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加速主义
——数字时代对资本主义的新思考
蓝 江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 进入数字化时代之后，资本主义形态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也迫使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思想家们重新思考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各种样态。实际上，西方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思考有着三个不同的向度：在政治向度上，乔蒂·狄恩提出了交往资本主义和后政治，认为资本主义封闭了真正的政治；在政治经济学向度上，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提出了数字劳动和数字资本主义，认为我们的注意力沦为了数字劳动力；在技术向度上，斯尔尼塞克提出了加速主义和平台资本主义，认为我们今天只有通过发展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才能冲破资本主义的藩篱，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社会构想。
关键词： 数字时代；交往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加速主义
众所周知，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数字化时代，新的数字化技术正在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的样态。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大数据、云计算、微信、智能手机等产生的冲击。数字化技术的降临并没有将人从异化状态下解放出来，只是改变了其形态，即从物化的异化，变为数字化的异化。此外，由于数字化数据收集，云储存、云计算产生了一般数据的概念，这是区别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第三种资本形态，即数字资本。数字资本形成了以一般数据为根基的数字化平台，这就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支配着生命政治治理和政治经济学关系的奥秘所在，也正因为一般数据的实现，我们的社会表现为海量数据的积聚，而人与物，以及任何存在物都必须经过数字化才能在数字资本主义之下存在和可见。对于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的变化，随着数字技术、云计算和大数据与资本主义合流，迫使人们对资本主义进行新的思考，如加速主义、数字资本主义批判、新实在论都是在这个方面取得的新的成果。与此同时，西方左翼也在对资本主义的思考上提出了新的路径和方法。在这个方面，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说包括乔蒂·狄恩的交往资本主义和后政治幻象、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数字劳动和资本主义，以及尼克·斯尔尼塞克的加速主义和平台资本主义。
一、乔蒂·狄恩：交往资本主义与后政治幻象
美国政治理论家乔蒂·狄恩现在任教于纽约的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Colleges)。网络社会的兴起，对于乔蒂·狄恩的震动很大，早在上个世纪末，她就敏锐地觉察到互联网的力量将会改变民主和政治的状况，也会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的形态。1998年，她就出版了《美国的另类：从外太空到赛博空间的阴谋文化》(Aliens in America :Conspiracy Cultures from Outerspace to Cyberspace )，开始涉足互联网文化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影响，不过此时，她尚未像后来一样，明确地提出交往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1) 在英语中，communicative实际上有多种翻译方法，其中communicative对应于传播学理论，可以理解为传播资本主义，指的是倚靠传播媒体，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博客、脸书、推特、微博等新型自媒体手段构成的传媒产业形成的资本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将乔蒂·狄恩的communicative capitalism理解为传播资本主义是合适的。但是，乔蒂·狄恩更重要的是建立了communicative与哈贝马斯等人的交往理论之间的关联，而哈贝马斯的名著已经被广泛地理解为“交往行动理论”，所以为了与乔蒂·狄恩的文中翻译相一致，这里翻译为交往资本主义。 的概念。不过，2009年《民主与其他新自由主义幻象：交往资本主义和左翼政治》(Democracy and Other Neoliberal Fantasies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Left Politics )的出版成了乔蒂·狄恩的一部划时代的作品，这部作品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交往资本主义的概念。按照乔蒂·狄恩的说法，之所以使用“交往”这个词，一方面是因为传媒和文化经济学在互联网时代的井喷式发展，另一方面，她提出交往资本主义的概念直接受惠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思想家哈贝马斯的重要著作——《交往行动理论》，而交往资本主义的定义实际上就是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中延伸出来的。此后，乔蒂·狄恩继续出版了《博客理论》(Blog Theory )，其中她思考了在那个时期仍然十分火爆的博客现象。