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论构建党执政的防错纠错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理论文,党执政论文,机制论文,错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0)01-0054-04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总结执政党建设历史经验时，强调我们党60年来始终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建设，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部署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时，提出要落实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健全决策失误纠错改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这些论述从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求上，给我们提出了建立党执政的防错纠错机制的任务。因为从历史上看，党有过多次重大的失误，都是党通过自身的努力纠正的，这虽然是我们党的优势，但这种失误的纠正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因此，如何建立起党执政的防错纠错机制是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必然要求。
一
执政以后，中国共产党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并努力付诸实践，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付出巨大成本的。比如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8年经济上的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当然，毛泽东后来及时发现并纠正自己的错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检讨了自己的失误。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其他多种原因，晚年的毛泽东没能纠正自己所犯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制定了改革开放新路线，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战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要看到我们工作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正如邓小平说的，“我们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大错误没有犯，小错误没有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要摔跟头，今后也难以避免。”①
说到问题，突出的如反腐败，邓小平早在1986年1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②还有教育问题。1989年邓小平说：“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③再比如公平和公正问题。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地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④这些都是邓小平同志当年指出的，因而是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注意的。
二
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社会发展和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任何社会的政治体制都不能完全预防执政党政策的失误，因而建立起执政党防错纠错机制就特别重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党体制中的领导党，如何在党的自身建设上建立起这种防错纠错机制更为重要。
以往在工人阶级政党发展的历史上，一是认为党自身不会犯错误，二是寄希望于领导人个人纠正错误。如列宁就认为党是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组织。列宁早就说过：“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⑤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思维基础上，对于共产党人犯不犯错误，在当时并不是一个问题。执政以后，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阐述了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⑥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阶级和群众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个称号。在这里，列宁阐明了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相互关系及其实质问题。但也表明，列宁太推崇领袖的作用了。
党的工作上的不足或失误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并不能因为这种不足或失误而否认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从领导人的角度讲，领袖不是神，也会有失误。真正从思想方法和制度层面分析这一问题的是邓小平，甚至邓小平晚年都还在检讨自己的失误。如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时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⑦从思想方法上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生固有的，同资本主义比起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要短得多。所以，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正如邓小平指出：“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⑧
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和党的错误时认为，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很大程度都是中央集体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生前没有把良好的作风，如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⑨对于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导致领导者错误和工作上的失误，这一点，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⑩，“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1)邓小平强调：“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12)
说党的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因为党的制度是在党的长期活动实践中形成并被全党所认可的，是党的行动准则和依据，是全党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的体现。制度好，就可以有效地约束违背党的原则的行为，使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无法立足；制度不好，则会妨碍党的肌体的健康发展，妨碍党的任务和目标的实现，甚至使党变质。说它更带全局性，是因为党的制度不是只与党的工作的某一具体方面相联系，而是与党的工作的所有重要方面相联系，制度的完善与否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全局产生影响。说它更带稳定性和长期性，是因为党的各项制度都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是和党组织自身的特点、性质、目标和任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旦有了好的制度，就可以确保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避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要求，立足于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努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保证不犯和少犯错误。
第一，立足于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对这一错误的纠正，说明共产党亟待建立防错纠错机制，也说明通过共产党自身的努力是可以纠正其错误的。但仔细分析，这场错误的纠正也是在其主要发动者去世以后。如何在执行过程中，就能够发现错误，并能纠正错误，依然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因而，在党的防错纠错问题上，不仅要求从思想、组织、作风上把党建设成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先锋队组织，更重要的是从党的内部机制上，按照执政党的特点，在党的领导体制、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上进行创新，建设一个充分发挥执政功能的并能防错纠错的先进性的党。从内部机制上理顺了，党才能防错纠错，接受长期执政和社会变革的考验。
