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转折年代的文艺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界论文,胡耀邦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D6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3)－01－0017－13
“文化大革命”甚至更早时期以来，文艺被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文艺被赋予了与它不相称的政治使命，被当做整合思想、教化社会乃至阶级斗争的工具，被当做无产阶级专政链条中的一环，文艺工作者被尊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另一方面，文艺界又是一个极脆弱、极敏感的领域，处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口浪尖，高层领导总是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文艺界。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乃至更早时期，文艺界遭受了巨大创痛。“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文艺界可谓百花凋零。文艺界带着比其他各界更深的伤痛，以其独特的敏感和笔触，投入到批判和控诉“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之中，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文艺的解禁和复苏
中共高层部分领导人与文艺界之间有良好的沟通。特别是胡耀邦对文艺界人士遭受的创痛有很深的了解和同情，从担任中宣部部长之日起，他就努力推动文艺政策的调整，希望以此重新组织文艺队伍，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筹备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自1960年以来，已经有19年没有召开全国文代会，文艺界都翘首以待。为准备文代会，胡耀邦集中抓两件事：一是推动对蒙冤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平反和大批被打成“毒草”的文艺作品的解禁；二是努力营造民主空气和宽松环境，希望在文代会召开前就形成一个繁荣创作的良好势头。为此，胡耀邦先后召开了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会议，党内外专家、艺术家的会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汇报会，多方面了解文艺界的情况。
1979年1月2日，胡耀邦出席中国文联迎新茶话会，首次与文艺界300多名人士见面。他先请文化部部长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接着他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提出要“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对于什么是新关系？他说：林彪、“四人帮”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建立新的“服务站”。“黑线”之冤被宣告解除和胡耀邦的讲话，使会场反应热烈。2月26日，中宣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正式为“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等重大错案彻底平反，肯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文化部的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文化黑线”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宣布为凡是受到这一错案牵连和遭到打击、诬陷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3月，茅盾写信给文联筹备组组长林默涵，希望第四次文代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会，开成一个大家心情舒畅、真正百家争鸣的会，开成一个向21世纪跃进的大会。他希望把全国知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都请来参加这个会，特别是70岁到80岁的最好一个都不遗漏，建议中组部过问老作家、老艺术家的政策落实问题。胡耀邦看了这封信，立即要求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联合召开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研究在文艺界如何进一步加快落实政策。①这次会议3月底在北京举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和文化局、文联负责人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劳动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会议起草的《联合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切实加快文艺界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凡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时，因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四条汉子”、“海瑞罢官”、“三家村”、“黑戏”、“黑会”、“黑书”、“黑线回潮”等等而被审查、被点名批判、被错误处理或被株连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在“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包括1964年文艺整风中受到批判、处理，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各种“集团”等的政治帽子，确实搞错了的坚决平反改正，批错了的文艺作品也都应该平反。积极地为受害者安排工作、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对知名作家、艺术家要理解、要妥善安排。②
文艺界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1978年就已开始。这次座谈会以后则大大加快了。据不完全统计，仅文学界平反的就有艾青、周立波、周扬、刘白羽、夏衍、欧阳山、王若望、陈荒煤、周而复、廖沫沙、刘宾雁、丁玲、陈明、陈企霞、罗烽、秦兆阳、戈扬、唐因、唐达成、萧乾、韦君宜、王蒙、吴强、阳翰笙、杨沫等。在宣布平反昭雪的人当中，许多人未等到这一天。赵树理、冯雪峰、老舍、柳青、罗广斌、邵荃麟、邓拓、田汉、吴晗等一批文化名人，或死于狱中，或不堪凌辱而自杀。不过，他们的作品重新获得公正评价。1979年3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作出为“三家村”冤案平反的决定，恢复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党籍。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记》等作品先后重版。其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的作家的作品，以及“文化大革命”前被批判并禁演的大批作品也得以重新发行或上演。如影片《红河激浪》《逆风千里》《怒潮》、历史剧《海瑞罢官》《孔雀胆》、话剧《茶馆》、昆曲《李慧娘》、小说《刘志丹》、藏族史诗《格萨尔》等。