狄恩认为博客在当时来说，是交往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态，在表面上，博客是隶属于博主的，属于每一个开设博客的主体主动参与政治的行为，但是，在博客后面有着更深刻的资本主义逻辑，即每一个博客平台都算计着用户的使用，在这个意义上，表面上的政治参与，实际上被转化为另外一种东西，即交往的量，一种独立于传统信息和传播理论的特殊形态。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究竟什么是乔蒂·狄恩所说的交往资本主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乔蒂·狄恩列举了2003年美国小布什政府决定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例子。狄恩观察到，在政府作出决策之前，互联网上，各个博主和论坛上并不是没有反战的声音，甚至大街上也不是没有反战的示威游行。狄恩说：“《国家》杂志在网络上对入侵伊拉克的各个理由给出了详尽而细致的批判。互联网上各种用户都在传播各种游行、抗议、反对战争的行动。随着战事的进展，成千上万的博主都在发表评论，表达了另一种立场。而美国主流媒体无法掩盖诸如2002年9月伦敦的40万人大游行和同年10月的华盛顿25万人绕白宫的游行……总而言之，网络中有着大量强烈的反战讯息。”[1]52乔蒂·狄恩的问题是为什么网络上和博客上有如此众多的反战讯息，而小布什政府仍然会一意孤行，悍然发动战争呢？狄恩得出的结论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一种是内容传播循环的政治，这种政治是话语的政治，也是在互联网上的热度传播的政治；而另一种是真正的政治，是属于政府的决策政治。狄恩认为，在数字时代，这两种政治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前一种政治是一种幻象(fatansy)，支撑这种幻象的是市场原则，其背后的支配性力量就是交往资本主义。而后一种政治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与传统的政治略有不同的是，那种大众的反抗力量，例如走向街头的抵抗，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全部被清理到前一种幻象政治之中。用狄恩自己的话来说，即“交往资本主义的民主的象征价值，吞噬了民主的使用价值。”[2]148我们可以称之为交往传播的政治和政府政策的政治，在狄恩看来，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在网络上，在数字空间中，支配着其规则的是商业和资本价值，一个政治热点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如何能触动美国政府的中枢，而是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传播，并产生传播交流的效应，而背后的博客和其他的类似的平台，从这种热度传播和交往中榨取利润。
这样，狄恩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在数字空间中的交往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一般的传播学理论中，讯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讯息有一个发出者，也有一个接受者，这是最早的香农的信息论模型。一个讯息的发出，需要在传播空间中引出一个对应的反应，即接受者需要接受或拒绝讯息，而对讯息的接受和拒绝，依赖于接受者对讯息的理解。但在传播资本主义条件下，情况发生了变化。狄恩说：
在传播资本主义下，情况有所不同。现在，讯息只是贡献了流量内容，没有能激发清晰的反应。这就意味着一个转变，即从讯息的使用价值向讯息的交换价值转变，也就是说，讯息优先于循环、转发、计数。这不是讯息，因为讯息需要理解，这就是贡献流量，贡献流量只需要加入即可。我们贡献了我们的意见，加入到流量内容当中。而贡献流量的加入性特征依赖于基本的交往等价规律。作为贡献，每一个讯息在交往上等同于其他讯息。没有意见或判断会比其他意见或判断更重要[2]153。
对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思考，生于奥地利，并执教于英国伦敦西敏寺大学(Westminster University)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在这个方面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迄今为止，福克斯教授已经围绕着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劳动、数字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非常详尽的分析，主要著作包括《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互联网与社会：信息时代的社会理论》(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社会媒体时代的文化与经济》(Culture and Econom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在信息时代阅读马克思》(Reading Marx in the Information Age )、《传播的批判理论：互联网时代对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霍耐特和哈贝马斯的新解读》(Cri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New Readings of Luk ács ,Adorno ,Marcuse Honneth and Haberma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等。
