等级的变化作为因变量,选择若干重要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数据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攫取动机,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保牌动机,法律成本动机和留任动机越强烈,其信息披露质量越低；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较低；而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掏空动机,高管的融资动机和报酬动机对信息披露质量变化没有显着影响。第六章、信息披露质量变化的经济后果：本章也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主要从公司层面研究信息披露质量变化对上市公司的关键性财务因素—会计盈余和股权资本成本有何影响。第一,本章选取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作为因变量,实证分析了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变对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则其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也越高。第二,本章从时间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变化对其股权资本成本的变化是否有负面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发现,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经典信息披露理论的前提条件在我国不成立,因此我国市场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变化对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变化没有显着影响。第七章、研究结论与展望：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得到本文的主要结论,政策建议,研究局限和进一步研究的展望。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几点重要启示：第一、信息是资本市场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和灵魂,信息披露质量的低劣是导致资本市场多种问题的关键原因。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较短,各种机制尚不健全,因此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质量的现状令人堪忧,这使得对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有其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第二、从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变化的动机因素来看,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攫取动机,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保牌动机,法律成本动机和留任动机越强烈,其信息披露质量越低；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较低；而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掏空动机,高管的融资动机和报酬动机对信息披露质量变化没有显着影响。由此可见,对那些控制链复杂,现金流权和实际控制权分离较大,财务状况不佳的公司,要重点监控其信息披露的质量,改进和完善各种机制以降低其违规披露的冲动。例如,可以改变我国上市公司的ST, PT制度,对公司是否被ST, PT或摘牌采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来判断,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以连续几年账面亏损来判断。对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应该和国有企业改革相结合,采取多种措施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虚位的问题。第叁、从信息披露质量变化的经济后果来看,首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则其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也越高。换句话说,其会计盈余对股价,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就越大。这表明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则资本市场的投资性越强,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也得到提高。其次,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经典信息披露理论的前提条件在我国不成立,因此我国市场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变化对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变化没有显着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投资者对我国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会计信息不信任,很少将其纳入决策时的考虑范围。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加强对投资者的宣传和教育,使得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所传递的信号,能够对公司资本成本的降低起到积极的作用。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本文主要从动态角度研究信息披露质量问题。目前国内外对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主要基于静态层面对公司信息透明度进行研究,但是我们研究信息披露问题,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因此从动态层面对信息披露问题进行研究更有其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从动态角度入手,研究信息披露质量的变化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在可公开检索的文献中,尚未发现此类从动态角度系统研究信息披露质量问题的文献。二、本文从理论上严格区分了“信息披露质量”和“透明度”这两个概念。目前国内外对信息披露的实证分析主要是从透明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其所选择的替代变量并不能很好的反映“透明度”这一概念。而本文认为,信息透明度与信息披露质量是两个互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信息披露质量仅指信息的形式,而信息透明度不仅包括信息的形式,还包括信息的内容。有鉴于要找到真正能够全面反映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指标非常困难,因此本文在严格区分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局限于信息披露质量,而不是信息透明度。叁、本文主要从动机角度研究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变化的因素。在这方面的研究中,目前的文献通常研究宏观环境、公司特征、治理结构等客观因素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缺乏对大股东和管理层动机的深度探讨,而本文认为,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或降低是信息供给者的主动行为,这一行为与其动机密切相关。本文在研究信息披露质量变化的影响因素时,着重研究公司层面的影响因素,积极关注大股东和管理层动机对信息披露质量变化的影响。四、本文从时间角度研究信息披露质量变化对公司股权资本成本变化的影响,这有别于目前绝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横截面数据,并且得出了与以往大多数学者不同的结论。当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本文的研究还有很多局限,例如用深交所信息披露考核评级作为本文信息披露质量的变量的合理性尚有疑问,同时有些相关问题尚未进一步研究。这些都有待于作者今后的努力。