上海是文人荟萃之地。6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报告大会，公开为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作品，被诬陷的作家艺术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当天宣布平反的作品有：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巴金的全部作品，李俊民《杜子美还家》，于伶的《七月流火》，丰子恺的《阿咪》，魏金枝的《中国古代寓言》，瞿白音的《创新独白》，王西彦的《湖上吟》，师陀的《西门豹》，罗竹风的《杂家》，王若望的《一口大锅的故事》，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简编》，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等；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李双双》《林则徐》《聂耳》《舞台姐妹》《红日》《北国江南》《不夜城》《阿诗玛》《大李老李和小李》《洞箫横吹》《凤凰之歌》《布谷鸟又叫了》《孙安动本》等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白蛇传》《星星之火》《枯木逢春》《小刀会》《清宫外史》《海瑞上疏》《三女抢板》等传统与现代剧目；程十发、刘旦宅、丰子恺、林风眠等画家的所谓“黑画”等等③。被禁书籍如潮水一般涌向文化市场。书店里突然摆满了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各种作品，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④。不仅是这些作家的作品，还有中国与外国古典文学著作。文化食粮突然丰富，一下子把80年代的文化发展建立在50年代的文化基础上。为文化人的平反，是对造成文化人不幸的历次政治运动的直接否定，也是对文化过分政治化的否定。“图解政策”的那种服务受到文化人的普遍抵制，文化应有的自主性重新得到肯定。
文艺界对创作自由和艺术民主的呼声强烈，胡耀邦明确表示支持。取得华国锋的同意，胡耀邦指示公开发表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在1979年《文艺报》第2期、《电影艺术》第1期和2月4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2月5日，在京文艺工作者为此举行座谈会。冯牧、袁文殊、张骏祥、陈荒煤、阳翰笙、周而复、赵朴初、艾青、李陀、于兰、曹禺、夏衍、江丰、谢冰心、陈涌、史超等先后作口头或书面发言。赵朴初用“方欣甘雨润，遽痛百花残”两句诗表达了文艺家们激动而伤感的心情。大家表示，今天我们发扬艺术民主，不能光是嘴上说说，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法律上加以保证，使作家真正享有创作自由和批评自由。⑤《文艺报》和上海文艺界人士连续举行座谈会。阳翰笙、陈涌、蒋孔阳、巴金等文化名人纷纷发言，提出文艺界领导者要学习周总理的民主作风，要求“文责自负，依法办事”⑥。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呼吁“文艺需要民主”！3月16日至23日，《文艺报》编辑部召开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冯牧、孔罗荪主持，周扬、林默涵、陈荒煤到会讲话。会议着重批评把文艺与政治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批驳了对文艺界解放思想的种种责难。⑦这些活动得到胡耀邦的支持。胡耀邦说：应当以学习周总理的讲话为契机，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促进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⑧。他亲自到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2月8日至24日)讲话，要求“大幅度地、大踏步地、放手地发展电影事业”。5月和6月，胡耀邦指示中宣部与有关部门一起，召开了一系列的文艺工作会议，总结30年来党如何领导文艺的经验教训。他在谈话中说：30年来的经验教训，什么时候放手搞百花齐放，文学艺术就繁荣；什么时候控制太死、调子太高、棍子太多，文学艺术就出不了东西。他重点强调了电影和戏剧的创作问题。他说：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我们的题材广阔得很，现AI写作1000部，近AI写作1000部，古AI写作1000部都可以。⑨
文化禁锢被打开，创作源泉得到释放。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曲艺等艺术门类都呈现出初步繁荣景象。而文学创作一如既往担纲主角⑩。一批大型文学刊物相继创刊和复刊，其中包括《十月》《当代》《收获》《钟山》《花城》《榕树》《长城》《新苑》《边塞》等。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重返文坛的老人，包括巴金、冰心、萧乾、王西彦、孙犁、柯灵、欧阳山、李季、陈白尘、吴祖光、杨沫等一批老作家，以及作为“重放的鲜花”的“右派”作家王蒙、丛维熙、张贤亮、白桦、刘绍棠，诗人艾青、公刘、流沙河、邵燕祥等；另一部分是一大批“文化大革命”后崛起的新人，如刘心武、卢新华、张洁、张承志、梁晓声、陈国凯、茹志鹃、高晓声、王亚平、叶辛、冯骥才、周克芹、陈世旭、蒋子龙、贾平凹、陆文夫、史铁生、张抗抗、王安忆、韩少功等作家和舒婷、北岛、顾城、杨炼等“朦胧派”诗人。
作家们同时把目光投向刚刚过去的历史，从最年长到最年轻的几代作家，对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创痛进行揭露、批判和反思。著名老作家巴金自1978年底开始写作熔回忆、思考、议论为一炉的散文著作《随想录》，从自身经历出发反省“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书中渗透着巴金以真诚的忏悔，暴露知识分子失去自主性后，成为“精神奴隶”的悲剧命运。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一批新作家。最早出现的是暴露“文化大革命”灾难及其对人性摧残的作品，被称之为“伤痕文学”，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归罪于极左路线。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作家们开始追根溯源，追问极左路线的根源何在？于是，作家们的思考开始投向“文化大革命”所以由来的前17年，投向极左路线赖以产生的制度体制。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弦的《记忆》、刘真的《黑旗》、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灵与肉》等。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则不只是揭示伤痕，而且呼唤改革，歌颂开拓新生活的英雄人物，被称为“改革文学”。
压抑多年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复归和张扬，是反思文学的重要内容。很多作家的写作转向对“永恒的、超阶级的人性”的歌颂，对人的生命状态的描写。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展现女主人公在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下，生命健康遭到严重危害的生活状态，呼吁社会给中年知识分子多一点关注。小说一经发表便在社会各界引起激烈的反响。长期以来，爱情题材几乎被视为文学创作的禁区，写爱情就像偷吃禁果。直到1978年末，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首次触及这一敏感主题。随后，呼唤自由爱情的作品不断涌现，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遇罗锦的《春天的童话》、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这些作品批判极左思潮对正常人性的扭曲，袒露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人性”的复归在电影等其他艺术作品中也得到体现。电影《小花》及同期上映的几部战争题材影片，从“军事学”转向“人学”，着重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描写亲情、友情、爱情。文学开始恢复其“人学”的本质。
