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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由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有目共睹的经济奇迹。中国的经济奇迹给人留下了一些谜团，从政治制度来看，同为一党执政，苏联东欧国家为何改革不仅没有成功，而且还导致执政党垮台，甚至国家解体，中国的改革却走向了成功；从经济制度来看，同样实行转轨经济制度，为何俄罗斯、独联体和部分东欧国家，要么经济增长乏力和低迷，要么出现经济大动荡和大倒退，中国经济却保持旺盛的势头。 对于中国经济奇迹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解释，但是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必须依据中国国情，其基本特征就是政治上共产党执政，以及由此决定的政策连续性产生叠加效应，制度弹性产生连带效应，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就是这两个因素推动的。解释中国经济奇迹必须研究经济增长中的政党因素，即共产党在经济发展政策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制度，撇开这两个因素去解释中国经济奇迹将难免出现偏颇。本文对此略谈管见。 二、文献回顾 经济快速增长创造的中国经济奇迹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和学者的广泛兴趣，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文献也日益丰富，其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奇迹进行了解释。(1)战略学派，其代表人物为林毅夫(1992)，他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在于采取了外向型比较优势战略。(2)要素学派，其主要观点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是要素投入。蔡昉(1999)分析了1982～1997年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要素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认为劳动力因素发挥了显著作用；武剑(1999)通过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投入对经济总产出的贡献率达到56.3％；沈坤荣(1999)利用各省数据得出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可带来0.375单位的综合要素生产率上升；江锦凡(2004)通过计算得出：中国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有19.3％是由外商直接投资贡献的。(3)制度学派，其主要观点是：中国的经济奇迹是由制度变迁引起的。哈勒根、张军(1999)的实证研究支持了改革速度内生性的假设，并且表明：具有较好的初始条件与改革派政府的国家中，经济改革的速度更快一些，改革初始条件和改革速度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改革速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相当大；钱颖一等(Qian & Roland，1998)从组织角度来解释中国与东欧国家在改革中经济绩效的差异，认为中国合适的改革路径选择导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王小鲁(2000)认为，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革带来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贡献因素；金玉国(2001)认为：中国奇迹的促成要素为：制度变迁、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迁和对外开放；傅晓霞(2002)认为，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张光南(2007)认为，制度变迁会影响人均资本弹性而影响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4)激励学派，其主要观点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是采取了激励。温加斯特(Weingast，1995)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是财政激励；周黎安(2007)揭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的内在关联；王世磊、张军(2008)分析了地方政府官员在晋升激励机制作用下改善基础设施的表现，及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为什么特别着重改善基础设施；徐现祥(2010)分析了政治激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5)政府学派，其主要观点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是政府行为企业化。杨瑞龙(1998)认为，在改革初期，政府是制度变迁的主导者，政府在政治力量对比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非政府主体行为；黄少安(2000)认为，政府推动制度变迁具有规模效应，政府推进市场化进程比市场经济自然形成成本更低，新制度确立时间更短、更有效率、相对收益更大；杨公齐(2008)认为，政府行为企业化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奇迹从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得出了富有价值的结论。然而，许多学者都是在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的，本文认为，利用简单的生产函数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奇迹力度是不够的，更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应从政策连续性和制度弹性入手，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保证重大政策的连续性，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基本经济制度，使制度保持一定的弹性，从而促成中国经济奇迹，虽然以前学者有所涉及，但本文从政策连续性和制度弹性视角进行探讨，以对现有文献作一个补充。 三、政策连续性：叠加效应催生经济奇迹 本文对叠加效应界定为，在经济活动中由于一种关键因素的加入或受一种关键因素的影响，使得经济发展速度以N次方递增的效应。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活动，就是党的领导及其主导制定科学政策的推动，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产生质的飞跃。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共产党是执政党，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离不开党，而在经济增长中党的重大政策作用发挥了级数效应。因为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从上到下、覆盖完善的组织良好的多级结构，依靠各级组织动员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比任何类型的国家都能取得更大的成功，这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动力与源泉之所在。 (一)历史逻辑：重大政策的叠加效应，形成经济奇迹的起点 历史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同时赋予了党制定重大政策的权力，从而保证政策连续性，并为经济增长长期化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权，而非在旧体制下选举取得，西方国家的政党是某个阶级的代言人，没有得到社会授权是不能领导经济活动的，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宪法明确赋予了共产党领导经济的权力。因此，中国的政党制度逻辑是：政党通过革命建立了国家制度，然后又回到国家制度中领导经济活动，并成为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成为经济活动中的关键因素。更重要的是：在实际经济管理过程中，由于党在政治权力机关、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使得党在经济管理方面成为实际上的决策主体，而政府则成为执行机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党代会确定改革思路与方向，通过党的文件确定重大改革举措的基本模式，遵循党的文件精神，全国人大、国务院按照法定程序制定法律和政策，可以说党的改革决策直接影响改革进程。 