张微微[5]2016年在《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建立公平、公正、公开股票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也是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重要前提。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效应可以涉及资产定价、市场流动性、引导投资者决策、资源配置、产品竞争、上市公司价值、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等诸多方面。本文根据信息经济学有关信息传播的相关理论,从信息披露的主体、接收者及其最终影响的角度选取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股票价格效应、投资者投资行为效应及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应叁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选取的股票价格效应、投资者投资行为效应及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应叁方面效应,虽然选取的角度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并非完全孤立,而是有一个共同的内在联系,即都会对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从信息披露的主体来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股票价格就越能够体现出其真实价值及公司的特质信息,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经营状况,便于投资者对股票进行选择,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信息接收的主体来看,投资者通过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能够对其加深了解,能动态地对其内在价值进行评价,便于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并在形成市场均衡价格及其调整过程中得以反映,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从信息披露直接影响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来看,通过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融资资本产出效率及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均得以随之提高,实现了促进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效应。本文研究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效应对于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股票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股票市场通过筹资聚集社会资本,使得社会资本得到合理配置,优质企业和项目更易得到直接融资,从而促进社会整体产出水平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观点,随着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信息不对称状态得以有效地降低,便于投资者区分优质及劣质资产,从而更加准确的预测股票的预期收益,提高股票市场的价格效率及资源配置效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产生的效应对于股票市场的有序建立,对于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特别是对于中国尚未成熟的股票市场都极为重要。但是从中国目前的具体情况来看,一方面,中国股票市场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可以说已初具规模,但是由于发展历史较短,经验相对缺乏,相关管理制度的建立仍不完善。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作为股票市场的主力军,虽然已成为我国经济体系中最具发展前景的群体,以其为核心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也建立起来并逐步得到完善,但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较为普遍,容易对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造成损害,股票市场的有效性由此降低,市场的应有功能也难以充分发挥,不利于股票市场的建设与健康发展。因此,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效应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的基本结构如下：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提出了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分析了相关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最后是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信息披露理论概述。主要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理论依据、信息披露传播过程模型、信息披露的决策选择及影响因素、信息披露的质量标准及衡量方法、信息披露的效应几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描述；第叁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股票价格效应分析。理论部分首先对信息模型进行了概述分析,并在O'Hara的理性预期模型基础上对信息不对称如何影响资产价格进行了理论模型分析。实证部分,首先对信息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定价效应进行了研究,将中国股票一级市场成立之初至今划分为六个阶段,选取IPO折价率为衡量资产定价效率的指标,实证分析了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与IPO折价率之间的关系；其次对股票二级市场中价格的波动效应进行了研究,将中国股票二级市场成立之初至今划分为四个阶段,选取股价波动同步性为衡量股价波动的指标,实证分析了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与股价波动同步性之间的关系；第四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投资者投资行为效应分析。从投资者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投资者投资行为产生的效应,理论研究部分以行为金融学为研究视角,并分析了DHS模型、HS模型及博弈模型,对信息披露与投资者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实证研究部分通过选取了股票市场中较有代表性的交易指标来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进行考察,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投资者投资行为产生的效应；第五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应分析。理论部分首先分析了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模型分别分析了信息披露产生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情况下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部分,分别从微观及宏观两个层面,选取了较有代表性的公司指标及宏观经济指标来对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考察,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所产生的效应；第六章,剖析了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于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现状,主要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体系、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及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产生的效应叁方面；对于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主要分析了信息的虚假记载及盈余管理问题、信息的延迟披露及未完整披露问题、信息披露效应不高的问题叁个方面；最后从内部治理因素、外部监管因素、中介机构因素及投资者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信息披露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七章,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对策。