正因为存在着从讯息向流量过渡，乔蒂·狄恩就感受到了交往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后果，即后政治(post-politics)的来临。按照狄恩的说法，“后政治”这个词主要来自于齐泽克。齐泽克说，后政治“强调在面对新的问题时，需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区分，用专家知识和自由协商来考察人民的需求和需要。”[4]后政治意味着，严格的意识形态的敌我之分被消除了，在数字空间里，人们不再从意识形态区分来思考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让位于专家知识和自由协商。不过，在乔蒂·狄恩这里，后政治有着另一番意蕴。后政治在交往资本主义中的出现，恰恰是因为从讯息向流量的转变导致的。在交往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所有的讯息是有内容的，需要被理解的，有着具体的针对性的对象，也就是说，讯息造就了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派别。由于讯息被还原为流量，其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所吞噬，A信息与B信息已经没有内容和实质上的区别，它们在交往资本主义的价值仅仅由流量的大小和强度而定。政治消失了，一切政治问题都转化为贡献流量的问题，交往资本主义将问题直接推向了后政治时代。然而，对于狄恩来说，这绝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和谐的来临，因为这并不是政治问题真正的消失，而是这种交往资本主义用交往传播的等价原则，稀释了真实生活中的政治问题。狄恩说：“后政治制造了和谐一致、包容和管理的理想，但是我们必须要将后政治视为对真正政治的排斥和封闭。”[3]13那么，与其说交往资本主义时代的后政治代表着一个和谐一致的社会的来临，不如说，后政治是一种幻象，让沉溺于数字网络空间中的人们都沉醉在这个幻象之中，远离了真实的政治。
（3）益生素类产品还可以用于疾病，最大限度地发挥动物生产潜能，预防重于治疗。益生素类产品是一种微生物制剂，可以有效促进动物的生长，同时提升机体的抗病性，降低染病几率[3]。另外，可提高饲料利用率，改善饲养环境，提高养猪的经济效益。
显然，福克斯所认为的数字劳动并不是这一类劳动，他认为这些劳动仍然处于传统的劳动框架之下，尽管这些劳动是为数字产业或信息与传播产业服务的，但是他们仍然属于传统的产业劳动。为了解释这种特殊的数字劳动，福克斯引用了达拉斯·斯迈斯(Dallas Smythe)在1951年的一篇文章《广播和电视中的消费问题》中提出的为什么免费的广播和电视会成为商品？在一般人看来，听众和观众是享受的主体，他们从事的是消遣，而不是劳动，尤其不是生产性劳动。但是斯迈斯强调，这些观点弄错了方向，真正的商品不是广播里的声音和电视上的图像，而是听众和观众本身，听众和观众直接构成了一种听力劳动和观看劳动，而且是一种没有薪酬的劳动，而成功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再将这种听众和观众的注意力的商品打包卖给广告商，并从广告商那里谋取利润。斯迈斯说：“因为听众的注意力是被产生出来的，并被销售、被购买、被消费，它有一定的价格，是一种商品。听众贡献了未付酬的听力劳动，换得的是编排好的节目材料和广告栏目。”[6]福克斯将斯迈斯对广播电视的听众和观众的分析直接应用到今天的数字媒介上，在我们使用诸如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等工具时，也面临着斯迈斯所分析过的听力劳动的问题。不过，今天我们的活动不再是单向地接受来自于电台和电视上固定的节目和广告，在今天的数字化的平台上，数字用户拥有着更大的使用上的自由，但在福克斯看来，这恰恰为今天的数字劳动提供了条件。比如说，当我们在刷Facebook的时候，主要有两种活动：(1)浏览其他人和专题栏目的界面，看其他人发的帖子；(2)自己发帖子，来吸引曝光率。与斯迈斯的时代相比，今天的注意力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为一旦被引起关注，有超高的点击率和观看率，就意味着某个主题成功地生产出注意力。福克斯说：
这段文字体现出乔蒂·狄恩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精髓所在。首先，交往资本主义不是传播，它并不旨在让一个发出的讯息抵达一个确定的或不确定的接受者，这是一种典型的香农模型的假设，也就是狄恩所说的讯息的使用价值，一个不会抵达接受者的讯息，在传播学上实际上不能称之为讯息。那么，在数字空间中，讯息的另一个价值变得更为重要，这就是贡献流量(contributions)。讯息的流量，在香农的传播学模型中本来是一个附属性质，它只能用来计算信息的强度和信度，但是在交往资本主义之中，这种用来卷入到总流量之中的讯息的共享流量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事实上，正如我们今天体会到的一样，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流量。我们只会关注那些具有巨大流量的信息(如一个肤浅的讯息，带来了海量的流量关注和评论，无论其如何肤浅，都会上升为具有巨大价值的讯息)，这样，决定一个信息在数字空间中的价值的就是贡献流量。流量构成了讯息在交往资本主义之中的交换价值。乔蒂·狄恩说：“丰富性幻象表达了从讯息到贡献流量的转变。通过强调交往传播的扩展，如更快、更好、更便宜、更包容、更便利、更高速、范围更广等等，表达了这个变化。”[3]28所以，对于狄恩来说，交往资本主义的核心就是从需要理解、具有发出者和接受者的讯息，向旨在增加总体流量的贡献流量的转变。讯息脱离了具体的人(即讯息发出者和接受者)成了流量循环，“讯息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谁发出讯息是无关紧要的，谁接受信息是无关紧要的，要不要做出回应也是无关紧要的。唯一紧要的事情就是往讯息流量池里面增加循环。特殊的流量的内容变成了次要的东西，它们被统一还原为可以计数的循环。”[1]58
我有个同学本、硕、博学的都是不同专业，毕业后也就业了不同方向，他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加强自己触类旁通的能力。