正确的改革思路和方向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理论武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改革方针政策，准确地把握了改革的方向，既没有改变基本制度，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充分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与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党确定改革思路和方向后，还必须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在此，执政党的优势再次充分显示出来，首先可以保证基本政策不会变来变去，特别是不会因领导变更而变更，其次可以避免政党更替带来的政策翻盘，不仅可以使改革成本最小化，而且还会使重大经济决策不会翻烧饼，从而保证经济秩序稳定和经济增长长期化。 (二)实践逻辑：政党掌舵、政府划船、官员实施，形成经济奇迹的抓手 促进经济增长仅有理论和政策指导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重大政策需要有强有力的执行力，即具体的实践行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逻辑概括为：政党掌舵+政府划船+官员实施。 1.政党掌舵 中国改革开放之时，正是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的时期，又是信息社会快速到来的时期，当时面临一个怎么办的问题，是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融入人类文明体系?在此关键时刻，共产党果断终结了革命政党模式，选择了建设政党模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明确确立经济建设在国家成长中的地位，将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首要目标，通过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以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和预期无序。政党行为的经济化既不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又将经济建设作为头等大事抓住抓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经济发展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在市场经济轨道上快速发展，使经济活动既不受过分干预也不放任市场，在宏观上进行调控，在微观上放开搞活，由此使国民经济保持充分的活力并快速增长。 政党掌舵是分层次的，其体现在经济政策的制定权限上，党中央负责制定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大政方针，地方各级党委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类方针政策，基层党委保障各项政策的有效实施，而党的经济政策通过人大会议上升为法律，具有极强的约束性，由此可见，从上到下，政党对经济活动全面掌握，保证各层次经济增长的方向，并且推进经济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的推手。 2.政府划船 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政党制定的经济政策是由政府执行，即政府划船，具体来说就是由政府的某一组织机构和人员执行，而组织机构是执行政策的主体和前提，因为没有组织机构，就谈不上人员，而组织机构执行经济政策必须按一定的原则进行，经济政策目标才能实现。在中国，由于市场和社会力量弱小，政府力量非常强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新问题新矛盾又不断涌现，市场和社会又无法解决，由此形成对政府的依赖。 地方政府的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根据公共选择理论，随着经济工业化、管理集中化以及劳动专业化时代的到来，经济交往的各种摩擦和社会冲突增加，人们越来越关心收入分配问题，政府直接参与生产的活动也大大增加，因此政府规模必然膨胀，公共支出必然增加。事实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后，政府规模不断扩张，公共支出增长了几十倍，这在客观上必然会同时推进经济增长。二是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必然想方设法增加税收，主要办法是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甚至直接从事赢利性活动或直接介入企业活动，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经济增长。 3.官员实施 经济政策执行的另一主体是地方官员，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行政机关普遍实行首长负责制。按照官僚制经济理论，政府官员是理性经济人，其行为既有公共利益取向，也有个人利益取向，尽管缺乏金钱上的动力，追求高效率，但追求预算最大化是其主要目标，因为预算最大化不仅可以提高其金钱上的报酬，更重要的是获取更大的行政权力和所属机构规模增大，其主要手段是通过扩张政府部门以扩张自己的权力。由于我国处于转型时期，法规不够健全，管理体制不够完善，特别缺乏对一把手的监督，即现行的体制是人格化与法规欠缺的结合，政府官员往往利用公共权力代理人的身份，进行逆向选择，为了追求个人升迁，突出自身的政绩，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往往发生激烈的冲突，特别是在以GDP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唯一尺度时更是如此，地方官员通过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开展了一场又一场锦标赛，在招商引资和城市化建设中表现尤为突出，其行为在客观上也刺激了经济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官员是经济增长的实际操盘手。 (三)叠加效应的形成 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具有统一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一个统一的立法机构和中央政府，只有一部宪法，地方服从于中央，地方政府可以享有一定的地方管理权，但必须由统一的中央政府领导，而中国的政党制度同样是一个多级结构，党领导政府在经济上可以形成叠加效应。 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有五级政府，每一级政府(除中央政府外)都要执行上级经济政策和制定本级政府经济政策，而在执行上级经济政策时，一般都要动员本辖区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并结合本辖区的实际情况，保证或超额完成任务，由此产生层层放大的效果，形成叠加效应。 另一方面，中国的地方官员是通过培养和提拔产生的，有一定的治国经验，在具体执行上级经济政策时，往往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即在不违背上级经济政策并保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采取更加符合地方实际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使政策原则在各地有了更加灵活的运用，从而使经济政策手段更加充满活力，公共政策效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促进非常巨大，这是非体制力量无法比拟的，由此形成叠加效应。 四、制度弹性：连带效应铸就经济奇迹 本文对制度弹性的界定是，在不改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在基本制度内部采用可选择性的结构机制，以取代那些代表制度永久性僵化的过时的内容，以便使制度延续并保持充分的活力。中国的体制决定了政党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政党走向前台，对政府工作全面领导。改革开放后实行党政分开，党的机构减少，党委不再设经济管理部门，经济管理工作由政府部门承担，即由政府的宏观调控部门、专业经济管理部门、资源管理部门分别承担，政府管理经济工作最常用的方法是法律方法和制度方法，法律方法基本无弹性，而制度方法则有充分的弹性并对经济增长发挥了连带效应。 按照古典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力和资源推动，对此，经济学家们产生了质疑。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兴趣，他利用计算机计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发现：有形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所占比重不大，起重要作用的可能是制度。