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风格和小说_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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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追溯小说①之本源,大多注意“小说”一词中之“小”字,如《庄子·外物》与“大达”对立之“小说”,桓谭《新论》所谓“丛残小语”“短书”,《汉书·艺文志》论小说出于“稗官”等,都指出“小说”之“小”,是无关于大道的琐屑之言,是篇幅短小的“丛残小语”。其实,小说除了“小”外,“说”字也极其重要。小说是一个偏正短语,“小”是修饰词,中心词还是“说”字,“小”是对“说”之描述和规定,“小说”之本质和内涵乃由“小”和“说”两者共同构成。在“说”之众多义项②中,有一项指称文体,即后世所谓的“说体文”。“说体文”孕育于战国时期之诸子散文,其最大特征是不依恃空言,寓道理于生动形象的叙事中,并运用譬喻、夸饰等修辞手法。说体文的这些特点,既孕育了原始状态的小说,又深刻影响着历代小说的文体内涵。可见,“说”“说体文”“小说”三者乃环环相扣,厘清其中之关系是探讨古代小说文体特性的重要途径。

       一、“说”字析义

       说体文与小说的联系,关键在一个“说”字。而要考察说体文的文体特征及其如何对小说产生影响,有必要对“说”字含义作一番辨析。③

       “说”字由“言”“兑”两部分组成,我们推测造字的先后顺序,“言”“兑”二字的出现时间应该早于“说”字,此在出土材料中得以印证:“言”“兑”在甲骨文、金文中都曾出现,而“说”字出现则晚许多。④文字作为符号代表特定的含义,文字的联系意味着含义的联系。“说”字既然由“言”“兑”组成,应与此二字的含义有某种联系,考察“说”字的义含,不妨从考察此二字入手。

       甲骨文的“言”字像舌从口中伸出形,说明“言”与口舌有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言”部云:“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从口

声。凡言之属皆从言”(89)。郑樵《通志》云:“言,从二、从舌。二,古文上字。自舌上而出者,言也”(254),说明“言”还与言语有关。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卷一《释和言》云:“《尔雅》云‘大箫谓之言’。案此当为言之本义。”又云:“言之本义为乐器,此由字形已可得充分之断定,其转化为言说之言者盖引申之义也”(李圃 2:716)。郭氏进一步说明道:“原始人之音乐即原始人之言语,于远方传令每藉乐器之音以藏事,故大箫之言亦可转为言语之言”(李圃 2:716)。在郭氏看来,最初的音乐就等同于最初的言语,“言”(音乐)中能“藏事”,说明最初“言”就是一种传达信息的方式,是一种言说方式。“言”在后世发展为多种义项,但都离不开语言、言辞这一基本含义。

       据现有材料可知,“兑”字主要有四种含义,一是“阅”之初文。鲁实先《殷契新诠之一》云:“兑于卜辞有二义:其一为阅之初文,[……]兑之第二义乃锐之初文”(李圃 7:739)。“阅”指“大阅”,指“检阅师旅因以田猎”。二是兑可表示锐利。《墨子·备蛾传》:“木长短相杂,兑其上”(吴毓江 863)。《荀子·议兵篇》:“兑则若莫邪之利锋”(王先谦 268)。三是兑可表示快速。王齐洲云:“‘兑’字均见三期卜辞,且多用于人名。凡不用于人名的,则皆为‘锐’,有急速、赶快之意”(359)。四是兑可表示喜悦。《周易》有“兑”卦,卦辞云:“兑。亨。利贞”,《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王弼注和孔颖达疏都释“兑”为“说”,乃喜悦之意。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兑”的本义当为喜悦,甲骨文之“兑”为人开口笑之形,林义光《文源》卷十云:“口非声。兑即悦之本字。古作

,从人从八。八分也。人笑故口分开”(李圃 7:738)。高田忠周、商承祚皆同此意见。⑤

       对“言”“兑”二字含义的梳理,对理解“说”字含义有所帮助,但完整准确地还原“说”字内涵的演化过程是比较困难的,必须通过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后人的研究去推测和了解。通过结合先秦古籍中对“说”字之使用,可以基本明确“说”字的几种含义:

       首先,“说”有“言说”“谈说”之义。“说”字从“言”,而“言”有语言、言说之义,这对形成“说”字的最初含义是有影响的。许慎《说文解字》释“说”首先是“说释”即悦怿,其次是谈说。杨树达不同意此说,他认为“谈说”是“说”字始义:“谈说乃造文之始义,许以说释为正义,殆非也[……]谈说者,说之始义也。由谈说引申为悦怿之悦。[……]大抵谈说者,言之慷慨激昂者也,而议论则朴实说理者也”(37-38)。高亨也认为“说”字本义是“谈说”:“说,既从言,当以谈说为本义。[……]兑即说之古文,从人,从口,八象气之分散,[……]《彖传》等训兑为说,当取谈说之义,非喜悦之悦也。本卦兑字皆谓谈说”(331-33)。