关于《“歌德”与“缺德”》的争论
暴露和描写“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作品大量出现，在一些人中引起严重不安。他们“忧心忡忡、顾虑重重”(11)。《班主任》的发表已经引起了一些非议，《伤痕》发表以后，“这种非议来得更为猛烈”(12)。但是，文艺界的多数人，包括周扬、张光年、林默涵、夏衍等重要的文化界领导人为“伤痕文学”辩护。1979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荒煤转给报社的《晓风致陈荒煤的信》。晓风为近年来出现刘心武等新人新作表示高兴。提出“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是非写不可的。不写不能加速时代的步伐，不能促进全民族的提高”。陈荒煤在致编辑部的信中，赞扬青年知识分子确实是“思考的一代”、“战斗的一代”。应当给广大青年开辟创作的园地，让他们自己掌握命运，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开拓一个朝气勃勃的新文坛。
围绕应不应该“暴露”的争论越来越广泛。1979年4月5日，《广州日报》发表题为《向前看啊！文艺》的文章，作者把近两年来揭露林彪、“四人帮”的文艺作品分为三类：一类是描写大胆反抗“四人帮”的英雄，如《于无声处》；一类是提出了“四人帮”荼毒下产生的社会问题的，如《班主任》；一类是诉说“四人帮”肆虐下人的悲惨遭遇的。作者认为，这三类作品都是“向后看的文艺”，不利于鼓舞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因此应该“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争论。4月中旬以后，《广州日报》《南方日报》《作品》等报刊就这篇文章进行了热烈讨论。争论很快越出广州，引向全国。文艺界多数人不同意文章的观点，也有人认为文章的观点基本正确。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上海。4月，《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章指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四人帮”阴谋文艺的理论基础。文艺要真正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迅速改变现状，就必须为文艺正名，对“工具”论拨乱反正。文章说，文艺远在阶级社会之前就已经产生，在阶级消灭之后仍将继续存在。“工具”论否定了文艺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离开了真善美的统一，把文艺变成了单纯的政治传话筒。文章很快引起文艺界的重视。许多文艺理论工作者、各大学文科师生纷纷写文章展开争鸣。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13)6月2日，《文汇报》报道了由一出独幕讽刺喜剧《“炮兵司令”的儿子》(14)引起的热烈争论。争论的结果是赞扬者暂占上风，但批评者的理由却耐人寻味。他们说，孙处长之类攀龙附凤之徒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有，今天就不典型了，建议将此剧的背景改在“四人帮”时期，将孙处长改为“四人帮”的余党或紧跟者。有的说，该剧“没有区别出是延安还是西安，缺乏典型意义”。
这种争论终于由于《河北文艺》6月号发表的一篇《“歌德”与“缺德”》的文章而引发出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歌德”与“缺德”》的作者把当时对“伤痕文学”的疑虑和婉转批评，转化成尖锐的政治批判。文章强调说：“革命的作家应当是阶级的眼睛，人民的手足”，“如果人民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文章带有谩骂的口吻说：“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文章作者把现实描绘成“姹紫嫣红的春天景色”，“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批评“那种昧着良心，不看事实，把洋人的擦脚布当做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没有‘歌德’之嫌，但却有‘缺德’之行”。文艺工作者“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请问：道德哪里去了？”文章最后说，“大‘歌’其‘德’，大颂其功，这是阶级的呼声，时代的要求。”“至于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让其跟着其主子——林彪、‘四人帮’一伙到阴沟里去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了。”(15)
《“歌德”与“缺德”》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保守思潮的一次强烈的表达。然而，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文艺界群起反驳，坚决捍卫得来不易的宽松和自由。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率先作出反应。文章指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太过头了。文章批评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了棍子准备打人了”。(16)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言词更加激愤。文章说：《“歌德”与“缺德”》的发表“犹如春天里刮来的一股冷风”。《歌》文是“貌似正确的谬论”，“其语气又何等霸道”！文章指出：像这样的盛气凌人、出口伤人、棍棒交加、帽子乱飞的文章，已有两年多不曾见面了，本不值得理论。在题材上，《“歌德”与“缺德”》规定只能写两个内容：为工农兵树碑立传和写四化英雄。这比那个“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还要“左”。(17)
197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第3版以整版篇幅就《河北文艺》第6期《“歌德”与“缺德”》一文展开讨论。在这一版上，转载了《光明日报》7月20日刊登的文章《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摘要；报道了《河北日报》7月22日发表的崔承运的文章对《“歌德”与“缺德”》提出的不同意见。同时转载了《“歌德”与“缺德”》全文。并发表了周岳写的题为《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的文艺短评。短评指出，这篇论及当前文艺形势的文章，一句不提林彪、“四人帮”对文艺界的骇人听闻的迫害，一句不提极左路线对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的严重摧残和影响，相反，却以大部分篇幅，斥责那些敢于正视现实、真实反映生活的作家是“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是“歌德”，而是“缺德”。短评把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认定这篇文章同近来出现的某些论调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打着“歌颂社会主义”、“为四化服务”的旗号，散布极左思潮，反对解放思想，反对“双百”方针，抵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短评最后说，“我们要警惕，要批判，要继续狠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绝不能让它借尸还魂”！(18)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当日发表李准的文章就提出，对“文化大革命”中道德败坏和经济混乱情况的描写要有节制。