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它能够建立产权和制度安排，对个人活动提供一种激励效应，不同制度安排下的经济绩效是不一样的，同样的投入可能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同绩效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本文认为，制度虽然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制度作为一种游戏规则，在制度建立之初，对经济增长可能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之后作用会慢慢减弱甚至异化，且制度又具有滞后性，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可能动力不足，因此制度只有保持充分的弹性，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依据经典理论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对基本制度的完善，即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内生性，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不同的是，中国的投资不是市场形成的，而是政府形成的。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因此经济增长也不是完全由市场推动的，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促进的。在改革开放之初，初始条件是很差的，资本极其缺乏，劳动力素质也很差。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国经济是不可能增长的，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始终保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是制度发挥的作用，特别归功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弹性。以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为特征的制度通过对市场的有效替代弥补了市场的缺陷，推动经济增长，为了提高政策效果不断提高制度弹性，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加速度。提高制度弹性的往往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官僚行为增长理论表明，官僚的目标是任期效用最大化，在中国主要表现为追求政绩，为了实现目标往往扩大预算投资，增加公共支出，而投资和公共支出都具有乘数效应，从而带动了经济增长。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过三十多年，制度变迁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就制度弹性产生的连带效应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制度弹性一：“打制度擦边球”的企业经营多样化，形成微观连带效应 微观经济主体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微观经济活动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其一方面受制于资源环境，另一方面受制于制度安排。其实，中国改革的初始动力来自于微观，改革也是从微观经济制度入手的，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对应，城市改革的重点是增强企业活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当时的制度则是弹性的，它对微观主体经营活动的准入、退出门槛、经营范围在初期实践过程中缺乏硬性约束，即企业经营的边界是模糊的，又由于微观主体的价值取向往往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最简便易行的办法是打制度擦边球，由此产生的情形是：市场缺什么企业就生产(经营)什么；什么产品(活动)赚钱，企业就生产经营什么。第一批进行多样化经营的是军转民企业，紧接着一批大中型企业主动进行多样化经营，此后，掀起多样化经营高潮，民营企业成为主体。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为了分散风险，几乎所有企业都采取多样化经营。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商品短缺，市场具有明显的卖方市场特征，企业进入市场门槛较低，加上法制不完善，企业实行多元化战略相对容易。 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使销售收入和利润不断攀升，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平台和发展空间，企业又开始进行横向经济联合，接着股份制改造又全面铺开，由此产生一些企业集团，其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国内外竞争力，而且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并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 需要指出的是，在财政分灶吃饭或分税制条件下，企业发展与地方政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企业销售收入增加，可以为地方创造税收以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同时又能增加GDP，为地方官员带来政绩，因此政府对辖区企业打制度擦边球是默许的、支持的。地方政府往往将某个企业的经验作为典型在辖区内推广，可以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由此产生连带效应。 制度弹性二：“先上车后买票”的城市化建设，形成中观连带效应 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地区、各产业面临的问题不同，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不能一刀切，必须保持一定的弹性，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情况。在中国传统体制下，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力来自于中观，即区域层面和产业层面，两者往往又是紧密结合的。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地方尤甚。由于在长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缺乏自主权，无力推动经济增长，改革开放赋予了地方一部分自主权。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地方政府采用各种方式推进经济增长，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开展激烈的锦标赛，其最直接的抓手放在城市化上。因为经验表明，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城市一旦强大就会变成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可以提升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是正相关关系，城市化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此时国家城市化的基本制度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人民城市人民建。然而，城市化需要巨大的投入，完全依赖政府是无能为力的。此时制度表现出巨大的弹性，地方政府在推行城市化建设方面各显神通，通常的做法是先上车后买票，其制度含义不是交通运输学的概念，而是指在不违背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先把事情办起来，然后再请示报告，其在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对经济增长产生连带效应，在以下三个领域表现尤为突出。 1.招商引资 城市化建设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但在改革初期，地方政府是缺乏资金的，而当时的财政分权制度使地方政府拥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利益，成为名副其实的利益主体。因此，地方政府往往通过招商引资弥补城市化建设资金的不足。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之间开展了激烈的竞争，各地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优惠等，甚至出台超越权限的特殊优惠政策，使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同时，当时衡量地方官员的重要指标是GDP增长，地方官员为了提高政绩和职务升迁往往不遗余力地推进招商引资。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突破当时的条条框框，先把资金引进来再说。