       其次,“说”由“言说”上升为“道理”“学说”。“言”在先秦有道理之义,这在典籍中比较常见,如《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孔子回答子贡所问即“恕道”。“言”在先秦还有学说之义,如《孟子·滕文公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言”指杨朱、墨翟之学说。与“言”相似,“说”字也可指道理、学说,如《尚书·康诰》:“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孔安国传云:“我惟不可不监视古义,告汝施德之说于罚之所行”(204),“说”指“施德之说”,即施行德政的道理或理论。《周易·系辞上》:“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王弼 孔颖达 313),“死生之说”可解释为关于死生的道理或学说。

       第三,在先秦典籍中还有“解脱”“开解”“解说”之义。“说”释为“脱”,这在《周易》中较多,如“蒙”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焦循曰:“读如脱去之脱。”“逐”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高亨云:“说借为捝。说文:‘捝,解捝也。’,古书通以脱与说为之”(173-74)。“睽”上九:“睽孤见豕负塗,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高亨云:“说犹弛也,字皆为捝,《说文》:‘捝,解捝也。’解脱与弛义相近”(173-74)。由“脱”可引申为“开解”“解说”之义。马叙伦认为“说”的本义是“解”,即“解说”,“谈说”是后增之义,战国时才生成。说为兑之后起字,而兑有喜悦之义,故“说”又借指为喜悦,是诉的转注字。《论语·八佾》:“成事不说。”何晏注引包咸曰:“事已成,不可复解说”(45),“说”即解说之意。

       最后,受“兑”字影响,“说”有“言之锐利者”“言之使人喜悦者”之义。杨树达认为“说”不是简单的言说,而是“言之锐利者”:“盖兑者锐也。《史记·天官书》曰:‘三星随,北端兑。’以兑为锐。《说文》十四篇上金部云:‘锐,芒也。从金,兑声。’盖言之锐利者谓之说,古人谓利口,今语所谓言辞犀利者也”(37)。在古籍中“说”可通“锐”,如《墨子·备蛾传》:“城下足为下说鑱杙”(吴毓江 863)。“说”即假借为“锐”,“说”可表示锐利之义,再进一步引申为“言之锐利者”,源头还在于“说”中有“兑”。与此类似,“说”因“兑”而有“喜悦”之义。《说文解字》“言部”:“说,说释也。”段注:“说释,即悦怿。说、悦、释、怿,皆古今字。许书无悦怿二字也。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说”与“悦”可互通互换,这在古籍中很常见,如《诗经·召南·草虫》:“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何晏 1)?由“喜悦”可引申出“取悦”、“讨好”之义,如《论语·子路》:“君子易事而难说也,[……]小人难事而易说也”(何晏 204)。《潜夫论·明暗》:“赵高入称好言以说主,出倚诏令以自尊”(王符 58)。“说”即以言说来取悦、讨好对方之义。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对“说”字含义会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说”与“言”“兑”之间有两层关系:一是文字构成上之关系,“说”字由“言”“兑”组合而成;二是含义上之关系,“言”“兑”的含义对“说”字含义的形成与发展有所影响。关于“说”字初义,前人有不同看法,本文倾向于将“说”之初义定为“言说”,后引申为“道理”“解说”之义。“说”作为“兑”之后起字,其含义当对“兑”之含义有所继承,即当“说”用于“言说”“道理”“解说”等含义时,可引申为“锐利之言说”“锐利之道理”“锐利之解说”或者“令人愉悦”的(地)“言说”“道理”“解说”等。

       二、“说”作为一种文体

       梳理了“说”字含义,我们进而可以讨论“说”作为一种文体即“说体文”的特性了。在先秦文献中,对说体文文体内涵和特征的描述与“说”字密不可分,“说”既有“言论”“道理”“解说”之义,又有“锐利”“喜悦”“取悦”之义,这些含义构成了说体文的基本类型和文体特征。⑥