随后，上海、北京及全国各地纷纷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展开了对《“歌德”与“缺德”》的批评。在上海，8月2日，上海市文联就《“歌德”与“缺德”》一文举行有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等界50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老作家巴金身体不适仍赶来主持会议并发言，可见他对这篇文章反映的倾向的重视。同一天，《戏剧艺术》和《上海戏剧》编辑部邀集上海戏剧界人士也举行座谈会。两个座谈会众口一词地批评《“歌德”与“缺德”》，认为“这是一股与当前的形势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极不和谐的冷风”，它代表了一种思潮，即“左”的思潮在文艺界的反映。与会者都认为，“这篇文章的文风十分不正，挥舞棍子、帽子，采取泼妇骂街的语言，这也是近几年所罕见的”。(19)8月10日至24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上海市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创作座谈会。这是上海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大型文艺创作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著名人士(20)。文化部和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六省的文联负责人也应邀参加，规模宏大，代表广泛。会议再次批评《“歌德”与“缺德”》，号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繁荣文艺创作的途径，表达了文艺界的主流意见。(21)
在北京，8月17日，《文艺报》编辑部、《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陈荒煤、孔罗荪主持。中青年作家以及文学理论工作者、首都报刊编辑共约80人应邀出席。苏叔阳、白桦、张锲、苏予、马德波、孟伟哉、鄂华、陈骏涛、张洁、刘心武、王蒙、李陀、张弦、邵燕祥、张作光、杨志杰等在会上发言。座谈会以“深入批判《纪要》(22)，繁荣文艺事业”为主题。与会者高度赞扬三年来“一大批作者挺直腰杆”，面对现实，写出了不少较好的作品。批评“有人刮起冷风”，把当前的一些创作指控为“缺德文学”、“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解冻文学”，把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也归罪为文艺界起了“带头羊”的作用。与会者指出，《纪要》的阴魂不散，流毒远未肃清，影响更不可低估。(23)《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谴责《歌》文所代表的倾向。
9月初，吉林的《长春》、江苏的《雨花》、陕西的《延河》、广东的《作品》、湖南的《湘江文艺》、上海的《上海文学》、安徽的《安徽文学》、黑龙江的《北方文学》、河南的《奔流》、辽宁的《鸭绿江》、湖北的《长江文艺》和浙江的《东海》等京外12家省级文艺期刊编辑部的负责人和编辑人员在长春市举行座谈会。座谈会指出，对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形势的估量并不一致。前些时候，有一股“倒春寒”袭来。有人对揭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危害的作品和批评阻碍四化建设的社会现象的作品横加责难，《“歌德”与“缺德”》一文等就反映了这种思潮。他们强调，要提倡作家忠于生活，讲真理，说真话。(24)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许多文艺刊物如《星火》《山花》《延河》《四川文学》《思想战线》《文学评论》《文艺报》《湘江文艺》《当代》《诗刊》《长江》《边疆文艺》《福建文艺》《安徽文学》《戏剧界》等都载文参与对《歌》文的谴责和批判。
一篇文章之所以引发一场波及全国文艺界的风波，是因为文章触动了文艺界尚未愈合的伤口，触犯了众怒。《歌》文把现实粉饰成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与“问题成山”的现实相去甚远，与人们满目创伤的感受更是北辙南辕；文章采用“文化大革命”式语言，更使受尽“全面专政”苦头的文化界人士不寒而栗。《歌》文把文艺界斥之为“缺德”，是“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在“诅咒红日”，是“腐尸中”的“虫蛆”，甚至是“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这使文艺界似乎得到一个信号：又要有人拿棍子打人了。更为重要的是，文章关涉到三十几年来文艺界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如何界定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只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吗？文艺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吗？共产党如何领导文艺？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纠缠不清，曾经使文艺界饱受创痛。
《“歌德”与“缺德”》引出的风波越闹越大，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视。他看到一封反映这篇文章问题的信，立即批示应予重视。9月4日至6日，由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邀集河北文艺界的一些负责人田间、梁斌及文章作者李剑等，以及全国文联、作协负责人林默涵、陈荒煤、冯牧、李季等20余人参加。胡耀邦在座谈会即将结束时到会讲话，他说：《“歌德”与“缺德”》一文的出现和围绕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是三年来文坛上一次不大不小的风波。召开这个会，目的是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来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就推广这种方法，使文艺的争论纳入到一种非常健康的轨道上来。他指出，《歌》文的缺点与毛病，就在于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违背。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反复声明要在一切战线，包括文艺战线上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端正过来，把搞乱了的加以澄清，要保护、爱护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歌》文的错误就是同中央当前这个方针不合拍。胡耀邦接着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个青年，写了这篇有错误、有缺点的东西，我们不要过多地追究，我们要允许青年犯错误，我们采取教育的方法，诱导的方法，诚诚恳恳地帮助他，这是我们党历来的传统。他说：批评是对的，但王若望的批评文章火气大了些。(25)此时，胡耀邦正在筹备四届文代会，一心想促成文艺界的大团结。他的讲话对作者虽有批评，但还是采取了爱护的态度，希望平息风波，造成一种平心静气讨论问题的风气，以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繁荣文艺创作。