根据上一章总结的信息披露问题产生的原因,有针对性的从内部治理、外部监管、中介机构及投资者四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对策。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为以下五点：一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降低了IPO折价率。在股票发行市场上,随着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随之提高,股票的发行价格与其真实价值越来越接近,使得IPO折价率逐渐降低,定价效率得到了提高；二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降低了股价波动同步性。在股票交易市场上,随着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随之提高,因此股价波动更能够反映出上市公司特质信息,股票价格波动同步性程度降低,股票价格的信息含量得到了提高；叁是上市公司通过信息的充分披露,使得投资者能够对其加深了解,能动态地对其内在价值进行评价,便于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并在形成市场均衡价格及其调整过程中得以反映。本文通过股票换手率及股票收益波动程度两个指标来考量投资者投资行为：一方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投资者投资股票的意愿越强烈,股票的流动性越强,从而体现为换手率较高。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越高,投资者能够获得的上市公司相关信息的数量及质量水平越高,因而收益率的波动程度就越低；四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有利于降低投资者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微观层面上提高了上市公司的融资资本产出效率,宏观层面提高了以宏观经济指标衡量的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实现促进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效应。但是无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均较低,导致了所在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处于较低的状态；五是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现状及问题进行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整体不高,信息披露几个主要效应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研究表明内部治理效率低下、外部监管不到位、中介结构不健全及投资者整体素质较低是导致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体现在以下叁点：第一,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并综合运用理论分析、模型分析、博弈分析等方法对信息披露影响资产定价、股价波动、投资者行为及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机制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为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第二,本文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与股票发行市场的定价效率、股票交易市场的股价同步波动性、投资者投资行为及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目前,国内还没有学者将它们放在一个框架内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以期在本研究领域能够形成基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系统性实证结论；第叁,本文的研究较为系统和全面。研究对象涵盖了信息传播过程的叁个主要方面,即从信息披露的主体、接收者及其最终影响的角度选取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股票价格效应、投资者投资行为效应及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应叁方面效应进行研究,试图研究并总结出信息披露过程叁个主要阶段所产生效应的系统性结论。其中,由于股票价格在不同层级的股票市场中表现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不仅从股票一级市场研究了信息披露对股票发行定价产生的效应,还从股票二级市场研究了信息披露对股票价格波动同步性产生的效应,这样就得出了较全面的结论。并且,本文在研究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时,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分别进行了检验,为的就是能够全面反映信息披露对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产生的效应。论文的不足之处：本文致力于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股票价格效应、投资者投资行为效应、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应叁方面效应,由于选取了股票发行市场、股票交易市场、投资者投资行为及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四方面进行研究,数据量需求较大。但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及有限性,有些研究变量选择受到了限制,例如第四章研究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影响中,实证研究部分的控制变量只选取了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及风险因子叁个,虽然有力的推出了结论,但是如果能充实变量将会更有说服力。在以后的研究中会通过数据的不断搜集,希望能增加变量强化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邓永勤[6]2008年在《证券市场盈余管理会计监管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证券市场会计监管对于保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市场公平、有效和透明,降低系统风险,对于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就我国证券市场而言,盈余管理是会计监管的主要内容,而会计准则是会计监管的主要手段。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契约动机和反政府监管动机及其所表现的特征,就最有可能用于盈余管理的会计选择、会计估计和会计职业判断及其组合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一系列的重要结论,并据此为改进我国证券市场会计监管,特别是改进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本文首先追根溯源,从大量的文献中厘清了会计监管理论的缘起和发展脉络,指出应以基于产权理论和政治活动的经济理论的会计监管理论,作为指导证券市场会计监管的理论基础。然后,从我国正在运行的会计监管体系出发,界定了其目标、主体、客体和手段,指出了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会计监管体系的特点。进而,运用基于产权理论和政治活动的经济理论的会计监管理论,对我国进行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的契约动机和反政府监管动机及其所表现的特征作出了理论分析,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修正了分红计划假设、负债权益比率假设和规模假设。在此基础上,本文抽取了实施新会计准则体系之前2005年我国上市公司样本,通过建立有序分组的线性趋势检验模型研究证实,以0.05为显着水平,我国上市公司存货收发频繁程度与发出存货计价方法简化程度之间,并不显着存在一般认为应有的线性关系,排除了发出存货计价方法选择这一混杂因素的影响;进而,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证实,发出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也并不显着受政治和契约成本的影响;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证实,上市公司对非流动资产减值的会计职业判断,与其主营业务收入的规模和负债权益比率的高低之间的关系有统计学意义,与是否公布股权激励计划和公司成立时间之间的关系没有统计学意义。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一方面通过会计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非常有限,而如果我国上市公司必须进行盈余管理,其数额都将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对会计选择的变更已有一套比较严密的监管措施,所以,上市公司不太可能通过会计选择进行盈余管理;但是,通过会计估计、会计职业判断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巨大,难以监管,所以上市公司在必要时完全可能通过会计估计和会计职业判断进行盈余管理,甚至大肆操纵利润。不过这一结论最终是否成立,尚待对其他会计选择、会计估计和会计职业判断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因此,应加强理论研究,制定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国际规范的会计准则,特别是要深入研究相关的交易和事项的实务背景,制定更加严密的条款,对会计估计和会计职业判断进行规范,使我国的会计准则建设始终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与时俱进、趋同等效,以加强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维护社会公众和企业自身的利益,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