       在先秦文献中,“说”最早是作为祭祀名称出现的,指称一种锐利的言说,具体表现为“责让”,已具备一定的文体意义。如《周礼·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类,二曰造,三曰襘,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说”(郑玄 775)。《秋官·司寇》:“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襘之,嘉草攻之。”郑玄注云:“郑司农曰云:‘类、造、襘、禜、攻、说,皆祭名也。’[……]玄谓类造,加诚肃,求如志。襘禜,告之以时有灾变也。攻说,则以辞责之。[……]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灭无光,奈何以阴侵阳,以卑侵尊。’是谓之说也”(郑玄 贾公彦 775)。这里“说”首先是一种祭祀活动的名称,祭祀中会宣读祭祀文,表示对上天的责备。无法确定在进行祭祀活动“说”时是否有名为“说”的文本出现,如果有,则这种文体的特征就是“以辞责之”,是用责备的语气来书写的。《吕氏春秋·劝学》云:“凡说者,兑之也,非说之也。今世之说者,多弗能兑,而反说之。夫弗能兑而反说,是拯溺而硾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饮之以堇也,使世益乱,不肖主重惑者从此生矣”(许维遹 90)。杨树达认为此文中“兑”与《周礼》攻说之义相近,而与“说”(通“悦”)为对文,杨氏认为“凡说人者,在以辞相攻责,非谓使人悦怿也”(37)。表明“说”在当时是一种言论、说辞,特点是以言辞攻击或责备,与祭祀中的“说”类似。

       “说”在先秦文献中还指称一种解说经义的论说文。“说”在战国时期是一种与“经”相对的论说文体,如同“注”“传”一样,用于对经的解释,具有“解说性”的文体内涵。钱穆《国学概论·孔子与六经》云:

       “经”者,对“传”与“说”而言之。无“传”与“说”,则不谓“经”也。《说文》:“经,织也。”《左氏》昭十五年《传》:“王之大经也。”《疏》:“经者,纲纪之言也。”古者于书有“记”“传”“故训”,多离书独立,不若后世章句,即以比厕本书之下;故其次第前后,若不相条贯,而为其经纪者,则本书也。故谓其所传之本书曰“经”,言其为“传”之纲纪也。读《墨子·经说》者,必比附于经而读之,则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矣。此古书称“经”之义。《书》有传,《诗》有故训,故亦得称“经”。[……]故“经”名之立,必在“传”“记”盛行之后。墨家既称之,诸家沿用之,而《诗》《书》亦得是称也。墨家之辨有说,故《墨辨》称“经”(26)。

       由此可见,先秦古书本无“经”之称,只有在出现解说这些古书的“传”“记”之后,才有“经”之名称,其本义是使这些解说能先后相条贯,“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传”“记”等在当时比附于“经”,用于解说经文,而“说”即其中一种解说方式。⑦《墨子》中的《经说》上、下是最早以“说”名篇的解说文章。《说》附于《经》后,如《经上》:“虑,求也。”相应的《经说上》对此作进一步解说:“说虑: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吴毓江 461)。梁启超认为《经》和《经说》的关系与《公羊传》和《春秋》的关系类似,⑧这表明《经说》必须与《经》参看才有意义,此时的“说”还是“经”的附属物。汉代经学大盛,“说”类著作相继而出,《六艺略》中如“易”类有《略说》,“书”类有《欧阳说义》,“诗”类有《鲁说》《韩说》,“礼”类有《中庸说》《明堂阴阳说》,“论语”类有《齐说》《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燕传说》,“孝经”类有《江氏说》《翼氏说》《后氏说》《安昌侯说》,这些著述皆为解经而作。东汉班固“六艺略”序云:“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1723)。虽然持批评态度,但也从侧面反映出秦汉以来“说经”之繁盛。其实不仅《六艺略》,《汉志·诸子略》中所收以“说”命名的作品,如“儒家”类的《虞丘说》,“道家类”的《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也是为释经而作。⑨

       在先秦时期,“说”更普遍的是指称一种以形象叙事说理的论说文。“形象叙事说理”是先秦说体文最突出的文体特征,这既与“说”字内涵有关,也同当时的论说方式密切相关。说体文的用途是用于劝说和辩论,为了达到说服他人(人主、辩敌)的效果,当避免抽象呆板、枯燥乏味,而采用相当的修辞技巧,除了夸张、铺排的雄辩,形象说理也是重要的手段。形象说理容易吸引听者,使人感到身心愉悦,这与“说”(悦)字内涵有一定联系。现存战国子部著作中以“说”名篇的文章除了《墨子·经说》之外还有不少,如《庄子》中有《说剑》,《韩非子》中有《说难》《说林》(上、下)、内外《储说》《说疑》《八说》等篇,《吕氏春秋》中《顺说》篇,《商君书》中有《说民》等。《庄子·说剑》写赵文王因好剑而使国衰,庄子往说之,论剑有三种: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劝文王当好天子之剑。⑩《说剑》是一篇说体文,但庄子没有径直陈说道理,而是将道理蕴含在故事中,以此成功劝说了文王。王先慎对《说难》的解释是:“夫说者有逆顺之机,顺以招福,逆而致祸。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以此说之,所以难也”(85)。则“说难”是指“说”之难,说在这里是进言、劝说的意思。《说难》开头云:“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辨之能明吾意之难也;有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王先慎 85-86),“所说之心”是指所要陈说的道理,说之难就在于如何将这些道理陈说出来,而不至于招来祸患。对《韩非子·说疑》的解释,各家众说纷纭。(11)综合来看,其主题是讲人主对臣子的驾驭问题,从反面来阐述臣子奸贤难辨,人主当有所警惕。《吕氏春秋·顺说》开头云:“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为自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与长,而言之与响;与顺与衰,以之所归。力虽多,材虽劲,以制其命。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顺说”是一种论说方式,是用引导、劝诱的方式加以论说。