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尼克·斯尔尼塞克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可能性。我们知道，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中，不仅存在着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批判，如马克思曾经剖析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雇佣生产关系，指出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消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与此同时，从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开始，不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指向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本身，即由技术和机器构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们认为这种生产方式凌驾在工人之上，成为了一种统治性的力量，在机器和技术的淫威下，人们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在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对资本主义的技术理性和机器对人的统治，都是一个重要维度，那么将人从机器和技术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也成为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维度。
二、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主义
2.缺乏大量专业的酒店管理人才。如今，低碳旅游理念不断兴起，需要酒店招聘大量专业的管理人才对传统的酒店管理模式进行相应的革新。我国酒店行业发展时间较短，大多数酒店管理人员并非专业科班出身，自身的综合素质和管理水平很难适应当前时代发展的实际需求，致使酒店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停滞不前。有的酒店工作人员为了追求更高的奖金，过于重视工作的数量，却忽视了质量和态度。除此之外，有的酒店处于较为偏远的地方，无法吸引大量优秀的管理人才。
对于福克斯来说，今天理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数字劳动。事实上，对于数字劳动的概念，福克斯有着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其一是随着互联网工业的发展，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形成的所谓的信息与传播产业(ICT)，这个信息与传播产业和之前的工业生产的产业有着很大的区别，它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条。比如，福克斯举例说，一位刚果民主共和国北基伍省矿区的工人开采着专供生产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矿产，而位于东南亚的富士康的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必须牺牲周末，没日没夜地加班生产着各种新型手机和智能设备的配件，然后装船送往太平洋的彼岸，而位于旧金山硅谷附近的装配工人(多半为西班牙裔的移民和女性)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原件装配成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的成品，而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一些软件工程师加班赶写着新的升级版本的程序，为的是能赶上在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的新品发布会。在今天，不知不觉间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联动网络，在这个意义上，同时归属于这个全新的信息与传播产业的劳动者，无论是刚果的矿工、东南亚富士康工厂的工人，还是美国硅谷的装配工，以及印度的码农，都可以说是从事着数字劳动。福克斯说：“不同形式的数字劳动都被关联在一个统一的数字劳动国际分工的体制下，在这个体制下，为了数字媒体的存在、使用和应用的所有劳动形成了一个系统分工。”[5]但是，福克斯显然不希望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数字劳动，因为在他看来，北基伍省的矿工的工作状况是一种奴隶制，因为他们在监工的眼皮下，被迫干着不堪忍受的繁重劳动，而富士康的东南亚工人以及硅谷的移民装配工实际上仍然处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线之下，属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生产性劳动的框架之下，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绝大多数的分析都适应于这些劳动分析。而印度的程序员的工作，则是另一种状态，他更像是在二战后的组织化资本主义产业下的一个零碎的片段，虽然他在身体上已经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在办公室的电脑上不停地编写代码和调试程序也让他经受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剥削，对于这种白领化的劳动和剥削问题，已经在保罗·巴兰、斯威齐等人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得到了十分具体的分析。
福禄寿是道家的三位吉神，也是赛努奇所喜欢收藏的题材。赛努奇博物馆藏明代著名人物画家陈洪绶的《福禄寿》为绢本，画面古雅，线描细腻，设色以灰绿、淡赭为主，在局部略施朱砂、石青和石绿，明快而雅淡。描绘三个老人形象，近魏晋高士，身后的童子分别端着盛满各种物品的盘子和举团扇，福、禄、寿三个吉神的区分不是很明显。而赛努奇所藏另一幅《福禄寿》则以各自手中所持之物明确地表现出各自的身份：前面右手持杖、左手托桃的仙人代表“寿”；中间的仙人抱一小孩，代表“福”；后面的仙人手持如意，代表“禄”。小童和各种道具丰富了画面，人物面容带着轻松微笑，一派祥和气象，具有鲜明的民间世俗美术的特征。