何玉[7]2006年在《网络财务报告研究：决定因素、经济后果与管制》文中提出Internet的迅速发展为公司提供了一个和众多的会计信息使用者交流的平台。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199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道,在不久的将来,向利益相关者提供的企业报告将可能从当前的纸质报告为主的报告模式转向为网络财务报告为主的报告模式。目前有关网络财务报告研究已成为会计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热门领域。本文主要围绕网络财务报告的以下叁个方面进行研究:(1)网络财务报告决定因素研究,即研究什么样的企业会自愿实施网络财务报告?或者说企业自愿实施网络财务报告的决定因素是什么?(2)网络财务报告经济后果研究,即实施网络财务报告具有什么样的经济后果,或者说网络财务报告对企业会产生什么影响? (3)网络财务报告管制研究,即研究信息披露管制部门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对网络财务报告进行有效管制?这叁个方面层层深入,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网络财务报告研究理论体系。其逻辑联系表现为,一方面,在研究了什么样的企业会自愿实施网络财务报告后,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实施网络财务报告对这些企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网络财务报告管制研究又是网络财务报告真实、可靠实施的保障。如果不能有效确保网络财务报告真实、可靠实施,则网络财务报告最终将失去信息使用者,这又将导致企业没有自愿实施网络财务报告动机,于是前两个方面的研究就没有任何意义。本文主要采用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相结合的方法逐一对这叁个方面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有:1.网络财务报告决定因素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代理理论、信号理论以及成本效益理论叁个方面分析了公司自愿实施网络财务报告的理论基础。然后,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结合现有类似研究成果,整合提出了一个网络财务报告自愿实施决定模型,该模型是一个概念框架模型,它
蒋基路[8]2009年在《特定应计项的盈余管理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澄清资产公允计量的判断尺度,并明晰特定应计项的盈余管理度量开篇,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框架下,从盈余管理的内部动因和外部诱因两条线索展开分析,考察坏账信息中的盈余管理证据。企业的委托-代理契约性质是盈余管理的内部动因,决定了盈余被操控的幅度；信息不对称的产品市场、借贷市场、股票市场、以及控制权市场中广泛存在的私人控制权利益,是盈余管理的外部诱因,决定了盈余被调节的方向。坏账信息这一特定应计项上的盈余管理证据,使本文得以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之下,搭建起一个连通企业、市场与政府的盈余管理研究完整结构。追溯盈余管理计量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者所考察应计项的演变,启示本文对关键变量的设计与筛选,以及检验程序的安排,奉行将偏误降至最低的主旨。本文参考McNichols和Wilson (1988)对坏账准备计提的研究(以下简称MW1988),提出一个刻画特定应计项操控性部分的代理变量(Resprov),该代理变量的无偏性藉由总体计量得以佐证,从而增加了动因检验和诱因检验的信心。拆解国内经验证据进行统计分析,本文初略描绘了近十年来本土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全景,海外与本土经验证据的差异说明,不考虑治理环境差异而移植海外研究的代理变量表征主题,将造成检验结果的水土不服。此外,本土研究中的传统减值变量忽略了盈余的期间特性,因而在表征盈余管理方面可能存在偏误。实证结果显示：对中国上市公司样本期间(2002-2005年)坏账准备计提的综合评价为“少提减值”,或者说,“计提不足”。除了巨亏公司大幅超额计提进行清洗和高盈利公司小幅超额计提进行平滑以外,大部分公司倾向于少提或转回坏账以调高盈余。(1)在特定应计项的操控幅度方面,有可能发挥制约作用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包括：集中的股权结构,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董事会中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以及地区治理环境中更高的市场化水平；而国有产权属性、股权制衡、以及独立董事制度,没有取得制约特定应计项操控幅度的证据,转型经济体的制度背景对此做出了最好的注解,在内部人转移或侵占上市公司资源的“掏空”行为,制衡股权引发的控制权利益激烈争夺,以及独立董事“独力”“懂事”的无奈选择背后,是产权界分根深蒂固的一股独大现状,政府的角色错位,内部人控制的同仇敌忾,法律监督和投资者保护机制的缺失,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不透明,这就注定了某些企业制度对于解决代理问题的无能为力。(2)在特定应计项的调节方向方面,股票市场牟利的检验结果比产品市场、借贷市场、和控制权市场都更为理想。综合股票市场牟利来看,在特定应计项上管理盈余的两类中国上市公司,其一是高盈利区间的绩优公司,其二是处于被ST边缘的微利公司和清洗公司,相反,注定难逃ST命运的公司,反而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对特定应计项的操控。产品市场牟利证明了政治成本在解释特定应计项的调节方向上依然适用,而借贷市场中以会计信息为契约基础的牟利,也依然可以应用债务契约来解释,与其他叁个市场相比,控制权市场并非基于经营业绩的薪酬契约与职位任免,导致牟利与会计信息的联系自行断裂,缺乏特定应计项盈余管理的证据,因而最可能在本土经验证据上遭遇滑铁卢的,就是分红计划。廓清新制度经济学的整体框架,是希望能够为盈余管理的治理提供理论指导,以确定企业制度与市场制度安排的偏向和优先次序。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与信息充分披露的市场制度是治理的终极目标,二者都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然而盈余管理问题超出了企业制度的解决范围,无论最终控制人的性质是国有、民营还是外资,无论股权集中还是分散,无论股权制衡程度如何,无论董事会的作用如何,只要市场牟利的诱因存在,管理者都可能采取管理盈余、操纵盈余、甚至会计舞弊的机会主义行为,其后果都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误导投资者而造成社会财富损失,带来不确定的、可能是巨额的交易费用,这就是科斯(1960)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所言的“当交易费用巨大时,即使明晰的产权也无济于事”,正如市场牟利诱因是盈余管理的根源,市场制度也是解决盈余管理问题的根本,为了减少内部人“说谎”的机会主义行为,政府的职责是辅助(而不是取代)市场建立传递或甄别信号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只有提高市场识别“谎言”的能力,才能使盈余管理的私人牟利动机失效,这就是法制、或者法制缺乏下政府监管的重心和方向。