       因为“说”要以形象叙事说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入生动有趣、蕴含道理的故事,诸子作品中以《韩非子》最为典型。《韩非子》有内外《储说》和《说林》,司马贞《史记索引》曰:“《内储》言明君执术以制臣下,制之在己,故曰‘内’也;《外储》言明君观听臣下言行,以断其赏罚,赏罚在彼,故曰‘外’也。储畜二事,所谓明君也。《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司马迁 2148)。王先慎云:“‘储’,聚也。谓聚其所说,皆君之内谋,故曰《内储说》”(211)。太田方云:“储,偫也。《前汉·扬雄传》注:‘有储畜之待所用也。’说者,篇中所云‘其说在’云云之‘说’,谓所以然之故也,言此篇储若是之说以备人主之用也”(梁启雄 226)。简单来说,“储说”即“储存着说”,先列出一个主题,然后举出简单的故事来阐释它。(12)《说林》从内容看像是一个故事集,司马贞称其“广说诸事,其说若林,故曰‘说林’也。”这一观点基本准确。(13)《说林》应该是韩非子搜集的资料汇编,其汇集故事用于游说的方式对后世有一定示范效应,如刘安的《淮南子·说林》、刘向的《说苑》,其编辑和命名大概都受到《韩非子·说林》的影响。(14)

       以形象叙事说理,除了引入形象和叙事,使其具有“譬喻性”特征之外,还会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使其具有“夸饰性”的文体特征。夸饰性是指讲求语词修饰,辞藻丰富夸张。《文心雕龙·夸饰篇》云:“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长,理自难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人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范文澜解释此篇云:“至饰之为义,则所喻之辞,其质量无妨过实,正如王仲任所云:‘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夸饰之文,意在动人耳目,不必尽合论理学,亦不必尽符于事实,读书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斯为得之”(刘勰 610)。说体文的“夸饰性”使其能够摆脱所谓真实、合理等束缚,对所讲述的故事作一定程度的夸张、变形,不拘泥于事实,从而达到“动人心目”的言说效果,既说服了对方,又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说体文的文体特征在一些理论著作和文学选本中也被提及。陆机《文赋》论及十种文体,“说”即其中一种,陆机曰:“说炜晔而谲诳。”李善注曰:“说以感动为先,故炜晔谲诳。”方廷珪注曰:“说者,即一物而说明其故,忌鄙俗,故须炜晔。炜晔,明显也。动人之听,忌直致,故须谲狂。谲狂,诙谐也。解人之颐,如淳于髡之笑,而冠绝系;东方朔之割肉,自数其美也”(张少康 85)。说明说体文要有感染力,忌平铺直叙的刻板叙述,讲求语言的生动诙谐。刘勰《文心雕龙·论说》分别论述了“论”“说”两种文体,在论述“说”体时云:“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328)。刘勰肯定了“说”体具有使人悦怿的特征,但也指出不能过分,否则便流于虚伪的馋说,所谓“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328-29)。萧统《文选序》中也提及了“说”类文章,认为这类文字“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3)。

       综上,先秦说体文的基本内涵是一种言说方式,它通过某种语言形式达到某种目的。这种言说方式的具体形式在历史上有所变化,最早的“说”用于祭祀活动,是一种祭祀文体,这一祭祀文体在后世未能延续,但其文体特征即“语气尖锐”“以辞责让”等却在后世的说体文中有某种继承,后世说体文具有“言辞犀利”“雄辩”“利口”的特征,与祭祀文语言的“尖锐”“责让”有内在的联系。“解说经义”的“说”与“形象叙事说理”的“说”在先秦诸子说体文中较为普遍,两者都用于阐释道理,但运用的语言却截然相反,前者抽象单一,后者生动多变。如果要将两种说体文与小说联系起来,毋庸置疑,以“形象叙事说理”的说体文与小说的联系更为密切。