党怎样领导文艺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堪称文艺界的一次盛会，出席会议的代表达3200人，其规模超过了1960年的第三次文代会，集中了全国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电影、舞蹈、曲艺、杂技、摄影等各界几乎所有在世的有影响的文学艺术家，也有近几年初露头角的后起之秀和来自工厂、农村的业余文艺工作者。茅盾致开幕词，周扬作总结报告，夏衍致闭幕词。大会期间，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摄影家协会等中国文联所属各个协会分别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
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并待之以很高规格。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方毅、邓颖超、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数出席会议开幕式，全国政协、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教育部代表应邀参加，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闭幕时，出国访问回国的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接见与会全体代表。文艺从来就是中共整合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中共领导人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平复文艺界的创伤，修复党同文艺界的关系，化解文艺界内部各种历史恩怨，重新动员和组织文艺队伍，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邓小平的祝词被看做是新时期中共领导文艺的基本纲领。祝词充分肯定文艺事业的成就，肯定“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同时提出，文艺工作者要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积极贡献。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文艺工作者要始终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关于党如何领导好文艺工作，邓小平说：
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26)
邓小平的祝词获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尤其是上面引述的这段话，引起了文艺家们的很大共鸣。据记者描述，当邓小平讲到“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在写什么和怎样写问题上“不要横加干涉”时，代表们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党如何领导文艺，这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大家议论说，文艺家要接受党的领导，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政治上的权威不一定就是艺术上的权威，党的领导者与文艺工作者必须平等地交换意见，不能独断专行。有的代表说，不要把文艺批评当做政治判决。(27)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是他在文艺问题上显示出足够温和和开明姿态的一次讲话。然而，细心品味，祝词继续沿用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也没有明确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表明态度。从讲话看出，他希望文艺工作者更多地描写“光明”而不是“黑暗”，他特别提醒文艺家们注意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
为了尽力营造一个团结、祥和的气氛和文艺繁荣的景象，胡耀邦费了不少心血。他多次召开座谈会了解文艺界的情况，审阅并组织修改周扬在会上的总结报告稿，指定周扬、阳翰笙、林默涵、夏衍参加大会领导工作。大会前夕(10月29日)，胡耀邦在党员代表预备会上讲话，要求文艺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不仅是文艺家，还应是政治家，把过去个人的得失、委屈放开，丢到太平洋去；多想想未来，多想想怎样为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努力奋斗。他要求党员代表维护和加强团结，顾大局，识大体，同心同德，和衷共济，把大会开好。特别强调文艺界的历史旧账和当前有争论作品的问题不在大会纠缠；对地方党委、政府机关、部队领导有意见不在大会讨论；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不在大会申诉。可写出材料，交大会领导小组转达。(28)茅盾的开幕词和周扬的报告都说了一些鼓劲的话。茅盾说：过去文艺事业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但是，“皮鞭和枷锁、凌辱和迫害，没有摧垮我们”。“事实证明，我们的队伍是一支勇敢坚强的队伍，是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队伍。”，(29)周扬说：这次大会“标志着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毁灭文艺的黑暗的年代已经永远结束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繁荣的时期已经开始”(30)。
然而，文艺家们虽然克制了自己的情绪，仍然不能抹去劫后余生的伤痛。会议第二天，在周扬作主题报告之前，全体起立默哀，对郭沫若和已经逝世的作家、艺术家们表示哀悼和怀念。阳翰笙宣读了被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名单。(31)在随后的大会发言中，仍然可以听到文艺家们的倾诉。柯岩说：“我原想到文代会来大哭一场的。我要扑在我们老一辈饱经沧桑的文艺家的怀里哭；要抚摸着我的同辈的早生的苍苍白发哭；要拉着来自基层，为了他们根本扯不上的‘文艺黑线’而受尽非人折磨和凌辱的兄弟姐妹的断肢残臂哭。”“今天，我来到了文代会，却不想哭了”，“原来——咱们这么多人都还活着啊！而且，活得坚定，活得顽强，斗志是这样昂扬！”她说：当她听到邓小平对文艺界的重新评价时，“我没有像当年那么欢呼雀跃，而是含着沉思的热泪聆听，因为我已不再年轻了。”她感慨地说：“这支队伍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错误，但她对党对人民忠实积极，没有二心。这原是无需证明的啊！”(32)与柯岩的委婉哀怨相比，刘心武的发言更多的是愤懑和追问。他动情地列举了100多名作家的名字，其中许多人已被迫害致死或含冤逝去。他说：