这样，讯息是有内容的，需要被理解的，是特殊的；与之相反，流量是纯粹的交换的量，不需要被理解，只需要进入循环，是一般化的。在此流量和彼流量之间没有实质内容上的差别，只有流量计算大小的差别。对于交往资本主义的公司来说(如Facebook、苹果这样大的平台)，它们主要的控制手段就是流量控制，而不是内容控制。也就是为什么乔蒂·狄恩坚持强调，在交往资本主义社会里，讯息的使用价值被流量的交换价值所吞噬，在今天的数字世界里，进行交换的正是那些特殊讯息被还原为流量的内容，这是流量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讯息的传播政治学。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Facebook的用户在同一个数字工作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让他们自己的需求得以传播，获得公众关注度，这就会让他们成为特定广告针对的目标。所以，我们可以说Facebook的使用价值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生产出自己的使用价值，创造用户与公众关注度的关联。另一方面，用户为资本生产出了使用价值，即为广告产业生产出特定的目标广告对象[5]。
我们分别来看看数字劳动者两种特殊的使用价值。首先是传播和公众关注度。不过在这里，福克斯突发奇想，他将这种网络用户的传播工作，直接等同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交通运输问题的讨论。因为马克思说过：“投在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部分地由于运输工具的价值转移，部分地由于运输劳动的价值追加，把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7]对于福克斯来说，在网络平台和媒体中进行的也是一种交通运输，不过今天的数字媒体运输的不再是具体的物质产品，而是文化产品和意识形态。每一个数字媒体的用户，一旦在自己的Facebook的界面上发帖子，就意味着它进行了一次象征和数字代码产品的生产，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数字化网络将其传播出去，这就是一种数字时代交通，而这种交通为各种广告信息和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商业媒体将关联的商品意识形态传递给用户，它们将意识形态‘运输’给消费者。广告进行着信息生产和运输劳动。广告并不是以物理的形式将商品从A运输到B，它们组织了一个传播空间，允许广告商将他们的使用价值的承诺运输给潜在的用户。Facebook用户和从业人员就是运输工人，他们运输着使用价值的承诺(即商品意识形态)，将之传递给潜在的消费者。”[8]尽管福克斯将今天的数字化传播理解为马克思意义上的运输劳动，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流通环节的分析相去甚远，但是，福克斯的这种异想的确构建了一种观念，即今天所有的数字平台的用户，实际上就是运输工人，而且是免费替大平台和广告商运输商品意识形态的工人。想象一下，今天我们熟悉的“双十一”购物节、“黑色星期五”购物节不正是这种商品意识形态传播的结果吗？我们其中的每一个人何尝不是这种商品意识形态的运输工人，为这种数字界面上的购物狂欢推波助澜？在福克斯看来，这是一种免费的数字劳动，一种被数字资本所榨取的无偿的运输劳动，这种在我们看起来是免费消遣的活动，在数字资本主义那里，实际上就是一种注意力产品。在2018年的迪士尼的动画片《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中，那个在互联网世界的身无分文的拉尔夫就是跑去找爆音(Buzz Tube)网站的椰丝小姐，用拍摄的视频来吸引网络上的注意力来赚钱，这等于是说，在今天的数字时代，或者在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法则：网络的注意力或公众关注度就是金钱。这个法则就是支撑着网络大V和网红经济最基本的基底，在微博上，在Instagram上，在抖音上，谁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和关注度，谁就是王者，而普遍的数字平台的用户正在深陷这种商品意识形态的泥淖，他们如同最底层的搬运工，怀揣着成功的梦想，为数字资本提供着免费的数字劳动，让大的数字平台公司充分榨取着最大化的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
(1)抑尘和防尘措施。在煤炭、矸石或其他干物料的贮、装、运、破碎、筛分过程中，采取产尘较少的工艺和设备，并采用适当的抑尘和防尘措施。如精煤贮存用圆筒仓代替精煤露天贮煤场；设置挡风抑尘墙，封闭转载点以及在原煤储煤厂安设喷水装置，严格控制喷水量。
最为关键的是，今天的数字平台的使用者用来创造这种运输和传播的工具也存在着巨大问题。比如说，我们使用某个软件支付了使用费用，如我们使用了微软的office系统写文章、制作报表和幻灯片，用IBM公司的SPSS来做社会统计，还有我们玩着育碧公司制作的《刺客信条》《看门狗》等游戏，我们是否拥有了这些软件，或者按照福克斯理解，拥有了这些数字劳动的生产资料？当然不是。我们支付的费用实际上购买的并不是软件本身，只是一个软件的使用授权(license)，比如我自己电脑上的Microsoft Office Word软件，上面有一个licensed version，这代表着我们这些所谓的用户，只是这些软件的租用者(rentier)，因为我们购买了word软件之后，软件的所有权仍然在微软公司，他仍然有资格继续将这些软件卖给其他用户。福克斯将这种购买授权的行为比作马克思的地租，我们以为我们拥有了数字时代的生产资料，但福克斯警告说，我们实际上只是在为大软件公司和数字公司缴纳“地租”。正如齐泽克在他2019年的新书《〈共产党宣言〉的相关性》(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nunist Manifesto )中提到的这种租用关系：“比尔·盖茨的财富并不是因为比其他的竞争者的软件卖得更便宜，也不是因为他对他所雇佣的智力劳动工人进行了更惨无人道的剥削。倘若如此，微软早该破产了……为什么上亿的人仍然选择购买微软？因为微软建立了一个伪-普遍性的标准，并垄断了这个领域，而这个领域就是马克思一般智力的直接体现。在几十年后，盖茨成为最富有的人，他的手段就是向参与到被私有化和被控制的一般智力形式下的数以亿计的数字劳动的工人收取租金”[9]。于是，福克斯和齐泽克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数字劳动给出了最悲惨的画面，他们不是享用着现代化设备和数字网络的白领精英，相反，他们是为数字资本主义提供着免酬劳数字劳动，并租用着大平台和大软件公司地盘的“佃农”，他们被数字资本家们盘剥了一层又一层，被最大化地榨取了他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剩余价值，但他们居然对此浑然不知。