张正勇[9]2011年在《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为集中专门反映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形式由在传统财务报告中的单一叙述性披露,向在财务报告之外编报社会责任报告这种多层次披露模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影响因素始终是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中的重要问题。作为一种主要以自愿性为主的信息披露机制,社会责任报告很大程度上是上市公司管理层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使用者的选择性披露,是上市公司管理层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产生的内生决策,因而备受各界关注。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背后的深层次动机和策略性行为,进而为制定合理的监管政策或信息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及经验证据。但是,截至目前,人们对该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相关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可谓“凤毛麟角”。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如股权结构较为特殊、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监管不规范、投资者法律保护机制不健全、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等,使得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影响因素更加“令人困惑”。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一方面被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所需,另一方面因影响因素难以准确把握而成为国内学术界、实务界一大难题。那么,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国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理论是否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行为具有解释能力?制度环境如何通过公司特征因素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公司经济动机、公司治理是否显着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纵览相关文献,国内学者对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1)在研究方法上,国内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实证研究正在增多,但档案式实证研究大多针对年报中零散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专门针对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则大多是规范研究或案例研究,研究方法的局限使之只能提出方向性的、原则性的对策建议；(2)在研究样本上,由于特殊的制度环境,先前研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数据选自公司年报而非社会责任报告,但年报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又十分有限、散乱且且多为定性的内容,使得结论的推广性和适用性受到质疑；(3)在研究内容上,大部分实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公司特征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上,缺乏对中国上市公司经济动机、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的系统而全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如公司产品的广告效用、公司再融资需求、持股结构和股东权益、董事会治理以及管理层治理等；(4)在指数构建方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具体量化是目前实证研究的一个难点,大多数研究者仍采用传统的“3值打分法”,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以披露的数量或内容来代替披露质量,忽视了信息质量特征,难免使得研究结论缺乏说服力。为此,本文将通过严谨的理论分析和缜密的经验证据支持,集中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影响因素。首先,在基于对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对专家和报告使用者的问卷调查,借助内容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构建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评分标准,再通过专家德尔菲法依据评分标准对A股上市公司2008和2009年度发布的786份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科学评分,以展现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的现状。其次,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相关变量下,实证检验公司特征、公司经济动机如何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最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公司治理指数及其分指数,在控制公司特征、公司经济动机等相关变量下,分别从公司治理结构各个变量、公司治理指数及其分指数视角,实证检验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全文共分八章,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了本文选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重点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相关术语厘定以及本文的创新点,勾勒了本文研究的总体框架。第二章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综述。对国内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评述现有文献存在的改进之处,掌握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同时也为相关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定义提供依据。第叁章制度背景与理论基础。在系统梳理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历史溯源与演进逻辑的基础上,对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制度背景进行分析,以便为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提供制度背景与理论依据,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影响因素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着重阐述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合法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印象管理理论和决策有用性理论等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理论的主要观点,为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影响因素提供理论依据。第四章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评估。对国内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评估方法经典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采用内容分析法构建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特征项目,并将其转化为浅显易懂、言简意赅的外在特征,通过对专家和报告使用者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最终构建出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评分标准,运用专家德尔菲法依据评分标准对报告进行科学评分,并对评分结果进行分析。