当年的左联烈士，他们被杀时，是说他们是共产党，是搞革命的，也就是说，是把他们当作左派杀的，他们的牺牲很惨烈，但我想他们的灵魂并不痛苦。而我们悼念的这一大批牺牲者，他们被残害时，给予他们的是些什么罪名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老右派”、“大右派”、“漏网右派”、“黑帮”，总而言之，统统都是当成右的势力来残害的……他们的灵魂一定受尽了痛苦的煎熬！面对这份名单，当我们低首默哀时，我不能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投身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繁荣富强的文艺事业，却还要作好牺牲性命的思想准备？难怪当我开完那天的会，见到我的一些亲友时，他们当中就有人对我充满善意地说：“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主席台是件有福气的事，文艺界，那是个地雷阵，你看光是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整死了多少人，现在你踩进那个圈子里去了，你作好被地雷炸死的准备了吗？”(33)
有些作家的发言更加大胆。他们赞扬独立思考的青年作家的勇气和能力，为写历史真实辩护，肯定《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发表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刘真的《黑旗》(这两篇短篇小说反映了“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有的作家还指出，作家应该面向生活，倾听人民的声音；文学是一面镜子，“打碎镜子，并不能使丑人变成美人，也不能使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不再存在。历史证明，还是不要遮住文学这面镜子，还是不要打碎它好。”“禁止文学干预生活，剥夺作家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的权利，不许作家作人民的代言人，不仅是损害了文学，也损害了人民，损害了党。”(34)
事实上，周扬的报告表达了类似的态度。他说：近年来出现的“这些作品反映了林彪、‘四人帮’给人民生活上和心灵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暴露了他们的滔天罪恶。决不能随便地指责它们是什么‘伤痕文学’、‘暴露文学’”。他说：“人民的伤痕和制造这种伤痕的反革命帮派体系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作家怎么可以掩盖和粉饰呢？”不过，他同时指出：“我们当然不赞成自然主义地去反映这些伤痕，由此散布消极的、萎靡的、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情绪。”“我们需要文艺的力量来帮助人民对过去的惨痛经历加深认识，愈合伤痕，吸取经验，使这类悲剧不致重演。”(35)
第四次文代会似乎达到了大团结的目的。大会选出由457人组成的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会，选举茅盾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扬为主席。巴金、夏衍、傅钟、阳翰笙、谢冰心、贺绿汀、吴作人、林默涵、俞振飞、陶钝、康巴尔汗等11人为副主席。文联所属各协会分别选出新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36)。“文化大革命”前的文化官员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同时吸收了反右派斗争等“文化大革命”前历次运动被打击的文坛名人。由于整人者与被整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时受难，许多人捐弃前嫌，握手言欢。这次大会，是周扬复出工作后与全国文艺界正式见面的一次。周扬不止一次地忏悔道歉。大会期间，周扬又去作协组会场，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诚恳道歉。他说：“你们所受的委屈和伤害，我的道歉，千句万句都无济于事，只不过表达一点我的内疚和不安。”周扬的忏悔姿态得到了许多人的谅解。诗人艾青赠给周扬两句话：“俱往矣，向前看。”老作家萧军称赞周扬“敢于剖析自己，是一条真正的汉子”。(37)人还是那些人，心境已大不相同。许多文化官员更愿做大家的朋友，而不是“警察”和“哨兵”(38)。11月16日晚，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行招待茶话会，胡耀邦在会上讲话，他说：“历史将证明，这次文代大会是我们国家文艺战线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他在最后充满信心地预言：“一个人人都能够大显身手、大有作为的时代到来了！”(39)会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充分肯定三年文艺工作的成绩，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要坚决贯彻“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保证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自由。
然而，文艺界内部的个人恩怨和派别之争不可能一朝冰释，积怨不仅源于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甚至可以追溯到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和40年代延安文艺运动时期。在文艺应不应该为政治服务等重大理论政策问题上，在如何看待当前的文艺形势上，在对一些文艺现象和文艺作品的看法上仍然存在很多争议，甚至深刻的分歧。由于意见分歧，文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口号——“文艺为政治服务”终究没能用明确的语言给予否定。这个口号的最终否定在几个月后。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到文艺工作时，代表中央宣布：“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
如何处理有争议的作品
随着文艺界拨乱反正的逐步深入，文艺界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正在复活。反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悲惨故事，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大量出现。特别是在1979年出现了一些更具针对性的作品。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和新诗《将军，不能这样做》都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和广泛共鸣。这类作品还有白桦、彭宁的电影剧本《苦恋》、王靖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沙叶新等的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李克威的电影剧本《女贼》、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和徐明旭的中篇小说《调动》等。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写作于1979年夏。当时，上海发生过一起骗子冒充高于子弟招摇撞骗的事件，骗子归案后，其行径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并转化为社会上对干部阶层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的愤慨。沙叶新等以这一事件为创作触发点，写出这个社会讽刺剧。1979年8月，剧本在《戏剧艺术》和《上海戏剧》联合增刊上发表，同时进行多次内部排演，并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内部上演”。剧作者通过李小璋的行骗和被戳穿的过程，对干部中存在的特权现象予以无情的剖析和辛辣的嘲讽。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在《电影创作》1979年第10期发表。剧作者十分大胆、尖锐地把批判锋芒指向深藏于社会体制内的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40)尽管剧作者有意把悲剧的背景设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但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实。