三、尼克·斯尔尼塞克：加速主义和平台资本主义
在数字时代思考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代表是以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为代表的加速主义思潮。相对于乔蒂·狄恩和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尼克·斯尔尼塞克和阿列克斯·威廉姆斯都十分年轻。斯尔尼塞克1982年出生于加拿大，2007在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获得了哲学与心理学硕士学位，2013年，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再现复杂性：世界政治的物质建构》(Representing complexity :the material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litics )。他之后与以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一起写作了《加速主义政治宣言》(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加速主义思考，加速主义正是在数字技术的使用，以及海量的智能终端和设备让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智能化的同时，我们的生活节奏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快。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加速运动，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感受，也是一种客观的变化。当讯息传递的速度和容量变得越来越快，当我们与世界的交往越来越便利的时候，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此后，尼克·斯尔尼塞克陆续出版了一些他对资本主义的新的思考，如2015年他和威廉姆斯再次合作出版了《发明未来：后资本主义和没有工作的世界》(Inventing the Future :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 )一书，思考了在资本主义内部开创左翼现代性的可能性，而2016 年他自己独著的《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 )，则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平台资本主义，因为在使用智能手机的时代，我们不再像互联网时代一样，其中核心的要件不再是网址，而是各种应用的平台，即APP，那么数字资本主义正在这些平台开展着新的剥夺，将平台作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攫取权力和利润的堡垒。
ESP研究旨在探讨语篇在特定交际环境中的交际目的和交际功能,掌握它的表达方式和实施程式,并了解其间的作者因素、主题信息因素的相互关系。通过研究,一方面发掘ESP文体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寻找其不同体裁的个体特征,以使语言形式与主题意义达到最佳关联。
那么对于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来说，这条批判路径可能出错了。对资本主义的抵抗，绝对不意味着去返回到一个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之前的状态，一种恬静而和谐的前现代的家园，这种田园诗歌式的想象，在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看来，根本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想象。换句话说，马克思本人并不拒斥现代性，也根本“不是一位抵抗现代性的思想家，而毋宁是一位试图分析并介入现代性的思想家”[10]354，换言之，马克思反对的不是现代技术和大工业生产本身，而是这种资本主义对大机器和技术的私人占有，并用这种私人占有的方式来盘剥无产阶级。尼克·斯尔尼塞克和阿列克斯·威廉姆斯所依据的文本和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一样，即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被称为“机器论片段”的部分，在这个部分中，马克思明确谈道：
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 ，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 (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 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11]。
在马克思的这段话中，其原意是讨论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与作为生产者的工人之间的关系，不过，在加速主义这里，他们对这段话进行了另一番解读。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文本给出了一个转变，即“工人对作为肢体器官的工具的使用，向作为增强和扩大人类认知能力和生理能力的工具的转变，那么，机器生产，即‘自动的机器体系’认知自然，并控制自然，成为了用来支撑直接劳动手段的工业进程。在这个体系内，工人逐渐成为了肢体，与其说工人激活了机器，不如说机器激活了工人，让工人成为‘巨大器官’的一部分。”[12]在这个意义上，加速主义与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待机器的态度不同。