       三、说体文与小说

       说体文(15)与小说的关系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说体文与小说的关系首先表现在小说观念上。“小说”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在说体文盛行之时的必然产物。在游士横行的背景下,说体文成为其最佳的游说工具。(16)庄子所谓的“小说”,指的正是说体文,只不过他在“说”前加了“小”字形容,作为自己的一种价值判断,与此类似的还有《荀子·正名》的“小家珍说”。游士游说人主,便有了说体文,游士互相攻击贬低,便有了“小说”的称谓,最初的“小说”和说体文在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说”是“大道”还是“小说”,取决于说者的价值立场,与“说”的内容无关。“无论‘大道’还是‘小说’,在百家争鸣的世界,都要借助言辞谈说表达出来,它们都与言辞有关,故都可以称之为‘说’”。(17)说体文与“小说”的区别在于,前者无价值判断,后者有价值判断,但其本质上都是一种论说文体,通过形象化的言说达到说服、取悦对方的目的。在先秦国家分裂的背景下,“说”要求说服、取悦,在国家统一、儒家观念成为主导思想以后,说服、取悦逐渐演变为劝诫、教化,原来“众口誊说”“取合诸侯”的说体文演变为宣传儒家正统观念的工具,而随着时代背景的迁移,这一观念的变化也影响到“小说”观念的演化。小说的教化观念在后世一直延续不断,成为中国传统小说重要的观念之一,而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说体文。(18)同时,说体文要说服、取悦,并引入故事,这就使“说”这一文体具有某种娱乐效果,这也影响了后世的小说观念。张衡《西京赋》云:“匪唯玩好,乃有秘术,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萧统68)。“玩好”并非直接指小说,而是指可供赏玩娱乐的东西,但将其与小说并举,证明小说具有“玩好”的功能,即娱乐功能。小说的娱乐功能在后世得到继承,如干宝《搜神记》指出小说具有“游心寓目”的功能,魏晋以降的志怪、志人小说无论搜奇记异还是掇拾旧闻,正如鲁迅所言,皆为“赏心”而作,“远实用而近娱乐”(33)。而“供谈笑,广见闻”成为大多数文言小说具有的价值功能。

       说体文与小说的关系其次表现在文体特征上。说体文的文体特征可概括为“譬喻”“夸饰”“诙谐”“动人”,这对小说的影响至为深远。班固《汉书·艺文志》指出小说家作品乃“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认为“小说”的来源具有民间性、传闻性的特点。因为出自民间,所以诙谐、生动、活泼,因为来自传闻,所以杂有神话传说,甚至虚构的寓言。《汉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多为“浅薄”“依托”“迂诞”之作,浅薄可见其层次底下,无关大道,而流于道听途说;依托可见其能假托人物、引述传闻、造作故事;迂诞可见其语言夸张、荒诞不经,这些特征都与说体文“譬喻”“夸饰”“诙谐”“动人”的文体特征是一致的。魏晋以降,志怪、志人小说十分兴盛,其中志怪小说“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所述皆神鬼怪异之事、物;志人小说掇拾旧闻,记述人间言动。从文体性质看,两者都是叙事性文体,而这与说体文的“譬喻性”有所关联;志怪小说因讲述怪诞之事物,经常运用夸张的描写,这体现了说体文的“夸饰性”;志人小说记人间琐事,其中不乏滑稽、谐谑之事,这体现了说体文“诙谐性”。总体上看,志怪、志人小说记录传闻、琐事,无论是怪异夸张还是轻快诙谐,都具有“游心寓目”的娱乐效果,因此,小说具有“动人”的文体特征。

       第三,说体文与小说在题材上的关系也至为密切。文言小说中无论是志怪、志人还是传奇,都从先秦的说体文中汲取了营养。《庄子·天下》中所谓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蕴含了许多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列子》(19)《吕氏春秋》《淮南子》都是如此。(20)故胡应麟称《庄子》《列子》为“诡诞之宗”。这些神话传说和寓言虽然是被用于说理的材料,但其中奇异、诡怪、夸张、变形的人物或事迹,在“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俗皆好奇,莫顾实理”的古代社会,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影响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确立了古人对万物、对神鬼的观念,从而不断激发后世小说作者的创作灵感,开创了一个以神、鬼、仙、怪为主题的志怪传统。明人胡应麟称“古今志怪小说,率以祖夷坚、齐谐”(362),绿天馆主人称“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黄霖225),谢肇淛称“《夷坚》《齐谐》,小说之祖也”(264),都是就此角度而论。而先秦寓言则以自觉的想象虚构、拟人化的手法,为后世小说发展提供了艺术上有益的借鉴。(21)说体文中众多的神话传说、历史传闻、寓言故事,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文本。另外,说体文中的故事文本在后世还常常被摘录、聚集起来,收录到各类小说选本中,此时的故事已经卸下了辅助说理的任务,成为了纯粹意义上的小说。