伴随批判性作品出现的是争论再起。如果说，“伤痕文学”还在批判历史的话，那么，批判现实的作品则直接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人妖之间》发表后，受到读者高度的赞誉，“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编辑部”，但也有一些人切齿痛恨。张光年日记(9月6日)记载：“前天《解放军报》从《诗刊》转载了叶文福的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车上四位旅伴看了，都认为好”，但他预料“在军队干部中可能引起震动”(41)。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对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小说《飞天》等几件作品议论纷纷(42)。宣传部门为“一些低沉的、不健康的甚至有错误的作品”的出现“忧虑不安”，“有关部门提出禁止这些作品和刊物出版、发行、上演”。第四次文代会后，中宣部文艺局向胡耀邦作了汇报。胡耀邦的方针是采取柔性处理的办法。他在批示中“对文艺事业充满乐观和信心”，批评文艺局“不要焦急，如果急躁起来，就会犯错误”。他强调，对文艺界一些倾向性问题要疏导，要善于做思想工作，要开展正确的有说服力的文艺批评，反对简单地扣帽子、打棍子，光是禁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43)
第四次文代会闭幕之前，胡耀邦与周扬、朱穆之等商议，专门开一个座谈会，讨论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和对几个作品的争议。这个剧本创作座谈会于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在北京召开，历时22天。会议是受中宣部委托，以中国剧协、中国作协和中国影协名义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0人，包括在京的文艺单位和上海及部分省市代表，多为剧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编辑，列席者100余人。会议由周扬、夏衍、陈荒煤、张庚、贺敬之等组成领导小组。会议从讨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入手，联系到其他一些作品的得失，探讨当时有关文艺理论问题。据王慧敏回忆，会议之初，对立情绪是相当严重的。一些人相当紧张，心存抵触，有的准备挨整；有的打算见机行事，情况不妙就提前退席；一些人甚至因不同看法在会上发生了口角。社会上同时流传一些说法，如“中共某领导指名批评了五大毒草”，“某作家已经被捕”等等。然而，随着会议的进行，紧张气氛逐渐消除，因为主持者倡导“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自由讨论”。没有发生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打算退席的不退席了，发生口角的人握手言和。周扬、夏衍、陈荒煤、张庚等领导小组成员都在大会发了言。对于《假如我是真的》的看法分歧也在缩小。多数人肯定作者敢于大胆触及时事，动机无可厚非，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但作品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对骗子充满同情，把干部的不正之风写成迫使骗子犯罪的主要原因；二是把被骗干部写成骗子的教唆犯。同时讨论了歌颂与暴露，真实性与现实主义问题，以及开展正确的文艺批评等问题。一方面指出，一些地方对文艺作品的责难是不适当的；另一方面批评一些作者和编辑听不得一点批评，把不同意见都看成“打棍子”，把党对文艺的领导统统叫做“横加干涉”、“竖加干涉”。(44)
1980年2月12日、13日会议结束时，胡耀邦作长篇讲话。他首先强调：“积三十年之经验，思想问题可不能着急，一着急就你抓我，我抓你，就乱套了。”他以循循善诱的方式向文艺界提出：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包括如何看待党、人民、军队，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事业，如何看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他认为，文艺作品就是要表现社会最本质的东西、内在规律、发展趋势和我们社会主导的前进的力量。“对于落后的、阴暗面的东西，只要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东西，也应该反映。”但最终“要使我们的文艺成为引导人民前进的灯火”。在谈到如何看待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和写真实的问题时，他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要注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说：“严重沾染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恶习的毕竟还是少数，不能代表我们政权的主流。”关于文艺干预生活与写真实的问题，他说：干预生活的口号不是不能用，而要看怎么理解。干预生活必须能鼓舞、教育、引导人民，而不能消极地夸大阴暗面，使人失去信心。如果把干预生活看成用文艺创作同党的政策唱对台戏就更不对了。他联系到对《假如我是真的》的不同评价时说：这个戏剧现在还不成熟，有较大缺点。他肯定作者是有才华有前途的，建议作者在大家讨论之后，认真修改，“如果不好改，我赞成暂时停演”。他反复说：“不要以为暂时不演的戏，不发表的作品就是毒草”，不要形成一种舆论，造成一种传闻，硬说这些是要打倒的东西。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胡耀邦说：“前天周扬同志已经讲了，邓小平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今后不再用文艺服从政治、从属政治这个提法。但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作家可以没有政治责任感”。现在讲的政治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达不到这三个高峰，不能叫四个现代化。”最后他充满感情地说：能不能攀上三个高峰，会不会有人掉队开小差，“我回答不了”，“我只能回答一点，我们党鉴于历史教训，决不能把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我们伟大事业的同志赶跑！”“我们的路途遥远，道路艰险，我们必须紧紧地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前进。(45)
胡耀邦的用意是良苦的。他要规劝文艺界自己来纠正“不良”倾向，又不愿再使文艺界受到伤害，更不愿损害刚刚出现的文艺繁荣。他想告别过去，主张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创造出一种以平等对话的方式开展文艺批评的新经验。胡耀邦获得文艺界的广泛赞誉，事实上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浴火重生之后，文艺界对以往那种文艺批判早已深恶痛绝，呼唤宽松环境和创作自由。
注释：
①荣天屿：《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怀念耀邦》第2集，香港凌天出版社，1999年，第366—367页。
②《加快落实文艺界知识分子政策》，《人民日报》1979年4月7日。