他们认为，在机器面前，这是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是工人让机器运转起来，另一方面，机器也将工人激活，成为自动机器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种自动的机器装置，并不是工人的敌对方面，在大机器的生产过程中，工人和机器结成了有机式的联系，机器将工人视为一种肢体器官，而工人和机器的联合将造就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也就是说，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弄错了方向，工人不应该抵抗机器和生产力的轰鸣，而是与之联合为一种新的力量，同时借助这种力量来摧毁资本主义的藩篱和资本家的控制。所以尼克·斯尔尼塞克和阿列克斯·威廉姆斯提出：“加速主义希望解放潜在的生产力。在这个计划中，不需要摧毁新自由主义的物质平台。只需要重新将其导向公共目的。”[10]355这样，马克思主义革命目的被加速主义重新校正了，革命的目标不是物质性的生产力，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他们陷入绝望和恐慌的终极原因就是他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一个错误的对象，指向了势不可挡的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希冀让一切慢下来，甚至停下来的努力无异于螳臂当车，在资本的推波助澜之下，这种科技和机器的火车头会毫不留情地从他们脆弱的身体上碾压过去。加速主义提出，这种物质性的力量从来不是马克思的革命目标，恰恰相反，它恰恰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物质性力量，他们需要以现代化的科技和机器作为武器，来颠覆资本主义的统治。况且资本家，在面对科技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时，也势必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恐慌，这样，这种曾经碾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性力量，一种整合了机器和工人的不可抵挡的力量正在让资本家感到惶恐。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尤其在今天，需要的不是推翻机器的统治，而是争夺对技术的控制。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社会技术的领导权：既是观念领域的领导，也是物质平台上的领导。平台就是全球社会的基础设施。平台建立了参数，决定了在行为上和意识形态上，什么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平台体现了社会的物质超越性：它们让行动、关系、权力的设置成为可能。如今大量的全球平台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摆布，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这些生产、金融、物流和消费的物质平台，可以按照超越资本主义的目标来重组和重构。”[10]357
不过，我们今天早就不是马克思笔下的那个大机器轰鸣的时代，斯尔尼塞克等人也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思考了今天的资本主义的状况，尤其是斯尔尼塞克明确地提出了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ms)的概念。为了理解平台的概念，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在今天的数字时代，构成的机器已经不再是那些钢铁和锅炉，而是数字化的界面。斯尔尼塞克指出：“在思辨的边缘，今天资本主义的计算基础设施已经间接地触及到其物理学上的极限，高频次贸易的速度战争已经迫使决策者必须在十亿分之一秒内做出决定。更习以为常的发展是，海量的个人数据(购买习惯、旅游模式、浏览历史等等)已经与复杂的数学分析结合起来，用来为市场提供预测。新近出现的发展，如无人机送货和自动驾驶，都预示着一个逐渐自动化和计算化的未来。世界已经在自身层面上重构了，而这一切与人类的感知无关。”[13]斯尔尼塞克在这里将今天的数字化生产和数字界面上的活动，有效地与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的问题衔接了起来，实际上，当我们使用智能手机等设备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以一个生物学个体参与到里面的交往之中，我们被转化为一定的数据流，并成为了宏大的数字网络的一部分，这个宏大的数字网络，就仿佛是马克思笔下的“自动的机器体系”一样，在智能手机和其他终端的屏幕前的我们，实际上就是这个巨大的数据网络的肢体器官。当我们在Google上浏览的时候，我们虽然获得了我们搜索的数据，但是我们搜索的行为已经作为一个数字痕迹被整合到巨大的数字网络中；当我们在淘宝上购物的时候，我们收到卖家发过来的货物并不代表这个交易的终结，相反，我们的购买行为已经被转化为数据流整合进了大数据计算中；我们每一次的网络痕迹，都被加入到大数据的云计算之中，成为当代最有力量的“机器”。所以斯尔尼塞克强调说：“我们应当将数据看成是用来提取的原材料，用户的活动就是这些原材料的自然资源。就像石油一样，数据就是一个提取、精炼出来的原材料，可以在诸多方面进行使用。”[14]40这就是大数据的平台，这些平台提取着我们每一次参与行为的痕迹，并将这些数字痕迹转为一个网络。不能忽略这些数字痕迹的存在，它们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储存，对于这些留下的数据的计算和分析，可以得出用来指引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譬如，在淘宝或京东上的购买数据可以显示出，在今天的华东地区，什么样的衣服款式更为流行，年轻女士最近更喜欢什么颜色或搭配，这些数据直接可以用来指导生产，甚至成为一个国家指导性的风向标。所以，对于平台，斯尔尼塞克给出了他的界定：“什么是平台？在最一般的层次上，平台是数字的基础设施，它可以让两个或更多的群组发生互动。因此，平台将自己作为中介，让不同的用户汇集在一起：顾客、广告商、提供服务的商家、生产商、供应商、甚至物质对象。往往平台还有一些工具，让用户可以建造他们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市场。”[14]43