       最后,说体文还在编纂方式上对后世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代刘向所编《说苑》《新序》《列女传》三书杂采前代史传、子书中的故事,上承《韩非子》“内外储说”、《吕氏春秋》纲目式的编纂体例,开创了“以类相从”“条别篇目”的编纂方式,遂为后世小说作者和编者所继承和发展。(22)《说苑》《新序》在文体上仍属于说体文,其所选故事并不属于“小说”,但论说的色彩已经大为褪去,小说的意味大大加强,以至唐代刘知几有“广陈虚事,多构伪辞”之讥。(23)到了魏晋六朝,志怪志人小说大为发展,许多作品即采用分类、分篇的编纂方式,王守亮曾论述道:“如干宝《搜神记》,据《水经注》《荆楚岁时记》《法苑珠林》等书的引文,可知原书有《感应》《神化》《变化》《妖怪》等篇,系根据各个主题分门别类编排志怪故事。再如刘义庆《世说新语》,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每一门都是据该门主题系统记载名士言行,这一为后人所称道的‘世说体’正是直接承自《新序》《说苑》和《列女传》。其它如志怪小说集荀氏《灵鬼志》,也是条别篇目、分类编排的”(12-14)。到了宋代,出现了被称作“小说家之渊海”的《太平广记》这样大型的说部类书,此外还有私人所编的大型志怪小说集《夷坚志》,其所收故事和编纂体例也同《说苑》等书,与更早的《韩非子》《吕氏春秋》一脉相承。到了明代,专题性的小说类书大量涌现,如冯梦龙所编的《古今谭概》《智囊》《情史》,都先确立一个主题,然后搜集前代相关的小说故事,其中就收录了不少先秦子书中的传说故事和寓言。(24)徐元太所编《喻林》一百二十卷,“采摭古人设譬之词”,规模宏大,其中收录大量先秦子书中寓言故事,是专题性小说类书中的上乘之作。(25)而清代此类作品更是举不胜举。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作一小结了:本文的立足点在一“说”字,我们从语源学的角度梳理了“说”字的含义,明确了何者是核心义,何者是附加义。由“说”字含义所引发,我们讨论了说体文的类型及其各自的文体内涵和特征,指出“以形象叙事说理”为特征的说体文与小说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对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说”“说体文”“小说”三者环环相扣。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这样一个现实的合理性:自《汉书·艺文志》设立“小说家”开始,古代小说在历代目录中一直被置于子部,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也未曾改变。而小说之所以置于子部,“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正因为有“说”,所以历来小说讲究理趣,追求劝诫;而正因为有“小”,所以古代小说有了价值判断,规定了特定的题材内容、体制形式和价值功能,确立了“子之末”的历史地位。这一由“说”所奠定的小说文体在中国古代成就卓越,虽然后世小说出现了“传奇”“话本”“章回”等多种形式,但其始终在古代小说史上绵延不绝,甚至被视为小说之“正宗”。(26)这类由“说”所奠基的小说文体今人大抵称之为“笔记体”小说。

       注释:

       ①本文所谓“小说”主要是指与传统“子部·小说家”联系紧密的笔记体小说。

       ②查阅《汉语大字典》,“说”(shuō)有十一种义项,分别是讲述、解释、评议谈论、道理学说、告诉、劝告责备、说合介绍、以为、墨家推理名词(推理)、古文体之一、周代祭祀名;“说”(shuì)有两种义项,分别是劝说、通“税”;“说”(yuè)有一种义项,即同“悦”,分别有高兴喜悦、喜爱、取悦三个子义项;“说”(tuō)有一个义项,即通“脱”,解脱、脱下。在这些“说”的义项中,有不少是和小说的内涵有渊源关系的,而这些义项的出现,也大多在先秦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中。

       ③关于“说”的含义,已经有人对此作过详细的分析论述,相关的论著有王齐洲《说体文的产生及其对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邱渊《“言”、“语”、“论”、“说”与先秦论说文体》、张端《说炜晔而谲诳——先秦说体文叙事传统研究》、柯镇昌《战国散文文体研究》等,可参看。

       ④见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二册)、(第七册)(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712-13、737-38。

       ⑤见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七册)738。

       ⑥王齐洲在其“说体文的产生及其对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一文中总结说体文的文体特征有五点:解说性、譬喻性、夸饰性、情感性、灵活性,基本上符合“说体”文的实际。见:《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武汉:武汉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⑦近人蒋伯潜云:“《六艺略》所著录之‘传’、‘记’、‘说’、‘故’,虽为私家著述,但均所以释经,亦是‘述’而非‘作’。”见蒋伯潜:《诸子通考》(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3。