③参见《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落实党的文艺政策》，《文汇报》1979年6月10日。
④胡福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8—449页。
⑤《认真学习周总理讲话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2月6日。
⑥荣天屿：《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怀念耀邦》第2集，第363—364页。
⑦《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未定稿)，1979年10月，第264页。
⑧荣天屿：《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怀念耀邦》第2集，第358页。
⑨荣天屿：《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怀念耀邦》第2集，第361—362页。
⑩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作协的文件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与共青团、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文联同级别(正部级)的“民间团体”。其他各协会如剧协、影协、美协等都是正局级单位。
(11)《请为我们打开闸门吧！》，《人民日报》1979年2月3日。
(12)阎纲：《“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人民日报》1979年7月16日。
(13)新华社：《争鸣之风在上海文艺界兴起》，1979年7月31日新华社上海电。
(14)《“炮兵司令”的儿子》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周惟波、董阳声、叶小楠的习作，在上海市大中学生文艺会演中演出。剧情是：某局孙处长为了通过裙带关系来保持和加强自己的地位，执意拆散女儿小洁与男友小方的恋情，把小洁许配给上司陈局长的儿子。当小方假扮“炮兵司令”的儿子出现在他面前时，孙处长马上改变态度，奉承上去，百分之百地同意了小方和小洁的婚事。最后真相大白，这个“炮兵司令”原来是一位锅炉工师傅，孙处长十分狼狈，呆如木鸡，手中的热水瓶坠地，发出一声爆裂声。攀龙附凤的幻梦破灭了。参见《文汇报》1979年6月2日。
(15)李剑：《“歌德”与“缺德”》，《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
(16)阎纲：《“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人民日报》1979年7月16日。
(17)《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光明日报》1979年7月20日。
(18)周岳：《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人民日报》1979年7月31日。
(19)参见《警惕春天里的冷风 促进文学艺术繁荣》，《文汇报》1979年8月4日。
(20)巴金、贺绿汀、张骏祥、黄佐临、孟波、李太成、钟望阳、杜宣、冯岗、吴强、王若望、宗福先、严励、姜彬、袁雪芬、章力挥、姚时晓、丁是娥、任德耀、许铁生、吴宗锡、吴仞之、丁善德、周小燕、王云阶、司徒汉、黄贻钧、夏白、黄歌、许平、胡蓉蓉、舒巧、沈柔坚、吕蒙、蔡振华、张乐平、程十发、谢稚柳等出席。
(21)参见《大胆探索繁荣文艺创作的途径》，《文汇报》1979年8月30日。
(22)即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求报告》，正式决定撤销《纪要》。
(23)《深入批判〈纪要〉 繁荣文艺事业》，《人民日报》1979年8月31日。
(24)《继续深批〈纪要〉 贯彻“双百”方针》，《人民日报》1979年9月12日。
(25)王慧敏：《贯彻双百方针的范例》，《怀念耀邦》第1集，香港凌天出版社，1999年，第245—248页；荣天屿：《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怀念耀邦》第2集，第364—365页；张显扬、史义军、王铱：《胡耀邦年谱长编》(中)，香港，世界科学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78—782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3页。
(27)赖林嵩、赵尊党：《他们在描绘文艺复兴的蓝图》，《北京日报》1979年11月13日。
(28)荣天屿：《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怀念耀邦》第2集，第369页。
(29)茅盾：《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
(30)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31)《回顾社会主义文艺的战斗历程 阐明新时期文学艺术光荣任务》，《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日。
(32)柯岩：《我们这支队伍》，《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6日。
(33)刘心武：《向母亲说说心里话》，《上海文学》1979年第2期。
(34)《倾听人民的声音》，《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6日。
(35)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36)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中国音乐协会主席吕骥，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吴晓邦，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江丰，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陶钝，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周扬，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徐肖冰。
(37)潘荻：《一条真正的汉子》，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10—511页。
(38)1980年夏天，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一个文学界会议上，一位英国留学生问：“今后还会发生整人的事吗？”周扬答：“那不会了”。紧接着，他补充说：“起码我是不会再那样做了。”停了一下，他再次说：“我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尽量不那样做。”李子云：《探病中周扬》，《忆周扬》，第539页。
(39)张显扬、史义军、王铱：《胡耀邦年谱长编》(中)，第800—801页。
(40)该剧本讲述公安人员尚琪认真调查高干子弟王海南被人故意伤害案，发现真正对王海南造成致命伤害的不是街头几个小流氓，而是他位高权重的父亲。但是迫于权力的压力，调查被迫终止，调查者尚琪也遭被捕。作品揭露“首长”可以不受约束地享受海滨疗养院和专职的医护人员，私自越境的儿子不被法律追究而且一个电话被送往军医大学，可以随意把年轻女护士李丽芳唤来压倒在床上，任意凌辱和殴打，李丽芳怀着被屈辱的心灵和肉体退伍，新婚后离婚，沦为女流氓。
(41)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42)王慧敏：《贯彻双百方针的范例》，《怀念耀邦》第1集，第248页。
(43)李英敏：《文艺界的知心朋友》，《怀念耀邦》第1集，第260页。
(44)王慧敏：《贯彻双百方针的范例》，《怀念耀邦》第1集，第248—250页。
(4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3—479页。