“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13)邓小平从根本上说出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就是没有建立健全制约党和国家的某些工作人员，特别是个别领导人滥用权力的制度，以致对他们的错误根本无法防范和制止，改革就是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如何解决领导人权力过分集中问题呢？首先，权力的配置要合理化、科学化。要按照效率原则和权力制约原则，对党政部门的权力进行科学配置，尤其对直接管理人、财、物的重要部门某些过于集中的权力进行适当分解，避免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形成合理的权力结构，以利于各种权力之间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其次，权力的运行要规范化、程序化。要明确各权力层次、权力主体的职责和权限，规范化地行使权力，防止越权、侵权、滥用权力行为的发生。要明确规定权力运作的程序即权力运行的时间、空间和方式、步骤，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使权力行使者按照既定的规章制度和行为方式行使权力，克服权力行使中的随意性，防止权力滥用。最后，权力的运行要得到有效的监督。监督的实质是指对权力的制约，即“以权力制约权力”。对于执政党来说，掌握权力和运用权力，这是实现党的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内容。权力被滥用，以权谋私得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运行不规范、权力内部缺乏有效制约。必须使权力受到制约，这样才能保证执政党权力的正确运行。
第二，努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
决策是人们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目标，根据对形势的预测与分析，为实现预定目标对未来行动进行设计和选择并作出决定的过程。领导就是决策。领导决策是履行各项领导职能的核心和基础，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是决定领导行为方向的重要基础，是各级领导最基本的职能。从政党发展的轨迹看，现代化的政党的决策机制，越来越由集中的、封闭的、独断的决策模式转变为一种民主的、开放的、协商的模式。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领导作用，负责制定宏观发展战略。它的决策就不单是一党的事务，而是整个国家的事务，这更显示了其决策民主化的重要性。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党的各级委员会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决定重大事项。“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准则；“民主集中”是集体领导的具体过程和根本保证；“个别酝酿”是科学决策的必要环节和重要方法；“会议决定”是集体领导的实现形式和必经程序。这四个方面互相联系，构成科学决策的严密体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推行和完善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健全和规范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制度。
严格执行和遵守程序，这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保证。决策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情况瞬息万变，要防止主观臆断，遵守决策程序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关键。毕竟民主的程序为大家规定了都要遵守的既定过程。决策的实践证明，要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就必须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程序，严格按程序作出决策。比如对如何确定决策目标，如何搜集信息资料，如何进行预测，如何选择方案，到最后优选方案，等等，都要事先作出规定，并全面论证。没有一定的程序，就难以形成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程序有时表现得很机械，但只要它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则来运行，它也会自发地产生一种颇为有效的纠错机制。
依法决策其实就是规定权力的运行过程和设定权力行使的边界，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法治理念，摒弃人治观念，把实现法治作为一种价值目标来追求，而不应该把法律看成是管制老百姓的手段和工具，不能把领导人说的话当成法，也不能把自己说的话当成法。相对而言，法在老百姓那里是一种权利，在领导干部那里则更是一种责任。领导干部只能在法所允许的范围内行使他的权力，超越这一范围而随意将权力外延而导致决策的失误，必将会受到惩处。
第三，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完善防治腐败体制机制，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水平。”这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推进反腐败倡廉制度创新给全党提出的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增强防错纠错能力必须进一步对权力进行规范、约束、制衡，建立健康的权力运作机制，进一步消除担负一定领导责任、握有一定权力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滥用权力的条件。这就要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权力的监督。领导干部的权力，主要有项目审批权、人事任免权、资金财物调配权和工作指挥权等，对这些权力应明确定位，通过制度、法规的形式，对权力进行分解，实现对权力的制衡。如建立健全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凡属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要建设项目审批和大项资金使用，都要经集体讨论决定，严格按程序办事，防止权力向个人集中。一个部门权力的行使，要受到其它部门的制约和监督，部门之间也要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对那些容易发生腐败现象的工作环节和某项职能，要变一人负责为多人、多岗位和多部门交叉负责，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一个人说了算。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的工作与活动已不是单纯党的内部事务，它直接关系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作为执政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然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因此，必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专门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结合起来。“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14)只有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才能形成监督的整体合力。同时，加强党外监督，也可以促进党内监督，提高党内监督的水平，从而对党内监督起着支持和强化作用。因此，我们要在加强党内监督的同时，充分发挥党外监督的作用。要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拓宽监督渠道，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有关政策和工作要增加透明度，使人民群众的监督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切实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等权利，认真受理、及时核查群众举报反映的各种问题，以保护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要通过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使党内监督与国家专门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紧密结合，形成监督的整体合力。
注释
①②③⑦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第154页；第290页；第376页；第372页。
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⑤《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⑨⑩(11)(12)(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第333页；第333页；第333页；第321页。
(14)《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