       ⑧“至《经说》与《经》之关系,则略如《公羊传》之与《春秋》。欲明《经》,当求其义于《经说》,固也。然不能迳以《经说》与《经》同视。《经说》固大半传述墨子口说,然既非墨子手著,自不能谓其言悉皆墨子之意,后学引申增益,例宜所有。”见吴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19。

       ⑨先秦至西汉,说体文基本上是依经而作,是经之附庸,文体尚未完全独立。到了东汉,一些学者开始呼吁论说文摆脱经、子的束缚,王充在其《论衡·佚书篇》中论道:“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无补於化。造论之人,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非适诸子书传所能并也。”

       ⑩(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1010-17。

       (11)顾广圻认为“疑”读为拟(说见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十七);陈奇猷云:“顾说非是。本篇皆言人主当疑奸人之说,故曰说疑。顾氏仅以篇末有‘四拟’之语,遂以此以当读拟。殊不知篇末所言‘四拟’之事,乃说明说者为奸,将成四拟,人主当引为警惕。”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914;梁启雄云:“‘疑’借为‘儗’。《说文》:‘儗,僭也。’《礼记·曲礼》‘儗人必于其伦’,注:‘儗犹比也。’说疑,是论说奸臣伪装好人来比拟贤臣的问题。篇中‘言是若非,言非如是,内险以贼,外其小谨,以微其善’,即奸臣伪装好人来比拟贤臣的描写。”见梁启雄:《韩子浅解》,(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411;李祥俊认为“疑”指臣下各种难于分辨是非善恶的行为。见李祥俊注:《韩非子》(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341。

       (12)梁启雄云:“《内外储说》的内容包括‘经’和‘说’两部分。‘经’的部分,首先概括地指出所要说的事理,然后用‘其说在某事、某事’的简单词句,在历史上约举历史故事以为证。‘说’的部分,把《经》文中所约举的历史故事逐一详明地来叙说一些,有时还用‘一曰’的体裁作补充叙说,或保存不同的异说。”见梁启雄:《韩子浅解》(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26。

       (13)太田方云:“刘向著书名曰《说苑》,《淮南子》亦有《说林》,皆言有众说,犹林中之有众木也。”见梁启雄:《韩子浅解》(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184;陈奇猷云:“梁启超曰:《说林》二篇似是预备作《内外储说》之资料。奇猷按:索引说是。梁说误,此盖韩非搜集之史料以备著书及游说之用。”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418。

       (14)说体文的文体形态和特征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有所变化。从总的趋势看,一是由体裁、题材上相对宽泛,写法上相对自由,发展为要求相对严格,体裁单一;一是论说由形象愈趋抽象,尤其宋以后理学大兴,说体文大多是对义理的阐述,是纯粹的理论思辨,很少有叙事性的文字,即不再借事说理。如(宋)张镦《仕学规范·作文》云:“正是非而著之者,说也。”(元)郝经《续后汉书》论“说”云:“战国诸子,遂腾口为说,而有著书名篇,如《说剑》、《说难》等,非圣人意也。”(元)陈绎曾《文章欧冶·古文谱三》论“说”云:“评说其事可否,是非自见言外。”同书附《古文矜式》论“说”云:“以说理,贵明白而不烦解注。”(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已己意述之也[……]有曰‘说炜晔而谲诳’,是岂知言哉!”见王京州:《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附录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13-17。因此有人认为说体文的文体内涵存在过“断裂”:“在历代说体文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内涵的断裂,先秦说体文与魏晋以后的说体文,在论述者那里,有不同的文章为代表,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章体制。”张端:《说炜晔而谲诳——先秦说体文叙事传统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23-24。有人认为存在两种说体文:“在我国散文史上,‘说’曾经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体,好在它们分别产生与使用于不同的时期,不曾相互打搅。”侯迎华:“以韩愈为例论我国古代论辩文的几种文体”,《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06):125-28。

       (15)此处说体文主要指以形象叙事说理的说体文,但也不排除有“言辞犀利”的内涵。

       (16)“战国之世,游士或主连横,或主合纵,誊其口舌以折服人主,谓之游说。”杨树达:“释说”,《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37-38。

       (17)参看林岗:《口述和案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68-69。

       (18)“说”用于劝诫、教化,有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如《列女传》“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女,兴国显家可法者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诫天子”(《汉书》卷三六)桓谭的“治身理家”说已经涉及到小说的教化功能,小说之所以有“可观之辞”是因为其能够“治身理家”,与儒家追求的“修身齐家”思想相一致。此后如《拾遗记》“言乎政化”、《大唐新语》“事关政教”、《卓异记》“无害于教化”、《类说》“资治体,助名教”、《云溪友议》“街谈巷议,倏有裨于王化”等,都表明“小说”应具备教化功能的观念。