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出在平台上，在斯尔尼塞克看来，数字平台和数据收集整合分析就是加速主义的一部分。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平台是私人或一些大的数据公司、软件公司、平台公司所占有。在斯尔尼塞克的眼中，平台构成的数据网络实际上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它应该服务于全部人类的活动，但是由于被少数的资本主义企业所占有，这种占有甚至是垄断性的，就成为平台资本主义。最关键的是，一旦这些平台成为资本的帮凶，势必意味着所有参与到网络活动中的人，都成了透明性的存在，可以任由这些大资本来支配和利用，这就是平台资本主义最恶劣的地方，也是加速主义必须与之抗争的地方。所以，在斯尔尼塞克那里，革命性的目标并不是摧毁平台，让人们重新生活在一个没有数字平台的世界里，而是要建立属于公众自己的平台，或者将数字平台的主导权从资本主义手中夺过来。
四、结语
当然，乔蒂·狄恩的交往资本主义，福克斯的数字资本主义，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只是今天西方思想家对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思考的三个不同的侧面，他们并不能完全代表全部的思考。不过这三个侧面都有着不同的价值，乔蒂·狄恩的交往资本主义更关注的是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政治方面，她关心的是交往资本主义造成的流量政治，制造了通向真正民主和政治的道路的封闭。交往资本主义是一种政治向度下对资本主义的思考。福克斯的思考则是从数字劳动，从经典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做的分析，他的数字资本主义建立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下，思考了数字资本是如何利用今天的互联网络形成新的剥削，如何将我们的注意力变成商品，如何经营他们的数字地盘，所以数字劳动和数字资本主义是政治经济学向度下的思考。最后，斯尔尼塞克更关心的是从技术方面来反抗资本主义对数字平台的垄断和支配，他和威廉姆斯援引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号召通过发展生产力，建立人们与数字自动化技术联系起来的“新肢体器官”，从而打破数字资本对平台的技术垄断，这样加速主义和平台资本主义是技术向度下的反思。而我们需要将政治向度、政治经济学向度、技术向度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一种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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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Digital Capitalism and Accelerationism :New Considerations on Capitalism in Digital Era
LAN Ji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new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 since we entered the digitalization era. Several Marxist thinkers in west are reconsidering diverse modes of capitalism in digital era. Eventually,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dimensions for these considerations. In political dimension, Jodi Dean suggested that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post-politics foreclosed the real politics. In economical dimension, Christian Fuchs advocated the emergency of digital labor and digital capitalism, and reducing our attention to digital labor forces. In technological dimension, Nick Srnicek presented accelerationism and platform capitalism, and argued that we can break through the blocs of capitalism, and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future society only by a new production force about whic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s bringing.
Key words :digital era;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digital capitalism; accelerationism
DOI :10.16614/j.gznuj.skb.2019.04.002
收稿日期： 2019-03-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生命政治学批判研究”(016BZX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蓝江(1977-)，男，湖北荆州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当代欧洲大陆激进左翼思想。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3X(2019)04-0010-10
责任编辑 李兰敏 英文审校 孟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