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招商引资取得显著成效，据统计：1986～201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13.07％，招商引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市化资金的短缺，加快了城市化建设的步伐，同时客观上推动了经济增长，并产生连带效应。 2.开发区建设 政府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另一个办法是开发区建设。1992年我国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出搞开发区建设项目的政策，中央决定给开发区一定的优惠政策，但限制在有条件的地区。然而，各地方政府都盯上了优惠政策，不论是否具备，都建开发区，几乎每个县甚至每个乡镇都建开发区，全国掀起了开发区热潮，在开发区建设过程中，往往不受政策限制，一哄而上。不可否认，开发区建设引进一批外资企业，建立了出口加工基地，加快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步伐，扩大了中国出口创汇能力，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的份额，奠定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雏形，并使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在开发区建设过程中，诞生了浦东开发区、滨海新区、海南国际旅游岛等，出现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三大经济亮点。在城市化建设方面，开发区实现了与新城拓展，老城改造的有效对接，扩大了城市面积，吸纳了城市大批职工，转移了城乡大量劳动力，推进了城市化进程。同时客观上开发区也是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增长亮点，成为以工业加工区和贸易区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极，产生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连带效应。 3.房地产开发 城市化的另一个推手是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可以改善居民居住水平，改变城市面貌，提升城市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讲，房地产发展影响城市化进程。中国房地产形成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1998年7月3日，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指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随后，各地房地产市场迅速兴起，由于房地产利润丰厚，众多部门、单位、个人纷纷投资房地产市场。由于有关房地产方面的法规滞后，规章制度不完善，制度出现很大的弹性，主要体现在土地上，即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审批权获得巨大的租金收入，其办法有两种：一是去国有化，先将国有企业资产卖掉或将国有企业资产低价折股转让，然后将土地收回，再将土地卖给开发商。二是低价收购农民或市民的土地，然后转手卖给房地产开发商，获得土地财政收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是与国有企业资产流失、国企职工下岗、失地农民并行的，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城市病，对城市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房地产业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因为房地产业链条长、相关产业多、关联度大，直接或间接影响相关产业兴衰，并能带动建材、化工、家电、装饰等生活资料行业的消费增长，并促进整个经济增长，产生连带效应，创造了经济奇迹。 制度弹性三：“先生孩子后起名”的民营经济发展，形成宏观连带效应 从宏观上来看，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而民营经济就是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一种主体，是一个新事物，其发展没有成功的经验和成熟的模式可以借鉴，从上到下都在探索其发展路径，没有统一的界限，即制度是有高度弹性的。针对无止无休的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央的政策是，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不要急急忙忙定性，只要市场需要，社会无害，生产者有利，就应该支持，“先生孩子后起名”，制度弹性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开了绿灯，由此促进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亮点，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民营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取得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民营投资一直增长很快，并带动整个社会投资增长，由此对经济增长产生连带效应。以此形成外向型经济，铸就新型经济体，培育了新生经济力量，改变了整个经济形态，创造了经济奇迹。 五、研究结论与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短时期内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经济奇迹，其原因除了用传统的生产函数理论解释外，还要从新的视角解释才能更加深入全面。本文将政策连续性和制度弹性抽象为经济变量，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分析这两个因素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影响效应，从而对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拓展，以图增强该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力。 当前，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不可否认，实现中国梦，必须依靠执政党制定科学的重大政策和使现有的制度保持弹性。 (一)执政党的战略政策：中国梦的支撑力量 中国梦的实现，首先要实现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即由政治大国向政治强国转型，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型。要使转型成功，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支撑力量，在目前条件下，这个支撑力量只能是执政党。本文认为，当前执政党应该制定正确的战略政策：(1)执掌好国家的政治权力，保持政治的稳定，在此基础上始终将经济建设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放在第一位，确保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避免出现重大的政策失误。(2)集中精力搞好顶层设计，坚持公平正义，让全体公民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采取切实可行措施聚合各种资源，凝聚共识，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推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发展。 (二)适时的制度创新：中国梦的保障力量 中国梦的实现，还必须有制度保障，但制度必须适应形势变化不断创新，制度创新不能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必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全面创新，特别要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对制度创新的干扰。 将政策连续性和制度弹性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是作者进行的初步尝试，由于研究资料的限制，本文没有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将政策连续性和制度弹性进行量化，分析力度十分有限，如何更加科学地定量识别政策连续性和制度弹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需进一步探讨。标签：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地方领导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