       (19)今本《列子》虽是晋人伪作,但其中的材料并非杜撰,仍保留了先秦时的面貌,马叙伦《列子伪书考》云:“盖《列子》晚出而早亡,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假为向序以见重。”则仍可视为先秦子书。《淮南子》乃“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而成,是先秦诸子材料聚合的产物。

       (20)诸子中被后人视为小说的大多是一些神话传说和寓言的片段,这些零星片段有的仅有概括性描写,有的较为完整。其中,保存神话比较多的是《淮南子》和《列子》,保存寓言较多的是《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可参看相关论著:袁珂《中国神话史》;袁珂、周明编《中国神话资料萃编》;胡怀琛《中国寓言研究》;王焕镳《先秦寓言研究》;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研究》。

       (21)吴志达于《中国文言小说史》对此有所归纳:首先,寓言开了自觉虚构故事的先例,这对唐人传奇及后来的小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次,拟人化、夸张、对比等多种艺术表现技法的运用,为后世小说特别是神魔小说的创作所继承;在此,在简短的篇幅中,以简洁、犀利而有幽默意味的语言,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展开矛盾冲突等艺术手段,为后来讽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还有,许多寓言故事的题材,为后世小说作者所汲取。六朝文言小说中以奇异虚幻为特色的志怪小说,及以传神写照见长的志人小说,实际上都发端于先秦寓言。

       (22)王守亮《〈新序〉〈说苑〉〈列女传〉为刘向编撰——兼谈刘向三书的小说史价值》一文对此有所论述:“三书故事分类详尽具体,均以明确的主题统领,创立了唐前小说条别篇目,按主题分门别类编撰的体例和模式。三书编写体例上承《韩非子》而有变化和发展,将众多故事详尽分类,每类又以明确的主题统领。这创立了条别篇目、按照一定主题分类编撰故事的体例和模式,遂为先唐小说家所常用。”

       (23)对此前人已有相关述论,如赵善诒《说苑疏证·前言》:“其中有不少故事生动,意味深长者。如师经援琴而撞魏文侯章(君道篇)、师旷对晋平公问学章(建本篇)、孔子拜受渔者献鱼章(贵德篇)[……]均有相当之文学意味,是为魏晋小说之先声。”屈守元《说苑校证·序》:“从它的写作形式看,颇具故事性,多为对话体,甚至还有些情节出于虚构,可以认为其中有些作品属于古代短篇小说。”参看谢祥娟:《〈说苑〉的成书及其文学价值》(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24)以《古今谭概》为例,其《痴绝部》“嗔痴·宾卑聚”条见《吕氏春秋·离俗》;《专愚部》“蠢文蠢子·东家母死”条见《淮南子·说山训》,“宋人郑人等”中“强取人衣”条见《吕氏春秋·淫辞》、“买豚”条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郑人买履”条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卜妻为裤”和“有得车轭者”条亦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其父善泅”和“刻舟求剑”条见《吕氏春秋·察今》,“楚王”条见《淮南子·泛论训》;《痴嗜部》“爱丑·潡洽”条见《吕氏春秋·遇合》;《鸷忍部》“勇士相啖”条见《吕氏春秋·当务》;《闺戒部》“不乐富贵”条见《韩非子·内储说下》;《委蜕部》“面狭长·公孙吕”条见《荀子·非相》;《机警部》“晏子”二条分见于《晏子春秋·外篇》和《内篇杂下》、“晏子马氏语相似·晏子”条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塞语部》“祠灵山河伯”条见《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骆猾牦好勇”条见《墨子·耕柱》、“《列子》辨日”条见《列子·汤问》;《微词部》“支解人”条见《韩非子·难二》;《非族部》“輆沐”条见《墨子·节葬》和《列子·汤问》。

       (25)(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六《子部·类书类二》:“是书采摭古人设譬之词,汇为一编,分十门,每门又各分子目,凡五百八十余类,历二十余年而后成。用心颇为勤至,其引书用程大昌《演繁露》之例,皆于条下注明出处,并篇目卷第一一胪列,亦迥异明人剽窃撦挦之习,[……]然自六经以来即多以况譬达意,而自古未有汇为一书者,元太是编,实为创例,其搜罗繁富,零玑断璧,均足为缀文者沾丐之资,是亦不可无一之书矣。”

       (26)详见浦江清:“论小说”,《浦江清文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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