第五章公司特征影响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依据合法性理论等理论基础,结合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制度背景,对影响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的公司特征因素(包括公司规模、财务杠杆、股权结构、行业类型等)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第六章公司经济动机影响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依据印象管理理论等理论基础,结合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制度背景,在控制了公司特征因素后,对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的公司经济动机因素(广告效用、再融资需求)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第七章公司治理影响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等理论基础,结合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在控制了公司特征因素和公司经济动机因素后,分别从公司治理各个独立变量以及公司治理指数两个视角,实证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的影响,并采用独立样本均值T检验考察法律环境对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的影响。第八章结论和政策建议。在以上各章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总结出论文的主要结论,并依据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果,为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提高、政府部门相关政策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政策的制定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等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发现：(1)尽管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总体质量不高,难以令人满意。不少报告信息披露不完整,选择性披露和印象管理迹象明显；(2)国有控股公司、大规模公司、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启、质量显着高于其他公司,财务杠杆系数越高,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越低；(3)公司产品是否直接与消费者接触、公司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显着影响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4)公司治理结构显着影响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国有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股东大联盟比例、管理者持股比例、代理成本与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正相关,流通股比例与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显着负相关,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存在U型关系,一次项系数显着为负,二次项系数为正但不显着；(5)公司治理水平整体上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起到了显着的正向影响作用,其中主要是持股结构和股东权益治理、董事会治理以及管理层治理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的影响明显,而监事会治理与委员会治理的影响则微乎其微；(6)法律监管环境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有着显着的影响作用；本文的创新点如下：1.形成了科学的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评估程序与方法。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来检验基于理论和文献提出的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标准,最终,只有在问卷调查中被认可(通过一定检验)的质量特征才会被纳入,各质量特征的重要程度(权重)也依据问卷调查分析结果来确定。在此基础上,依据该质量标准进行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评估,区分社会责任报告是否具有某种质量特征来计分,计分采用专家德尔菲法,这就克服了以计量披露数量代替计量披露质量的倾向,同时也消除了单个评估者的主观性。本文的研究是对传统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理论研究的一个拓展,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特征体系概念框架,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推进。2.评估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本文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和2009年度发布的786份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全面、科学的质量评估,构建了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数据库,对深入了解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发展概况、发现其中问题、明确进一步发展方向以及后续的实证研究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3.通过对专家和报告使用者问卷调查得到的第-手数据,从公司特征、公司经济动机以及公司治理叁个维度层层推进,首次系统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并剖析其内在机理。打通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评估标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现状分析→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影响因素→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披露策略”的逻辑路径。本文的研究对上市公司管理层而言,可以指导和促成他们编报高质量社会责任报告,间接推动社会责任形成和发展；对利益相关者而言,可以帮助他们阅读、理解和使用社会责任报告,作出正确判断和决策；对政府而言,还可以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参考。4.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着通过提高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来提升公司社会声誉或促进产品营销,以达到广告效用的经济动机,那些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要显着高于其他公司。本文的这一结论也很好地解释了目前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存在的个体与行业之间差距较大且“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因为上市公司很大程度上把社会责任报告当做一种广告宣传手段。5.结合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出公司治理指数以及五个分指数,分别以公司治理结构各个变量、公司治理指数及其分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率先系统实证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
参考文献：
[1]. 财务重述报告公布的及时性与时机选择研究[D]. 谢羽婷. 暨南大学. 2010
[2]. 社会责任表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机制研究[D]. 冯丽艳. 北京交通大学. 2017
[3].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效性研究[D]. 谢清喜. 复旦大学. 2005
[4].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动态研究[D]. 胡蓉.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5]. 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效应研究[D]. 张微微. 辽宁大学. 2016
[6]. 证券市场盈余管理会计监管实证研究[D]. 邓永勤. 中南大学. 2008
[7]. 网络财务报告研究：决定因素、经济后果与管制[D]. 何玉. 上海交通大学. 2006
[8]. 特定应计项的盈余管理研究[D]. 蒋基路. 暨南大学. 2009
[9]. 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研究[D]. 张正勇.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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